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不堪回首偏回首（代序）
《回忆录》想写个序。我不认识名人，文字又不含蓄隐忍，请人写序要担干系。我这一生连累的人已经太多，不能再背新债了。考虑来考虑去，算啦，自己动手。
《回忆录》的事发生在‘毛时代’，我把它记录在案，从一个小的侧面反映那个时代的一些情况，在于还历史真实。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千千万万条人命熔铸的。历史，只能由人民写；人民才拥有历史的终审权。把历史记录权、终审权交于某一人之手，无异证明人民‘愚不可及’或者独裁仍在肆虐，两者必居其一，也可能两者俱在。
故意淡化或篡改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犯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无真史在，何以伸正义、扬正气？何以教育子孙后代？这个国家、民族还有希望、能迈向光明未来？
其次，我要对《回忆录》中的人说几句话。
本书是记实回忆录，使用真人真姓名。只几个地方因涉及隐私，为免误会造成伤害，才将真名隐去，用×××或字母代之。本书写到的人，有些已经作古，大多健在，我有责难、挞伐；有颂扬、钦敬，是我当时的感情抒发。不管属何种，不论生者死者，我对他们都要说：对不起，请原谅！我无法打招呼、征求意见－－没有这个精力和时间，也找不到他们。
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之人，没有人能摆脱社会环境的制约影响，只不过在一类社会中，个人思想、意愿、人格尊严受到应有的尊重，少受制度钳制；而在另类社会中，几乎完全身不由己。
由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积淀；由于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曾痴迷于一个‘主义’，死心塌地崇拜迷信过一个人；更由于当时太年轻，不会独立思考，当着政治飓风铺天盖地卷来的时候，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而明白全剧内容的只总导演一人。有些‘群众演员’，直至戏演罢数十年的今天，仍不了然于自己角色的作用的，也大有人在。至于‘运动’中为什么演此角色不演彼角色，除服从总导演的操控，我以为或多或少还该问问自己的心。
我不记恨任何人。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历史和社会的根因，有其必然性。中国的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人的政治遭际和人生悲剧，是多种社会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深究这社会力之因，反思悲剧产生之源，拟制防患重演之策，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一切仁人志士的职责。
我已六旬有五，每与故人重逢，皆闻‘往事不堪回首’的感喟，早成见面口头禅。这‘往事不堪回首’蕴含多少心酸和血泪呵！
可是，我要说：不堪回首偏回首！何妨？
我和我的同龄人都已垂垂老矣，来日无多，还有什么担心的、顾虑的；有什么抛不开、舍不得的？在住进‘万年屋’之前，对自己的短暂生命历程不妨勇敢回眸，作点力所能及的反思，对后辈子孙有个负责任的交代，使我泱泱中华多总结些教训，今后少走些弯路，也算没枉来人世一趟。
不堪回首偏回首！
作者2003.12.7 写于赣北小村。
1956年夏，我从九江一中高中毕业参加高考，被当时全国五所重点理科大学之一的兰大化学系录取；第二年六月，十九岁的时候，为响应伟人号召，糊里糊涂当了右派。下面是自鸣放划右始，我二十五年的经历。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
第一章 兰大的“鸣放”和反右（一）
一、灭顶之灾
1957年7月上旬末。这一天，批斗会拟在祁连堂二楼教室进行，早布置好了。宿舍的人全走了，无人通知我开会，落得忙里偷闲，顺便理理自己很糟的心绪，便踱步到《静观园》老城墙旁。梨花早榭，青果尚小。自然界开什么花，结什么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绝无例外。何以我一片爱党心花竟结‘反党’之果？思前想后，悟出一个道理：真纯并非美德，它是无知和幼稚的别称。不要以为人都一样，人与人千差万别，太复杂；不要迷信‘一贯正确’，世界不存在这东西，一切在运动变化之中。有时，你愈崇拜它，献给它的鲜花愈多，它给你回报的果实愈苦涩。
我正在遐思的时候，M君来到跟前，是来叫我开会的，只她猜到我会在此。我告诉她，这种会太无聊，该说的都说了，还是那句话：要我承认‘反党’办不到。他们有权力押我去劳教所，抓我进监狱，有权判刑和杀我，再也无须用开会方式解决问题了。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浪费我的时间已无所谓，白白浪费大家的时间太可惜。我在此等着，你去叫他们来抓捕我吧。
M君说，今天的会很要紧的，团省委的一个领导来参加。也许，越是上边的人越通情达理，越能说清楚你的问题，要是不去，反而以为你畏罪心虚，你还是去吧。
我把自己琢磨几天得出的结论告诉她。对她说，反右运动如果是自下而上搞起来的，你的分析可能有道理，可惜不是这样。这场运动是政治需要，完全是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直接指挥的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挂帅，各级党委施行。越是上边的人必然越‘左’，他是带着督促任务来的，岂能抱幻想？我郑重告诉她，此后不再来往，比如叫我开会，今后即使组织委托，你要坚决拒绝。你应积极批斗揭发我，污水尽管往我身上泼，我决不恨你。我已成替罪羊，不愿你也当牺牲品，和我一道跌到陷阱里。
M君对我的话不以为然。她认为事情没有我估计的那样严重，不过‘批判，批判’，然后检讨认错完事。她的话轻飘飘的，我真替她着急，不免大声道：“你好糊涂啊！报上和党委明确指出反右运动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阶级斗争。我能成为‘反党右派’，难道我不苦大仇深、对党不热爱？我尚且如此，任何人都不是铜墙铁壁，都可能划右。你赶快离我远远的，把我视作瘟病的传染人，千万莫当儿戏！”
后来我还是接受了她的劝告，随她去了会场，免得别人以为我做了亏心事，不敢见官。
到得会场已十点光景。刚落座，进来位中年人，三十好几，中等个头，衣着光鲜整洁，身后有反右委员路宝田和陈祖武等人簇拥着，同学大多拥上前与之打招呼，女同学斟茶献上。恰其时，有人送来数张《甘报》，醒目的大字标题一下攥住大家的目光：苏共揪出反党集团，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我是异类，只远远瞄上一眼，心中好生吃惊！这几个人原都有‘标准像’，五三年斯大林死后是掌实权的苏共领袖，都是有数十年历史的老革命。我原以为地球上我是最冤的人，现在知道还有比我更冤的人。
教室里一时很寂静，直到大家对报纸内容有了大致了解，才转入正题。路宝田先致辞：今天，我们请来团省委宣传部姚部长指导我们班的批斗会，感到非常荣幸，我代表同学们向他表示热烈欢迎！（鼓掌）现在，请姚部长给我们作指示。
姚一手摸着茶杯，另只手比画着手势，用一种合格鼓动家的口吻，声音洪亮地说道：这场反右斗争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亲自部署发动的，它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共和国的命运。如果我们不把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彻底击败粉碎，中国将出现匈牙利事件，千百万共产党员的人头将落地，无数革命先烈换来的无产阶级政权将得而复失，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又将骑到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帝国主义将卷土重来。大家想想，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我的话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有根有据。你们这儿就有一个右派分子，明目张胆地嚎叫要杀共产党员，要把共产党杀光！他现在手中还没有刀把子，就如此疯狂嚣张，一旦刀把子落到这些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右派分子疯狂向党进攻，目的只有一个：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夺无产阶级手中的刀把子，实现反革命复辟……。
这个看似文质彬彬、道貌岸然的人原是个信口雌黄、满口喷粪的混蛋！我在心中狠狠骂道。
他突然亢奋起来，以高八度嗓音领着同学们呼口号－－
一切热爱党，热爱毛主席，要求进步的同学们，团结起来！
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彻底打垮右派分子的反动嚣张气焰！
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万岁！
……
反右委员路宝田宣布：现在由右派分子向承鉴交代他的反党罪行！反右委员陈祖武厉声道：右派分子向承鉴站起来！
这曲煞有介事的闹剧没想到如此地拙劣卑鄙！即使不叫‘交代’我也不会沉默缄口，已经迫不及待了。我尽量抑制愤怒，语气平和‘交代’道：“首先要澄清一个事实。请问：我在何时何地，有何人证明我说‘要杀共产党’的话？”
语音刚落，彪形大汉王牟、潘琨、杨淳庆和薛洪福（年龄都比我大且身体壮）忽地一齐唬叫起来：“只准你老实交代罪行！不准反攻倒算！”
“交代‘我要杀共产党’吗？这话我没说过，谁说了谁交代，与我无关。我不是精神病患者，没神经错乱。我家世代贫农，我自幼逃荒要饭，是共产党救了我和我全家。解放后我是全县第一任少先队长，我姐是全县第一个团员，我从中学到大学一直享受助学金，对共产党只有感激。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对共产党恨从何来？”
又是一阵歇斯底里地吼叫，一阵狂轰滥炸：“不许美化自己！不许往自己脸上贴金！”
“是否美化贴金，你们可以调查。倘有半点不实，任凭处置！”
王牟拍桌子狠狠吼道：“你是毒蛇！是披羊皮的狼！我们不会上当受骗！”
我豁出去了，也大声叫道：“要杀要剐，由你！我没说过的话、没做的事，强迫我承认，休想！”
“你嚣张！”他指着我吼。
“你胡说八道，诬陷人！”
会开得不如他们的设想，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右委员在姚部长的耳畔嘀咕好一阵。午饭时间已到，只好草草收场。路宝田道：“现在宣布校党委决定：经审查，吕佩璜、鲁丕杰、冯淑筠系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从现在起戴右派帽子。学校后天放暑假，我在此代表反右委员会严历警告右派分子，无论校中还是回到家里，都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认真反省反党罪行，随时准备检查交待，如若乱说乱动、继续放毒，必将罪加一等！现在散会。右派份子先退场。”
图：1956年冬的吕佩璜
我忘不了这一天：1957年7月《甘肃日报》刊登苏共中央揪出反党集团的这天，也是我进炼狱的日子。
其实，我被兰大党委《点将台》点名划右大约有十天了，之前已开过多次批斗会，都没有象今天这样粗暴、蛮不讲理、血口喷人，如此地穷凶恶极！
那么，我是怎样划上右派的呢？事情还得从两月前说起。
二、“阳谋”
1957年五月初，兰大副校长陈时伟先生参加最高国务会议返校，向全校师生就会议精神作了传达。最高国务会议是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他在这次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长篇讲话，提出共产党要开门整风，清除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三大不正之风，号召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广大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改正缺点，并要求提意见的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毛主席态度谦恭，言辞恳切，至诚至真。我好感动呀！心想：只有毛主席有此胸襟气魄，不愧是伟人。
随后，校党委书记刘海声作了关于整风的动员报告。刘书记人高马大，此前我一次没见过。听口音像是山东或河南人，听说来兰大前当过驻越南使馆文化参赞。他的资历、级别与林校长相差颇远，跟林的朴实作风也迥然有别。会后，师生中无什反响。整风是党内的事，老师忙于教学和科研，学生忙于功课，不太当回事。共产党办事向来认真，锲而不舍，极会运用组织力。全校动员会后，紧接着是系总支、年级党支部、班级团支部的动员会，层层级级动员布置。这些会有的叫座谈会，有的叫茶话会、谈心会等等。为招徕与会者，还备有茶水，甚至有水果、点心招待，以表‘闻过则喜’诚恳、虚心之意。校园依旧悄无声息，还是无人提意见，‘鸣’不起来。没过几天，有了另种说法：谁不向党提意见帮党整风，说明对党缺乏感情；谁提意见不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明对党怀有二心。这是顶了不得的政治大帽子，使人坐卧不安，诚惶诚恐。它传达的讯息再明白不过：任何人都得开口说话，提意见，否则就与党心存二志。在当时，就我的思想感情来说，只要党需要，我可以为之献身！我不得不思索直至搜肠刮肚，为了党更纯洁、更伟大正确，看看她身上还有什么美中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改进的地方。我认认真真，条分缕析，结论是：我对党没任何意见（对党的政策方针以及兰大党委、行政任何情况均无所知）。我何止对党，即使对我认识的同一小班四个党员同学：郁桂莲（女）、巩玉珍（女）、路宝田和李超云也提不出任何意见；对与我接触、认识的任何同学都无意见，我必须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反正那只是传言，党组织并未正式传达说每个人必须提意见。没意见就是没意见，管它呢，星期日我和冯淑筠照常往位于富强路的省图书馆读书。
这时，我心比天高，已暗暗锁定终生为之奋斗的科研目标，要涉猎的知识太多、太多。在物质生活上，我是个低要求者，只要吃得饱、穿得暖就行，我甚至认为学校提供的物质条件已超过我的欲求。我无忧无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先是高年级的同学贴出了一些大字报，他们了解学校一些情况。有大字报揭露个别党员领导干部违法乱纪行为的；有批评某些党员干部盛气凌人、作风霸道的；有批评不懂装懂、瞎指挥贻误工作造成损失的，……。新来乍到的一年级同学也有少量大字报：批评学校在招生时浮夸吹嘘、欺骗学生；有对学校教学设备不满、要求更新设备、增加教育投资的；有对新校址选建在闹市区装璜门面要求改建雁滩的，等等。令我迷惑的是，教授和老师噤若寒蝉，没一张大字报。
揭露的问题无一得到处理，所提意见无一得到答复。大学生们的情绪开始燥动起来，大字报陡然大增，意见渐趋尖锐。大鸣大放之火烧起来了！（这‘火’是谁点的？又是谁在拼命‘煽风’？）
大学生们与其说对共产党不满，不如说为下级党委对群众意见采取蔑视态度所激怒。一刹时，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祁连堂、天山堂、至公堂的墙壁。以后不得不在操场上，在学生宿舍前的甬道上拉绳架，挂在绳索上。有的系、年级，三、五学生办一个大字报园地，名目繁多，诸如《号角》、《觉醒》、《论坛》、《先驱报》、《战斗报》，等等。有的名字古古怪怪，还有一个叫《黑老鸹》的。
平时，除同一小班，外系、别的年级乃至同大班不同小班的同学无有交往，大家忙于功课，彼此不知爱好、特长。运动一来，许多人的天赋和才华得以显山露水，叫我大开眼界。大学生中人材济济，有书法写得极好的；有漫画画得惟妙惟肖的；有文章逻辑严谨、文笔犀利、见解独到的；更不乏思维敏捷、广征博引、口齿伶俐的辩才。我所见到的大字报中，并未发见恶意‘诽谤’、‘中伤’、‘攻击’，他们言之凿凿，论之有据，充其量，有的言辞有些过激罢了。没有一张大字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指向党的基本方针政策的，都是指某个具体领导干部的作风、某件事的具体做法。在我看来，这些正是党身上存在的瑕疵，应该改正的。
校园成了大字报的海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即使再沉得住气的同学也不能不看。同学们吃饭时端着碗边吃边看，也只看到大字报的几分之一，未及看的大字报很快被新的刷盖了。学校终日乱糟糟的，一切乱套。
课没法上了，只好停课鸣放。
从这些大字报里我知道了许多情况，都是做梦都梦不到的。不看不知道，知道吓一跳！有些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响应共产党召唤回国的。他们为民族复兴、祖国昌盛，毅然放弃国外丰厚的薪金报酬，优越的生活和科研条件，甚至变卖家产购回国家急需的仪器设备，无偿捐赠政府，其爱国赤子心令人敬佩。然而，这些人回国后，多因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不被信任，在肃反和思想改造中列为运动‘重点’对象，‘检查交代’屡屡不能过关。大会小会，白天黑夜，穷追猛打，不依不饶的‘坦白’；没完没了的‘深挖’；无边无际的‘上纲上线’，弄得他们吃不下饭、睡不成觉。运动的主持者和积极分子把他们当作‘凶神恶煞’、‘反动堡垒’、‘披羊皮的狼’、‘扮美女的毒蛇’。有些教授成了‘头上长疮、脚下流脓’、‘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的‘卖国贼、特务、伪君子、大坏蛋’。这些还不算，还要逼他们‘心悦诚服’自愿接受这些‘光荣头衔’，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给自己头上扣屎盆子，身上泼粪水，给自己编造耸人听闻的‘故事’。不少人受尽侮辱折磨，有的逼得发疯；有的自杀！
原来，‘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竟是如此！这些教授乃国之瑰宝，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们呢。
大字报揭露出来的只是沧海一粟。历次政治运动都如此，受过迫害的人多得不可胜数。他们被整怕了，至今心有余悸，不敢说出真相，怕‘秋后算帐’，怕遭到更厉害的打击报复。
有张大字报揭发这样一件事，是我入校前兰大发生的：物理系有位女生长得美丽非常，被校某领导干部看中，先后采用各种手段逼其就范。该生死活不从，最后跳黄河自尽了。大字报点了当事人的姓名，真实性不容怀疑。想不到在新中国之神圣大学校园竟发生这种事！人命关天，居然无人管、无人问！干这丑行的人又居然是党员领导干部！与我心中党的崇高形象水火不容，这哪里是共产党员？是货真价实的罪犯，应依法严惩，该杀！我脱口骂道。
停课已数日，学校如一团乱麻，终不是办法。有人提出：大鸣大放应该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此话言之有理，于是各系、各年级纷纷成立‘鸣放委员会’。（成立‘鸣委会’领导鸣放应是党委领导旨意，除党委无人有此号召力－－故意设“套”。）我这小班经同学民主选举产生‘鸣委会’，不曾想到的是，我居然被选为‘鸣委’。这即是我命运的分水岭，从此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大家选我当鸣委，非我鸣放积极，情况恰恰相反。个中原因我在40年后一直没想明白。党委宣布整风之时，我没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座谈会；鸣放伊始直到停课，没写过只字大字报；没向党以及任何人提过一句意见。那时我入团问题正报批团委，个别人对我还有非议，说我不关心国家大事，热衷读书。即使看大字报，也是在上、下课路过偶有一瞥，事实没参加运动，是后来被动卷入的，卷入的时间也最迟。选我当鸣委，大约我当过学生代表、是《红染缸》编委之一（注）、上台演戏献过丑的缘故吧，我猜。真正原因只有选我的同学自己明白。
在各级鸣委会的组织主持下，各系的鸣放会相继召开，有的会我去旁听了。新校址开的中文系、历史系鸣放会，搞得很热烈，声势颇大。化学系的鸣放大会开在各系之后，系大、人多，在昆仑堂进行。化一年级只小六班史美唐发了言。
鸣放会意见提了一大堆，问题揭了一大批，动员号召帮党整风的兰大党委始终不表态、不答复。大家越来越不满，情绪越发激愤，要求中共甘肃省委派工作组来校处理问题；要求《甘报》报道兰大的鸣放情况；要求成立赴京代表团的呼声日益强烈。
省委工作组来校后，原是聋子耳朵不办事，只两三日便被同学们‘请离’了学校。互相推诿，皮球踢过去又踢过来，失望之余，同学们再难沉住气，要求中共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亲自来校解决问题。
听说张仲良晚上七点准时来校处理问题，兰大师生翘首以待。众多师生从盘旋路新校址步行一个小时赶来翠英门与会。昆仑堂早已人山人海，不少人没有座位挤站在过道和两边靠墙的地方，会场笼罩着热切期盼的气氛。不料，2,000多师生等了个把小时，等得人困马乏，直到天黑尽，这位边疆大员才坐小车姗姗而来。他不是时间观念差，而是缺乏应有的礼节和诚意。会场气氛不再是期许，而是充满焦躁、不满甚至愤怒的情绪。张从边门进大礼堂，我站在门边靠墙处，看得清清楚楚。他身材颇高，背似乎有点弓，是我见到的最高级别行政高官。
昆仑堂灯火通明。他刚进会场，立即被雷鸣般的口号声淹没－－
“共产党万岁！”（在当时气氛下颇有嘲讽意味。）
“要求省委答复意见，处理问题！”
“把危害党的坏人从党内清除出去！”
“惩办迫害、诬陷的凶手！”
“外行不要领导内行，我们要求‘教授治校’！”
“要求把兰大鸣放情况公之于众，省委不要欺骗舆论！”
“为什么把新校址建在闹市区装璜门面，谁人主使？”
……
据说，张仲良行伍出身，解放大西北时是彭德怀属下的军长。‘城门楼上的雀儿’－－见过场面的。如今坐在台上，面对情绪昂奋的大学生，显出浑身不自在。天气很热，空气很闷，汗水从他的额头、脖颈浸出。他不停地用手帕擦汗，又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
“同学们，请不要激动！有话慢慢说，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
“意见已经提了一大堆，今天请书记答复这些意见，要你解决问题！”
会场又卷起一阵呼啸－－
“不准迫害教授！不准打击报复！”
“要求答复！立即答复！”
人们看到的是一副苦涩的面孔，无言以对的窘态。张仲良不愿对‘任何意见’表态，不愿对‘任何问题’给出解决方案。他的暧昧态度、支吾唐塞举止，引起同学们更大的不满和骚动。他张口结舌，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话，显尽狼狈相。
他应该有备而来，何以形同白痴？我对他的能力、魄力产生诸多疑问。鸣放中师生所提意见无非三类，其实不难处理：第一类是历次政治运动受到伤害的，调查核实后，凡搞错的，在原范围内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属恶意诬害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责任；属腐败的，坚决清除出党，触犯刑律的依法惩治。第二类属意见正确或基本正确的，立即着手兑现、落实一、二；条件不成熟的，许以时日，积极创造条件解决。第三类是意见不正确、要求不合理的，不妨理直气壮予以回绝，指出这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党的宗旨目标背离，照此办理会亡党亡国。党掌握几百万军队，有强大的专政机器作后盾，怕什么？只要第一书记是非清楚，态度明朗，群众积郁的不满情绪很快会化解、平息。同学们虽情绪激动，言辞尖刻，然而都有理性，是懂理讲理的。
看着张仲良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顿生恻隐之心。他毕竟赴汤蹈火过，为缔造共和国立过赫赫战功，为什么此时不敢接触具体问题，鄙屑怕事呢？苍天可鉴，我真替张大人着急哩。
其实，张仲良并非我等乳臭未干之辈，而是老谋深算、圆滑世故的政客。直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毛主席此前已作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伟大战略部署。张用的是‘缓兵计’和‘激将法’，装得呆头木脑实乃演戏而已。足见其城府之深和计划之周详、老到。
傻乎乎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这小班同学大都和我差不多，不知情又无意见可提。既然同学们选我当‘鸣委’，就要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我提议将本班同学男女搭配分成若干小组，每组访问若干个教授、副教授、讲师等，着眼给老师以精神支持，打消怕打击报复的顾虑，做好访问记录，不加任何分析点评，尔后以大字报形式整理公布，供党委参考。我想，这也算是帮党整风尽点心、出点力。
根据一个小组的访问记录，我整理写出一份大字报（这是我唯一的一张大字报），标题是“×××教授访问记”，共四页纸，贴在宿舍旁边与学生饭厅之间的墙上方。大字报内容是该教授在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骇人听闻的遭遇。我在抄写时，心在颤栗，在汩汩地流血！
既然张仲良亲自来校依然不解决问题，兰大赴京代表团便择日启程了。
（注）：另一编委叫杨萌霞（女），不与我同小班，刊物名称是她提的。级报是壁报，因为功课紧张，只出了两三期便名存实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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