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钦口述杨云龙撰写
地科院的橄榄枝
1987年，地质部科技司召开一年一次的科技会议，我到北京参会。会上，我把单位的改革情况作了介绍，谈了一些改革的经验。当时地科院的王副院长也来开会，听了我的汇报后，会后直接找到我说，回去后你们商量商量，愿意不愿意归地科院领导，愿意的话你们就来，每年经费增加60万。话说的很直接。那时候我们每年的经费是130万，一下子增加60万，可不得了。此外，地科院本身级别就高，下属单位都是司局级。当时，我们还是处级单位，想提拔一个干部，在本单位提拔不了，需要到北京或者别的地方转一转，才能提拔一级。如果归了地科院，提拔干部也便利了很多。这件事情，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有利的。
回来后，在一次中层干部参加的会议上，我把这件事向室主任们透露了一下。当时，大伙儿也没表态，也没说什么，我也没当回事。结果这件事有人跟上面说了，水勘院的领导知道后，特别不满意，最后这件事就没成。
后来，地科院在天津召开一个科技会议，所有的研究所都去了，约我去介绍经验，材料都打印好了。我得了胃病住院，邵所长去介绍的。
那时候，地科院看中了我们的成果，还有改革的这些措施，他认为这些符合当时的形势。愿意吸收我们为下属单位，将我们的一些改革措施在其他研究所逐步推广，这是一件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但是作为上级主管单位，不会轻易就把一个下属单位放了的。
现在回想起来，事情并没有当初想的那么简单。即使我们的上级主管单位同意了，部里面还要审核，一个处级单位要提升一格并不容易。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承办我国玄武岩地下水的研究
1985年至1989年，地矿部科技高级咨询中心高级顾问贾福海同志（1998年7月任首批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亲自主持了“中国玄武岩地区地下水研究”项目，先后到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山东、云南、江苏、安徽、浙江等地有玄武岩分布地区进行了现场考察，并与各地水文队研究核实等，取得了大量新的有价值的资料。同时采用同位素等新的测试手段，对玄武岩的空隙类型及其网络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将玄武岩地下水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裂隙气孔水，孔隙气孔水和气孔管道水。
对玄武岩地下水的富集规律，运动特征、水化学特征、水资源评价和合理开发利用分别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并主编《中国玄武岩地下水》一书，后由地质出版社出版。
这个项目，由贾福海同志主持，在整个项目的运行过程中，从资金协调，到几次开会讨论和审查会等事宜，均由我所承担。我所的总工朱平和工程师秦学志参与其中，并派工程师韩子夜除参加技术工作外，全程照顾好贾福海野外考察的安全，使项目得以顺利完成。
1986年，海南海口，与地矿部总工贾福海（中）在玄武岩地下水研究会议期间合影。左一为单位总工朱平
单位办社会
当年，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有木工，电工，水暖工。有自己的托儿所、幼儿园、卫生所，样样俱全。职工的吃喝拉撒睡，生病住院，什么都要管。那时候电力供应不足，自己还要备发电机，晚上停电，要自己发电。自己有水泵房，在院里打井吃水。水泵房出了故障，要找人修。如果夏天修的话，还要给维修人员买啤酒和吃的。自家院里打井也要申请，自来水公司审批。每户一个水表，到时抄水表交费（因水是国家的）。这些繁杂的事情，由程坤生工程师与自来水公司交涉，他责任心强，管理的很好，给单位节省了不少钱。
我们还有自己的车队，每年公安验车，都要花一笔钱，请客吃饭，每人再送一条烟，这样他们就可以签字了，也不用我们来回跑了。签字后，车就合格了，否则，车不能上路。
我当队长不久，就遇到了一件措手不及的事情。我们单位职工的孩子都在附近的某小学上学，学校要盖一个自行车棚，没有钱，找来单位摊派。那时候盖个自行车棚要三千块钱，这三千块钱上哪儿弄去，我们也没有啊。他们就把我们院里的孩子全撵出来了，这帮家长领着孩子突然围了我的办公室，说什么难听话的都有。把我急的，脸一下子就肿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我逐一给家长们行礼，我说，你们先把孩子领回去，咱们再商量解决的办法。他们才把孩子领回去，后来单位给了这个小学三千块钱，盖了个自行车棚，这才让孩子们入了学。
不光学校，社会上也管你要钱。比方说，政府要修一个公园，修公园是公共事业，为了大家有个休闲的地方，本来是好事。但是政府没有钱，各单位就要摊派。政府要修路，没有钱，单位门前的这段路，单位就要出钱修，这是社会摊派。各种你想象不到的事情，都来摊派。
1984年，下了一场冰雹，将办公楼后面的玻璃全打碎了。那时候单位穷，没有钱修。报到水勘院，水勘院来人看了看，但也没有富余资金维修。他们钱也不多，管那么多队伍，那点钱还要各家分。因为这件事，水勘院专门到部里申请了一笔钱，才把玻璃换了。当年都是铁窗铁门，刮风下雨的容易打玻璃。每个礼拜天，我都要巡视一遍，关窗关灯，怕费电。后来换木头窗户，单位自己买木头，那么多木头堆放在院里，过年放炮，又怕失了火，我半夜三更起来，到办公楼大院去巡查。
当年，我们这个家属院（东院）、单位大院的锅炉坏了，冬天不能取暖，冻得不行。我到水勘院跑了好多趟，要了三台锅炉。当时正赶上北京环境改造，要求更换不达标的锅炉，水勘院将他们淘汰下来的三台旧锅炉给了我们。要这三台旧锅炉也不容易，当时水勘院很多下属单位没有锅炉，都盯着要呢。我们提前运作，找了水勘院一些处长帮忙，在会上研究的时候帮我们单位说话，这才把三台旧锅炉给了我们。
单位的情况很复杂。当年单位已经转成研究所了，科委发了文件，要求能力不行的，要拿下。不适合搞科研的，不接收。但是实际执行的时候，根本执行不下去。吊儿郎当的一个员工，你能把他开除吗？开除了谁给他发工资？他去告状，还是单位的麻烦。上面要求部队转业军人转入地方，我拿着文件去市府，我说，国家科委有文件，不让接收不适合搞科研的人员。对方直接跟我说，科委大，还是邓小平大？邓小平要裁军，都要转业到地方。所以找了也没用，只能是来几个收几个，收了就要安排工作。
单位有一个职工，生病去世了，他老伴是农村的，没有工作，还有个孩子，也是农村的。她丈夫死了，她想调到单位，在我办公室又哭又闹。那时候，部队转业来都困难，更不可能把她调进来。她找我说，不给调来，我这孩子没饭吃，就到你家吃饭。果然就来了，那孩子在我家吃了好几顿饭。开职工大会的时候，我正在作报告呢，她大闹会场，我只好停了。后来又上北京告状，北京那边也不能答应。要是丈夫死了，老婆都调到单位，那这单位成什么了。这事前前后后闹了好长时间，上面顶了一下，才顶回去了。单位对她也不是不管不顾，后来她想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需要花钱，单位就给她拿了点钱，走了个后门，帮她落了城市户口。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孩子没工作，找你解决；生病的，医药费也找你报销。上级领导部门的孩子，在北京找不到工作，就往周边撤，安排到咱们这里，也得接收。提级的时候，讲贡献大小。大家就质问，谁贡献大？都是一样的上班。上面只给一个指标，也不能不要。当个所长，大事小情，都来找你。处理不好，就去告状。一告状，上面就来人调查，有时候调查好几天，一看也没啥事，就拉倒了。
所以，一个单位一个小社会，处处都有矛盾，上面压你，你受不了，下面来找你，你也受不了。我这个所长处在中间，最后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到我这里。好事好办的，大家出出头，办好了，功劳是大家的。一旦有了问题，都靠边站，谁也不伸手。现在想起来，领导真不好当，左右为难。管理一个单位不容易，我当所长十年，最后的体会就是五个字：苦、累，不得好。
为职工家属落户口
关于职工个人福利，我也没少谋取，最主要的就是为职工家属落户口。因为我是农村来的，知道落户口的难处，所以就给他们落了不少。
为了跟派出所搞好关系，我们把派出所请到单位，专门腾出来一排平房（六间），让他们做办公用房。桌椅板凳也是我们的，巡警骑的摩托，加油、维修，大部分是单位报销。目的就是为了跟他们搞好关系，方便我们落户口。那几年，单位每年都有两个指标。有的时候，一个职工俩孩子，加上老婆，三个人都要落户，人家给两个指标，就得等，排着队，先落老婆和一个孩子，下次再落另一个孩子，好几个职工都是这种情况，分两次落户。落之前，还要写个报告，说明老婆在家有病，卧床不起，怎么怎么困难，我们工作任务重，回不了家，不能照顾，等等等等。就这样每年一点一点的落户，落了不少。相比之下，咱们单位比别的单位落的指标多一点。
我外甥来看我，知道了落户的事，跟我说，落户这么大的事，人家从农村来，拿两个红薯，拿点棒子面，你就给落户了。意思是我干这么多年，也没得到啥好处，人家给点棒子面，就给落了户口。因为我知道家属在农村的困难，没有这点棒子面，能落也得帮着落。
处理纠纷
单位有几个女性职工比较多的部门，矛盾比较集中，一言不合就吵架。一吵架就来找我，找来了就得调解。给她们调解完了，还说我“和稀泥”。作为一个领导，不和稀泥的话，支持一个，不支持另一个，那不打的更厉害了？
职工的吵吵闹闹，都是小矛盾，调解调解也就过去了，真正的矛盾集中区是分房。关于分房，我就遇到过一件特别棘手的事情。
单位的一位职工离职了，临走之前，按说应该把住房钥匙上交，但是他却给了跟他关系不错的另一个职工，那人拿着钥匙全家搬进去了。这还了得！偷着给房子，跟抢房子差不多了。那个房子，原本是给正定水文所原老所长的老婆预备的，他老婆在水文所安排了工作，没有房子，调到了这里，让我们单位给解决住房问题，这是给人家留的，结果别人住进去了。
单位开了几次会商量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劝他搬回原处。这就得罪人了，那人前后折腾，到北京找司长告状，回来后开始在单位造我的谣，说上面要把我撤了。
当时，地质部组织单位正在河南抗旱打井。邵副所长在现场，那位司长也去了。最后确定井位的时候，需要连克过去，用他的音频大地电场仪测定一下。河南方面下午打来电话，要求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前，人和仪器必须到现场。我在家赶紧找车队，安排司机。小邢（邢纪泉）真行，当天晚上就走了，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到了河南郑州，真给我壮面子。
这件事情，给了告状的那人一个回应。什么意思呢？司长还在给我派任务，我指挥下面的人还灵，我这个队长当得好好的。所以，他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那时候，住房紧张，很多人没有房子。有一年，水文所调来两个人，到了这里很长时间没有房子，临时住在后院传达室的一个小屋里。两口子带一个孩子，连做饭的地方都没有，就那么凑合住。这种情况下，突然有一间房子，多少人等着要呢，你说给谁合理，给谁不合理？有的职工因为分房，已经到了威胁的程度，“不给房子，我有枪”，都到这种地步了，职工说什么的都有。
分房本来应该由工会管，可是工会管不了，行政科不敢管。后来，单位成立了一个分房委员会，分房委员会分好了，这才行。就这样，还打仗呢。当时我想，什么都能改，住房改不了，只能分房。没想到，现在大家都可以买房子了，一个人还可以买好几套。还有取消票证，我说什么票都能取消，粮票永远不可能取消，后来都取消了。现在东西多的吃不完，同样的天，同样的地。你说，这差距有多大。
保护职工
我当所长期间，顶着上面的压力，保了两名职工。
一个是钻机上的一名工人，他本来不会开车，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让他开车了。结果把农村的一个孩子的腿压折了。上面就说，这个人必须开除，不能留。随便开车，违反规定。后来我硬顶着，没有开除。他家是农村的，开除了他，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单位就给那孩子治病，保定治不好，上北京治，孩子的好几个家属跟着，吃住都是我们负责，直到治好为止。
还有一个，是我们职工的儿子，在部队参军，跟人打架，被撵下来了。当时单位有规定，参军的孩子可以留下，单位就留下了。上面说什么也不同意，我说先放着，不吱声，一直没往上报。
这两个人，都是部里点名必须要开除的，我顶着压力，憋着不吱声，最后没开除。我的考量是，这两个人，也不是罪大恶极，再说那年头，开除了，上哪儿找工作去呀？就这么一直拖着，最后都留下了。
单位还有一个人，流传他耍过流氓，不给他提级。当时的文件写的非常清楚，什么情况不能提级，他属于其中一类。因为这件事，他出面找我，我说，我跟劳人科说一声吧。我就跟劳人科科长老偏说，你给报上去吧，这都好几年了，也没人知道这事。劳人科报上去了，结果批了，给他提了一级。如果要是严格按照文件执行，就不能提级。那时候，许多年才提一级，一级提两块钱，能提就尽量提。
队长负责制
我在职时，有一段时间改革，实行“队长负责制”，让行政长官负责。这样一来，书记心里就不平衡，部分职工也鼓吹说，队长负责制就是队长说了算，故意制造对立局面。
这项改革推行了大概一两年的时间，上面来考察“队长负责制”实行情况。水勘院张副院长和政治部主任郭殿清，俩人来考察。单位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议整整开了两天。这两天里，大家的意见特别集中，都是针对我的批评。单位的大事小情，对内对外，一股脑儿全说了。当时有的人想借着上面来考察，把我整下去，大家不明说，但是意见比较集中。我把这些意见都一一记下来，也不吱声。当时的局面对我很不利，我也不能说什么。会议开到最后，张副院长说话了，他说，开了两天会，我听大家的意见，都是老孙的不对，你们党委干什么的？有些事应该由党委管，怎么都成了老孙呢？这句话一说，气氛就转过来了。
会议结束后，张副院长问我，会上你怎么不吱声呢？我说，大伙对我有意见，我还能说什么呢？大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吧。直到张副院长发言后，局面才扭转了，个别人想把我整下去的愿望也落空了。
那时候，因为体制的原因，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当时是党政工团四大班子来决定一件事情，不是队长一个人说了算，要大家都同意了，才能执行。所以决定一件事情，可费劲儿了。我刚上台的时候，人事科、财务科都要提拔一个科长，百般讨论，费了好大劲儿才办成，可见里面关系之复杂。
我当了十年队长（所长），我认为，不管什么负责制，在一个单位处理大小事情，包括内政、外交，要想办好、办顺利，如期完成各项指令和任务，这个班子必须是团结的，这个班子的一把手必须是一位有德之人，一位包容和有大忍之心的人，能忍、能让、不怕吃亏，一心为公，这样才能把班子团结起来，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把事情办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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