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第三章 老脚旧鞋走新路（二）
五、侄女冯英茜来访
十一月份，冯淑筠的长女冯英茜由新疆乌鲁木齐专程来看我。此前，我与胡依理学长取得联系，他任天山化工厂总工程师、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听说当厂长）。我们这一案全案平反后，受株连的冯淑筠君理所当然得到政策落实。在胡兄的帮助争取下，冯的两个女儿由河北农村在新疆安排了工作，已近一年。
英茜千里迢迢来看我，为的是我与她父亲深挚甚于兄弟的感情。令我惊奇和欣慰的是，冯君竟有这么大的女儿，英茜只比凤枝小一岁多，她还有一妹一弟。
英茜告诉我，煤矿瓦斯爆炸后，父亲的两条腿都被砸断。他拼命拖着断腿往外爬，已离坑道口不远了。面前被垮下来的巨石堵着，有个豁口，许多人从他身边、从豁口逃生出去。可是任父亲如何哀求，没人理他、拉他一把，就这样活埋在里面。母亲原本身体不错，遭打击后天天哭泣，两年下来眼睛瞎了，四十的人猛然成六十多的老太婆。父亲上大学时，我已三岁有记性了。每次回家他都下地帮母亲干活，手脚不闲。母亲虽大字不识，他从未对母亲大声说过话。父亲待我和弟妹，重身教，从不打骂我们。他至诚至善，我找不出他的缺点。
英茜说的极是。如果硬要找冯兄的‘缺点’，这缺点便是太善良了，善良得无边无际。五七年下半年，‘反右’最激烈的时候，我曾哀求他编‘天书’揭发我，可他说，宁愿自己死也决不害人。
我无法逼他，我太了解他了。
英茜听了我这一席话，眼泪夺眶而出。“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为有你这样的叔叔感到自豪！父亲、胡伯伯、你，你们都是善良、正直的人，危难时只想着别人，你们的心比金子还金贵。”
岁月悠悠，往事悠悠。多少悠悠情，情未了。
英茜在我这儿呆了二十天，我送她到兰大。在胡晓愚先生和老吕（绥生）帮助下，从兰大‘落办’拿回她父亲的《右派改正通知书》和五百元困难补助，此后我们长期保持联系，直到她结婚成家有孩子（听说她丈夫和孩子都不错，还在乌鲁木齐）。
十一月，学校又出了件大事：初中英语老师党廷显（河南人）无端被殴，打掉两颗门牙。老师的人身安全都无保障，书咋教？这种事解放前没有过，五七年前没听说过。以后老师成了臭老九，这种事成家常便饭。老师们都义愤填膺，邓子珏老师和我尤感不平。学校领导既不保护学生又不保护老师，我找到书记刘成福，对他道：如果厂里不严肃处理肇事者，我就不上课！
迫于老师压力，厂里给肇事者记过处份。党老师请调，走了。
年底，全校老师加班加点开会，为的争要调资指标。指标不多，落实政策的不在列，原有老师各显神通拼将起来。老师工资二十多年没动过，好不容易盼到一次机会。虽一级只七、八块钱，个个红了眼，你争我抢，恨不能把对手吃了。调资会变成‘检举揭发会’、攻讦会。
‘文革’派性源远流长，深到各行各业、各个单位的各个角落，无处不在。开会吵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无非‘文革’至我们来前发生的琐事，陈谷子烂糜子，无一‘大是大非’可值一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派性的癌细胞早在学校、在全厂发散，成和德、彭瑞蓉夫妇不久便调走了。张有玺在厂里也呆不住，走了。邓子珏老师调上海职大，走了；党老师走了；何之明办完出国手续，走了。如今又走了两个正规科班出身的老师。
学校依然缺胳膊少腿。
象在梦中。坐在运牲口的闷罐车里，不知白天黑夜，不知东南西北，不知前进后退，昏昏沉沉，晕晕噩噩，耳旁疾风呼吼，有铁器的擦响，乘着这专列二十多年，把我抛在了完全陌生的世界。大雨滂沱，汽车陷在烂泥里，抛锚荒漠，无乘客愿意下车减负，无人上前帮司机一把；校外青年跑到学校殴打学生，围观者众，无一上前劝解、制止；党老师无端遭殴，了草收场；调资会变成攻讦会，六亲不认，尔虞我诈，全红了眼赤膊上阵，不过七、八块钱，老脸不要；昔日与我一样挨棍子的人，不知何时也学会打棍子，……人的同情心、正义感、羞耻心全不见了。
全变了！一切变得面目全非，变得不可思议。社会如此地陌生，我不认得了。难怪刑满后，所有亲朋都异口同声告诫我：如今社会与过去大不同了，你的脾性很难适应的，弄不好还要吃大亏。
我还是二十多年前的我，环境改变人的一切，我的变化几乎为零。
我不知这是我的所幸，抑或是我的大不幸。
六、魂兮，归来。
一九八一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
这年三月九日我当了父亲。儿子满月后，凤枝携来与我团聚，见她母子平安，儿子发育良好，心比蜜甜。
眼见这届学生即将毕业高考，学生紧张，老师比学生更紧张。周围环境糟透了，学校无法开晚自习，小流氓夜里在校门口、在回家路上劫人。我和其他几位老师只得每晚到学生家中逐个辅导答疑。每晚回来都深更半夜。大门上了锁，只能翻铁门入校。由于玩命工作，体重减到八十市斤，高压只五十。有时又突发牙痛，满床打滚，半夜急诊打止痛针。即使这样，我不肯耽误一节课。
在儿子将满百日的时候，终于盼来我渴望得到的另件东西。接待我的是省法院刑庭庭长，陕西人，高个。他递给我的判决书原文如下：
甘肃省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1》天法刑监字第14号
申诉人（原审被告）向承鉴，男，汉族，现年四十一岁，原籍河南，家庭小手工业者，本人学生，现在兰州连城铝厂工作。
上列申诉人因反革命一案于一九六二年三月被武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一九八零年二月经我院复查改判为免于刑事处分。
本院依法组织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查明：
一九六零年元月向承鉴与苗庆久在武山县刻印《星火》刊物，并亲自写稿三篇，在其文章中确有错误的观点，但不构成犯罪，一九八零年复查时以反革命论罪，改处以免于刑事处分不当。据此，特判决如下：
一、撤消武山县人民法院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刑字第三十四号判决书及我院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62）法刑字第十三号、（80）天法刑字第6号刑事判决书；
二、对向承鉴宣告无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甘肃省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
杜贞祥
审判员
谈世清
审判员
高志强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八日
书记员
高玺
（判决复印件附后）
×庭长颇有水平，发判决书后与我交谈了很长时间。
我对‘错误’一说，心犹不服。然而，白纸黑字，指名道姓，得以苟活至今，若非全国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者之一，实是万幸。张志新、遇罗克上了断头台；‘一打三反’脑袋开花的有多少！都不过‘诽谤’‘恶毒攻击’。你居然秋毫无损活出来，真是洪福齐天，还不知足么？
诚是事实，这些我知道的。
‘错误’总有的，这件事上没有，另件事上会有；行为上没有，‘思想’上会有；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没有‘错误’的人世上不存在。说我有‘错误’逻辑成立，一点不亏。不过，有人比我的‘错误’大得无边无际，一‘错’就错掉几千万人的性命；一‘错’就把中华民族倒拖半个世纪！谁又指出他的‘错误’？
这是一场天大官司，大约需要五十年甚至百年时间才能见分晓、扯清楚。终归要扯清的，能扯清的，我坚信。如邓小平所言：留给后代去评说吧。中国的事情得慢慢来，急不得；心急的人容易脑溢血、心肌梗塞，猝死；心急的人多了，会血流成河。
也罢，姑且打住，已是最好的结果了。
割掉‘尾巴’，不再半人半鬼，于我，自五七年六月底兰大党委划右，由人变鬼，到八一年四月平反由鬼变人，二十五年完成一个轮回，一次否定之否定，该歇笔了。
尾声
许之品夫妇八二年和八四年来我处两次，为落实他的冤案，终没能如愿。原因很简单：他牵扯‘现反’大案，涉案为农民和最基层干部，死的死了，没死的无法找到下落。他势孤力单，原办案人又在台上，百般推诿。山高皇帝远，有什么法子呢？在那个时代，一些对人民公社不满的；对干部贪污横行有过对抗抵触的；三年人为灾害为活命闹粮、抢粮被打成‘反革命’的，被抓、被判、被杀有的是。他们不会说不会写，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的，在农村基层，被尘埋的多多。
八五年许之品因胃癌在北京病故，留下贤惠的妻子王懿和两岁的孩子。在刑满至去世的几年中，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终年来去颠波搞平反，多亏北师大校友会对他的帮助。他病故后，北师大校友会给我发来讣告和请捐函。我当时穷困潦倒，捉襟见肘，只寄去一百元聊表心意。
许兄就这样悄悄地、了无声息地走了。一个四九年在山西投笔从戎、充满革命激情的热血青年，一个曾在北师大俄语系当班长的调干生，一个坦诚、正直、善良、从不知发脾气、绰号叫‘书呆子’的人。
一九八二年四月，胡晓愚先生给我寄来一份《民主与法制》，内有《林昭之死》一文（作者姓陈？），记叙了林昭被捕、狱中生活和被处决的经过（令人驚骇的是：行刑后向林昭的母亲索要五分钱的子弹费－－天下奇闻！）。林昭平反后，北大为林昭开追悼会，系主任参加并主持。胡先生附有一短信，信中说，《星火》给那个时代刻下浓重的一笔，对我亦有谬赞。我想到的是：北大毕竟是北大，比兰大强多了。张春元、史美唐、冯淑筠、邓德银、胡学忠……死的多了，全平反了，无一开追悼会！北师大也比兰大好得多，有个校友会，给落难同学提供帮助（许之品由校友会介绍给人刻钢板腊纸，四角一张），兰大学生自助社团也没有。兰大，你何以如此地虚弱、薄情寡义？
八三年元月，为兑现诺言，我又一次携妻儿去武山探望李大娘，并在农村过阴历年。此前，已得悉康大伯去世，考虑到李大娘也年事已高，专门给她带去寿衣等物。宇儿一岁另十个月，已能背诵多首唐诗，长得活泼可爱，甚得李大娘和乡亲夸爱。
八四年元月，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我和苗庆久回兰大领《毕业证书》，住家属院内招待所（旁边是兰大幼儿园）。这次时间短暂，竟碰到两位大熟人。
一位是‘大一’教我《普通化学》的陈佩芳先生。说来不可思议，时隔二十七年，她居然还认得我，一口能叫出我名字。各自简要叙述了经历，师生抱头恸哭一场。她已退休。‘文革’后期由兰大调兵工部任教授级总工。这次专程从内蒙来兰大看望读研究生的儿子。
陈先生感慨万千。她说：“你们当时多年青呐，还是孩子，什么都不懂得，真太单纯了！突然一阵狂风把你们吹得无影无踪。你们究竟有什么错？你们五六届入学的学生是历届素质最好的，又勤奋好学，一个比一个用功，照那样子下去，说不定有人拿诺贝尔奖了。一切全耽误了，整整耽误了一代人。可惜！真正造孽呀！”
我说：“真正可惜的不是我们。我们虽有献身科学的愿望，并未掌握多少知识，如同小草，一坯黄土，到处都是。真正可惜的是从国外归来的陈时伟先生，左主任，还有象你这样可挑大梁、年富力强的老师。五七年反右和十年‘文革’，使中华民族至少落后了五十年！”
陈先生道：“我们都是时代的牺牲品，是不幸者，是幸存者。”
我问她今后的打算，她道：“已联系好了，去江苏工学院陶瓷研究所，搞点超导方面研究，也算发挥一点余热吧。”
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虽历经磨难依然百折不回，痴情不改，心始终想着祖国的繁荣、民族的复兴昌盛。
陈先生去镇江后给我来过信，我也去过信，以后便音讯杳无。
我遇到的另位是吕佩璜。他由天津专程返校办《毕业证书》。那天，我去看望老同学王秋莹，在她家与吕不期而遇。他一见我，异常惊愕（他一定以为我早不在人世了。我第一次回武宁时，老同学都传说我从狱中逃跑至中苏边境被击毙。说得有鼻子有眼，没人相信我能活着出来。）既未上来拥抱我，也没说话，怔怔地。我想，王秋莹大约没来得及告诉他我的情况。他临出门才悄声对我说：“中午请你吃饭，我去叫你。”
我叫苗陪我。苗与吕无交往但彼此认得。客随主便，穿过兰大对面一只船窄街，吕把我和苗领到汽车站旁的《甘兰饭店》。时值正午，买单就餐的人不少。吃着吃着，吕的眼圈红了；不动筷子，扒在桌上啜泣。我和苗劝他，他反而恸哭。“老向啊，这辈子我对不起三个人，欠着三个人的，其他人我谁也不欠，有的是欠我的。”他的话，我心里大致有数。他泣不成声，哽咽道：“我欠我父母的，再一个就是欠你老向的。我对不起你！叫你吃了好多苦、受了好多罪，不说出来，我心里痛呀！”
他翻开了二十七年前的那本‘旧账’，尽管记忆犹新，可我早就原谅他了。因为，五八年六月宣布我的‘罪状’（右派结论）时，只字未提‘反党小集团’、‘桃园反党会’的事。我为此遭了许多罪，‘疲劳战’足足熬煎了几个月，把骨髓都熬出来了。
“过去的早过去。还记它做什么。”
他自顾自地滔滔不绝：“如果不是我作孽，你不会成‘顽固派’、‘死硬分子’；你的处份不会那么重，不会‘劳动考察’；不会接触到那么多社会现象，也不会半辈子呆在劳改队受磨难。这一切，根子都在我身上。向兄呵，我欠你的太多，这辈子还不清！”
吕聪明、坦诚、善良，惟骨头软些。我们当时是班上年龄最小的，未经见过政治运动。莫说我们这些毛头孩子，即便‘久经沙场’连蒋介石奈何不得的民主党派头头脑脑们，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组织火力打击下，哪个不丢盔卸甲？五九年反右倾，彭帅也违心检讨、举手投降。人若不受到无法抵御的外力，谁会往别人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能怪他吗？
我劝他：“好了，好了，再甭提过去的事了，你什么也不欠我。欠账的人或许有的，肯定不是你，你不够资格！”他才慢慢安静下来。他告诉我——
大炼钢铁逃回天津后，当小工、拉大板车，过着老鼠般日子。‘文革’在劫难逃，戴高帽、关‘牛棚’，七斗八斗，浑身血渍，从五九年到七八年二十年，比劳改好不到哪里去。直到七八年右派纠正，日子才一天天好起来。他告诉我，如今他已获得助理工程师职称，是天津工交公司×场民选场长，管理千辆车辆，几千工作人员。
我真为他高兴。
晚上，回味吕的话，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但对他的‘欠人的和人欠我的’却不以为然：他对社会过于激愤、悲观。在我的经历中，几乎全是我欠人的。我欠贾义老俩口的；欠张大妈、李大娘、康大伯的，这些人是我的长辈，在我最艰苦的时候，待我胜于亲生；我欠着冯淑筠、胡学忠、邓德银以及一切受我株连的人的；欠着劳改队的难友董剑青、张炳秋、生明辛、金克明、陈康年、蔡方土、周孔章、姚士彦、顾用之的，……我欠父母亲的；欠我哥姐的；欠我弟弟的；还欠向医生、刘发江、金指导员（知遇之恩）的；欠‘那双明亮眼睛’的；还欠给我寄棉衣、棉鞋、棉手套那位亲人的；欠张万元的；欠罗时浣、陈竟楼、章甘雨老师的；欠一切关怀过、帮助过我，使我懂道理、学会做人的人的……世上还是好人多，我欠的数不清。
八四年（？）陈祖武病逝。兰大几位老同学邀我去参加他的追悼会，我婉拒了。难得同学一场，临到归西，去送送，原本应该的。可我不这么想。史美唐、冯淑筠、邓德银都死了，他们的右派问题都是‘纯属错划’，谁提议为他们开追悼会？他们是最无辜、最堪享受开追悼会的，偏偏无一人站出来说话。我向友人直言：何时开了史、冯、邓的追悼会，我再去参加他的追悼会吧。我确实没有不原谅死者还记前嫌的意思，只觉得这太不公平。
1987年我的同学王公慰应母校邀请回校讲学。他是大连物化所研究员，刚从日本讲学回国，学术上颇有建树。王秋莹邀我偕妻回校相会。王已秃顶，满脸沟壑，佝背偻腰，俨然一个老头。万没想到，他衰老得如此地快、如此地严重，比我更甚。他为科学付出了巨大代价，对他表示由衷敬意。
实验室里，公慰兄、秋莹和我正‘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忽然进来个人，学者模样，形态莫若三十年前刘有成再现。他是路宝田，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人，其时他和王秋莹都是兰大化学系副教授。六时过，王秋莹提议由她做东一道共进晚餐。我和妻婉谢了，没想到路也婉拒，一同来到学校后门处。食堂正开饭，小操场端碗的人流涌动。路突然转过身向我伸出手，涨红着脸说：“向承鉴，我对不起你！万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
这是三十年后一次偶遇。在整个反右期间对我伤害最大的莫过于他。呜呼，他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我能原谅他，原谅一切人和事，毕竟我得以苟活。可是，冯淑筠－－一个至诚至善与世无争的人却永远离开了人世！……我原谅他，因为他不仅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甚至心灵受伤超过我（只他不一定能意识到）；更因为：我压根儿没想过对他报复，又在两个没有交集的单位工作，他完全可以不道歉。如今道歉了，放下副教授架子，且在众目睽睽下，是需要勇气的。
他是诚心的，我相信。
这是我与他一段交往史。但我以为，这不属于某个人的历史，而是整个民族的痛史！凡经历过的人都该反思总结，是责任更是义务。
作者 二零零三、八月七日
江西武宁黄塅乡下小屋。
篇后话
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历时八年，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取得真经。我在炼狱是八年的三倍，不敢说取到真经，惟经历了生命的各种极限：困、累、饿、渴、病、冻、烤、恐怖与杀戮、孤独与黑暗；亲见了人世的最善最爱最哀最痛最恶最残与最惨，百味尽尝，对人世、社会终有所感悟。我的感悟是倾我的全部生命得到的。
为寻复兴、富强之路，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比任何民族都多！但至今仍在世界落后民族之列。为什么？走错了路。
指望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强行废除私有制，达到消灭压迫与剥削、阶级和差别，必造成逆选择逆淘汰，阻滞社会进步，欲速不达，适得其反。唯民主与科学才是正途。民主，立国治国之根；科学，民富国强之本。惟民主与科学，社会才会安定、和谐、进步、快速发展。
要做到这点，公权必须来自人民的权力委托，实行真正普选权制度。否则，都是空话、废话、骗人的鬼话。
中华民族不是健忘、弱智的民族，更不是不会反思、总结的民族。
爱因斯坦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左倾，是没有良心；一个人，三十岁以后继续左倾，是缺乏头脑。我是过来人，体会尤深。对前者，社会应爱护，但要警惕；对后者，要避免。
这里写的一切，是我当时的感受，反映的是我那时的认识和观念。读者不难发现，我曾是个中毒很深的人。我要强调的是：它不是我此后的认识与观念，更不是我现在的思想观念。不断地学习、反思，才能不断进步，我一直坚持这样做。
《回忆录》是蘸着我的血和泪写的，我的真实感受无以描述百分之一。但愿它能勾起同代人一些回忆和反思；给年轻人和未来者一点借鉴。对于众多死去的友朋，只能做这点事，以此寄托我无尽的哀思和纪念的心意。
作者2003、8、8、4时
（打字、校对：师凤枝）
作者简历：
向承鉴 1938年生 江西武宁人（祖籍河南光山）。1956年入兰大化学系，1957年错划右派，1958年八月受“劳考”处分到农村；1960年九月因“右派反革命”判刑十八年，1978年刑满后在农场就业；1981年平反。中学高级教师，曾任中学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1984年补发兰州大学毕业证书。退休后从事写作，著有：炼狱归魂（回忆录）；马克思主义之异见与反思等。
（续完）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