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龙
2、四世同堂
1945年2月12日，也就是农历甲申年（民国三十三年）的年三十，我们全家围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吃年夜饭，全家四代人欢聚一堂，盛况空前。
面南的上席自然是曾祖母和祖父了；八仙桌的东边是继祖母、姑姑和大姐正江；八仙桌的西边是父亲、和母亲抱着三弟；大哥和我坐在八仙桌的南边。
八仙桌的中间是铜火锅，锅底燃烧着木炭，锅里烧着海参麦鱼汤。八仙桌上摆满了家乡菜：红烧鸡块、鸭肉米粉、酸辣鱼块、扣肉肘子、肉丝粉条、蛋皮肉丸子、米粉蒸肉、棋子豆腐等。
我最喜欢吃棋子豆腐，它是把豆腐切成方块，再用油炸空，然后在里面填满肉馅后再回锅做成菜或汤。把棋子豆腐醮上曾祖母做的豆豉辣子特别好吃。我连着吃了好几块，只听得一声：“咽——饭！”我侧脸一看母亲瞪着眼看着我，我连忙从菜碗里收回筷子，扒饭吃。母亲是用家乡话告诫我，不得只顾贪吃肉菜……
席间，平日里在家威严寡语的祖父显得非常高兴，他叫父亲给我们弟兄三个都喝点酒，气氛顿时热烈起来，我和大哥充好汉，接连喝了几大口烧酒，三弟在母亲怀里也喝了不少。不一会儿，我和大哥就酩酊大醉，被大人扶到神台背后曾祖母的床上去睡了。而三弟喝的不比我们少，却没有醉，依然笑嘻嘻的，大家都说是因为三弟脸上有酒窝，所以不醉……
在我的记忆里，从此以后，我们家再也没有重现当年四世同堂，全家团聚的盛况。
在大家眼里，曾祖母和祖父是最受尊重的。父亲常常对我们说，我们家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是跟曾祖母、祖父过去的吃苦、努力分不开的。
我父元宇在回忆录里写道：
祖母名叫朱黑女，新铺岭人，当她26岁（1899年）时，年仅32岁的祖父攷贤就因为病去逝，而父亲年仅4岁。当时家贫，祖父的弟兄嫌她力弱，又有小孩，颇多闲话，她不能安，欲适他人，其父朱文苏公见我父聪慧必有成就，力梗其议，每有农事重活即令其二弟来帮工。
我父为广明公的长孙，广明公也深爱父亲的灵慧，为他延师读书。后来父学有所成，使我家由山居农民跻身知识阶层，广明公之恩泽不浅也。
十五世祖广明公（1980-1911年）为能桔公（1815年-1873年）次子，为人正直豪爽，虽山居横榨岭，又非富户，然而天塘村发生纠纷，必请广明公去判断曲直。清末，广明公首倡建花麦拱桥，该桥为天塘去白沙的必经之路。这在当时对于并不富裕的广明公来说，实在是竭尽全力以赴的义举。完工后恰遇年关，民工们到广明公家索要工钱，广明公变卖了田产才付清了工钱。
1909年花麦石拱桥落成，广明公的只读过私塾年方13岁的长孙一中亲笔题写了“花麦桥”三个大字刻石桥头。
后来祖辈分家，广明公分给祖母朱黑女一亩六分水田。农忙时她临睡前把红薯煨于灶中，次日起床梳洗完毕就取出红薯边吃边走去田中劳作。中午回来又从灶中取出剩余的红薯，吃完了，喝足了水又去继续劳动，真是争分夺秒。吃完晚饭就把自种的棉花纺成纱。由于她纺的纱细而匀，织成的脚包（即裹脚布）到街上卖出了名，被称作“黑女老娘的脚包”。她就这样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所得供养我父上学。我父也没辜负她的希望，后来我父先后到长沙、北京、南京、上海又回到长沙“做官”，他们母子俩始终相依为命。
我父一中1896年出生于横榨岭。7岁上私塾，先读《三字经》、《千字文》等。夜间祖母纺线，父亲则刻苦读书，终于在1912年，父亲考上了桂阳县高等小学堂，除供膳宿外每月还有5角钱零花钱，－－从此我家走上了书香门第之路！1914年他又考上了武昌湖南同乡会办的“旅鄂中学”，也是供膳宿的。1917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1918年毅然去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接见他，并赠亲笔签名的四寸照片一张，嘱其回湖南，到国民党人李呤秋手下工作。－－从此，我父一中走上了孙中山先生指引的为国民革命而奋斗终生之路！－－父亲一中此举不仅证明他聪慧明智，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正确的人生道路，同时也是我们家庭的无上光荣！
1913年11月27日我也出生于横榨岭。
横榨岭在天塘村西北的丛山中，距天塘村五华里。因为山上不收租，只向有山权者缴很少的山租就行了。贫寒的农民只要有劳动力，付出艰辛的劳动，几年之后，就可有丰厚的收益。先祖能桔公（1815-1973），在1860年前后率领4个儿子到横榨岭垦荒，颇有成就，建有住宅一栋，吊脚楼一座，直到1917年，父亲一中中学毕业，我们家经济状况好转，才搬回天塘的。
先母肖金香，珠溪人，生于1894年，十二、三岁就来我家作童养媳，她是其兄弟姊妹中最矮小的一个，大概只有1.47米左右，但干起活来手脚麻利，无论家里地里、捡柴割草，缝补纺纱都是一把好手，气力跟普通强壮高大的妇女不相上下，1919年冬因肺病去世。
1920年我父在长沙任《民本日报》总经理，曾同毛泽东等377人在长沙发起过革命活动（见《毛泽东早期文稿》）。
1922年10月10日我父与继母杨允文（1903年出生）在长沙结婚。杨家是浏阳巨富，杨秋湖老先生早年留学日本，为同盟会会员，跟唐嗣同、唐才常、欧阳予情均为亲戚。证婚人就是李吟秋（汉丞）。
1926年我父随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北伐，到长沙创办《南岳报》宣传北伐。接着先后任醴陵、湘潭县长；1928年任北伐军第十二路军政治部主任，随军到北平。
1932年我父任实业部秘书主任，全家迁来南京。1933年我父又改任实业部参事兼农商银行上海分行经理。
1934年我父在南京西华门三条巷建的房子落成。7月我在金陵大学附中高中毕业。
1935年夏我考入上海交大管理学院公务管理系。9月即与南京女子法政学校毕业的张静女士结婚。
1936年7月9日长女出生于南京，是年冬季全家迁往上海马浪路新民新村居住，后又迁至辣斐德路488号（即今复兴中路496号）居住。
1938年3月1日长子出生于上海。5、6月间全家离开上海，经香港迁回湖南桂阳县城。
1939年父携祖母、继母、妹妹和长女从桂阳县城回到故乡天塘村，拆掉旧屋盖新楼。
我们在天塘村居住期间，在我的记忆里，祖父经常为抗战工作在外面奔波，很少在家。
端午节在我们天塘村格外热闹。除了擦雄黄酒、吃粽子外，村里还要敬菩萨，小孩子们跟着“敬菩萨”的队伍，走街串户，非常热闹。
在天塘村的护龙山的西北端的小山坡上，有一座小庙，里面拱着一对夫妻式的神像，给村里祠堂点香的人每天晨昏都要来这里点香。每年端午节，就要由四名青年将两尊神像用两乘专用小轿抬着；一名师公（1）穿着道袍，敲打着法器，前面由四名青年打锣敲鼓，吹着唢呐开道，把两尊神像抬回村里。小孩子们一路跟着、嚷着，一副迎接尊神的热火阵势！两尊神像要在村里的几家大户的厅屋轮流供奉一会儿，这就成了小孩们口中的“敬菩萨”。
端午节过后，不满三岁的湘弟就在楼梯口把木头块当菩萨排列起来，玩起“敬菩萨”的游戏来。他一边排列着木头块，一边低沉地缓缓地喊道：“龙龙（2），检木头，敬菩萨！”我只得出门到西边的一家做木匠的人家去捡一些小木头块来给他当“菩萨”。
一个晴朗的日子，在院子里，母亲托着三弟拉完大便，用天塘话喊道：“黄狗喽喽……”不一会儿就从村里快步跑来一只大黄狗，不停地摇着尾巴大口大口地把湘弟拉的大便舐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摇着尾巴离去。这是我们天塘村的一大景观，你叫黄狗，黑狗就不会来；你叫黑狗，黄狗也不会来的。
三弟蹒跚着走进堂屋，一条十几公分长的红棕色的蜈蚣向他缓缓地爬来，他呆立着，眼盯着蜈蚣，慢腾地“哎——哎——”地叫着。一只公鸡在一旁歪着头，颠起脚也盯着蜈蚣“啯、啯、啯“地叫着。母亲见状，快步过来，两手提着三弟的肩臂把他拎到一旁。曾祖母不声不响地脱下厚底布鞋向蜈蚣拍去……
1945年7月的一天，我跟三弟正在楼梯口摆木头敬菩萨，听得二楼东厢房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我还楞神听了一会儿，正是父母住的东厢房，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四弟已经来到人世了。
1945年9月，我也上学了，同姐姐、哥哥在同一所学校，这学校叫做“程氏族立国民学校”，就在天塘村东北角的程氏宗祠祠堂（又叫会馆）内。这也是天塘村唯一的学校。
开学那天，学生们在大天井内集合站队走进祠堂内厅，这里是祭祖的厅堂，东西两面墙上各有一幅斑驳不清的壁画，分别是“程门立雪”和“程婴救主”，这当然是我以后才懂的。在宗祠祖先牌位的左侧贴着用红纸写的“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周围点着香烛，大家听老师的口令，向牌位行礼。接着大家回到教室，向国父孙中山遗像行礼，唱国歌，读总理遗嘱。从此我成了一名学生。
我们的教室在祠堂的外厅堂，教室西边是教师的办公室。教室西墙是黑板，教室东墙写着“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祠堂厅堂外的墙上写着“礼义廉耻”四个大字。
我坐在教室南面靠门边的第一排最前面的座位上。
邓老师讲语文课。她个头高大，声音宏亮，长沙口音很重。《国文》第一课的课文是：
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上学
杨老师讲算术课。杨老师身材矮小、瘦削，头有些歪。讲课声音不高，态度温和。
下午是音乐或体操课。
姑姑上音乐课，她教大家唱：
蚂蚁王蚂蚁兵大树底下扎兵营……
以后还教过：
手拿把锄头锄野草呀，锄去那野草好长苗呀依呀呵嗨，呀呵嗨……
走出教室是一个用青石板镶嵌的正方形的大天井，我们在这里游戏和上体操课。
程氏族立国民学校，大约是1917年开办的。我父元宇1920年就在这里开始读书的。直到1945年还是实行复式教育，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在一个教室里。到了高小五、六年级就要到乡里去读书了。那时大姐在三年级，是当时全校唯一的女生，大哥在二年级，都在一个教室。
由于学校不能解决老师的住宿问题，不久，姑姑和邓老师、杨老师都走了，到有教师宿舍的肖家边学校去了。学校由一个本村的男老师来给我们上课。这位老师叫M，二十来岁，中等个儿，五官端正，留着学生式的分头，总是穿一身三个口袋的中山服。
每天清晨我背着书包到学校去，朝东走时是一段上坡，迎着熹微的晨光，我走呀走呀，远远的山岗上有一只深棕色的石头狗前腿直立着坐在那里，这段路像是很长似的，我望着那只石头狗，一边幻想着什么，一边不出声地自言自语着什么，一步一步地走呀走呀……几十年过去了，故乡那只棕色的石头狗是否依然端坐在山岗上？而人世沧桑变化多么巨大呀！我这个当年五、六岁的孩子，如今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却一直漂泊在天涯！
1945年12月，父亲和姑姑分别从黄兴的长子黄一欧处得知祖父在上海的住址后，先后去上海了，杨老师和邓老师也和姑姑一起去上海了。
在天塘村过年（3）是很隆重热闹的。
年三十吃了丰盛的年夜饭后还要通宵守岁，当然小孩们大多守不到通宵就睡着了。等小孩们睡着了，大人们才把压岁钱放到小孩的枕头下，小孩子大年初一早晨起来，首先要看看枕头下面有多少压岁钱。过年那天小孩们都穿新衣。大年初一早上家家都要吃年糕。直到正月十五夜里吃了元宵，年才算过完。
在过年期间，大姐带我们到村里看舞龙，到会馆看戏。
舞龙队由村里十来个小伙子组成，穿街走巷，敲锣打鼓，在村里几个较大的场地表演。
会馆里接连演好几天戏。
前面说过，会馆就是程氏宗祠祠堂。我们教室外面下课游戏和做操的大天井就是观众站着看戏的地方，它的南面是个戏台，东西有走廊，走廊上部是过楼，是戏班子住宿的地方。
每缝唱戏会馆总是挤满了人，水泄不通。唱的多是祁阳戏。我挤在人群里，仰着头向戏台上看，看到一男一女正在唱：“拿点钱来过年也好……”过了一会儿又看到一个裹着红披风的女鬼，脸或遮或露地吓唬人……
听曾祖母讲，光绪年间族谱修成后唱过谱戏，是九成班唱的。九成班的行头五彩斑烂，全是新的，五成班的角色，为花脸张宏开、旦角张宏彩都是极好的……
注：
（1）道教在家的教士。
（2）我的小名。
（3）现在叫春节。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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