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钦口述杨云龙撰写
突如其来的任命
1978年，单位的隶属关系从地方上重新归地质部水文局，名字也由河北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第四大队改为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技术方法研究队。
1982年年底，我们正在搞太行山项目，水文局来人开会，在中层干部会议上突然宣布我当队长，邵德富为副队长。我当队长，事前完全不知情，也没有跟我打招呼，征求意见什么的，就在会上宣布了。
至于上面是怎么研究的，具体的决策过程，我都不知道。事后，我才逐渐听说了一些“内幕”。当时，北京方面研究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新老结合共建新班子，老人留两位，总工程师不动，原行政上留一人；第二套方案是除留下总工外，其余全上新手，让新人放开手脚干。上面最终选择了第二套方案，在会上宣布：对不到退休年龄的原班子成员级别上提一级，免去官职，这样也就平衡了。
我83年1月上任，一直到93年10月，干了10年。94年4月，60岁退休。
举办科技成果展览
我上任伊始，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搞了个单位的科技成果展览会。把单位成立至今，包括在内蒙时期的成果，做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展了两大间屋子。
正式开始谋划这次展览是在1984年7月15日，我和科技科的曾祥富，召集了夏振英、姜良琴、庹勇、何雪州、黄松尤、刘勇几个人，来布置有关筹备展览事宜，并确定夏振英担任展览筹备组负责人，展出时间为1985年元旦。后来我们又讨论研究，决定将展出时间提前至1984年国庆节，作为建国35周年的献礼。
展览时间提前后，筹备时间一下子紧张起来，前后也就两个半月，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7月16日至8月15日，主要工作是收集展览素材，编写文稿。展览的文稿共分为四大部分，一是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部分；二是物探、化验、红外扫描部分；三是钻探及遥感地质、情报、职工教育部分；四是单位概况、后勤及政工部分。还编写了展览简介的小册子。第二阶段是8月16日至9月25日，主要是完成全部文稿的定稿，以及展板设计、标题制作、照片冲洗、文字抄写、编写解说词、培训解说员等大量繁重琐碎的工作。大家加班加点，齐心协力，终于在9月25日前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
9月25日下午开展，我们做了统计，到10月20日，共接待29个省市自治区91家单位302名观众。部里的孙大光部长和张宏仁总工也来看了。看完之后，孙大光部长在会上说，这样一个单位，成果这么好，应该是一个研究所，怎么还叫“队”呢？你们就是为了那四毛钱。
孙部长的这句话是有历史背景的。当时规定，单位名称是“队”的话，有野外津贴，每天四毛，一个月12块钱。我说，我们不是为了那四毛钱，我们也申请过单位改名叫研究所，我们的实力有，成果没问题，但是没有钱，硬件条件不行。当时要求，“队”改“所”的话，报告必须是铅印的，我们的报告还是油印的，设备要全部更新，哪里有钱呀，这事就没办成。
为了这四毛钱的野外补助，很多地质单位后来吃了大亏。那个时候，所有的地质单位都不落城市户口，最好的安排是驻扎在城市或者县城的边上，里面的人是城市户口，地质队是农村户口。不是不能落城市户口，是不愿意落。因为落了之后，四毛钱就没了。不是一个单位这样，全国地质队伍都是这样。后来慢慢形势好了，想入城市户口，反而入不了了，吃了一个大亏。
这次成果展览会搞得很成功，不仅让职工了解了单位的发展历史和科技成果，也向外面做了很好的宣传。
1985年3月7日，地质矿产部孙大光部长来单位视察，我向孙部长汇报工作
孙大光部长参观科技成果展览，参观完后说，这应该是一个研究所，怎么还叫“队”呢？
1985年3月7日，孙大光部长与技术人员及行政领导合影。前排坐者，从左至右：王云飞、江淳洋、孙德钦、边稚飞（部出版社社长）、孙大光、张宏仁、方鸿慈、朱平、邵德富、陈复钧。后排站立者中，除最左侧被遮挡面部的男同志为地质部一名工作人员外，其他全部为我队人员，从左至右依次是：林枚、李景豪、邵长生、吴恒、张福林、张文良、曾祥富、贺斌龙、吴庆增、孟昭月、连克、李菊庄、殷玉环、雷培德、吴俊雄、黄德新、李保全、唐大荣、武建胜、王世鼎、展建全、薛进余、都兴权、高德余。
将改革进行到底
上世纪八十年代，地质行业不景气，单位也很困难，水文局每年固定给一笔钱，这笔钱如果干项目的话，连路费都不够，所以当时没有人愿意干项目。怎么办呢？这么多人要吃饭，只能鼓励大家往外跑，揽任务，多挣钱。这时候，必须大幅度改革，破除一些条条框框，放手让大家干，多劳多得，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我刚当队长的时候，单位只有三个研究室：地质室、物探室、钻探室。每个室的人很多，大家都是同学关系，竞争比较厉害，基本上是一个人领着几个人干一个项目，时间长了，每个室都分了好几派，大家又都归主任管，心里就不平衡，在一起工作非常别扭。所以，我上台后，第一项改革就是机构调整，以项目为单元，把三个研究室变成十七个研究室，一个人领几个人，单独成立一个研究室。前面的那座五层白楼，之前都是大屋子，机构调整之后，一间一间隔开，研究室主任办公室改为单间。自己搞自己的项目，每年统计一下每个研究室的工作量，分配经费，就放手让他们去干，“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机构调整到位之后，第二项重要的改革是权力下放。当时我提出给室主任六大权力：第一，人事安排权；第二，对外草签合同权；第三，奖金分配权；第四，职称评定权；第五，弹性工作制；第六，打电话不用登记。
首先说人事安排权。当时改革的时候，涉及到一些人要下来，该让谁下来呢？我把这个权力给了室主任，让他挑选，因为他最清楚室里面谁干得好，谁干得不好。挑选出来的人交人保科。我当时交代，凡是室主任拿下来的人，要缓冲一下，考验一段时间，看看有些毛病能不能改正，观察一段时间后还是不行，再交给人保科。否则，一下子都交上来，人保科也没地方安排。这样，室主任把人员减下来，留下的人员，平均工资就提高了。
第二，对外草签合同权，这是最重要的一项权力。以前我们搞一个项目，室主任出去跟对方沟通，沟通好后，回来跟领导汇报，领导再上会讨论。讨论来讨论去，这个项目还是人家室主任去干，所以不如直接把权力交给他。因为一个项目的完成，一把手不如室主任了解的清楚。这项工作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几个人，需要什么仪器，室主任最清楚。我说，你们室主任在外面把合同签了，回来我们看看就行，室主任签字，我们都认可。所以，说是草签合同，实质上也就定了。我的这项改革的思路是，你把权力交给他，他的责任也就大了，出去工作更负责。假如领导拍板签字，项目没有做好，他认为是你领导签的字，跟我没有关系。把权力下放后，他的责任心比你都大。
第三项权力，奖金分配权。之前的年终奖由单位分配，将近三百人的单位，每年为了分年终奖，领导要开几天的会来评定。室主任、科长，张三李四，都要一个一个的过，太麻烦了。我上台后，进行了改革，还是权力下放，普通人员的年终奖，由科长、室主任评，科长、室主任这一级的年终奖，由单位来评。这样，矛盾少了，速度也快了。
第四项权力，职称评定权。工程师的名额，是需要争取的，我在台上那几年，年年跑北京，主要为两件事，一个是转干，一个是争取工程师名额。当时我们的上级是水勘院，只要我一去，水勘院的人都知道我来干嘛的。我把指标争取回来后，只把名额分配到室里面，具体提拔谁，室主任说了算，因为他最了解每个人的情况。以前的话，是单位层面来评定，大家以为这事领导说了算，总找领导。这样改革以后，人际关系缓和了不少。
第五项权力，是弹性工作制。也是主要针对室主任这一级，有时候加班累了，不一定非要第二天八点来上班。有时候出差回来晚了，第二天可以不上班。这就相当于在室主任这一级，放开了限制，他们上下班随便。
第六项权力，是室主任打电话不登记。那个时候，电话没有普及，打电话是要登记的，不能随便打。通讯设备也很落后，北京的电报大楼，里面都是一个一个的小房间，很多单位排队打电话、发电报。我规定室主任打电话不登记，这样，他们对外联系业务就方便多了。
总之，哪里有蹩脚的地方，我就放开，大胆地让他们干。改革的成效很快就出来了。改革两年后，效果很大，首先是成果多了，像声波、红外，都发展起来了。红外搞得很好，后来由地质部张宏仁副部长直接过问，从部队引进到地质部门。还有换能器，也是部队引进来的。项目增多了，对外收入也上来了，当时地质部每年给我们经费130万，我们自己还能挣到130万，这样单位就缓冲过来了。否则，光靠地质部的那130万，吃饭都困难。
挣的钱怎么分呢？我们有个计算公式，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分三部分，一部分留研究室，一部分分给个人，一小部分上交单位。上交单位的那部分又分为两个用处，一部分给财务做辛苦费，一部分留下作为全所收入。因为财务原来只有一本账，现在每个研究室一本账，每本账还要分三部分，工作量增加不少，为了安抚财务人员，也是体现多劳多得，让财务也按照比例提成。那时候发工资都是现金，财务一张张点好了，装个口袋，领工资的时候，大家到财务科排队，一人领一个口袋。
改革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职工积极性空前高涨。尤其是科技人员出差到外地，与其他地质单位相比，更加感觉到咱们单位的改革比较彻底，非常痛快。当时水勘院下属的十个单位里，咱们单位的改革成效比较明显，市场收入也好。单位有个老专家叫吴庆增，他到外地出差，回来跟我说，咱们的改革比其他研究所的改革都要好。
那时候大家出差回来，都自愿加班，干劲儿十足，上面来个项目，跟他们交待一声就行了，从设计到最后成果评审，都是他们来搞。我们这些人，也没有博士硕士，韩子夜后来当了所长，有一次在会上很感慨的说，孙所长当所长的时候，上面来个项目，跟室主任说一声，最后审查，就行了。
改革取得一些成效之后，1985年和1988年，水勘院、地质部科技司，分别在我们单位开了两次成果交流会，让各野外地质队也来参加。在会上，我把单位这些年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归纳，概括成十大技术、三大优势（十大技术为：声波检测技术；换能器研制和应用技术；浅层高分辨率地震勘探技术；综合电法找水技术；地质仪器研制技术；综合测井技术；遥感技术；贴砾滤水管研制和应用技术；钻探冲洗液和废泥浆处理技术、空气潜孔锤钻井技术。三大优势是山区综合找水系列化技术；城市地质综合物探工作方法；能源基地水资源评价技术和区域水工环战略规划）。利用这些技术优势，就可以进行成果转化了。这十大技术，虽然后来的发展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延续了下来。
很多年轻人也迅速成长起来，成了领域内的专家。像地灾室的王洪德，环境室的佟元清，水文地质室的孙建平。王洪德长期在三峡搞地质灾害研究，搞了三十多年，那时候是个小年轻，现在成了大专家，一般全国哪里有地质灾害问题，他都出去。
还有郭建强，当时在物探室连克手下，和冶金部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找水，利用新仪器找出了深层水。塔克拉玛干周边都是缺水地区，他们过去找到了水。他回来后，我跟他说，你真行！在塔克拉玛干找出水来，真不容易。郭建强是个年轻的老领导了，我们这些老干部想提拔他，但是体制不允许，在本单位提拔不了，需要到外面转一下，才能升一级。像监测院的那些领导，到咱们单位提一级，然后再走，都是这种途径。我们这些老同志说，把郭建强提一级，当副职用也行啊。但是提不了，办不成。
除了推行以上那些改革措施，我还要想办法跟上面搞好关系，多要点钱搞项目。虽然要的那点钱搞项目的话，还不够出差的，但是也要搞，为什么？一是为了保住单位的名声，搞一个国家级的项目，增加自己的竞争力。二是年轻人要写论文，评职称，没有科研项目怎么行呢？实际上搞来了项目也是单位往里贴钱。不弄还不行，弄了钱不够，这就是当时进退两难的境地。
部科技司司长叫张良弼，每次出京开会，我都要想办法把他请到单位来，让他对单位照顾照顾。有一次，在正定水文所开会，司长也去了，散会后，我给单位打电话，赶紧派车来正定，把司长接回保定，要不他就回北京了。我跟司长说，你到我们单位看一看，然后我再派车把你送到北京，不影响你正常工作。水文所的人知道了，说，这老孙真有办法，开完会就把司长拉走了，不定又捞到什么好处呢？大家哈哈大笑。
十大技术和三大优势的科技成果都是毕业于五、六十年代的一批科技人员经过不断探索和研究形成的，其主要贡献者都在《辉煌50年纪念册》中记载着。在他们手下的年轻人，后来也都成了各个项目的骨干。是他们在改革初期最困难的时候，克服资金和技术资料的短缺，走出去、请进来，脚踏实地的钻研、实验。将军用、民用的技术引进，创新改造，用于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的勘测中，利用这些技术在本行业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改变了单位资金短缺的局面，成为水勘院系统的典范，才引起地科院的重视。
1985年，水勘院在单位召开成果交流会，我在会上发言
1986年11月23日，地矿部朱训部长（右）来方法队视察，我向部长汇报工作
988年，地矿部水文司系统科技成果交流会在单位召开，我在会上发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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