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正渝
1、躲警报
灰濛濛阴沉沉的天空像要塌下来似的。
周围许多人惊惶地交头接耳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
姑姑一手抱着我，一手裹紧我的披风，同身旁的嬢嬢（1）低声说：拉警报了，日本飞机快来了。
远处有几个人朝警报架走去。
在警报凄厉的长鸣声中，人们纷纷散去，我们也匆匆离去。
－－这就是我来到人世留在记忆里的第一印象：躲警报。当时黑沉沉的天空，人们惊惶的模样，恐怖的场景深深地感染了我，牢牢地印在脑海里了。
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那件披风很漂亮，我得意地用手指揉搓它光滑的面子。解除警报后在饭馆里吃饭，嬢嬢笑眯眯地取出那双小巧精致带银链条的筷子给我，我不停地把玩着，摩挲着它那雕镂精细的花纹。当时我肯定不会使用它，因为我向来都拿不好筷子。慈祥温厚的嬢嬢只得用小勺一勺一勺地喂我。……
几十年过去了，揉搓漂亮光滑的披风的感觉，摆弄精雕细镂的银筷子的感觉竟依然如此清晰，如此真实！我仿佛又回到了孩提躲警报的时光。
嬢嬢和姑姑带着我躲警报，大约是1943年在湖南省的郴州。
我父元宇说，1940年6月29日（农历五月二十四日）我在重庆黄桷垭产科医生郑推先诊所诞生，由郑医生亲自接生。郑医生的丈夫刘百闵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祖父一中的友人。
很久以后，我看到一本揭露日寇侵华罪行的书，书上刊登了一些照片，其中就有一张是1940年6月日寇飞机炸死重庆街头市民的惨象。而我恰恰就在彼时彼地出生。
回到家乡天塘村以后，就由曾祖母（2）经常照料我了。
曾祖母那时已经70岁了，但是身体硬朗，大家都说她上唇特长，因此长寿。
曾祖母平时里寡言少语，不苟言笑。但抱着我在院子里踱来踱去的时候，却常常哼着民谣：
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
外婆叫我好宝宝……
千针千针打鞋底，
万针万 扎鞋面……
有时候曾祖母给我指着夜空中园园的月亮，哼唱道：
月亮光光
东也拜
西也拜
拜到明年好世界……
我在曾祖母轻轻摇荡的怀抱里，凝望着辽远的明光光的月亮和深邃天幕里的点点星星，心里泛起一种平和、恬静而又幽深莫测的感觉，很快地沉入梦乡。
有时候曾祖母也讲青面獠牙的“兀鹰婆”的鬼故事。每当我调皮不听话的时候，她就说“兀鹰婆”来了，我就变得乖顺了。
我和曾祖母睡在西厢房后面的小房子里，通神台背后。每当睡觉的时候，我先钻被窝，被窝里有一只专门给曾祖母暖脚的精致的圆铜壶，在睡前灌好热水放进被窝里。
有时候半夜里我做梦被“躲警报”或“兀鹰婆”吓醒，听见背岗山的柏树林被风刮得“呼——啦”、“呼——啦”地响，感到整个世界都笼罩在无尽的黑暗之中，妖魔鬼怪施着魔法铺天盖地而来，我不由得全身缩成一团，向曾祖母的后背靠紧……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出生后不久家庭内部发生矛盾，全家都支持父亲跟脾气不好的母亲离婚，把我从母亲身边抢走，带回家乡天塘村。一家人把我视为宝贝，特地给我请了奶妈，是个青年农妇，名叫秋莲（3）。还有一位随同我家从上海逃难回湖南的周女士成天带着我，被称作我的干妈。只可惜我当时太小，对她们几乎没有什么记忆，仅仅记得，我一边吃着奶，一边向上看着奶妈，她脸色红润、身体丰满健康，微笑地看着我……
白天，我常常在堂屋里看姑姑她们唱歌跳舞，排练节目。
姑姑哲宣是小学老师，另外还有两位年轻的女老师，杨老师和邓老师也和姑姑一起住在楼上，她们是随同姑姑从上海逃难来的。可能是放暑假了，她们天天在堂屋里唱歌跳舞，排练节目。
有时父亲也从县城回来，跟这些女老师在一起嘻嘻哈哈，说说笑笑，似乎根本不在意站在屋角落看热闹的我。
堂屋很大，两边有椅子和茶几，中间是个大八仙桌。姑姑有时候化了妆，趴在有布景的八仙桌上，唱道：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一只没有耳朵
一只没有尾巴
真奇怪
真奇怪
姑姑那时二十岁左右，长得白皙清秀，身材苗条，笑态可掬。她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唱什么歌都悦耳动听（4）。她当时常唱抗日歌曲：
万里长城万里长
长城外面是故乡
高梁肥 大豆香
金银铜铁遍地藏
…………
姑姑有时也唱：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
他们有时还放留声机，伴随着唱片的舞曲翩翩起舞……
姑姑她们表演的唱歌、跳舞，使我朦朦胧胧地感到遥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很大的彩色缤纷的世界……
已经上小学的姐姐也被姑姑化妆打扮起来，穿着花衣短裙，一边唱歌一边跳舞，表演“小小姑娘”……
后来南京女子法政学校毕业的母亲打赢了官司，法院裁定不得离婚。母亲带着大我两岁的大哥一直住在桂阳县城何巷青公祠；1942年9月5日三弟就出生在这里。直到1944年深秋，日军要攻打桂阳县城，父母才带着大哥、三弟从桂阳县城回到家乡天塘村。
1944年冬，日军打通湘桂线，占领了桂阳县城，天塘村虽然地处偏僻的山凹，远离县城有八十多里的崎岖山路，听说日本兵要打过来了，气氛还是骤然紧张起来，个个人心惶惶。
一天夜里，我被曾祖母叫醒了，眼睛还没有睁开，就被请来的大人用背带背在背上了。我睁开眼睛一看，八仙桌上点着盏小油灯，四周一片漆黑，大哥也被请来的大人背在背上了。母亲抱着三弟张罗着。那盏油灯的灯光在黑暗中一抖一抖的，大人们屏气凝神，鸦雀无声，气氛真是恐怖到了极点！大家等候着消息，随时准备朝更偏僻、更高峻的横榨岭山上跑。
－－结果是日本兵终于没有来到我们这个偏僻山凹里的小山村，然而“日本兵要来了”的恐怖气氛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了。
大哥从楼上书房里拿来一本厚厚的书，扯开叠飞机玩耍，被母亲看到拿了过来，原来是《西行漫记》，里面有许多图片，我们围着母亲，母亲指着图片，念着说明给我们听。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头戴镶有红星的八角军帽的相片，和贺龙咪着眼睛、双手半握拳的相片。
母亲指着一群农民游击队举着长矛大刀的照片，轻轻地唱着《游击队之歌》给我们听：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那怕山高水又深
…………
母亲的讲解使我们知道了全中国都在打日本鬼子。……
有一次难得到我家走动的舅公爷来走亲戚，他是一个个头大，皮肤黑，年龄在六十岁左右的老头，回去时带我到他们家新铺岭去玩耍，傍晚在他们家门口歇凉，看到大队国军士兵全副武装沿着村中的挑盐赶脚的石板路向前行进，队伍很长，走也走不完似的。大人们兴奋地说，队伍里还有美国兵呢，日本兵被打败了！
一天我们正在村里玩耍，忽然，满村的人大呼小叫地都手搭凉蓬朝天上望去：“飞机！飞机！”
我也跟着朝天上看，在碧兰的高远的天空里，果然有几架小小的银白色的飞机朝东北方向飞去，过一会儿又是几架，过一会又是几架……人们激动地互相传告：抗战胜利了！
抗战胜利了！－－我们天塘村顿时沸腾起来，鞭炮锣鼓齐鸣，人们奔走相告，个个喜泪盈眶，欢呼雀跃，情不自禁地大声呼喊：抗战胜利了，日本投降了！－－此情此景是多么震撼人心，催人泪下啊！我当时虽然只有五岁多，也深受感动，铭刻于心。
在抗战期间，祖父和父亲都投身于抗战的行列。1938年祖父一中任国民党中宣部秘书主任后辗转到陪都重庆，1940年任“军事运输委员会”委员等职。
1938年4月我父元宇离开母校上海交大，到长沙创办《今天》十日刊，宣传抗日；并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百里的侍从副官。后蒋百里病故，我父到重庆在军委会任中校干事。1941年祖父以“西南运输处驻湘委员”的身份，带着我们一家先后回到湖南。
抗战胜利了，父亲从上海给我们弟兄们带来许多书籍，其中一本画册叫《胜利课本》。母亲念给我们听，我们围着看书本上色彩鲜艳的图画。不久我们就都能朗朗上口地背诵了，直到今天许多生动的画面还历历如在眼前：
“我们联合美国人，攻打日军一条心。”画面上是一个海岛上飘扬着美国国旗的兵营。母亲说，那是珍珠港。
“我们联合英国兵夹攻日军不留情。”画面上是中国和英国两列穿着不同军服的士兵，高举着各自的国旗，并肩行进在山林里。母亲说，这是在滇缅公路上。
“我们联合苏联，立刻对日宣战。”画面上是一位蓄着翘胡子的苏联军官，正在指挥炮兵作战。母亲说，这是在东北。
画册最后是，中美英苏法五大国的国旗和旗帜下排着队吹着号打着鼓全副武装行进着的各国士兵。－－那遥远的壮丽辉煌鼓号齐鸣的世界多么令人神往呵！
村公所通知孩子们都去领美国小朋友赠送的物品。我和大哥也去各领到两听美国牛奶罐头。村公所里除了牛奶罐头还有美国小朋友赠送的花花衣裳等许多物品。
母亲给我们打开罐头，白花花的牛奶又香又甜，味道好极了！
注：
（1）嬢嬢即继祖母杨允文（1903－1985），浏阳人，受过中等教育，其父杨秋湖早年留学日本，同盟会员。家乡话称呼奶奶为嬢嬢。
祖母萧金香（1894－1919），珠溪人，早年因肺病亡故。
（2）曾祖母朱黑女（1873－1959），我们称呼她“爸爸嬢嬢”。
（3）这位叫秋莲的奶妈，我曾托亲戚查访，至今还没在《程氏宗谱》中找到，愿她在天国知道我的感恩之情。
（4）姑姑哲宣1946年考入国立苏州社会教育学院音乐系学习，成为著名歌唱家高芝兰、蒋英老师的得意门生。不久，她又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
2、四世同堂
1945年2月12日，也就是农历甲申年（民国三十三年）的年三十，我们全家围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吃年夜饭，全家四代人欢聚一堂，盛况空前。
面南的上席自然是曾祖母和祖父了；八仙桌的东边是嬢嬢、姑姑和大姐正江；八仙桌的西边是父亲、和母亲抱着三弟；大哥和我坐在八仙桌的南边。
八仙桌的中间是铜火锅，锅底燃烧着木炭，锅里烧着海参麦鱼汤。八仙桌上摆满了家乡菜：红烧鸡块、鸭肉米粉、酸辣鱼块、扣肉肘子、肉丝粉条、蛋皮肉丸子、米粉蒸肉、棋子豆腐等。
我最喜欢吃棋子豆腐，它是把豆腐切成方块，再用油炸空，然后在里面填满肉馅后再回锅做成菜或汤。把棋子豆腐醮上曾祖母做的豆豉辣子特别好吃。我连着吃了好几块，只听得一声：“咽——饭！”我侧脸一看母亲瞪着眼看着我，我连忙从菜碗里收回筷子，扒饭吃。母亲是用家乡话告诫我，不得只顾贪吃肉菜……
席间，平日里在家威严寡语的祖父显得非常高兴，他叫父亲给我们弟兄三个都喝点酒，气氛顿时热烈起来，我和大哥充好汉，接连喝了几大口烧酒，三弟在母亲怀里也喝了不少。不一会儿，我和大哥就酩酊大醉，被大人扶到神台背后曾祖母的床上去睡了。而三弟喝的不比我们少，却没有醉，依然笑嘻嘻的，大家都说是因为三弟脸上有酒窝，所以不醉……
在我的记忆里，从此以后，我们家再也没有重现当年四世同堂，全家团聚的盛况。
祖父一中（1896－1960），出生在湖南桂阳天塘横榨岭的贫农家庭，早年丧父，守寡的曾祖母日夜辛劳，昼耕夜织，供祖父读书。祖父1917年考入武汉中华大学，不久到广东投奔孙中山。1926年随国民革命军到长沙创办《南岳报》宣传北伐；并先后任醴陵、湘潭县长；1927年后任北伐军第12路军政治部主任、第五路军军法处长（少将军衔）等职。1932年起任国民政府实业部秘书主任、农商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等职。1938年夏全家离开上海，经香港回到湖南桂阳县天塘村，拆掉旧屋盖了三层楼的洋房子。
抗战伊始，祖父和曾祖母基于国家几十年的动荡和个人的坎坷经历，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使我们一家四代人在战争动荡的岁月，能够安居于湖南桂阳故乡天塘！－－这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端午节在我们天塘村格外热闹。除了擦雄黄酒、吃粽子外，村里还要敬菩萨，小孩子们跟着“敬菩萨”的队伍，走街串户，非常热闹。
在天塘村的护龙山的西北端的小山坡上，有一座小庙，里面拱着一对夫妻式的神像，给村里祠堂点香的人每天晨昏都要来这里点香。每年端午节，就要由四名青年将两尊神像用两乘专用小轿抬着；一名师公（1）穿着道袍，敲打着法器，前面由四名青年打锣敲鼓，吹着唢呐开道，把两尊神像抬回村里。小孩子们一路跟着、嚷着，一副迎接尊神的热火阵势！两尊神像要在村里的几家大户的厅屋轮流供奉一会儿，这就成了小孩们口中的“敬菩萨”。
端午节过后，不满三岁的三弟正湘就在楼梯口把木头块当菩萨排列起来，玩起“敬菩萨”的游戏来。他一边排列着木头块，一边低沉地缓缓地喊道：“龙龙（2），检木头，敬菩萨！”我只得出门到西边的一家做木工活的人家去捡一些小木头块来给他当“菩萨”。
一个晴朗的日子，在院子里，母亲托着三弟拉完大便，用天塘话喊道：“黄狗喽喽——”不一会儿就从村里快步跑来一只大黄狗，不停地摇着尾巴大口大口地把湘弟拉的大便舐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摇着尾巴离去。这是我们天塘村的一大景观，你叫黄狗，黑狗就不会来；你叫黑狗，黄狗也不会来的。
三弟蹒跚着走进堂屋，一条十几公分长的红棕色的蜈蚣向他缓缓地爬来，他呆立着，眼盯着蜈蚣，慢腾地“哎——哎——”地叫着。一只公鸡在一旁歪着头，颠起脚也盯着蜈蚣“啯、啯、啯“地叫着。母亲见状，快步过来，两手提着三弟的肩臂把他拎到一旁。曾祖母不声不响地脱下厚底布鞋向蜈蚣拍去。……
1945年7月的一天，我跟三弟正在楼梯口摆木头敬菩萨，听得二楼东厢房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我还楞神听了一会儿，正是父母住的东厢房，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四弟正潭已经来到人世了。
1945年9月，我也上学了，同姐姐、哥哥在同一所学校，这学校叫做“程氏族立国民学校”（3），就在天塘村东边的程氏宗祠祠堂（又叫会馆）内。祠堂分戏台、天井和厅堂三部分。
开学那天，学生们在天井内集合站队走进祠堂内厅，这里是祭祖的厅堂，东西两面墙上各有一幅斑驳不清的壁画，分别是“程门立雪”和“程婴救主”，这当然是我以后才懂的。在宗祠祖先牌位的左侧贴着用红纸写的“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周围点着香烛，大家听老师的口令，向牌位行礼。接着大家回到教室，向国父孙中山遗像行礼，唱国歌，读总理遗嘱。从此我成了一名学生。
我们的教室在祠堂的外厅，教室西边是教师的办公室。教室西墙是黑板，教室东墙写着“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祠堂厅堂外的墙上写着“礼义廉耻”四个大字。－－这就是传统美德四维八德。
我坐在教室南面靠门边的第一排最前面的座位上。
邓老师讲语文课。她个头高大，声音宏亮，长沙口音很重。《国文》第一课的课文是：
来来来
来上学
大家来上学
杨老师讲算术课。杨老师身材矮小、瘦削，头有些歪。讲课声音不高，态度温和。
下午是音乐或体操课。
姑姑上音乐课，她教大家唱：
蚂蚁王
蚂蚁兵
大树底下扎兵营……
以后还教过：
手拿把锄头锄野草呀，
锄去那野草好长苗呀
依呀呵嗨，呀呵嗨……
走出教室是一个用青石板镶嵌的正方形的大天井，我们在这里游戏和上体操课。
程氏族立国民学校，大约是1917年开办的。我父元宇1920年就在这里开始读书的。直到1945年还是实行复式教育，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在一个教室里。到了高小五、六年级就要到乡里去读书了。那时大姐在三年级，是当时全校唯一的女生，大哥在二年级，都在一个教室。
由于学校不能解决老师的住宿问题，不久，姑姑和邓老师、杨老师都走了，到有教师宿舍的肖家边学校去了。学校由一个本村的男老师来给我们上课。这位老师叫M，二十来岁，中等个儿，五官端正，留着学生式的分头，总是穿一身三个口袋的中山服。
每天清晨我背着书包到学校去，朝东走时是一段上坡，迎着熹微的晨光，我走呀走呀，远远的山岗上有一只深棕色的石头狗前腿直立着坐在那里，这段路像是很长似的，我望着那只石头狗，一步一步地走呀走呀，一边幻想着什么，一边不出声地自言自语自编故事－－这个习惯伴随我度过了没有母爱的苦难的童年。几十年过去了，故乡那只棕色的石头狗是否依然端坐在山岗上？而人世沧桑变化多么巨大呀！我这个当年五、六岁的孩子，如今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却一直漂泊在天涯。
1945年12月，父亲和姑姑在得知祖父已到上海后，先后去上海了。杨老师和邓老师也和姑姑一起去上海了。
在天塘村过年（4）是很隆重热闹的。
年三十吃了丰盛的年夜饭后还要通宵守岁，当然小孩们大多守不到通宵就睡着了。等小孩们睡着了，大人们才把压岁钱放到小孩的枕头下，小孩子大年初一早晨起来，首先要看看枕头下面有多少压岁钱。过年那天小孩们都穿新衣。大年初一早上家家都要吃年糕。直到正月十五夜里吃了元宵，年才算过完。
在过年期间，大姐带我们到村里看舞龙，到会馆看戏。
舞龙队由村里十来个小伙子组成，穿街走巷，敲锣打鼓，在村里几个较大的场地表演。
会馆里接连演好几天戏。
前面说过，会馆就是程氏宗祠祠堂。我们教室外面下课游戏和做操的大天井就是观众站着看戏的地方，它的南面是个戏台，东西有走廊，走廊上部是过楼，是戏班子住宿的地方。
每缝唱戏会馆总是挤满了人，水泄不通。唱的多是祁剧、昆戏等。我挤在人群里，仰着头向戏台上看，看到一男一女正在唱：“拿点钱来过年也好……”过了一会儿又看到一个裹着红披风的女鬼，脸或遮或露地吓唬人……
注：
（1）道教在家的教士。
（2）我的小名叫龙龙，三弟的小名叫麟麟。
（3）“程氏族立国民学校”前身称“天塘书院”，建于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
（4）现在叫春节。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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