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真扬
（四）祖母意外跌倒后去世
1948年，我祖父和祖母搬离崇德路的培福里，搬到陕西南路25弄。
这是80年代在上海比较有名气的一条弄堂，当时弄堂口有不少“黄牛”，时不时向路人兜售“出国人员”的“额子”，这就是“上海中服出国人员服务中心”的弄堂。
进弄堂口，右拐到底，（几号我忘记了，我五六岁的时候经常去）进大门，上二楼，一间朝南，另一间方向西南，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在北面，这是当时法租界的一套新式公寓房子，透过二楼的朝南窗户，就可以看到，隔一条进贤路就是赫赫有名的“红房子西菜社”，在我的记忆中，头一回品尝西菜，就是我祖父及父母带着我和弟弟，到“红房子西菜社”开的洋荤的！
这套房子和培福里的石库门相比，真是鸟枪换炮了，这里是蜡地钢窗，烧饭用的是煤气，“方便”用的是独用卫生设备。哪像在“培福里”，早晨倒马桶，烧饭生炉子。
那一年，培福里的底层，借给别的房客租住，二楼还是由我父亲单独居住，因为他在徐汇中学念高中，（解放前是教会学校）是寄宿住校的，只有礼拜天才回家一次。
就在“百雀羚”产品市场需求日益增长，厂里生产蒸蒸日上的时候，一件突如其来的横祸，沉重地打击在我祖父的身上；1948年秋天，（1981年我曾在上海日用化学二厂工作时，有一个即将退休的老工人，把当时的情景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我）。
一天，我祖母拿着一叠报表，正从三楼办公室的楼梯往二楼走，三楼到二楼的楼梯是木头的，又比较窄，我祖母穿着高跟皮鞋，一脚没踩稳，一下子从楼梯上摔了下去，一直摔到二楼，脑袋重重的撞在二楼的水泥地上，她当场就晕了过去。
楼梯上的巨响，惊动了二楼的工人和三楼的职员，他们快步跑到我祖母的身边，扶起我祖母；“老板娘，老板娘……，你怎么了？”只见她，死咬嘴唇，紧闭双眼，一言不发，一摞材料洒落一地，额头渗出一丝鲜血，工人们一看大事不好，赶紧把我祖母背到一楼，从仓库中拖出一辆“黄鱼车”（上海话：一种人力三轮车），二个女工抱着我祖母，爬上了“黄鱼车”，一个工人骑着“黄鱼车”向医院方向驶去，其余五六各个工人在车子后面紧跟着。离厂里距离最近的医院，就四五百米，在现在的普安路上，当时叫“四明医院”，建院于1922年，由宁波同乡会创建的”，（相当于现在的“三级甲等医院”，现在叫“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进了医院之后，医生简单的询问了情况，听说是“百雀羚”的老板娘，在没有预付医疗费的前提下，马上给我祖母注射了两支止血针，并且给她输了液（我估计是葡萄糖之类的东西），依照当时的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也只能这样了，（现在，当然办法多了，这种颅脑外伤肯定动手术的才有救的）接下来，就看你这病人能否挺过这段昏迷期。
在医院里，我祖父几乎每天在病床前陪伴她，希望有一天她能醒来。遗憾的是，我祖母一直没有醒过来，直至一周后去世。享年才四十五岁。她在厂里的人缘很好的，和她关系好一些的女工叫她“阿姐”，外面的邻居也亲热的叫她“老板娘”，听的她去世的消息，无不扼腕叹惜，“哎，可惜了，太年轻了……！”
（五）百雀羚的成功，祖母功不可没
自从我祖母去世之后，因为祖父要料理祖母的后事，厂里的主要工作都由凌福康先生和其他两位同事主打。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祖父变得沉默寡言，一言不发。他经常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独自沉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
经过在和凌先生反复讨论之后，得出一个结论：“还是制度不健全造成的恶果！”，原来，厂里的规章制度大都是由我祖父及凌先生根据厂里的具体情况指定的，再有我祖母写成文字，张贴在厂里的各个角落，。如“工人必须更换工作服后，才能进入到车间里，工人不能穿拖鞋和赤膊进入车间，包装工必须洗手后，并戴上口罩，才能进入包装间进行操作”。在当时的情况下，制定这些制度，在化妆品行业来说，是相当前卫的。这些制度，工人们总来讲，遵守的不错，也没有出过什么大的事故。 然而，我祖母穿高跟鞋来往于一，二，三楼的各个车间，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了，更不会有谁向老板娘提出“穿高跟鞋是不能进入车间的”，但是恰恰就是这个不起眼的问题，居然要了我祖母的命，这是够我祖父反思一辈子的了！
俗话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从富贝康化妆品公司的建立，到产品的上马，从百雀羚的配方管理到工人的管理，无不倾注着我祖母的毕生心血，然而她没有站在她的丈夫背后，她和她的丈夫一样，站在创业的前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应该坦白的说，没有我祖母，大概就不会有富贝康化妆品公司，大概更不会有“百雀羚”的诞生。在“百雀羚”产品逐步走向成熟，完备的当口，她却早早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她和她的丈夫亲手办起来的工厂，离开了她日夜操劳的化妆品事业，她走的太早了！引著名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的诗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不知能否表达我祖父当时的心情？
当时，我父亲高中即将毕业，在匆忙中，完成了毕业考试，准备考大学的打算也不得不取消了，他被我祖父无奈的叫回厂里，顶替了我祖母的工作。上海开埠之后，西方生活方式随之进入，女性开始进入社会。上海职业女性特别注重仪容仪态，商家老早就懂得“女人的钞票顶好赚”的铁律。化妆品市场上较高档的化妆品有“雅霜”，“双妹”，“百雀羚”，“力士”，“明星”，”“蝶霜”，较低档的，百姓化的有“蛤俐油”，“面友”，“各种品牌的另拷雪花膏”遍布大街小巷的烟纸店，加上指甲油，花露水，香水，香粉（饼），胭脂等，从舞台演员到出入于高级交际场所的摩登女郎，从公司白领到纺织女工，从女学生到家庭主妇，，等于整个社会，几乎所有的女性都逐渐参与了化妆品的使用。
这个巨大的市场，就像一只“大蛋糕”吸引了更多的化妆品生产商垂涎三尺，参与竞争。“商场如战场”，“百雀羚”也参与了这场“你死我活”的殊死争夺！
在这场“战争”中，“双妹”，“百雀羚”，“蝶霜”，“雅霜”品牌的化妆品几乎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六）选择留下，迎接解放
眼看时光逼近1949年，“山雨欲来风满楼”，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国内形势急转直下，解放大军直逼南下，49年四月，百万雄师列阵长江以北，炮指江南，上海的形势虽还在国民党统治下，但面临解放已是早晚的事了。
图：万炮齐指江南
图：宜将剩勇追穷寇
那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计划往台湾和香港撤离，而中小民族资产阶级，怎么办？一个难题摆在了我祖父面前？有人提出“把工厂关掉，把资金带往台湾重启炉灶。”我祖父当即否决了这种想法，国民党的腐败，殃国殃民，把个中国弄得一塌糊涂，跟着蒋介石走，死路一条!所以这条路是肯定走不通的！
可是对于共产党，我祖父了解甚少，尽管工厂里已经有地下党的活动，对于共产党的政策，他还是半信半疑！
这时，他的一位在印度尼西亚经商的朋友，找上门来，劝他卖掉工厂（当时的形势，三钿不足两钿也没人买（上海话：砸锅卖铁也没人买）），到印尼重新开厂，因为“百雀羚”的牌子，在印尼也有一定的影响！当时，如果我祖母在的话，祖母会些英语，印尼当时是属英联邦的，英语是通用的，说不定他会考虑这条路，但是现在让他一个人拿主意，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最后决定留下。“他舍不得，他和祖母亲手呕心沥血创建的这份产业，舍不得这些从建厂至今辛勤劳动的工人，舍不得千千万万喜欢“百雀羚”的平民百姓！他准备“搏一记”（上海话意思是：殊死一搏）！
49年5月份，上海解放了，他亲眼所见，解放军抱着枪,冒着雨，露宿街头，秋毫无犯的动人场面。
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我父亲结婚了，这里还有一段故事；他的妻子是一位小他四岁的女子（就是我的母亲）。
当初，我祖父和中国制罐厂的老板孙文豪是商会的朋友，而百雀羚的外包装（蓝色的小铁盒）全部是由孙文豪的中国制罐厂提供的，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孙文豪是百雀羚的包装供应商！（同时他又是上海几只知名牌子的牙膏外壳的供应商）。最后，孙文豪的第二个女儿孙志芳，嫁给了我父亲！然而，孙志芳的表姨妈，就是百雀羚的老板娘！
我在准备博文的资料时，曾经突发奇想的问过我的父母；“你们当时的婚姻是百雀羚老板和中国制罐厂老板相互说媒而成的呢？还是我祖父母之间说媒而成的呢？或者是你们自由恋爱而成的呢？”，这突如其来的问题，使得两位老人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最好，他们支支吾吾的说：“都五六十年了，记不得了。大概三个方面因素都有一点吧！”大家哄然大笑起来！大家都说：“要是你祖父母知道；百雀羚的事情是由我们的长孙向全世界在弘扬前辈的拼搏精神，他们该是多么高兴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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