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秀云
卷三 我的青年时代（二）
三、大学二年级－－我的英语学习
这次在新学期开学时，我从四班分到了五班。那是一个新建的班。
我理解分班成员的组成不完全由党支部、辅导员决定，科主任及任课教师都会提出一定意见。分班大致原则是以学习成绩为主，由精读老师决定。因为有消息传出，在学生中担任“团支部书记”的人选，在分班时很困难，班好分，“干部”不好分配。因为凡是干部，学习优秀者寥寥，实在分不成五份可以分到五个班级中去。、不管怎样，我被分在五班我很知足。五班同学的业务水平，大多数处于上游，精读老师是谷德昭老师，他是一位老先生，也是颇有魅力、十分敬业的一位老师。
大学的生活比较高中宽松了许多。首先我离开了家，母亲由于距离产生了美感。每星期只回家一、两次，比以前，母亲亲切了许多，年事渐高，脾气也缓和了不少，作风也大有改观。四清时尤其使我感动，我睡得不是火炕，特别冷。她让同学给我捎去棉裤。棉裤那时是在城里用不着的东西。母亲立刻赶着时间做出来。当同学来取棉裤时，她已经打好了包裹，怕被人发现，棉裤的包里用塑料袋，装了一整袋她亲手炸的肉丸子！拿到工作队让大家一抢而光了。我虽然有些担心，但是“法不责众”大家都参与了，我也就不管是否真的有“影响”了。
自上“师专”以来，我还是有心将专业课学好。这一时期，我看了不少的十七、十八世纪的欧美小说。奥斯汀、狄根斯、白朗戴姐妹的作品；雨果、司汤达、托尔斯泰、左拉、大、小仲马、巴尔扎克等等，总之能找到的尽量看。我还专注仔细地读过《希腊的故事和传说》，以及欧.亨利，杰克.伦敦的书。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大量地读外国小说，我认为我是学外语的，首先要尽量多的看外国文学。这一时期的阅读也真正地给我开辟了认识世界的又一个视角。阅读的时间只能在周末或者在假期。我的卧室与母亲的对窗，通宵达旦地看书就会被母亲发现，所以，有时候只能把台灯放到桌子底下，坐在小板凳上看。更有甚者，真是挺逗乐，一次我把褥子钉上袢儿，挂在窗口上，遮得严严实实，在窗外看不见一丁点儿灯光。
“开卷有益”不通晓一点点英美文学是无法把英语学好的。这是我最起码的“资本”，必须要有的基础。试想，不知道宙斯、阿波罗，怎么看得懂语言中的掌故？没有看过马克.吐温怎么体会英语中的幽默？没读过《大卫.克波菲尔》，没读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也无法理解英美社会各个阶层的云云众生了。然而，这全部都属于被禁止的“封、资、修”作品，还被认为有碍青年思想成长。像《红与黑》等书目都被列为“禁书”、“黄色小说”，说是“看”过之后会“中毒”的。一言以蔽之，这些书目图书馆一律下架，概不外借。除了私人藏书，想找到一本书看，还真得颇费周折呢！
老实说，在这些书还没有被完全“严格禁止”之前，我已经努力地把能找到的书都看到了。正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越是列为“禁书”的范围，越是有人想方设法地去找、去看。显然，很多事凭武力、强行禁止是禁止不了的。反映历史的名著与历史一样地不可阻挡。我可以坦然地说“开卷有益”是因为我非但没中什么“毒”，读书使我得到了很多间接的社会经验。从《海狼》中我懂得了什么叫“弱肉强食”；从《基督山伯爵》里我看到了尔虞我诈复杂的人际关系，贪婪与卑鄙的人性丑恶。从《巴黎圣母院》中，才可以体会什么是真正的“美与丑”……当然这也让我更加学会分析，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间接地增长了阅历和社会经验，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提高了从多角度、透过现象、观察、判断事物的准确性。
大言不惭，高兴地读书，认真地学英语，使我大学二年级的生活很充实。
我承认，我是一个组织性、纪律性不强，很散漫的人。不想受约束，喜欢自己给自己作主，真的不情愿跟在别人后面，听命于人。我有我自己的一套规律，比如，我“雷打不动”的时间是每天晨读，起床后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读英语。不厌其烦地做基本发音练习，变着花样，绕口令、连读、失去爆破、重音、轻读、语流、语速……大声诵读课文。天天如此、不厌其烦，课课一样，周而复始。为了流利地说出一个句子，为了地道、准确地做好一个发音动作，不论十遍、二十遍，一定要达到自己满意为止。因为，我想做一名教员，从零开始，每一个音素的分解、准确读音是教给学生发音基本的基本。大力克服母语的影响，一些技巧必须熟而生巧，自然、脱口而出。要求自己讲一口地地道道的英语而不是Chiglish ，这是最起码的条件。说相声、唱大鼓都要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练“喷口”、练“舌头”、练“嘴皮子”。按老师的话说：要保证每天让你的舌头“做早操”。人说靠嘴吃饭即是“开口饭”，这些“基本功”是非练不可的。“教英语的”也理当如此。
第二，上午的课，我每堂都保证认真上课，绝不逃课。堂堂都仔细记笔记。晚上自习认真整理笔记，而且一定是“今日事，今日毕”不拖延。
第三，中午吃过饭，我一定要大睡一觉。生活习惯如此，这样才能保证晚自习有充沛的精力。因此，下午很少到教室去。等别人下了下午自习，教室里没人了，我才一个人独自去教室。要么听录音、要么仍然大声诵读。自由自在，无所顾忌。许国璋教授编写的精读，我基本上可以背下来。
显然，其他的活动我参加的很少，或者说根本没参加。至今，我对此也不后悔。这一年，我为自己夯实了英语的基础，一辈子受用不尽，甚是自得其乐。
有一个算命的说我本“土”命，有一段偈语曰：“床头金尽，囊中财空。”意思是说我人是穷命，而且会穷困潦倒一生，但是命不该绝。我很感激上苍，本来自己无奈只考取了一个“三年大专”，学到了二年级又焕发了空前的“学习热情”，想想“英美文学史”、“翻译”、“语法学”等等一系列会因为学制短而学不到，确实心有不甘，是一种遗憾。大二刚一结束，“上帝”又为我开了一扇窗，根据当时教育形势需要，要求师专两年制专业停办。幸运的是“三年制”专业一律合并到北京师范学院，改为四年制本科！于是，整个“外语科”就搬家到“师院”与外语系俄语专业并列成“英语专业”。不论到底是上帝的眷顾，我命不绝，还是歪打正着，总之，我是可以圆了大学之梦了。
四．我们到了师范学院
1．大学本科的梦实现了
在师院又按要求重新分班，似乎分班顺序正好和师专相反，我被分到二班。新的集体有十一、二个同学。团支部书记杨秀琴是一个较为温和的人。为人朴实不是那样的跋扈。
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了。八评、九评苏共中央信连续发表。具体到我们——英语专业的学生，空前地被重视了。同时一系列的教改也展开了。还真有一些有趣的回忆。
我们“泛读”是由一位留美归国的台胞授课。此翁自小在台湾长大，届时三十几岁回到大陆，找到的工作就是在大学教书。此公姓段名继宪。段先生是一位很认真、率直而豪爽的人，当时我们“泛读”的篇目是《汤姆叔的小屋》。此时，社会上苏联的电影相对减少了，因此引进的美国电影就是《汤姆叔的小屋》。一些简易英语读物也出版了，其中就包括了这本书。学习的方式是学生自学，然后开展讨论，讨论的内容也是自选。二班此时有一位同学武然。她是英三唯有的几个高干子弟之一，其父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教务长，顶多也就是一个副部级。武然其人颇具性格，平时很是特异独行，总是离群索居，人很“个色”。别人讨论的是圣.克莱尔作为庄园主的人物性格、描写汤姆叔的品质的写作方法等等。大家往往要回避一些“敏感”话题，武姐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概是仗持着自己的腰杆儿“硬”。她总结的庄园主的品质里有善良、正直之类，刚刚“四清”回校的一些同学，仍然笼罩在“为富不仁”的情怀中，更何况“形左实右”是当时很时髦的事情。于是，讨论会上就成了有或没有“善地主”和“恶地主”之分的讨论。一派人说地主就是“剥削”的代名词，“剥削”即是丑恶与罪孽的代名词。另一方面，以武然为代表，坚持说圣。克莱尔是正直、善良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克莱尔就是仁慈的，在小说中，他就是正面人物的代表，应该是被歌颂的。对立面也激烈地反驳，庄园主就是没有“善良可言”。“愚弄”是剥削的一种“伎俩”。汤姆叔就是像“穆仁智”一样的剥削阶级的走狗。双方各执一词、各不相让。实质上，这不过是一场用英语作为语言工具的闹剧，“起哄”“架秧子”而已。可笑的是武然，却不苟言笑地正襟危坐，似乎是一板正经。另一方也是“坚持‘正义’”毫不退让，可怜这位来自台湾的段夫子，对此阵势一筹莫展。老师根本平息不了争论，当然也拿不出“正确答案”，着实地“无奈”。这是大三年级颇具特色的一段“泛读”课。
我们的“精读”老师是范继增教授。范先生慈祥、亲切而一丝不苟。范先生一进教室我们体会就会形成一个无形的“气场”。二班这十几个人立刻进入到“学习”的氛围之中。范先生从不称呼学生的姓氏，只是叫名字。语气平缓，十分安详，诸如——“文波”，“请坐”。你刚刚站起来回答问题，他总是伴随着手势，轻声缓缓地说：“Sit down ,please.”语气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先生的绅士风度，先生的礼貌、作派，温文而雅，对学生的尊重，真诚、执着，迫使每一个人绝对不好意思，不忍心上课不好好学习。直至今日，有时还能一合眼，反映出范先生的音容笑貌与和蔼可亲。“身正为范”是这样才能让学生体会到的。现在演艺界的人常常说什么“范儿”，我想“范儿”不是表演出来的。如果真的有什么“范儿”，一定是思想修养、文化积淀，主要是道德品质的闪现，是“人格”的体现。它是厚重的绝不是轻浮的，是学生学习的楷模、典范。对范先生，每当我回忆起绝对是肃然起敬的。
2．东北旺苗圃劳动，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兴起
大三的春天，我们去颐和园北边的东北旺林场苗圃劳动了一个月。这次劳动是准军事化的以连、排、班编制。时至一九六四年末，六五年初，林彪说：“部队工作要突出政治，突出政治首先要突出毛主席著作学习。”同时，《毛泽东著作选读本》大量印刷。有解放军部队中流传出来的《毛主席语录》也渐渐地被一些人弄到，只不过“物以稀为贵”，很少的人拥有。能弄到一本“语录”大家都认为是十分宝贵的事情。记得很清楚，这次劳动杨传伟系主任利用政治学习时间，第一次给大家讲了321个字，大家都觉得很新鲜，还稍稍地感觉有点神秘和高深莫测。什么“必然王国”、“自由王国”，还关系到迄今为止的一百万年……真的是一种十分深奥、陌生的，不好理解，难于掌握的道理。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学、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个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现在看来，这便是由林彪发起的，全民学习毛著，人手一册“小红本”的开始。——也是所谓“造神运动”的源头；个人崇拜，愚民政策的开始吧!
回想起学习雷锋运动，栾谦大学一年级便开始的学习《为人民服务》，该是一年多，两年前的事儿了。相形之下，我的“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该是多么迟钝、多么后知后觉!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是林彪给毛主席语录的题词。一时间，先由解放军，后有老百姓，一场轰轰烈烈的，如火如荼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开展了起来。这就是“政治”气候，大学的校园，首当其冲应当是反映最最敏感的地带。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呵，花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人们都说这是当年的“散会歌”。即是每当散会之前必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就是从此时开始才被广泛地传唱起来的。这是一首“标志性”的歌，某种意义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时“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提法”开始“时兴”了起来，并且渐渐地流行了这样一种论调，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了十月革命。但是，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才可以适用于中国革命，毛泽东思想正是中国革命的依据和指导思想，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中国革命的指路明灯。而且把毛泽东思想放到“不落的太阳”的高度了。
这次劳动组织得很好，劳动强度也很大。铁锨就像枪一样，每天一早整队，“枪上肩”排着整齐的队伍，喊着响亮的口号上工。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都学解放军。我们真的个个都像“兵”一样。作为青年学生，我想是应该参加适当的劳动的。学生在真正的工业、农业劳动中受到磨练，开拓视野。而现在，是不是又在“矫枉过正”？当前的大学生很少有“劳动”的体验，如今九零后的“新新”人类，外加独生子女，大至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锻炼”也没有。不仅仅他们的生活失去了斑斓的色彩，随之而去的还有他们生活的基本能力。
3、英语的教学改革
教学改革仍在继续，大四一开学，我们又分班了。据说是按学习成绩分班。这次我被分到一班，也就是说英语专业五个班我都去过了。大四发生的一些事，有的我还历历在目，记忆十分深刻。
教“精读”的老师，韩续先先生是系主任，较之范先生不那么和蔼，是系主任就多一些政治色彩，她的课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她主要讲过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教改进行到当时，摈弃了一切原来的教科书。斯诺来北京，第四次、第五次被毛主席接见，自然选这样的教材是很“时髦”的，还讲过《王若飞在狱中》，《红岩》等等。
据说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教改力度最大，于是老师们到上海去学习。当时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我还记得一次很典型的课。内容是《红岩》中江姐进华蓥山一折，由同学们自己改写成剧本，要求各个小组表演出来，每个小组分段接续表演，担任不同的角色，可以即兴发挥，大家轮番上台。
六十年代起，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每年开幕一次，为期半个月或一个月。刚毕业的外语系大学生去广交会当翻译，听说也出了许多笑话。会上交易的有绿皮红瓤儿的西瓜，外商问为什么瓜瓤是红的？翻译解释说：贫下中农一片红心，是献给毛主席的“红心瓜”。
学校是一片敏感的园地，是一个政治社会十分灵敏的折射点。
泛读课的段夫子上课提问一个同学，“九评”里那些冗长的政治专用词汇、哲学词汇，她连重读音节在哪儿都没弄清，“念”都“念”不清楚、顺畅，更不用说“说”得流利了。说实话，我读“九评”一页也有十几个，二十来个生词，自习课上必须做充分的预习，常常书页上都做满了记号，太长的词还要注上国际音标，确实是一件令人头昏眼花的事儿。这位大姐远远没我这么有“觉悟”认真读“九评”，先生问了当然是一问三“Sorry”了。段先生挺生气，让她坐下了。不知是那根“弦儿”，先生在下一课的课堂上，事隔好几天，还记得她，于是提问叫到了这位同学。我觉得不是老师记住了她，实际情况，全班只有十一、二个人，往往轮流回答问题，每堂课被叫到的频率极高，如果主动一点儿，一节课回答四、五个，以致六、七个问题的机会都有。当然有复杂的，也有只用“Yes”“No”便可以解决的问题。这次被问到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耍赖，如果回答诸如“I don’t think it’s right .”之类便可搪塞过去了。但胡某人站起来，硬是不坐下了。用中文说老师跟她“找茬儿”！段夫子气得满脸通红，甚至也用中文质问她“到这儿干嘛来的？”争执起来的结果就是“上纲上线”了。谁让这些学生都“四清”过，谁让教育方针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段老师课下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在东北旺苗圃劳动时，我管生活，每次炸了油饼，我总给他找一个“好的”，他也从不吝惜做出十分“高兴”状。我认为从台湾到大陆背井离乡，不言而喻，不少的人当时对“台湾”回来的人一定是“另眼相看”的。人与人彼此间应该多一点“温暖”，少一点“戒备”。更何况，段老师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经验”，为人很是“直接”很是“简单”的人呢！尤其对学生，他认为是后生晚辈更是没有什么“忌讳”，仍然恪守着“教不严，师之惰”的“老理”，似乎师生之间应该不存在什么“隔阂”，因为他在于心无愧地、认真地“教书、教人”。事后，段老师曾经问过我，为什么课上提问会扯上“打击工农子弟”的问题呢？这不是风马牛不相及吗？我写下这一段，真实地记录文化大革命前夜学校中的“政治气氛”，这种生动的始末缘由，绝对是应该还历史本色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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