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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滇西挺进纵队的覆灭
据同学们介绍，昆明地区的第二次大规模武斗，始于1967年12月中旬，突出特点是老干部插手指挥两派武斗的情况更为公开和露骨。以攻打西郊黑林铺八派11·30兵团为例，战役刚打响时由炮派常委杨凯等人负责指挥。结果炮派群众武装攻不上去，反而伤亡不少。以后不得不前线易帅，改由商业厅长侯良辅和轻工厅长林亮指挥。侯良甫50年代曾任过14军政委，林亮曾是解放西藏后的第一任拉萨市委书记，二人在部队多年，颇得指挥要领。加之他们重用昆明军区后勤部驻军医卫校的301、302工程部队，这两支部队此时已经不穿军装，人员全部是集体转业的班排长和老兵。这两支搞建筑的部队都目睹过1967年5月30日军医卫校发生的事件，思想上早已种下同情炮派、厌恶八派的种子。此时握起枪杆，真是人人勇猛善战，弹无虚发。加上有林、侯指挥，更是相得益彰。仅是几个小时功夫，就把11.30打得鬼哭狼嚎，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腿。除打死的百余人之外，剩下的几百人全都成为俘虏被押到云大等处。夜晚被刑讯时，常能听到其凄厉的惨叫声，使同学们不忍猝闻。
昆明的再次武斗，引起中共中央的震怒，责成云南省军管会务必尽快调停。否则就要追究军管会领导的责任，还要在两派中抓坏头头。只要中共中央严厉起来，地方上哪有办不成的事。到1968年1月中旬，昆明地区两派互相释放俘虏，基本上实现停火交枪。
可以说，在昆明地区的第二次大武斗中，炮派是占上风的，如能见好就收，问题还不致太大。偏是利令智昏，以为既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啃掉八派王牌之一的11.30硬骨头，何不乘胜前进，打通西线，支持滇西地区受压制的炮派。于是1月10日，以炮派主力部队之一的工役制部队8团为核心，组成滇西挺进纵队向滇西方向进发。
所谓工役制部队，是文革前为贯彻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大西南的三线建设（即国防建设）而组建的一支不穿军装的部队。其成员主要从山东、河南两省招来。招收的政治条件几乎等同于征兵，一律要贫下中农子弟，政治上要求十分可靠。经济待遇比普通士兵稍好一点，任务主要是修筑国防公路，其任务十分艰苦。云南省内当时诸如320国道、214国道等几条新干线公路的建成，是与他们的流血牺牲、艰苦奋斗联系在一块的。
滇西挺进纵队（以下简称滇挺）于1月14日到达滇西重镇下关。下关地区的炮派称为“大联合指挥部”，简称“大联合”。下关地区的八派称为“4.20”兵团，简称“4.20”(以纪念他们开始造反的日子)。如同昆明地区的情况一样，属于云南军区管辖的地方部队大理军分区支持“大联合”，属于昆明军区指挥的14军支持“4.20”。师一级建制的军分区当然斗不过14军，因而“大联合”在下关受了不少气。滇挺抵达下关后，情况发生急剧变化。1月16日下关发生规模空前的武斗，在滇挺直接参与下，一举把“4.20”赶出下关，打死打伤八派群众百人以上。余下的只有狼狈逃到14军军部所在地大理古城内，此举大大得罪了14军。14军军长梁中玉、政委王玉昆联名急电中共中央称：以工役制8团为首的炮派土匪武装正在下关屠杀革命左派，妄图打通西线叛国而去，请予紧急指示。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不可能了解滇西事件的全部真象，当即责成昆明军区予以武力解决，其实就是武力镇压。
昆明军区以省军管会命令的形式要滇挺立即返回昆明，滇挺接到命令后即启程返昆。1000余人的滇挺队伍分乘40余辆卡车返昆。而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早已坐镇滇挺返昆必经的禄丰县境内一平浪镇附近名为干海子的山头上，调集有13军、14军部队的若干个团，以3000多解放军埋伏于干海子四周。当滇挺大队浩浩荡荡进入地名称为“石门坎”的包围圈后，机枪、冲锋枪、手榴弹齐发，一下子击毙滇挺200多人。滇挺的主要负责人李国政亦当场被打死，有一部分滇挺成员已经举手投降也不被放过，仍然被打死。剩下跪在地上求饶的几百人通通被捆绑起来押上汽车拉走。不久之后，这些被刑讯逼供弄清情况后的“滇挺分子”，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遣送回原籍监督管制。为此，山东省革委和河南省革委曾经表示不服。其理由是，当初把好端端的贫下中农子弟送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怎么全都弄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给送回来！由于中央文革发文件定了性，山东、河南两省也没有办法，只是此后这些人的处境就苦不堪言了。不少人被迫无奈寻了短见，至于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更是难计其数。
此后，云南的炮派群众送给鲁瑞林一个绰号叫“鲁屠夫”。叫得顺口之后，他的真名反倒被遗忘，以致八派的许多群众也跟着称他为“鲁屠夫”，这是后话。
就在鲁瑞林血腥屠杀滇挺的同时，即1月30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在北京京西宾馆接见云南两大派代表和云南驻军领导干部以及原省委领导周兴、赵健民等人。接见开始不久，康生就指着赵健民说：“你是个叛徒。”“我凭40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康生说完，看了看公安部长谢富治。经心领神会的谢富治示意，公安人员当场就把赵健民逮捕带走。赵健民还想分辩几句，谁还允许他讲半个字。接见会场一下子静得连一点声音都没有，炮派代表和支持炮派的军队干部张力雄等作声不得。八派代表十分得意却也不敢有丝毫表现。此后康生大讲云南有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赵健民执行的就是这个特务组的计划”云云。
赵健民是中共8届中央候补委员，和康生是一个省的老乡。仅凭康生的一个“敏感”，就蹲了10年监牢，算得上是文革中又一桩荒唐冤案。
1月22日，云南两派代表在京西宾馆达成《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和《关于恢复交通、保证邮电畅通》两个协议。
第一个决议指出：正当文革“取得决定性胜利、正在迎接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在走资派少数坏人的挑动下，云南地区再次发生严重武斗，干扰了斗争大方向”。以后要“充分发动群众，坚决打倒派性，斩断黑手，制止武斗……”这里讲的“走资派”和“黑手”，指的就是赵健民“之流”(之流是文革俗语，即一类人之意)。
这个决议共有8条：“一、双方保证于2月16日18时起，在全省范围内无条件地立即停止武斗，停止以任何借口作任何形式的武装进攻（包括火力袭击、伏击、小分队出击等）。禁止任意呜枪。”二、双方所有武器、弹药（包括抢夺解放军装备的；军事工厂和国防仓库的；民兵使用的；地方机关、厂矿企业自卫的；公检法业务用的；国防体育运动用的；外地流入的、私自制造的等）和其它武斗凶器，立即由两派负责自行清点，分片集中封存，双方应及时将封存情况、地点和数字如实报告军管会，由军管会组织检查，限于2月23日以前全省封存完毕，限于3月4日以前按指定地点全部上交军管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私留一枪一弹……。三－八略。
第二个协议共有7项。其中主要内容有：坚决执行……（中发（68）26号，即2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确保铁路交通的安全畅通的命令）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不准破坏铁路、公路、桥梁；不得无票强行乘车；不得以任何借口对运输车辆进行拦劫、袭击，对已抢劫的车辆和物资，必须立即全部退还。双方必须立即拆除在交通沿线设置的哨卡、路障，保证驾驶员和旅客的安全。如再有破坏铁路公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和运输车辆、杀人劫货者，应立即宣布这是一种反革命的土匪行为，该派要积极协助解放军采取行动，使其立即猛醒，反戈一击，放下武器，交出坏头头和凶手，揪出幕后操纵者。“任何群众组织不准私设电台和使用报话机，不准窃听电话，不得私拆扣压信件，不得阻拦和检查邮车，严禁破坏通讯设施。对检修通讯设施和传递邮件的人员，不得借故刁难和扣留，要切实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正常工作。”
两个协议的最后都有八派和炮派赴京代表和军队代表签字。在两个协议之前，都有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对协议的批示。批示指出：“中央同意云南两派达成的协议，希望你们按照协议，条条落实，认真贯彻执行。……”
两个协议在云南贯彻后，云南全省的局势有所好转，但小规模的武斗仍在全省各地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以至还发生过群众组织滇南鸡街武装伏击执勤部队，造成一部分士兵伤亡的事件等，这里不再赘述。
二、校园一片冷清
昆明地区第二次武斗之后的云大校园，也和当时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一般，到处是一片冷冷清清的景象。武斗期间集中到云大的众多工厂的群众组织，已经先后返回各自的单位，许多学生也纷纷回家去了；教室和宿舍的门窗大多已经损坏，电路也因前段时间人们接电炉烤火、煮饭弄得乱七八糟；往日热闹的大字报栏前，每天新张贴的大字报已是寥寥无几，无非是“某专县炮派告急”、“某反动学术权威不老实”、或转抄中央某领导最近讲话之类，但无论是什么内容，都难以激发在校同学的热情，人们大多已经麻木不仁。
谈到看大字报，这本来是同学们自文革开始以来养成的一种癖好。但此时我和周围的许多同学，对炮派头头愚弄本派群众的宣传已经很反感。即使想要看大字报，也只是喜欢到街上去看八派张贴的。撇开其中对炮派的辱骂和攻击部分，倒可从中得到一些在炮派内部难以听到的信息。比如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京西宾馆接见云南两派赴京代表时，康生当场认定赵健民为叛徒并当场将赵逮捕的情景和对话细节。其中有道：“凭我参加革命几十年的经验，我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叛徒……”我们最先就是从八派贴出的大字报中得知的。炮派头头们对此讳莫如深，有时被下边问得急了，也只是羞羞搭搭地应付大家几句。使我们许多人都或多或少产生逆反心理。但自己的命运既然已经与炮派联在一起，却也撕不开情面去投靠八派，只有无可奈何地混着。
这段时间还看过的几篇被转抄的大字报也给人印象深刻。一篇是贺龙女儿贺捷生在其大字报中揭露贺龙是一个大土匪。其“生活上充满了资产阶级腐化的臭味。平时只要贺龙起床的电铃一响，贺家工作人员就为他一人忙碌，公务员赶忙进屋给他穿衣服、穿袜子、穿鞋；医务人员前来量血压；炊事员立即做美味的早餐，其每餐要保持一定热量，为此特让北京医院营养科的人来贺龙处精密计算食物所含热量。贺龙每天至少有两、三次散步活动，常要老婆、秘书、护士、警卫人员陪同，因怕冬天院内散步冷，花了国家数千元，将原来的走廊披上了大玻璃，专供散步之用。夏天因大院太小，有时到体育馆去散步，由于那里人多吵闹，贺龙就将体育馆的人全部轰出来。这个挥霍无度的贺龙还喜玩猴子，给猴子吃香蕉、桔子。一次从东北带回一只价值几千元的警犬，狗病了还请医生看、吃药、打青霉素，甚至还住医院，狗吃的饭比人还好，顿顿有肉有鱼，堂堂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竟对猴子和狗如此关怀备至，这跟西方“自由”世界的大资本家整天无所事事，玩猫、玩狗没有什么区别。贺龙这个土匪头子，干尽了坏事，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像这样的一个腐烂透顶的修正主义分子，我们非把他打倒不可！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三反分子贺龙虽被揪出来，伹贼心不死，贺龙的走狗还通电话对我的母亲进行威胁、恐吓。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穷追猛打，坚决把贺龙斗倒！斗臭”！
文革中像这样子女揭发父母、下级揭发上级、夫妻互相揭发的大字报不少，让人见怪不怪。但凭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也遭受如此揭发，真让人不可思议啊。
一篇是披露在全国开始三年困难时期的1959年底，刚刚当上国家主席不久的刘少奇，置中共早已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的有关决定于不顾，带着王光美到海南岛为自己秘密祝寿的情况。当时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广东省委负责人陶铸等在广州定做一个直径一公尺的大寿桃蛋糕，专机送往海南岛，并指定歌舞团前往奏乐，并邀请党、政、军领导人出席作贺。让人不由联想到文革中江青曾揭发王光美随刘少奇出访各国时，每次所带衣物“十二大箱”之多，每天更衣时间达数小时之久，所佩戴的项练等饰物价值十分昂贵等等。江青所言，纵因政治需要而有夸大之嫌，但也不致于全无根据。如果这些都嫌距离我们甚远的话，那么云南人、特别是昆明人中看过有关大字报的人都不会忘记，刘少奇和王光美在从专门供她俩使用的“天下第一汤”安宁温泉谊华浴池出来后，只因王光美偶然打了一个喷嚏，此后有关部门耽心元首和夫人再次游幸此地时会受凉，就急忙修成一条命名为“光美”的走廊。
另一篇是文革中学生到桃园调查时发现：王光美到桃园大队搞四清运动时虽已化名“董平“，但以其气派不凡和生活之特殊，人们很快就知道她的尊贵身份——是国家元首的夫人，因而对其百般拥戴，临走时还要勒石刻碑于村口曰“永不忘记”！文革中桃园的农民砸了这块碑，并且议论道：这含糊其辞的碑刻，也不知说的是她王光美会“永远不忘记俺们这些泥腿子呢，还是要俺们永不忘记她”？
“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大冷天让干部脱了衣服在外面受冻。工作队动軋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所住的四队武斗最是厉害。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到赵彦臣正在被罚跪，就鼓动大家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我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愈演愈烈。文革中体罚的“喷气式”很可能就发源于“桃园经验”。
只有派头头们一直显得挺忙碌。他们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他们把云南省委、省政府内处以上干部逐个地进行排队分析：哪些是可靠的，哪些是动摇的，对动摇者如何尽可能拉过来；哪些是必须打倒的，如何采取行动等，不一而足。继而是分头谈话，既找本人谈，也找其家属、子女、秘书、下属谈。真是上窜下跳，忙得不亦乐乎。必要时还炮制一两份大字报，制造出这样那样的舆论。这些舆论，完全以本派的需要为转移，有的“走资派”原先受八派保护，曾被炮派一批再批，一当做通工作，跳槽到炮派营垒中来，马上就会被炮派赞扬为革命干部。而八派则一反常态，针锋相对地斥之为“死不改悔”！正如毛泽东讲过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复课闹革命和教育改革都搞不起来，想看几本书么，心情也静不下来。何况除了马列著作和毛著外，所有的书都已经被批判为“封资修”，看了又有何用呢！我们百无聊赖，只有虚掷光阴了：一些人成天成夜下象棋、打扑克；一些人天南地北瞎吹牛，以至神鬼、女人等各种题目都无所不聊；一些人则堕入情海之中，花前月下，树荫深处，就成为谈情说爱的好地方，最终是有人愁来有人乐。谈成恋爱的自然快乐，而失恋的就格外痛苦了。
我班的李君，因为是有影响有地位的老造反派，为人也极聪明能干，虽然个子矮小但聪明绝顶、知识渊博，气质特佳，所以对他表示好感的女同学比较多。李君看中其中一位家在昆明市内的孙女士。两人在人前从不露出半点迹象，所以尽管二人已经打得火热，但同学们却还都没有发现。直到某一天李君到女生宿舍没有找到孙女士，就顺手把一本书放到孙女士床头后离开了。同宿舍的女同学无聊之极，翻了翻那本书。无意间发现书中夹有一张没头没尾的字条，约定当晚8点在老地方见。这几位女同学把书放回原处后，在孙女士面前没露半点声色，一个恶作剧却已经酝酿好了。晚上8点之前，当孙女士乘大家不注意往外溜后，同宿舍的几位女生也跟踪前往，终于发现李君和孙女士约会的地点在一片芭蕉丛中。调皮的女同学们从水池泼水过去，吓散了李、孙二位。此后，“雨打芭蕉”就被称为“老地方”。不仅如此，以后“老地方”就成为“对象”的代号。比如要问某君的女朋友在何地何单位，往往就问“你的老地方在哪？”
我们同宿舍的周君，有一位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就读于楚雄州卫生学校。以往虽有鸿雁往来，但各人忙于学习，信件来往不多。现在闲极无聊，信件来往就颇为频繁，周君沉浸在恋爱的幸福中。他把这秘密全都告诉了我，把来往的信件、照片都摊给我看，让我分享他的欢乐。正是一个快乐分给别人，就变成两个快乐。我由衷地替他高兴，也十分羡慕他。
可是，此事好景不长。毕业后分回思茅的这位卫校女毕业生，被所在单位的支左军代表看中，先是调她为办公室秘书。几个月后恩威并用，她不得不与军代表先是发生两性关系，继而就与之结婚了。这可苦坏了我们的周君，让他为此有好几天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时常只能拉胡琴解愁。他拉得一手好琴，那如诉如泣的琴声，常使路过的人驻足，几欲催人泪下。作为知情人的我，更有责任宽慰他：“天涯何处无芳草！天下好女孩多的是，今后还会有更好的女孩在前面等着他哩”。好不容易才使他的情绪稳定下来，正值“共宣”要组织名为“井岗火炬”的宣传队到各地进行文艺演出，周君作为难得的人选，就参加此宣传队到文山州去了。
在这种校园里继续混下去有什么意思呢？毛泽东不是讲过，社会才是广阔的课堂么！我们文科学生，应该到社会去，到农村去。我把这一想法讲给同班的苗君、黄君、昆君、刘君等人，他们亦有同感。此时的中学生们也正无所事事，刚听到我们要组织文艺宣传队的风声，就有众多的人前来报名参加。我们从中选择了十几个人，组成一支20多人名为“延安火炬”的文艺宣传队。组成宣传队后，还不断有人前来报名，但我们一概不再接收。因为我们的宗旨主要是到农村去，人太多反而不方便，再者我们也难以把握住太多人的队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吸收了一个本不该吸收的人。此人姓鲁，自称曾经担任过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的警卫员，能讲傣语。在宣传队里，他时时借机向女队员大献殷勤，博取女队员的欢心。时间长了，还不知会出什么事哩，这是后话。
我们的乐器实在太简陋，只有中学生小骆吹的笛子还算可以，此外就是黄君的胡琴和我的三弦琴了。黄君和我，平时在宿舍里凑合着娱乐一下尚可。一旦要进行变调多、节奏快的伴奏，实在是滥竽充数。
由于昆君有较好的社交和应酬能力，苗君办事踏实可靠，我们推选他二人担任正副队长。但每有较为复杂的事，则由我们几个同学共同商定。
我们在校园里才排练三、五天节目后，就准备出发了。我们的想法是：到社会实践中去边练边演，这样提高会更快些。
我们准备了一套理发工具，决心向当时提倡的内蒙古文艺轻骑－－乌兰牧骑学习，为所到之处的贫下中农义务理发。
三、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
1968年4月9日中午，我们“延安火炬”文艺宣传队一行人自己掏腰包买车票，乘火车到达宜良县城。当晚借住在宜良一中的教室。由于我们是各人自带钱粮和行李，所以无论联系住哪里问题都不大。
第二天早上，我们从宜良出发，当天计划步行到路南县城。可是，当天我们步行30多公里，在距路南县城还有7公里名为路美邑的村子时，女队员们都一瘸一拐寸步难行了，她们还从未背负行李走过这么远的路哩。于是我们只有在路美邑村住下。
路美邑是一个撒尼族村庄，撒尼族是彝族的一个支系，是一个能歌善舞、热情好客的民族。著名的阿诗玛传说就发源于距此不远的著名风景区石林一带。社员们知道我们是文艺宣传队后，对我们格外热情。我们很快就被分散安排到村民家里食宿。
我被安置住到一位姓王的民办教师家里。他踩上一只高凳子，踮着脚尖伸长手臂从房梁上取下挂着的一小块腊肉。从腊肉已经发黄的颜色，不难看出这是一块存放过久且已经有点变质却还舍不得吃的宝贝。他要用这块仅有的宝贝招待我，真让人过意不去。我说啥也不让他下手，但哪里拗得过他。只有任由他把这块肉放到火塘边的陶罐里煨起来。
撒尼族的火塘，就是在堂屋中间的地上挖出一个2尺见方的浅坑，中间支上一个铁三角架，三角架上可以坐上铁锅或茶壶。（也有的不用三角架，而是从屋梁上吊下一根铁丝，铁丝下边拴一铁勾，可以勾住铁锅或茶壶。）三角架下燃起柴火，柴火边上还可以坐上茶壶、陶罐之类的器物。由于柴火直接在屋内燃烧，屋内没有排烟装置，像我们这样的外地人在屋里很不习惯。眼睛被火烟熏得很难受，不一会就泪水涟涟，咳嗽不止。而这种有火塘的房屋，天长日久，全部被烟熏得乌黑发亮。这种熏黑的木料优点是再也不会被虫蛀和腐蚀了。
王老师已有30多岁年纪，尚未结婚，只有老母亲和他一块生活。从家里条件简陋到几乎一无所有的程度不难看出他家庭生活的窘迫。
王老师在一只破陶罐里翻了一会，极小心地打开一个旧报纸包着的小包，从里面取出一小撮茶叶，为我冲了一杯茶。这茶叶，在他也是一种奢侈品了。我们边喝茶边谈闲话。他好奇地打听昆明的文革、红卫兵串连和武斗……我谈了许多后，也向他打听撒尼族的风俗习惯，关于阿诗玛的传说，关于路南县的文革和武斗等。俩人谈得很投机。
不一会，火塘边的陶罐里已经冒出腊肉的香味。这块发黄的腊肉虽说已经有点变质，但腊肉的香味却是我许久没闻到的了，真让人馋涎欲滴啊！我暗自庆幸遇上一位好客的主人。
当我依次到附近住有我们队员的农民家看看时，我不由吃惊了。相比之下，王老师的家已经算好的了。因为他毕竟是一位教师，有相对稳定的微薄收入，所以最起码的生活用品还是有的：如被子是有的，五磅的热水瓶也有一只。他家的房门前还闲挂有两串金黃的玉米棒子，可能是装饰，也可能是祈盼五谷丰登的标志。而其它农民家，那才是困难哩！此地距昆明不过几十公里，且在公路干线上，距石林风景区也不远，生活如此寒碜，真是出人意料！可是，每户人家都极热情地招待我们，有的人家甚至把仅有的一只母鸡也杀了招待客人，这不是断了他们以后用鸡蛋换盐的路子么！真令人感动啊，多么淳朴、善良、好客的撒尼人！
村民们都有个心愿，想看看我们的文艺演出。此地虽然距昆明不太远，可每年很难看到一两次电影，文艺演出就更难看到。我们的节目虽然尚未排练好，可是盛情难却，于是我们决定当晚开始我们此次出来的第一场演出。
我们所演出的节目，都是当时流行的，如“造反歌舞”、“语录歌舞”、歌颂毛泽东“万寿无疆”的歌舞、歌颂解放军的“洗衣舞”、以及忆苦思甜的“收租院片断”、“白毛女片断”……由于大家都尽力要打好第一仗，这天晚上的演出特别投入，也比较成功。有趣的是村里的年轻人也在台下摩拳擦掌坐不住。我们刚一发出邀请他们来上两个节目,他们立即登台表演撒尼族舞蹈，使这场演出具有联欢的活跃气氛，博得来自四面八方1000多名观众一阵阵热烈掌声。
第二天，我们用半天的时间游览了天下奇观石林，和房东结算过伙食费后，当天下午我们借住到路南一中。
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呢？此地最高寒的山区是圭山。毛泽东曾经说过：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我们有把握上圭山么？听说那里有的村寨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正当我们举棋不定的时候，一位和圭山毗连的彝族山寨青年邀请我们到他们那里去演出。这样，我们可以多摸些情况再下决心。于是我们带上队伍跟上这位彝族青年出发。
在这位彝族青年的带领下，我们一行人背上行李，沿着一条似蛇行般弯曲的土道步行10多公里后，来到一个名叫黄栗树的彝族山寨。当天晚上，我们就为村民们进行演出。虽然这仅是我们的第二次演出，但对节目的组织和协调、演员的临场经验和演出效果，都比第一次大有进步。这使我们对宣传队今后的前途，更加具有信心。
演出结束后，我们分散到农民家里住下。还没睡下个把钟头，一阵汽车的轰鸣和犬吠声把我们吵醒。这辆汽车声称是专程来接我们的，于是我们很快起床聚到一块。
押车人持有炮派的介绍信，交谈中我感觉他对云大的情况颇为熟悉。他自我介绍是师宗县炮派的代表，特地来邀请我们到师宗县宣传演出，以支持他们的工作。师宗县属曲靖专区的一个较为边远的县，据他讲他们现在最缺的不是人马和武器，而是文艺宣传队。他们的汽车下午就到路南县城，因为来迟一步，费了许多周折才找到这里来。
离开云大这两天，我们都已经意识到，在这讲究派性的年代，如果不依附于一定的派别组织，只靠我们自己去瞎闯将困难重重，寸步难行。在校时我们对此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出来才两天我们就有所体会了。既然师宗县是炮派的天下，人家又如此需要我们，我们何必再上圭山呢！我们都是穷得叮当响的学生，如果不依附于一定的组织，今后的日子恐怕会很难过哩。
也有人比如我们班的运宏君等就表示怀疑道：昆明地区的武斗虽然结束了，但各地、县的武斗还有越演越烈之势，我们会不会中对立派设下的圈套呢？至少得打个电话与云大的派头头们联系一下吧。
可是，这种时候要打电话谈何容易，打了1个多小时都接不通。师宗县的人等得不耐烦了，要我们乘黑夜赶快上车走。理由是从路南县到师宗县，中间要经过陆良县城。而陆良县是八派的天下，那里的八派早已武装起来，半夜穿过去要安全些。否则在陆良出事就麻烦了。
大家认为，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冒点风险也值得！我们很快捆好行李，登上车厢。押车人也和我们上了车厢，驾驶室里有两个空位，就让给身体单薄的两个女队员坐。
汽车在黑夜中急驶，云南公路的特点是弯急、坡陡、路面窄。呼呼的寒风把袖口、裤子吹得鼓鼓的，几乎要把我们给冻僵。车里车外全都漆黑一片。我们心里都极不踏实，忽而担心急驶的汽车会将我们摔到山崖下；忽而又担心汽车经过陆良县境时是否会受到伏击，有时又担心如果大家都给冻坏了怎么办！
苍天悯人！总算万幸，在陆良县境内虽然也听到一两声枪响，但不是冲我们汽车射击的。汽车一路顺风驶进师宗县人武部的办公院内。队员们虽然已经极为疲惫，但所幸没有一个病倒的。
到了人武部犹如到了家里一般，部长、政委、参谋长、政治处主任等都早就等待着我们的到来，政委为我们作了简短而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我们很快被安顿好住处，洗漱后就吃上热气腾腾的夜宵，然后就美美地睡了一觉。
从这天开始，我们就在县人武部的安排下进行文艺演出活动。为便于工作，人武部给我们派来一位姓文的干事和我们一块行动。这是一位仪表堂堂的年轻军官。他的胡琴、板胡都拉得挺好，很快就成为我们宣传队中最重要的一员，每次演出时都为我们伴奏。文干事还让木工为我们做了两只装道具的大木箱和装乐器的长型木盒，使我们很是方便。
我们首先在县委礼堂演出3个晚上，观众场场爆满。“我们代表昆明的炮派向师宗的炮派致以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敬礼和最亲切的问候！”每当我们的报幕员在演出之前作这样的开场白时，都会赢得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每晚演出之后，人武部的食堂都早已为我们准备好可口的夜餐。我们每人每天交4角钱的伙食费，再由人武部从民兵训练经费中拨出3角钱给我们以补助，伙食开得挺不错。
在师宗县城住了几天后，我们才逐渐弄清该县文革的情况。师宗县也有两派，八派的力量较小，有的已经流散到外地去了，剩下的八派则集中驻进八派的基地师宗县一中。此时除一中之外，全县都已是炮派的一统天下。
在县城演出3个晚上后，文干事带我们到各公社、大队演出。通公路的地方，我们乘汽车去；只能通马车的地方，我们就乘马车去。每去一个公社，我们都要停留3、5天。第一天就在公社所在的村庄演出，以后又分别到地点比较适中的大队所在地演出。到大队演出时，往往连马车也坐不上。因为山路太崎岖，只能由大队部派出几匹驮马来接我们。驮马载上我们的行李和道具、乐器走在前边带路，我们空身走在后面。在临近大队所在村庄的山道拐弯处，往往能遇上一群农民擎着红旗、敲着锣鼓来迎接我们，那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的锣鼓声，让我们的一路辛苦顿时烟消云散。他们的真诚和热情，总是令我们感动不已！
四、难忘的一餐彝家饭
一般说来，我们在公社所在地演出和食宿时，可以在公社办公院里搭伙，交费不多却吃得很好，有时还有肥羊美酒招待。到大队演出和食宿时所得到的待遇，就要看所在大队的条件。条件好的大队，也能专门为我们备办伙食，为我们杀一头羊或宰几只鸡，由大队干部陪同我们吃喝。也有的地方条件差，只有把我们安排到农民家去吃派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个彝族寨子演出时，我被分配到一户彝族老乡家吃饭。端到饭桌上的是一甑玉米渣和一大盆煮南瓜，一碟烧辣子。女主人用木勺扒开玉米渣后，露出一角大米饭来，大米饭在黄玉米渣的衬托下，显得特别白亮。女主人把大米饭盛到我的碗里，又用木勺从玉米渣中挖出一只鸡蛋给我。两个看上去有5、6岁的孩子怯怯地看着我，不时贪婪地看看我碗里的大米饭和鸡蛋。两个孩子上身穿件极短、极破的单衣，衣服下边露出圆鼓鼓的肚子（并不是吃得太饱胀大的，而是营养不良的山区孩子患的一种大肚子病）其中一个孩子穿有一条破裤子，另一个干脆就没穿裤子，两个孩子都露出小鸡鸡并赤着双脚。女主人给他们俩盛上两碗玉米渣后，要驱赶他们到堂屋外面去，但他们就是赖着不走。
男主人是一位不善交谈但挺老实的庄稼汉，他只会一再表示对不住我，向我解释说队长通知他家给我做派饭后，他才急忙到5里路外的邻村亲戚家借来一碗米和1只鸡蛋招待我，这样做实在怠慢我啦。看着可怜巴巴的两个孩子，想到男主人为我准备大米饭来回跑10里多山路，我鼻子一酸，眼睛湿润了。我再也吃不下这特殊照顾的大米饭，我迅速把大米饭和鸡蛋分给两个孩子，他们笑嘻嘻地端上大米饭跑出门去。男主人和女主人刚开始还没反应过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当他们明白之后，向着孩子的背影狠狠地瞪了两眼。
我迅速用木勺把甑子里的玉米渣和剩下的大米饭搅拌均匀。我笑着解释说，我顶爱吃南瓜汤和玉米渣，在城里想吃还吃不到呢。我假称自己也是山里人，请他们别把我当外人。这以后，吃饭的气氛才融洽起来。
男主人向我讲述了这么一件往事。那是1964年春的事情，县上派工作组进村，要了解农民的情况。当时的农村很贫穷，连毛泽东号召的“瓜莱半年粮”也吃不上。但为尊重和照顾工作组，生产队长让准备派饭的人家，一定要弄大米饭招待，没有肉的，至少要有鸡蛋。工作组吃过大米饭、煎鸡蛋的派饭后，教训生产队长说：“农民生活不错嘛，有米饭，有肉有蛋，还叫什么苦呢！共产党最讲认真二字呀，以后可不能再说你们这也困难、那也困难了。”工作队长带着队员们边批评边往外走，生产队长想解释几句都没有机会。事后，这个村原来每年都能分给的救济粮也被取消，把个生产队长气得大病一场。
这餐晚饭，我总是不住地啃南瓜吃。这种瓜特别小，每个只有1斤多，每个切成2、3块放到锅里用清水煮熟，吃起来挺甜。吃的时候仿佛像吃红薯似的，最后扔掉那层又厚又硬的外壳。这种南瓜，偶尔吃一两餐，味道还真不错，可是像他们这样天天当饭吃，时间一长可就难受了。
当我问起两个孩子有没有上学时，男主人说：这两个孩子，大的已经有11岁，小的也有9岁多了，哪有时间上学，都替生产队放羊挣工分哩。男主人还说：他们下边还有过3个弟妹，前几年都病死了。男主人在讲这些时，显得很平淡，像是在讲其它人家的事，与他根本不相干似的。只有女主人默默地把脸扭过一边去，大约是怕我看到她难受的样子，毕竟是母亲啊！
我不由被男主人家的遭遇震撼了：十多岁的孩子看上去只有5、6岁，可见其营养之不良；这么小的孩子，没有读书的机会，从小就得为生产队干活，可见家庭压力之大；这么辛酸的家事，讲述得如此满不在乎，可见其心灵之麻木。哀莫大于心死！我记起孔老夫子的这句话！信哉斯言！
饭后，当我和同学们一道交换起各人所吃过的这餐晚饭的印象时才发现，其它家的情况并不比我遇到的更好些，有的人家甚至想要借碗米也没处可借。我们都不由深深地叹息：这就是我们淳朴善良、忍辱负重、逆来顺受的农民哟！
当我们把自己的感受和文干事讲述后，文干事只是世故地笑笑，并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怎么搞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山区农民还如此贫困呢？
这天晚上演出后躺在床上，我吃饭时主人一家的情景老是闪现在眼前挥之不去，使我久久不能入睡。我不由想起文革初期我们批判云大李广田副校长的黑话之一：“干部可恨、农民可怜”。内心不由在想，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政策肯定是好的，都是下面的和尚把好经给念歪了。论及对基层的认识，和李广田相比，也许我是太无知了。其后，我为自己有这样危险的思想而感到害怕，第二天，只有找出毛著《青年运动的方向》等文章自觉对照检查。
由于县城是县域的中心，我们每去一个公社后，都要转回县城并就便休整一两天，然后再到另一个公社去。就在我们返回县城休整中的某天半夜里，突然传来一声爆炸的巨响，把窗子上的玻璃都震得嗡嗡叫。这种爆炸声，在昆明武斗期间算不了什么，而在这向来平静的小县城，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县人武部一下子紧张起来，一边派人外出侦察情况，一边用电话布置各公社加强全县的警戒。文干事也来向我们打招呼，要大家睡得惊醒些。
第二天一早我们才知道，原来是集中在师宗一中的八派认为如果进行武斗，他们掌握的武器太少，一方面应向外地的八派求援，另一个办法就是得自己制造一部分。于是让一中的化学教师带人自制手榴弹，试制中不慎发生爆炸，当场炸断2人的手臂和大腿，已送县医院抢救。
出于派性原因，县人武部的干部和士兵以及我们宣传队的成员，丝毫没有同情被炸残者的心情，有的只是幸炎乐祸的恶毒念头，甚至还巴不得当时要多炸死些人才好！
自从发生这次爆炸事件之后，我们明显地感到，县人武部组织民兵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县的控制。有两天，县人武部还在暗地里鼓励农民进城示威。县人武部对农民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因为全县农民都按年龄段被编成基干民兵或普通民兵的班、排、连、营、团。以民兵组织下命令，谁敢违抗？被鼓动进城的农民（其实也就是民兵）有数千人之多。他们身背人武部配给的武器弹药，以及自有火枪、弓驽和大刀长矛，自带干粮，在城里转上一两天，召开全县贫下中农声讨八派罪行的大会，由各路代表纷纷上台发言。其声势之大，似乎只要动一个手指头，就足可把师宗一中踏为平地。
这些农民进城两天，充分显示本派力量后，就又返回农村去了。这几千人的进城，自然要给予报酬：一是每天发给每人2元钱的民兵训练费，二是生产队要加倍记给劳动出勤工分。
这次爆炸事件发生后，我们宣传队再到农村演出时，除文干事一直配备有手枪之外，还加派持枪民兵一路护送我们。凡是在路口险隘之处，都能碰到持枪站岗的民兵。我们自然是通行无阻，而对另一派来说，真是插翅难飞了。
这些持枪保护我们的民兵，在我们们整个演出过程中都十分忠于职守地为我们站岗放哨。而每当我们演出结束后，则时常会邀约我们和他们一道去与当地的彝族、苗族、撒尼族农村姑娘对歌玩耍。我们每次都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只有自称当过陈康警卫员的小鲁想跟着去，但被我们制止了。因为我们早就听文干事讲过，这些山区多少年来难得看上一次文艺演出，所以远近10多公里山村的年轻人都赶来看热闹。文干事曾指着四周山上那由一点点闪闪烁烁火把组成的火龙说，那些全都是来看演出的人啊！演出结束后，男女青年就在一块对歌，对歌达到高潮后，男女青年就会成双成对地躲到树林和草丛中亲狎。这已经是很久以来形成的习惯了。此后，男女双方如果满意，即可明媒正娶，如若不满意，那就只是一夜的露水夫妻，以后再不来往，犹如从来就没有认识过一般。只是演出后的第二天，年轻人很少有到田地里劳动的，因为头天晚上他们都太累了。
果然，这些保护我们的民兵整夜都没有回来。清晨，山寨在雾霭中醒来，远处炊烟袅袅，近处鸡犬之声相闻，愰如世外桃源啊。这些民兵早上回来时，头发上粘有不少碎草屑，枪管也被露水弄得湿漉漉的，嗓子也变哑了。天知道他们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却一点也没有显出疲倦的样子，吃过早饭后，仍旧精神抖擞地和我们一道上路。一路上，还高兴得不时摘一两片树叶含到口中，用树叶吹奏出悦耳的民歌调子。
我们就这样在师宗县演出1个多月，几乎踏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这里山清水秀，野花撩人。许多地方瀑布高悬，砰訇有声；密林蔽日，民风古朴，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不由使人记起李书翘在《经书大同学说》中“名胜琐吟”关于云南部分所说的一段话：云南“虽有山川之好，然无诗文之彰也。遂至花明柳媚之地，有同云封卢山之美；山青水秀之域，有如璞隐荆山之辉。”又曰：“自古名山胜水，因人而彰。厥池高出龙峰，云山万里，不遇鸾辂巡封，且周王之马迹不至，谢公之履齿不及也。故山有驾泰岱者，然无金声玉振之登；水有胜地酿泉者，然无白发苍颜之醉，遂至几千年来，密雾苍烟，封锁五老真面……”仅仅踏遍师宗山水后，就不得不承认李老夫子对云南风物的评价堪称公道。
我们在师宗县宣传期间，每到一个村寨住下后，都坚持利用空闲时间为农民义务理发。虽然我们的理发技术并不高明，但农民们从不讲究。由于没有零钱，有不少人一年半载也不理一次发，头发长得把耳朵都盖住了，头发里已经染有虱子一类小动物，且有一股难闻的汗臭味，有时简直要让人作呕。但我们毕竟把这一活动一直坚持下来，仅此一事，就很受农民欢迎。当我们个人所带的钱粮即将告罄时，大家从精神到体力上都已感到十分疲倦，作风上也开始显得稀拉了，我们决定返回昆明。县人武部和当地炮派想挽留我们再住一段时间，但我们已经执意要走，他们也就不再勉强我们。5月20日中午，县人武部领导和县上的炮派头头们为我们举行告别宴会，给我们赠送当时最流行的礼物：毛泽东像章和毛泽东语录本。尔后，把我们送上一辆卡车，文干事则随车护送我们。当天傍晚，卡车顺利地把我们送回云大。
此次路南、师宗之行，时间虽然不太长，但我们自认为收获不小。和过去封闭在校园中相比，我们更多地了解了贫穷的中国农村和善良安份的中国农民。更多地意识到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所肩负的责任！与过去相比，我们变得成熟些了！
五、宣传队的整顿和西行
我们返校之后两天，井岗火炬宣传队也自文山返校。周君向我们讲述其在文山的见闻和感受。他们的宣传队阵容强大，活动的主要地点在自治州一级，所受的接待规格甚高，这乃是意料中的事。出乎意料的是，当文山两派发生武斗时，身为军分区司令员、老红军出身的大校崔振山竟然亲自登上墙头，用砖瓦掷打八派群众。如此赤膊上阵，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到1968年底云南划线站队时，崔司令为此备受摧残以至弄得终生残疾，这是后话。）
和井岗火炬宣传队相比，我们宣传队在人员思想素质、演唱技巧、乐器配备等各方面都大有差距。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对宣传队进行整顿。首先是开除自称当过陈康警卫员的小鲁。此外也劝退了两名女队员。
也是合当有事。当时云大还驻有一部分支边工人，当我们向学校的派头头们反映小鲁的可疑之处后，引起头头们和支边工人的警惕。偏是小鲁还以山东支边工人的名义在西站对某个炮派组织搞诈骗被当场抓住，对方用电话通知驻云大的支边工人，然后将小鲁捆绑带回云大，被关押到映秋院旁边原校团委的办公室里。经过支边工人的刑讯和毒打，他才交待是从山东乘乱流落到云南来的闲散人员，早先曾流窜到西双版纳，也学会几句傣族话。混入我们宣传队后，本想拐上一个女孩子一道回山东，其间也曾有一个绰号叫“小苹果”（因她的脸色总是像抹了胭脂似的红朴朴的而得名）的女孩一度对他有好感，但由于我们管得紧而未能得手。现在只想骗点钱后就返回山东，没想到被抓获了。
支边工人全都是山东、河南来的热血青年，颇讲江湖义气，最憎恨败坏他们名誉的人。当时他们对社会贡献甚大却备受歧视，以至生活都难以为继。抓住这么个骗子，就把气都出到他身上。待我们闻讯赶去时，小鲁已被打得横身浮肿，几位山东大汉还不罢手，有的用香烟头烙他的手臂，有的用皮带狠抽他的背脊，另有一位大汉则把骗子的左手空架到桌沿，要用铁尺将其打碎。我们赶快跑上前去，制止了这一鲁莽动作，大汉才恨恨地把铁尺扔到地上。原先我们对小鲁也极看不顺眼，但此时此地，难免产生恻隐之心。和支边工人相比，这大约是我们潜藏的小资阶级软弱性在作怪吧！我们把几位大汉悄悄邀到门外说：照我们看来，照这样打下去，这个骗子很快就会被打死，那可是一桩麻烦事。我们建议将他送交昆明市公安局审查，如果没有其它问题，干脆遣送回原籍了事。几位大汉口中骂道：这种孬种死了算个俅，还不如死条狗，可以熬汤喝哩！口是这么说，但还是派人与市公安局联系，最后开辆小车把这个骗子送走了事。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据宣传队的其它队员讲，不久后又见他在昆明街头露面。唉，他的生命力也真强！
这件事给我们以深刻教训，此后我们在吸收新队员时就慎重多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我们又想出去闯荡一番。这段时间，我们认识了几位在丽江汽车总站开车的山东籍驾驶员。他们说丽江的炮派受压得厉害，如果我们宣传队能到那里去演上几场，可以为他们打打气。只要我们愿意去，他们的汽车可以负责接送我们。
（上图为我们延安火炬宣传队到丽江演出时所乘丽江总站的汽车之一。图为驾驶室踏板上站立的陈师傅。）
我们知道在丽江炮派是少数派，我们到丽江是有风险的。可我们是血气方刚的青年，自信可以到丽江去闯荡一番。于是我们就搭上几辆载有药材的卡车西行了。
第一晚上我们住到祥云县境内的云南驿，把饭馆的桌子拼接成“床”后，将行李摊开即可草草住下。为感谢饭店对我们的支持，我们还特地为饭店工作人员演出几个小节目。
第二天下午我们住到洱源县的牛街，此地驻有14军驻剑川县炮团所属的一个连队。连长和指导员对我们挺热情，邀请我们与连队搭伙，晚上我们演出时连队还派出岗哨为我们维持秩序。14军是一支派性很强的部队，尚且可以与我们友好相处，这使我们对丽江之行更有信心了。
我们刚到丽江时，军分区对我们挺热情，派出一位政治部副主任来看望我们，还说丽江有座玉龙雪山，晚上演出一定很冷，军分区将为我们每人发放一件军大衣。
我们在丽江演出3个晚上，但始终没有见到军分区送军大衣来。据丽江炮派说，原先军分区以为我们是八派的宣传队－－他们没有想到炮派的宣传队居然敢染指丽江，所以准备对我们格外关照。后来经过电话联系，得知我们是云大的宣传队以后，所有已经作好的一切照顾都一律取消，并已派人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如果我们不迅速离开丽江，他们还要采取驱逐行动哩！怪不得，我们在丽江的每晚演出后，宵夜都只能吃到一碗稀粥。事后才知道，就是这碗稀粥，还都是由丽江炮派群众一点点凑大米给我们熬成的。
于是我们一边联系返昆的汽车，一边抓紧时间游览丽江地区著名的风景区黑龙潭。黑龙潭面积上百亩，泉水自地下涌出，有如一串串珍珠或七大八小的匍萄。潭水清沏见底，各种鱼类绝不怕人，一直游到岸边，使人赏心悦目。最有趣的是，潭中有亭翼然，亭上有郭沫若题写的对联，对联由郭沫若将毛泽东诗词信手拈来拼凑而成，却也合情应景。对联道：
飞起玉龙三百万，江山如此多娇；春风杨柳万千条，风景这边独好！
此地不正是玉龙雪山下，潭边不正有垂柳千株么，好个老郭，得来全不费功夫。
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如今只有36计走为上。正好我们认识的几位驾驶员已经装好粮食要运往昆明，我们就搭车离开丽江。
车到下关后我下车了，没有和大家一道返昆明。因为我的“家”在这里。其实我有什么家呢？我只有一位给某个干部家当保姆的继母，自己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我在下关就只有跟她一道寄宿在主人家，她本人已经是寄人篱下，我依附她，岂非寄人篱下之篱下！所以我仅能呆上一两天，看上她一面就得走。其实无家可归也正是我在整个武斗期间坚持在学校的重要原因。如果我有一个温暖的家，或许当初风声一紧，我就溜了。
从下关返回学校，如果要买车票，就得花10多元钱，这对我来说可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开支。只有乘不用花钱的车才成。通过炮派设在下关的联络站，很快我就找到下关总站发往昆明的一辆运粮车。同时搭上这辆车的除了我和另一位原先我并不认识的云大同学外，还有5、6个不认识的人。当汽车开到距下关约70多公里的地名叫清华洞的小镇时，驾驶员把车开进车场，告诉大家说当天就住这里。
待我和云大的校友找到旅社住下后，驾驶员找到我们悄悄说：因为车上搭有两个“老八”（即八派）当时撕不开情面只有让他们上车，一路上驾驶员为此事很是气恼。现在决定明天凌晨3点开车，用这样的办法把他们甩在此地心里才解恨。
我和云大的这位校友很是感慨，我们和驾驶员素昧平生，却能得到他如此关照；而另外的两位搭车人与这位驾驶员的关系不是亲属也是朋友，至少是亲友们介绍来的，却因派别不同而被想方设法甩掉，真是爹亲娘亲不如派别亲啊！
凌晨3点之前，我们便来到汽车旁，没等两分钟，驾驶员来了，另外被关照过的3个搭车人也来了，该甩掉的人果然给甩下。于是汽车冲破黑暗，向着昆明急驶而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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