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钦口述杨云龙撰写
太行山的人们
山西及太行山东侧地区，煤炭及地下水资源丰富，是国家重点能源建设基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计划在河北境内、太行山东侧，建一溜坑口电站，往外输电不输煤。无论是采煤还是发电，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水源地问题。因此，1979年底，国务院有关领导对当时的地质矿产部提出要求，全面查清本区内水文地质条件，进行地下水资源评价，为坑口电站的规划提供依据。因为山区找水出了名，这个项目就落到我们单位头上了。
1980年初，部水文局的三位工程师－－陈梦熊、贾福海、孙洪斌，点名让我去北京。去了之后，谈了国务院有关领导的指示精神，部里决定由水文局负责调查太行山前的水文地质情况，哪些地点可以开采地下水或泉水，作为电站供水的水源地。现在总结起来，这件事先后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我们单位自己来做，我抽掉了几名技术人员，有杨树山、邵长生、张全、庹勇等，做初步调研和野外踏勘，调查完后，写了一个报告，并制作了一张太行山前的水文地质图，到北京汇报。汇报之后，地质部很重视，决定扩大调查范围，把山西、河南、北京也划进来。由此进入第二阶段，由水文局出面，组织山西水文队、河北水文队、河南水文队、北京水文队和正定水文所、北京地质学院等几家单位，共同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单位牵头，由我负责。之所以让其他几家单位参加，是因为他们都在调查区域内，而且资料比较齐全。
调查结束后，又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上去后，上面很重视，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一个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提出要扩大范围，只在太行山前不行，于是范围进一步扩大。项目进入第三阶段。82年底，上面让我当所长，这件事就交给杨树山负责，国务院能源办公室一位姓夏的人直接跟他联系。这样一来，这个项目直通国务院，单位就很重视，要钱有钱，要车有车，铺的面也大了。杨树山到地质部，也神气的很。
这就是山西能源基地地下水评价这个项目的来源和大致发展经过。下面我重点说一下第二阶段，也就是我们单位牵头、几家单位合作的时期。因为这一时期时间较长，由我负责，我全程参与，与大家吃住在一起。艰苦的野外条件和大家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我至今回忆起来，都倍感温暖，备受感动，所以记忆深刻。
项目转入第二阶段后，我们自己组织了一批人，加上外单位一二十人，住在保定饭店，开始收集整理资料，写设计。年底开设计审批会，设计通过后，开始正式的野外调查工作。我们要了一辆车，在太行山前跑。这段时间跑野外，吃了不少苦，主要是住宿条件太差。我们基本上一两天跑完一个县，那时候只能住招待所，但当年各县的招待所，卫生差的简直没法住。被子几乎是黑色的，又脏又臭，桌子上的灰厚厚的一层，遍地的酒瓶子、烟头、痰迹等。我们每到一个招待所，都要自己动手打扫卫生，先打开窗户换气，然后擦、洗、扫，有的招待所连扫帚都没有，我们就到外面捡几根树枝当扫帚。晚上睡觉，要用自己的衣服蒙上头，否则被子熏得根本睡不着。每换一个地方收拾一次，收拾好了，最多住两宿，又要赶往下一个地方。这样的住宿条件，男同志都受不了，更不要说女同志了，我们队伍里面有三位女同志，现在想起来，真是委屈她们了。
跑野外期间，还发生了一次更换司机的事情。那次我们住在新乡宾馆，夏天热，司机吹了一夜的电风扇，第二天早上感冒了，发烧，不能继续开车了。我只好送他回保定，火车上买不到卧铺票，买的硬座，上车后我又到列车长那里排队帮他买卧铺票，走了一半的路才补到一张，那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到保定后又送他到家里，紧接着回到单位向领导报告了实情，并要求再派一名司机，要年轻、老手、听指挥，不怕苦和累。那时候司机的架子大得很，根本派不出来，我就坐在队长办公室，不给派司机，我就不走。费了一天又一夜的劲儿，总算派了一名司机，重返工作场地。
我们每调查一个点，都要和当地的县、市水利局取得联系，去各单位各部门收集资料，访问当地地下水情的变化开采利用情况。地质方面，由参加的各省市水文队添补，每处调查都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并展在地质图上。经过大约三个月的野外调查，我们基本上对有开发利用价值的大泉、重点水源地等都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核实和补充，这样一来就大大补充了原有成果的可靠性。
野外调查结束后，转入室内分析整理资料阶段。这一阶段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各水文队人员除收集本单位资料外，还要进行全局性的分析研究。为了使大范围零星资料系统化，用于能源基地开发利用，我们着重从水文地质区域出发，从地下水的形成、储存规律着想，先后成立了岩溶大泉组、地貌组、水资源评价组，第四纪地质组、地下水开采利用组等几个小组，分工协作，齐头并进。
我们太行山项目这帮人，虽然来自不同的单位，但是对待工作的态度却是一致的，那就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整个分析整理资料过程中，大家本着团结协作的精神，讨论发言一律平等，只对成果负责。遇到有分歧的技术问题，有时争论起来面红耳赤，各不相让，直到把问题搞清搞准，统一认识为止。我们边分析边讨论边修改，核实无误的成果落实在图上，所有成果和图件最终以报告的形式提交地质部水文局审批。在资料整理过程中，始终得到部水文局陈梦熊总工程师和庐金凯工程师的指导。
待全部工作结束后，将调查结果向参加单位的水文地质工程师汇报，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再召开小型内部会议评审，经过几次修改补充，于1982年底，完成了报告的初稿。1983年2月初，部水文局进行了初步审查，5月定稿。8月初，部里又组织有关专家对报告进行评审，通过对报告和图件的详细审查，一致认为，该报告资料丰富，内容全面，质量较高，对一些问题补充修改后，可以作为规划依据，不再进行终审。12月底，修改完毕后的报告正式出版，名字叫《山西及太行山东侧地区能源基地规划阶段地下水资源评价报告》。后来，这个项目获得了部科技成果三等奖（1985年）。
现在回忆起“太行山的人们”，真是可亲可爱，多个单位不同级别不同职务的科技人员聚在一起，在条件又不是十分理想的情况下工作，硬是把千头万绪的零星资料变成了一份可供能源基地规划利用的水资源报告。这些单身汉，三句不离本行－－水呀、泉呀、岩溶构造呀，整天和一些数字资料打交道，围绕着寻找地下水、计算水资源、编图、写报告转，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娱乐生活，真是苦了这些人。有时晚上大家聚在一起，买点花生，喝点小酒，改善一下气氛，聊起各自的工作、家庭、未来，那也是谈笑风生，非常乐观。这样一群天南海北的人住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工作着，这本身就是人的极大乐趣和难得的缘分。因为我是项目负责，为了照顾好他们的饮食起居，我始终与他们同吃同住。野外期间就不用说了，室内整理资料阶段，我也自始至终与他们同住在保定饭店，有家不回，为的就是照顾好这些人，同时安抚大家离家的心情。
至今我还珍藏着几张宝贵的照片，每当看到这些照片，我就想起“太行山的人们”，虽然有些人没有在照片内，但现在我还能一一想起他们的名字。他们是：山西水文队的赵敬孚、贾维钊，河南水文队的毛德章，河北水文队的陈世科、老韩，水文研究所的张凤齐，北京水文队的穆铎，北京地质学院的李正根、陈明（女），水文四队的庹勇、杨树山、马志靖、邵长生、王振增、张全、李继新（女）、齐棣华（女）、孙德钦、邢纪泉(司机)，以及绘图员李明、郝秀兰等。
1980年太行山调查项目部分人员合影，拍摄于保定饭店楼顶平台。前排左起：毛德章、孙德钦、杨树山、贾维钊；后排左起：张全、张凤齐、庹勇、马志靖、王振增。
1980年我所承担“山西太行山能源基地”项目，这是第一阶段调查河南辉县百泉后合影（左一杨树山，正中张全，右一是我）
山西晋祠调查时留影。前排左起：孙德钦、赵敬孚、李正根、穆铎；后排右一邢纪泉，右二老韩。我左后侧两名女同志分别是齐棣华、陈明。后排其他五位同志为山西水文队人员。
1980年，我在太行山前做水文地质调查
《山西及太行山东侧地区能源基地规划阶段地下水资源评价报告》获部科技成果三等奖
户口户口！！！
我一生工作当中，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家属落户。因为自从结婚后，我就在外求学、工作，老婆孩子一直住在老家，都是农村户口。在农村，生活条件特别艰苦，住的房子到处漏风，东北的冬天又冷，屋里冷到什么程度呢？炕上放一碗凉水，第二天早上冻得梆梆的！人就在这样的屋里睡觉。刚开始住的是分的地主的房子，后来时间长了，房子就塌了，没地方住了，就去孩子他老姨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租了一个人家的北炕。东北是对面炕，没有房子的，就租人家一个炕，炕边有个帘，晚上睡觉拉上，就这么凑合住。搭个锅台做饭，过的都是这种生活。
刚开始，我大女儿和老婆在村里住，大女儿上学识字，会写信了，晚上在煤油灯下给我写信。每次写信，都问落户口的事情，她妈口述，她写，凡是来信必提这件事。我每次都回复她娘俩，别着急，慢慢来。总说慢慢来，但总是解决不了。一来一去，十几年，二十多年，三十多年过去了，总是这样。所以我老婆说，我骗了她一辈子。
其实，我对落户很上心，也一直在争取。在我工作期间，曾经有过两次机会，但是最后都没有落成。
第一次是1961年。我59年毕业到内蒙的时候，60年在野外搞普查，61年，上级在丹江成立了一个水文队，把我们单位人保科长派过去当队长。这位人保科科长是部队转业，在部队是团长以上。因为我们在内蒙一起呆了一年多，他对我也挺熟悉的。后来我就给他去了一封信，问他丹江家属能不能落户，内蒙这边落不上。如果能落，我上你那里去吧。因为那个队刚成立，也需要人。他回信非常快，也很痛快，信上说，你跟刘庆兴说（当时的书记），只要他放你走，你不用到这里来报到，直接回家接家属，来了就能落户，家属也能安排工作。我跟刘庆兴去说这事，他听了拍桌子：他妈的，到我这里来挖人，咱们也给你解决，不用上他那里去！说啥也不让我走。后来内蒙落户实在困难，虽经努力也未能解决，这事就黄了。
一晃十一年过去了，到了72年，眼看着城市户口实在落不上，当时的队长邓林就帮我想办法，把户口落在了保定郊区。郊区有个村叫城苑，缺水，邓林跟村支书承诺，帮他们打两口井，以这个为条件，让我家属把户口落在他们村。就这样，才把户口落在了郊区。虽然还是农村户口，但解决了两地分居的问题。
家属落户这件事，不能忘了一个人－－吴俊雄。他也是长春地院毕业的，双职工。我虽然落的是农村户口，也得走后门，请村里的干部吃饭。因为我住集体宿舍，没有家，就在吴俊雄家请客，他帮着张罗，前后请了好几次。因为村支书也做不了主，他又找的保定市财政局局长，这样才把事情办成了。
事情办成之后，我回了趟老家，把老婆孩子接了过来。当时家里穷的，人们讲“家徒四壁”，我家连房子都没有，租的别人家的炕，也没有桌椅板凳之类的家具，有什么呢？只有三四十斤小米，麻袋装着，带了过来。还有养的两只鸡、一只鸭，放在筐里装着，火车上不让带，就在筐外面蒙上布，结果那只鸭子被憋死了。还有一小缸自家做的酱，东北人爱吃酱，每年每家都要做一些，放在缸里装着。搬家的时候，舍不得扔，一路背到了保定。
搬来后，在生产队找了一户没人的房子住下了。条件依然很差，房子破得很，只有一个炕，别的什么都没有。这时候，吴俊雄在单位拉了一些锯末，找了一些苞米秸秆，送过来让我们烧火用，又把家里的锅碗瓢勺拿来让我们用，前前后后帮了我很大的忙，所以我总也忘不了他。
吃水还要到外面去挑，上面说过，有一次我去挑水，还摔伤了，躺了好长时间才养好。就那样对付住了两三年，74年，房主回来了，不让我们住了，把我家的被子什么的都搬到外面，只一张炕席盖着。你说巧不巧，正好赶上下雨，东西都在雨地里淋着。我找到行政科科长老薛说，你到我家看看吧，看看有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你帮我想办法解决。他到了一看，回来跟邓林说了，邓林说，看看咱们的平房，有闲的没有，有的话先借给他一间。只能是借，还不敢说给。就这样，借了一间半平房。
司机刘二喜跟我关系可好了，帮忙开车，我们地质室这帮兄弟们帮我搬家。去了之后，嘁哩喀喳就装车，装完就拉回来了，不一会儿就给我摆满了一屋子，这帮哥们，可真够意思！给劲儿！收拾完了之后，这帮哥们说，什么借呀，你就别走了，住着吧。这就在平房里住下了，还是没有户口。我家五口人，只有我一个城市户口，村里生产队分点红薯、小麦，我把小麦弄到市里，磨成面。我大女儿到现在都不敢吃红薯，那个时候净分红薯，吃伤了。油和大米都是凭户口供应，那时候家里待客，要是能吃上大米饭，就很了不起了，因为大米是分配的，有户口一个月才给几两。油也是供应，一个月二两，这二两油还舍不得吃，攒两三个月，包顿饺子得用油，那日子过的……
我工作很多年后，才攒够了钱，买了块上海牌手表。当时只有北京才能买到，保定买不到。买这块手表需要十张工业劵，这十张工业劵，全是家住北京的同事帮我凑的，我们都是在一起工作多少年的哥们了，关系特别特别好，这家弄一张，那家弄一张，十个人帮我凑了十张券，才买了一块手表。那块表一百多块钱，我一个月工资才四五十块钱，一年也攒不下一百块钱，攒了一年多才攒够。
后来，机会又来了。74年国家成立普查部队，培养找水的队伍，在地方上抽调技术干部，可以带家属，还给安排工作。当时普查部队的赵主任从北京来单位要人。邓林是队长，孙培善是技术负责。赵主任跟邓林提出来，你们这两个老孙，必须给一个。当时孙培善职位比我高，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邓林他们研究完了，就把他给了。我说，孙培善是双职工，两口子都在单位，没有户口问题，也没有家属问题，我是家属要落户的，怎么不让我走？邓林回复我说，你的问题会给你解决的，让老孙去吧。于是就把那个老孙派走了。
这第二次机会，还是北京户口，也失去了，家属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要是当年走了，户口有了，老婆工作也有了。我们单位有一个，老婆也是农村的，他去了之后，把他老婆也带去了，部队还给安排了工作。
到了82年，国家出了新政策，工程师以上职称的可以解决家属户口。我当时是工程师，符合条件。结果政策中有一条规定，郊区的户口不能在城市落户。我家属户口就在郊区，这时候，正好单一位同事的父亲主管此事。我把我的事情前因后果详细解释了一下，才算把户口落上了。
这就是我的家属户口问题。如果从72年落户郊区算起，10年之后，才转入城市户口。如果从61年第一次有机会落户算起，已经过去21年了。如果从48年我结婚算起，整整34年了。所以我老婆说，我骗了她一辈子。
人这一辈子呀，真不容易……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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