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钦 口述 杨云龙 撰写
孙德钦，吉林省榆树县人，1934年生。1959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专业，同年分配到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局第一大队参加工作，历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高工（教授级）。1983年－1989年，担任地质矿产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技术方法研究队队长，1989－1993年，担任地质矿产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技术方法研究所所长，1994年退休。
杨云龙，河北省行唐县人，1986年生。2008年毕业于河北科技大学，2009－2011年供职于行唐县文化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2011年7月入职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
高中时期
大学时期
工作初期
自序
我的老家在东三省，我出生时，那里还是伪满洲国。1945年，日本投降，我的家乡随之解放。八路军带领广大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我也参加了部分工作，并当过儿童团团长，和其他同龄孩子一起查路条，给农会站岗。斗地主、分田地后，由于我家人口多，分到了一些土地和房子，使生活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后读小学，连跳三级，考入初中，初中毕业后分配到高中，1955年考入大学－－长春地质学院。由于家庭困难，几乎都是国家供我完成学业。在大学期间，历经肃反、镇反、整风、反右和大跃进，并参加了松辽运河的水文地质普查，远赴福建平和县找矿。
1959年毕业分配到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局第一大队，1960年参与了内蒙西部1:50万水文地质普查，1961年提交报告。1963年承担了水文和物探技术相结合，河北平原区松散含水层划分研究项目。文革前后参与了山区找水工作，并写《山区找水》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承担太行山前找水建电站和山西能源基地项目，于1983年正式提交报告。1983年任水文方法研究队队长（1989年由“队”改“所”，任所长），任职整整十年。这十年，面对资金的严重不足，一批毕业于五六十年代的科技人员艰苦奋进，勇于创新，使一大批科研成果应用于地质市场。靠技术项目的支撑，使国家投资和单位收入基本持平，单位得以发展状大。这十年的路是不平凡的，地质部部长朱训视察我所时说：水文方法所在地质部是小有名气的，不但科技成果多，也培养了一批人才，使方法所后继有人。
1994年退休后轻松许多，协助水勘院承担在上海的地质市场项目和上安电场的环评项目，后在北京遥感公司协助工作。一直到1996年，才算彻底离开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回家开始了家务劳动。正所谓“辛辛苦苦几十年，最后熬个炊事员”。平日里看书读报，做自己喜欢的事。
回忆我所走过的路，一切顺其自然，该得到的顺利得到，没有刻意争取。该失去的也顺从自然失去了之，从未有怨言，坦然处之。
我的一生平平淡淡，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孩子们总是劝我回忆一下，自家留作纪念。在回忆中，得到水环中心杨云龙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我口述他执笔，一次次的修改补充完善，才得以完成一个不该回忆的回忆。在此，我及我的全家向杨云龙同志表示深深的谢意，云龙同志辛苦了！
孙德钦
2019年5月4日
从榆树到长春（1934.3－1955.8）（一）
童年记忆
我是1934年农历二月初三出生的，老家是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县秀水镇夏家村于家塘房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到半年时间，日本便占领了整个东北。并于1932年3月，成立伪满洲国。因此，我出生时，东北处于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之下。
我出生不到一年，母亲便去世了。因此，母亲什么样子，我完全没有印象。母亲共生育了七个孩子，五男二女。大姐排老三，二姐排老五，我是老小。
大概我两岁的时候，家里穷得实在养不起这么多孩子，就把我送人了。由于营养不良，我长得又瘦又小，细脖子顶着个大脑袋，到了对方家里又哭又闹。所以送过去没几天，人家就不要了，我姐姐又把我接了回来，说，咱自己养，谁也不给了。
就这样，我又被姐姐抱回了家，此后虽然也是忍饥挨饿，但总算活了下来。现在想起来，如果当时家里也不要了，估计也就被那家人家给扔了，爱扔哪儿扔哪儿。那时候小孩子死了，就扔了。大家都穷，生孩子多，死一个两个死得起，死了就死了，也没有什么。
我八岁的时候，在私塾开的蒙。那时候没有小学，适龄儿童都是入私塾，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论语》、《中庸》、《大学》、《孟子》等等。我读到《大学》就停了。记得刚上学的时候，我穿了一件破夹袄，袖子都掉了，还是我姐姐用白线给我缝上的。书也没有，借了一本《百家姓》。东北的私塾，是把课桌摆在屋里的炕头上，十来个学生，盘着腿，坐在炕上，老师领着大家念书。像《三字经》、《百家姓》这样的书，最多念两天，就要求背下来，老师检查。检查的时候，有时候是从头背，有时候是老师不知道从哪里突然提一句，你接着往下背，背不上来就要挨打。我一个哥哥，小时候念私塾，可能因为不好好念书，背不过，被老师打了。屁股打肿了，手也打肿了。回家就生病，不到两天就死了。
日本对东北实行全方位的殖民统治，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文化殖民。日本人在村里办了小学，我当时已经读了一年的私塾，然后就转到日本人办的学校去了。在学校里，念的是日语，穿的是和服，戴的也是日本人的“三阶帽”。日本人对教学要求非常的严格，学生列队都必须是齐刷刷的。还要求我们背教育武训，我至今还能背出来：私達は，謹みて，天照大神を，拝みます①。是什么意思，已经忘记了。
日本人占领期间，经常骑着马到村里，拿着那种特别长的大刀，巡查村里的卫生，看见谁家脏乱，就到他家里，把刀一举，吓得那家人家赶紧收拾。他们来了还搜刮老百姓的东西，谁家屋里有大米白面，院里有鸡鸭，都要拿走。要是不给，就打，打的可厉害了，打完再抢走，所以谁家有吃的都藏起来。我记得，有一年过年，大概是三十儿晚上，我们全家熬到后半夜，偷偷地套上老牛，用碾子碾了点白面，包的饺子。因为我套着牛帮着碾面，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就这样，总算过年偷着吃了一顿饺子。
那时候大家都胆小，一听说日本人来了，吓得不得了。在老百姓的印象里，日本人特别厉害。有的村一听说日本人来了，整个村子的人吓得都跑了。当时流传“一个日本人可以统治一个县”，就是这个原因。
日本人统治期间，家家户户要“出劳工”，到外面给日本人当苦力。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人，我家没钱，三哥被拉到敦化，给日本人当劳工，干了将近两年，害了一场病，才放回来。
我在日本人办的小学念到三年级，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学校停办，我也就回家了，开始放猪放牛。
有一次，我在院子里打扫卫生，家里的母猪怀了猪崽，没有吃的，饿得它在院子里乱拱，把我刚收拾好的院子拱乱了。我一生气，打了它脑门一下。谁知怀了崽的母猪不能打脑门，一打就把猪崽打掉了。一共12个小猪崽，都死了。全家人都很生气，尤其是我二哥，气得要打我，说，你还有什么用？以后也不要念书了，这12只小猪要是正常生下来得值多少钱呀！！这件事，想起来心里就难受。那个时候家里穷，就指着这头母猪生了猪崽卖个钱，结果猪崽还被我打掉了。二哥生气归生气，到底也没有打我。
土改见闻
日本人战败之后，东北很多地方陷入了国共两党的“拉锯战”，我们那个地方是八路军占领。屯里驻扎着“马号”，八路军的骑兵部队。那大马，真是高，吃的好，养得好。“马号”就住在我们院里。部队都有暗号，每天写了传。那些当兵的，没有文化，就让我帮他们写暗号，他们传。时间长了，跟他们混的很熟，就在一起吃饭。吃的是蒸高粱米和玉米碴子，一大锅一大锅的，我也跟着吃。
八路军来了以后，1946年和1947年上半年，开始斗地主，分田地。分地之前，先划成分。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一级一级划分。地主和富农可以斗，财产可以分。但是后来局面就控制不住了，我们那里出现了哄抢。先抢地主，地主抢没了抢富农，贫下中农之间也互相抢。虽然大家都是贫下中农，但是你抢的东西多了，我就到你家抢，乱套了。那个时候穷人多，看见你家有点啥东西就抢。我们村还找了一些年轻力壮的人，大晚上赶着马车出去，第二天早上回来，拉着满满的东西，大家分。那都是抢来的，完全不管什么成分不成分了，乱抢。
虽然上面要求，不许打人，不许杀人。但是运动一来，就管不住了。我们屯有的人，开始对地主刑讯逼供，把家里烙铁烧红了，往地主身上烙，问还有什么东西，藏哪里了，有没有地窖。说没有，就拿烙铁烙，或揍一顿。
离我们屯四里地，有个高家窝堡，那里有一个大地主叫王雅楠，住的瓦房，还有院墙，算是大户了。当时住有院墙的砖瓦房，就了不得了。穷人都是住土坯房，院墙用玉米秫秸隔一下，地上挖条沟，把秫秸立着埋起来，上面用绳子一绑，就算院墙了，土墙都没有。王雅楠这个地主，住的砖瓦房，家里地也多，儿子在外地当官。一到麦收的时候，就回来骑着马监视这帮佃户收田。斗他的时候，非常惨，一只脚上拴一根绳子，绳子另一头拴马上，然后骑着马，在冬天下了雪的高粱地里撸。地里收了高粱，都是高粱茬子，骑着马那么跑，一会儿就撸死了。大家觉得那样才过瘾，才解恨。
斗地主，其实是把多年的仇恨引爆了。如果这个地主身上没有背负人命，斗的就轻。如果地主之前打死过穷人，身上有人命，那就完了，斗的就厉害。我们村没有死人，就是把地主打了一顿。
还有一种地主叫“破烂地主”，不是正牌地主，是刚刚兴起的地主。我们村就有一家，这一家人，过日子非常仔细。平时我们这些穷人，还偶尔买块豆腐，买块肉吃，这一大家子人，从来没有买过，就是攒钱买地。等攒够了钱，地也买的差不多了，解放了。划成分的时候，被划成地主了，土地没收，人也被斗。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钱买地，还没过上地主的好日子呢，解放了，这样的地主就叫“破烂地主”。
分地的时候，因为我有点文化，帮着打算盘，算土地面积，钉牌子。老百姓特别高兴，做梦都不敢想，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地。当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是租的地。我们家住的房，种的地，都是租的后沟一个姓王的地主的，他家地多，很多人家都租他家的。这一下子可好了，地是自己的，房子也是我们的了，一个钱都没花，可高兴坏了。
我小时候家里非常穷，穷到什么程度呢？吃了上顿没下顿。中午借来小米，吃完后，晚上吃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从哪儿弄粮，家里没有隔夜的粮。后来我两个哥哥给地主家扛活，赚钱维持家用，才有了点钱，买了一头牛。东北农村典型的小农经济：一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家家如此，非常典型，生活也都非常穷。
分了地之后，刚开始的政策是减租减息，后来就不交租了，只交公粮，因此，大家交公粮的积极性非常高。交公粮要到榆树县，离我们屯五十里路。那时候，富裕一点的人家，赶的是大马车，胶皮轱辘的。我们家是老牛车，车子是铁皮轱辘的。有一次我二哥去交公粮，回来说，我今天“顶门”了。什么是“顶门”？就是排到了第一个，头一份。一头老牛，拉着铁皮轱辘车，走五十里地，基本上是晚上装车，走了一夜，到了排第一。可见大家交公粮的积极性有多高。
只有交了公粮，才能见着钱。然后买上几尺布，给家里人做点袄面、裤面，那就挺不错了。
当时，各村都成立了“农民会”，简称“农会”。相当于基层政权，权力非常大，对地主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我们一群小孩子还成立了儿童团，我是儿童团团长。拿着红缨枪，在村口站岗，放哨，查“路条”。主要是防止国民党特务到处乱窜，反攻倒算。把路口把住，不管谁来了，都要有农会开的路条，干什么的，上哪里去，都要说清楚，否则不让进。一旦发现有可疑之人，立即交农会处理。我们还负责看管本屯的地主，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每天夜里还要站岗，东北的冬天多冷呀，把我们的手脚都冻木了，还是轮班不停，没有一个人叫苦不干。
八路军来了，给大家分房分地，老百姓都很欢迎。要是国民党来了呢？国民党支持地主，就要把地再要回去，把分地的人抓起来，打一顿，有的地方还杀人。我们那里比较稳定，群众基础好，八路军来了之后，就没有再走。
后来我跟驻我们院里的八路军关系很好，他们走的时候，就想把我带走，帮着他们写写东西，但是家父和哥哥姐姐都不同意，我就没走成。如果那次要是走了，说不定后来就成将军了，也可能打仗打死了。他们走的时候，送了我一根皮带和一副绑腿，我把皮带扎在腰上，可美坏了，走路都神气十足。
注：
①中文大意：我们奉上苍天，奉上天照大神。天照大神为日本神话传说中的最高神，相传为日本天皇的始祖。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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