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钦口述杨云龙撰写
长春地质学院的由来
长春地质学院的前身，是1952年10月成立的东北地质学院。
1952年，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教育部根据“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业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当时刚成立不久的地质部会商教育部决定成立北京、东北两所地质学院。
东北地质学院校址在长春，以东北地质专科学校为基础，由山东大学地质矿物学系、东北工学院长春分院地质系和物理系的一部分合并而成。东北地质学院于1952年10月23日正式成立，我是1955年9月开的学，所以入学时还叫东北地质学院。1957年1月8日，更名为长春地质勘探学院，1958年12月4日，改为长春地质学院。1997年2月更名为长春科技大学，2000年6月并入吉林大学。
长春是吉林省省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并于1932年成立伪满洲国，扶植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后于1934年改名伪满洲帝国，溥仪为“皇帝”。长春是伪满洲国的“首都”所在地，当时称“新京”。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就开始在长春修建“皇宫”。1938年9月动工，后因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财力紧张而停工，“皇宫”只完成地下部分。直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伪满洲国灭亡，溥仪的“皇宫”再也没有开工，成了“烂尾楼”。
东北地质学院刚成立的时候，连校址都没有选定，学院用房除东北工学院长春分院的几处楼房外，其他是长春市从四面八方调给的，非常分散，学生从宿舍到食堂，再到课堂，往返要20多里路，十分不便。因此，学院成立之后，地质部何长工副部长即与长春市政府领导具体商谈学院的选址和建设问题。
起初，学院领导计划选址在解放大路南，电车公司东，红旗街一带，在原有废墟上建设主楼及教学楼、宿舍楼。长春市领导则认为，伪皇宫已有旧地基，规划宏伟，一般单位无力承建，因此建议将伪皇宫旧基及周围地皮，作为地质学院校址。何长工副部长代表地质部同意了长春市领导的意见，于是，校址确定下来了，并决定于1952年冬开工建设。
学院主楼因为是建在伪皇宫的地基之上，因此称为“地质宫”。地质宫于1953年7月1日开工建设，1954年6月18日基本竣工。我在长春二中念高中的时候，正是地质宫的建设时期，我和同学们还去工地背砖，干一天活，挣的钱能买个背心。当时谁能想到，以后会来这里上学呀。
地质宫长220米，高5层，包括地下1层，面积三万平方米。当时一楼是食堂，二楼是图书馆、阅览室及标本陈列馆，三楼是教研室、实验室，四楼是学生临时宿舍，五楼是教室，解决了学院的用房急需。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亲自题写“地质宫”三个大字匾额。
后来又在地质宫的旁边盖了个“工地楼”，就是我们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系。
地质宫盖得非常豪华，富丽堂皇。楼顶铺满绿琉璃瓦，屋脊装饰着仙人、神兽。正面五扇铜饰朱漆大门。门前有高大的石狮、盘龙华表式灯柱。大厅有12根大理石柱，8盏豪华宫灯，还有两个大石鼓。
如此豪华的建筑，造价自然也不低，地质宫造价平均每平方米220元，加上原有基础造价则达300元。1954年国家规定高等学校建筑标准是每平方米125元。可见，地质宫的建设严重超标。
1955年，建筑界掀起大批判，全国开始批判“大屋顶”。地质宫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3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一座浪费的不适用的学校建筑》，批评地质宫是“长春市内最豪华的一座建筑物”，称其耗资巨大，超过国家控制指标，言辞非常犀利。
何长工顶不住压力，出面在报纸上做检查，说自己违反政策等等。后来吉林省政府想把地质宫要回去做省政府，何长工当然不给，检查是自己做的，能给别人？就一直没给。后来长春地院并入吉林大学，地质宫就是吉林大学的了。
这里顺便说一下何长工。何长工是老革命，在党内的资历很高。1919年底至1923年留法勤工俭学，参加过五四运动、秋收起义和长征。他一直在部队工作，建国后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1952年9月调到地质部工作，任副部长，部长由李四光担任。他曾经在1929年的一次战斗中，从十几丈高的悬崖上摔下来，左腿摔断致残，因此，走路一瘸一瘸的，大家管他叫“何瘸子”。他的俄语非常好，讲话也很有鼓舞性和感染力。他到长春地质学院，跟学生们讲话，说，都说地质和尚找不到对象，我有三个闺女，都给你们！既有军人说话的直率，也体现了他对地质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何长工在地质部，干了不少事，大家对他的印象非常好。
地质宫外貌
地质宫一楼大厅
寻找“反革命对象”
1955年7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七一指示”。中央在“七一指示”中指出：我们现在的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企业、学校中，所有人员，包括起义人员、留用人员在内，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是好人。如果忘记了大多数是好人这一点，我们就会犯错误。但是同时，这些人员中，也有百分之几（大约百分之五左右）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某些坏分子是必须坚决和彻底地肃清出去的。如果忘记了这一点，我们也一定会犯错误。因此，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一个广大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七一指示”发出后不久，8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要求“党的、政府的、群众团体（不包括工商联）的机关，高等学校和干部学校（包括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中小学校（包括教职员工，不包括学生），军队，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公私合营的企业（包括技术人员、职员和工人），均须无例外地进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我是1955年9月份入的学，到了学校还没有开课，就赶上了这次运动。那个时候上面派了指标，要求在每个班找出5%的“反革命对象”。我们班30人，按照5%算，起码得找出两个来，不能找一个半呀。这两个人不是直接定成“反革命”，而是“反革命对象”。
关于这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班要找出两个，可是找谁呢？刚开学，大家也不熟悉。后来找来找去，找了一个，姓谢，叫谢邬金，他家是广州的，高中毕业后，考入长春地质学院。他有比较复杂的海外关系，他的叔叔在巴拿马做生意，他的一个堂姐在香港，这都是问题。他家境比较富裕，来的时候还带了照相机。那个时候，有照相机，还了得！于是就上纲上线，说他来内陆念书是特务派遣的，充当内线。就这样找了一个。后来又找了一个，是一个干部，那个时候大家都是高中毕业后考入大学，但是他已经参加工作了，是一名国家干部，把工作辞了，考入长春地院来念书深造。大家认为，你都已经上班有工资了，还来念书，肯定有特殊目的，于是又上纲上线，把他也算一个。就这样，我们班的两个“反革命对象”找到了。
找出来之后，让他俩单独住一间宿舍，晚上派值班的看守，上厕所也跟着，相当于监视。这件事大概持续了一个多月，大家都不上课，各个班都找“反革命对象”。找的差不多了，完成了5%的指标后，开始追查。最后一核实，都不是，也就拉倒了。
那个谢邬金，人特别好，不记仇。那时候同学之间的关系都挺好，大家也很单纯。后来大伙还拿这件事情逗他，故意问他，你的叔叔在巴拿马，你的堂姐在香港，你为什么来这里读书？又问他，你爱你的国家吗？他说，我怎么不爱我的国家呀，我爱我的祖国。当时长春出产了解放牌汽车，也出了纪念邮票，他买了很多这种纪念邮票，给国外的亲戚写信，就专门用这些邮票，这不就是爱国的表现吗？
他体育特别好，当了我们班的体育委员。这小子不光体育好，还特别特别聪明，上课从来不记笔记。到了快考试的时候，他把别人的笔记瞅几眼，每年考试，他都是第一名。我们当时向苏联学习，实行五分制，他全部五分。我们熬夜看书，很晚才睡，人家该睡就睡，还没有笔记，看看别人笔记，就考五分，太聪明了，大家都佩服他。我们又开玩笑说，幸亏不是反革命，否则太可惜了。
我们班里有四个学习成绩好的，谢邬金，于济民，王树忠，还有我。我们四个人，考五分的时候多。我们考试跟现在不一样，不是老师把题出在试卷上，大家答。而是老师拿着一个盒子，里面装着很多很多题，大家摸，摸到啥是啥，题目都不一样。比方说这次考试考两道题，那你就摸两个纸条。有时候还能摸到绪论题，谁也想不到，有一次我摸到了，也能答五分。
四人当中，我和于济民、王树忠关系最好。于济民毕业之后，分配到山西省工学院，后来成了教授。王树忠分配到黑龙江省水文队，在双城，后来当了总工程师，我在这边当了所长。谢邬金回了香港。我们班的另一个“反革命对象”，中途退了学，没有毕业，可能又回原单位上班去了。
关于这段历史，《长春地质学院院史（1952－1992）》一书中，有一段简要的描述：
1955年根据中央省市部署开展“肃反”运动，由于采取群众运动办法伤人较多涉及面过大，在师生和职工中有消极影响，也干扰了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长春地质学院院史1952-1992，17页）
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
反右的源头，是帮党整风。
1957年4月27日，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5月，学院组织师生学习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在中央宣传会议上的讲话》，学院党委发动全院教职员工向党委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广大师生对党委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善意的批评。（长春地质学院院史1952-1992，25页）
那些知识分子，尤其是留过学的教授们，了解国外的情况，觉得中国法制不健全，人说了算，说毙谁就毙谁，说杀谁就杀谁，和外国的进步国家差得多了，于是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我们学生当中，有一个叫徐传贵的，家住哈尔滨。他当时提出，中国工人少，农民多，应该成立一个农民党。这不就是两党制嘛，跟共产党完全唱对台戏。他还在学校讲演，宣传自己的观点，大家都去听，很多很多人去听，影响很大。
大家提的意见，刚开始是和风细雨的，但不久就激烈起来，报纸上铺天盖地，各种言论都出来了。我看到的印象深的，有人说共产党是一个穷小子，穿着破鞋长大，现在执政了，都是一些外行。这些话报纸都给登。大家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愿意怎么骂，就怎么骂，报纸照登。
这些言论已经大大超出了中央提出的标准。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了六条标准。
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
就在报纸上大肆刊登人们的各种观点时，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文章认为，有极少数向往资本主义，憧憬欧美式政治的右派分子，利用“帮党整风”的时机，企图挑战党的领导，乘机把共产党打翻。后来，《人民日报》又连续发表了两篇评论员文章，一篇是《工人说话了》，一篇是《农民说话了》。这两篇文章一出来，跟那些大知识分子们说的话不一样，气氛马上就变了。全国旋即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制定了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是：
（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或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三）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四）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五）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六）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其中，“极右分子”的标准是：
（一）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二）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三）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四）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简而言之，反对共产党及其政策的就是右派，其中领导人物为极右分子。
那时候最大的右派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这些人都是民主人士，刚建国时是座上宾，被共产党请来的。建国后，章伯钧是农工党主席，民盟副主席，交通部部长。罗隆基是民盟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章乃器是民主建国会副主席，粮食部部长。储安平是《光明日报》总编辑，他提出“党天下”的观点。后来这些人都被打成了大右派。大家说反右是“阴谋”，但上面说，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六条判断标准说的非常清楚。
反右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学院团委书记高峰，站在地质宫门前的台阶上讲话。有人问他，究竟什么样的算右派呢？他举例子说，像徐传贵这样的，可能就是右派。因为运动刚开始，他也不敢确定。后来，果不其然，徐传贵第一个划为标准的“右派”。那个时候，凡是符合六条“右派分子”标准的言论，谁说的多，谁说得“解渴”，谁就是右派。不吱声的没事。
我们地质学院反右，琳琅满目，整个一二楼，没有一片空地，贴的全是大字报，在楼下过都得猫着腰走。各个学校，里里外外，也全是大字报。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有人抄大字报。人们就怀疑了，写完大字报，谁愿意看谁看呗，怎么还抄呢？后来才知道，那是内部的指示，看哪些属于右派言论，抄下来按照这些挨个查。
像我上面提到的同班同学于济民，他被打成了“右倾”，没打成右派。为什么呢？他写了一篇大字报的稿，是一封寄给党委的信，没有贴出去。他文章的内容，主要是讲，现在的高考，穷人是掌上明珠，考的分数低，也能上好学校。家里富裕的，考再高的分，也不能上好学校，就是反对“唯成分论”。党委说，你是寄给我们的，你要是贴出去，就把你打成右派。这个大字报没有贴出去，所以把他打成了“右倾”。后来提起这件事，他还很庆幸，得亏当时没有贴出去，贴出去就是右派。
还有一个同学，不是我们班的，叫王连成，小伙子长得帅，会拉二胡，口才也好。他曾经说，什么念书不念书，我二胡拉得好，一样也能找到老婆。那时候可不能随便说这个话。反右的时候，大家就说，王连成的这些话，够打成右派的了。后来这些话慢慢又传到了学院里。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山西一个学院，同期去了一帮人，说他在学校时是右派。于是就被单位定成了右派，不能提级，孩子也不能上学。大概是75年，有一次他到我家来，把他在学校里的资料，整个被打成右派的过程，让我看。最后平反的时候，因为王连成是右派，单位就到学校查。结果一查，他不是右派，档案里面没有。这就是当时人们只是口传，单位也没有好好调查，把他冤枉了。
这个冤枉可太大了，被打成右派，二十年不能动，不能提级，孩子上学也受影响。像他这样被冤枉的，不止一个，太多了。那时候，定个反革命，定个右派，非常简单。几个人商量商量，说你是，你就是，没有什么审核的流程。“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臭”，这些人要想翻身，几乎是不可能的。
（反右派斗争）严重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党内干部以致青年学生被错划为右派，（错划右派195人，其中学生147人，教职工48人）产生了极其可悲的后果，对其本人和党的教育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长春地质学院院史1952-1992，25页）
说来也怪，在帮党整风，大鸣大放，写大字报的高潮时期，我们259班，几乎没有贴什么大字报。我记得我们系的党支部书记，到我们班上去作动员，号召大家多写大字报。他下命令说，你们班的大字报写的最少，今天晚上必须写八百张，明天早上检查。一个晚上怎么可能写八百张？后来没有办法，只好摊派，每人写五张，写不完不准睡觉。
后来大家就真的写了，不过写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卫生不好呀，凳子坏了没人修呀，哪儿哪儿浪费呀……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没有一个攻击党的言论。当时那些教授的言论，我们也都看了，都知道。但就是没人写。后来我们同学谈起来，大家也觉得奇怪，怎么当时就没有人说话呢？这不是我们班的同学有“先知”，可能就是对政治不敏感，不感兴趣吧。我们班，除了于济民被打成了“右倾”，没有一个右派。
但是别的班就不是这个情况了，像我们的下一届那个班，在团支书的带领下，纷纷提意见。他们的意见，有一条我记得很清楚，说马列主义要“活考”，不让书面考试。所谓的“活考”，就是在运动当中，谁认识的深刻，谁对党忠诚，谁提的意见最好，谁就学得好。后来那一年真就没考试，轰动的很厉害。结果他们班只有四个人不是右派，其余二十几个人，都被打成了右派。
那时候，一个人如果被打成了右派，大家跟他界限分明，另眼看待，上食堂吃饭，买东西，都不搭理他。但是我不这样，我跟打成右派的同学，该唠嗑就唠嗑，该一起吃饭就一起吃饭，觉得并没有什么。后来参加工作后，单位里面有两个右派，一个叫蔡世泉，是个女的，在大学里被打成右派，本来是个技术员，因为是右派，让她上钻机，跟工人一样抬钻杆，干累活。还有一个叫温忠谦，中专生，家在北京。我跟他们关系都很好，没有把他们当“敌人”看待。我说，都在一起工作的同事，怎么成敌人了呢？后来他俩都平反了，没有任何问题。很多年后，有一次开会遇见了蔡世泉，非常热情。温忠谦退休后，还来看望我。
前前后后都是这样，凡是有“褶”的人，在学校也好，在单位也好，我跟他们关系都挺好，一视同仁，没有因为你是右派，而另眼看待。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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