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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理论的台风
一手抓整顿，一手抓学理论，这是毛泽东1975年驾驭全国形势的两件法宝。二者互相依靠而又互相制约：不抓整顿就没有继续搞文革的条件；不学理论就会“迷失革命的方向”。权衡二者，则“政治统帅一切！”
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75）5号文件称：“现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转发给你们……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关于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2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组织编写的《马、恩、列论无产阶级专政》。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强调要对商品制度、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3月1日，《红旗》杂志刊载姚文元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4月1日，《红旗》杂志刊载张春桥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从批林批孔转为学理论，厂里的大批判组改名为学理论组，人员则还是原来的那班人。厂部办公楼上的“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大幅布标，改换成“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字样。
这段时间厂党委每周3个半天的理论学习，逐字逐句地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的指示和马、恩、列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以及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联系实际进行深入领会。马书记在联系实际时谈道：此时在他家中，最奢侈的家俱就是两只藤椅，下班后回到家中，能够躺在藤椅上看报喝茶，已经感到很满足很舒适了。可是现在厂里有几个年轻的大学生要在自己家里摆沙发，那家伙坐上去软绵绵的，坐久了还能有多少革命的劲头呢！
老任也说：有几个党员，上班时在车间打瞌睡、聊天，养足精神后，下班后就开荒种地、砍柴、喂猪……搞资本主义自发那一套可有劲头了！张副厂长插话说：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都有发生资产阶级作风的，厂里的情况不正是如此么。毛主席他老人家虽然远在北京，却好像来过我们厂里一般，对基层的情况了解得如此深刻。……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大赞大颂毛泽东和毛思想。
不过这段时间党委会的一个特点是说归说来做归做。尽管在学习会上大家可以就厂内实际议论上许多，但事后没有人去做工作。除了会议记录有案可查由我保管之外，一切犹如没有发生过一般。做沙发的人家越做越多，种菜、养猪的人家依然干得挺欢，上班时扎堆聊天的照聊不误。
我从1973年初至1975年10月这段时间，几乎参加了所有的厂党委会，尽管其间厂党委从书记到成员都发生过几次变动。对我来说，参加这3年的厂党委会，真是一个极好的课堂。当时厂党委会作为全厂数百号职工的最高权力机关，所作出过的决定，大到有关工厂的发展方向，基建和生产计划以及新产品开发，与上级和邻近单位间关系的协调对策，全厂干部和职工的组织安排、人事任免和奖惩。小到对干部、职工及其家属思想状态的分析、职工之间的纠纷、职工子女下乡当插队知识青年的生活困难和就业问题的解决等等，都要涉及。在党委会上，从书记到副书记、委员们，大多有长期的党内生活经验和斗争经验，往往各有高明之处。由于他们各自的工作经历不同，当时的处境和地位不同，他们中每个人观察问题的角度、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也大不相同，但有时竟能收到惊人的异曲同工之妙。使人难以简单评说谁要高明些、谁要愚蠢些。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点：在政治上都养成一种长期在阶级斗争中摔打所形成的高度的敏锐性。只要他们愿意，他们都能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尖锐地、一针见血地说到问题的要害。他们能从看似无关紧要的一句话或一个细小动作中，分析出一层又一层的内容来。只是因他们的处境、性格、阅历的不同，使他们中有的人锋芒毕露、颐指气使；有的则大智若愚，对别人提出的某项动议的背景、目的虽已心知肚明却能装聋作哑、不动声色地顾左右而言他；有的善于在说笑话时暗示出自己的倾向性；有的在打哈哈中即已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有的善于回避矛盾冲突，善于灵巧地绕过暗礁，迂回前进而达到目的；有的长于在纷繁的矛盾中异常超脱、静若处子，似已神游天外，实则每根神经都蹦得特紧，等待时机和突破口，不鸣则已，一鸣则语惊四座，快刀斩乱麻地一锤定音，其效果妙不可言；有的能在大火明明已经烧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把矛盾引到别人身上，末了自己还打圆场做好人；也有的本人虽无高明之见，却善于归纳和整理别人的意见，待重新组织、博采众长后自成一家之言，最终竟也能博得别人的附合。诚然，既然党委会由多人组成，有时难免鱼龙混杂，也混有个别平庸之辈，开会时只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看持哪种意见的人多，他就附合哪种意见，而更多的时候则书记的意见也就是他的意见，于是时时被动、事事被动，常被大家在背后耻笑一番。而这种耻笑一般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局外人偶然听到两句，也许啥也弄不明白。
每次厂党委召开会议的过程基本都一样，由党委书记宣布会议开始后，就会有人或先或后开始发言。待大家发言得差不多了，作为掌握会议的书记就抬起手腕看看手表，如果时间还早，就任由大家再议议。如果时间差不多了，他就会轻咳一声，然后用他那威严的目光对参会成员们顺次扫过一遍，最后这目光停留在我这作为记录员的办公室主任身上。这目光有几层意思：一是大家都注意听好，书记归纳大家的意见就要作出决议了；二是作为记录员的我得认真记录了！（此前众人的意见是可以凭我的经验判断可记可不记、可简要记或详细记的）
1975年刮起的两股台风，一是邓小平的整顿台风，二是学习理论的台风，这是方向不一致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两股台风。作为企业党委，欢迎的是整顿台风。因为只有通过整顿，企业生产才可能正常进行，职工工资的发放才有着落，各级干部讲话才有权威。可是，谁也惹不起学理论的台风，也都得硬着头皮学，还得牵强附会地联系实际学，这就是当时所有企业的现实。
为搞好车间的整顿和理论学习，以填补老高升任党委成员和副厂长后在车间留下的空位，从1975年11月开始，厂党委派我到机修车间任党支书，从此结束了我参加厂党委会的工作。但遇到厂党委会有重要会议要整理材料，仍会要我列席。
二、北京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75）23号文件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其要点有三：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污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
以后中共中央又发出文件把“打招呼”的范围扩大到中小学校党支书。
“打招呼”会实际上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幕式。此后邓小平在文革中的最后一次露面是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后，在追悼会上由邓小平致悼词，此后邓小平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又一次消失了。
到了正式“反击右倾翻案风”的1976年初，毛泽东曾明确提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76）1号文件称：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197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讲话说：“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会议期间，受了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影响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表示回去要转好弯子。”华国锋的讲话，3月3日作为中共中央（76）5号文件传达到全党。
表示“回去要转好弯子的”老干部中，当时的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就是其中的一个。贾启云在文革前是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在当时是全国最为年轻的省委书记，文革中被打倒，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被邓小平重用为云南的第一把手。此时贾启云对邓小平反戈一击，称邓小平让他到云南工作时曾对他讲过：不要怕人家说你是“还乡团”，如果人家骂你‘复辟’了，就说明你的工作做好了。贾启云的“揭发”成为批邓的又一重磅炸弹，也使得贾启云此后再也不可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亮相了。这是后话。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76）4号文件，整理下发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元月间的重要讲话，其中涉及邓小平的主要有：“小平偏袒刘冰”。“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种作风是大有问题。”“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毛泽东还说：“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
在学理论组听过这些传达后的讨论中，大家除了把邓小平臭骂一通，大批邓小平讲过的“永不翻案”是欺人之谈外，也讲不出什么新东西来。因为邓小平开展的整顿给企业带来的好处是明摆着的，谁也不好胡言乱语。
三、天安门事件后我的辞职
我所去的机修车间名为机修，其实是全厂最大的生产车间，其产值占全厂总产值的一半以上，人数也特别多。名义是机修车间，实际上主要生产的是几种电子机械产品。与厂里的电子原件诸如电阻生产、电容生产和零件生产车间相比，其技术性强，车、钳、铣、刨、磨、电镀、锻压、热处理和总装等工艺繁多，每个工人只能操作其中的一台设备，管理工作必须十分科学和严密。行前马书记曾经对我交底说，让我到机修车间去主持党支部的工作，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此车间的状况如何对全厂有决定性影响，要我去搞好车间的整顿工作，为全厂作出表率；二是要让我取得在一个车间主持工作的经验，仅有在机关工作的经验是不够的。暗示我在车间工作的时间将不会太长。
以往在机关工作，一般情况下只和车间的党支书和车间主任打交道，开会时也是清谈多、联系实际少，缺少在车间工作的体会。有时车间干部开会迟到，我还会不满地看看手腕上的手表，以显示对其无声的批评。到车间工作才知道车间领导的难处。过去把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批判成是对工人阶级的“管、卡、压”，批判给工人的超额劳动发奖金是腐蚀工人、使工人之间离心离德。于是工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干与不干也一个样。此时让某些职工干工作，不能靠命令，而只能靠协商。商量通了才能办，商量不通就办不成。于是要想完成生产任务，就得不断向工人说好话，有时说了一大箩好话却碰一鼻子灰。这种状况不整顿怎么行！
当时实行的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全车间的政治学习、生产计划与实施、思想工作和生活问题都要由党支部统管。为搞好车间工作，我一到车间就大讲邓小平的整顿，大讲中共中央（75）9号文件，大讲要以“三项指示为纲”。对于肯埋头苦干的工人，给予大张旗鼓的表扬；对于只会做表面工作，、不肯下功夫搞生产的人，则给予冷落；对那些深夜打牌，第二天或者睡懒觉、或者扎堆闲谈不干工作者，则不客气地批评。不过半个多月时间，车间工作就有了起色，生产进度也比过去快多了。
可是进行整顿的时间不长，1975年12月初传达了中共中央打招呼会议文件后，风向变了，大家都不再讲整顿了。我被车间里某些人议论为是要杀气腾腾到车间来搞整顿的“还乡团丁”，对这种议论我听了也只能当没有听到。只有硬着头皮组织大家反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和文章。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省电子局电话通知各单位：接上级通知，追悼会由北京召开，各地各单位不再召开追悼会，可以召开小规模的座谈会缅怀其丰功伟绩，化悲痛为力量，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在我厂召开的座谈会上，许多人发言未及一半，即已泣不成声，副厂长老高哽哽咽咽地说；“周总理他，他是为全国人民累死的呀！”这次座谈会，算得上是建厂以来情感最诚挚、最感人的一次会。
4月7日晚上，北京传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的报道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称“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继而又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在以后正式下发的中共中央（76）9号文件时，还印有毛泽东批示“照发”和落款时间：“七日十七时半。”
马书记在向党员干部传达文件之后单独把我留下时说，他希望我所在的机修车间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走在前头，为各车间做出好的榜样。我表示这是难以办到的，因为我思想上的弯子还转不过来。曾几何时，还赞扬邓小平是“人才难得”，如今又要把他打下去，政治斗争实在是太残酷。后边的话我当然没有讲出口来。我的态度遭到马书记的嘲笑，他说所谓“转弯子”是对一部分老干部而言。像我这样入党不久，在最基层工作的年轻干部，不应当有这个问题。他还对我说，形势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为了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形势，就得不断地学习，才能当好车间的排头兵。由于他说服不了我，我们的谈话不欢而散。这是我们关系中的第一次不愉快。人与人的关系真怪，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车间的大多数工人都对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学习不感兴趣。我本人也不感兴趣，却又不得不违心地组织这种学习，心里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
整天空谈政治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干点实事的好。在车间各道工序中比较容易操作的是牛头刨床，我干脆顶班干起铇工来。干了不久后，竟也学会加工一般的工件，在铇刀钝了之后也能像模像样地磨铇刀了。对我的行动，人们毁誉参半，有认为我工作踏实，是个好样的，当干部就不能只会玩嘴巴子；可也有的认为，我这是不务正业，是没有抓路线、抓大事，是在消极应付。马书记对我的工作表示不满，又一次直接批评我的精神状态有问题。他要我应当这样、应当那样去干，我只是口头上答应，其实并未照办。
对于张厂长布置的工作，我亦不可能事事照办。有一次张厂长到车间来没有找到我，就向车间主任布置说，听说有两个青工已经不婚而孕（不知是谁向他告的密，否则一个大厂长如何知道这种事情），可不能批准他们的结婚申请，就让他们以后出洋相吧。当我得知这一情况后，联想到当初我结婚后我的夫人在其厂里所受到的折磨，我迅速批准了他们的结婚申请，使他们得以顺利地办了婚事。（他们对我的感谢是婚后特意送给我一包约有半斤重的水果糖）事后张厂长挺生气地质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时，我推说在得知他的意见之前就已批准了，张厂长只有拂袖而去。
我真不明白，能够与人为善的地方，为什么偏要与人过不去，非要看着别人出洋相才好？小俩口结婚后6个月就生下一个男孩。他们哪里知道，我曾为之担戴了不是呢。
由于我的思想已经跟不上形势，厂里送我到省电子局举办的学习班中去学习了1个多月。我清醒地意识到，在我面前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积极投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然后进入厂领导班子，这正是厂党委让我下车间的初衷。对这条路，我已经感到极度疲劳、未老而先衰了！我不愿再扭曲自己的灵魂去适应了！一句话，我对政治厌恶了！另一条路是尽管当时我正年轻，但得放弃从政当领导干部、远离政治工作，干一点脚踏实地的工作。经过一段痛苦的思考后，我选择了后一条路。
1976年6月18日，我正式向厂党委提出辞去机修车间党支书的要求。理由是我身体欠佳，能力有限，我愿意当一名普通群众。可以当机修车间党支书的大有人在，我提供出一串名单让厂党委选择。在当时，这种辞职要求别说在我厂、就是在整个电子局以至全省国防工业系统，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马书记和张厂长不仅没有接受我的辞职要求，反而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通。
这种批评非但不能解决我的思想问题，反而促使我更加下定不再干此差事的决心。同时也使人懂得了一个道理，在现行体制下，不是干部的，要想当干部很困难，已经当上干部的，要想不当干部也很困难！我只有耐心地等待机会再说。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对当时的政治运动表现出丝毫的厌恶，否则必将事与愿违，甚至还会引来无穷的烦恼！
只要有决心，就总能找到机会。进入7月下旬，我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走出政治泥淖的机会。原来，厂里办有一个职工子弟学校，该校从小学一年级办起，当时正好办到初中二年级，9月1号开学时将升为初三年级。原有教师水平有限，需要重新配给可以胜任初三课程的教师。厂党委责成组织科在全厂范围内物色可以担任初中三年级课程的教员，这可给组织科出了个大难题。因为1977年7月，辽宁出了个考试交白卷而读上大学的张铁生。该事件见1973年7月20日全国各地报刊转载《辽宁日报》发表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及编者按。同年底出了个敢于“反潮流”的北京小学生黄帅，其事见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人民日报》于同年12月28日予以转载。以后又出了个“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的河南初中女学生张某投河自尽。这就使当时全国各地本来就已经很糟糕的教学秩序更加混乱不堪。教师们欲教不能，欲罢不忍，都想改行干其它工作，谁还想钻进这道破门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告奋勇，愿意到子弟学校当一名教师，组织科真乃求之不得。此时将升入初三年级的学生，全都是厂级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及老工人的子女，这些孩子早就苦于原有教师素质差且不敢大胆管理，听我说愿意当教师，全都喜出望外。
鉴于组织科实在找不到其他愿意到学校教书的人，加之领导们也考虑到再不加强学校的教学力量，他们的子女将深受其害的现实。经过厂党委研究，终于在8月10日同意我的要求，免去我的机修车间党支书职务，让我到子弟学校当教员。待熟悉工作后，让我担任学校的校长。
此时正值学校放假，于是我有了一段难得的休息时间。正是无官一身轻啊！让我能每天到山沟里砍一两担柴火，不长时间就把家里的柴房堆满了。此前我也砍柴，但和其它职工一样，一般只能用星期天，而现在我是天天休息啊。所谓砍柴，其实就是砍小树，而且往往是砍小松树。这种小松树有小孩的手臂粗细，用锋利的砍柴刀一刀即可砍断（顺便说两句，这种砍刀是用厂里的好钢材让锻工班的师傅们专门为我打造的。几乎全厂职工家里的刀斧也都是这样得来的。当我让锻工班的杨师傅为我打制砍刀时，我还有点不大好意思。倒是杨师傅笑着对我说，别人已经来这里让我打过多少砍刀、斧头、火钳之类的东西，数量多得我都记不清了，包括厂里的领导们在内，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如果你自己不说，让我就打了送去，别人还会骂我是拍马屁，不然我早就给你送去了。你应该清楚，我们连人都是党的人，用点党的东西有何不可呢。几句话说得我摇头不是点头也不是，以后对他只有避而远之了。）我大约先后一共砍过上千棵小树。我们职工砍，附近的农民也砍，几年下来，原先密不透风的山沟几乎变成荒山秃岭，真是罪过啊！
得知我放弃车间支部书记职务到子弟学校教书的消息后，一天晚上，有一位和我私交甚好的老工人到我家串门。这位老工人平时为人谨慎，无事是从来不串门的。他十分惋惜地对我说，原先他不知道我会提出辞职，否则他一定要劝阻我这样做。凭他参加工作多年以来的经验，共产党的干部，只要有条件上，哪怕一个小组长都不能放弃。小组长也是一个官啊，也可以管几个人，管别人总比被别人管强啊。他认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最容易干的工作就是当干部了。什么厂长、书记或者更大的官，让谁干都成，即使是一个傻瓜都干得了。犹如马笼头上挂着的铃铛，让哪匹马挂上都会响一样。即使你在大会上把秘书给你准备的稿子念错了，可台下的人谁又敢笑话你呢。他的一席话说得我无法过多辩解，只好说我现在太累了，到学校会轻松些。待他走后，我终夜难眠，老实说，心中也产生过后悔。是啊，在车间领导的岗位上，别人能混，难道我就不能混，干吗我非得独立特行呢？难道我真的就能举世浑浊唯我独清么。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只有一往无前了。
四、未能熬过黎明前黑暗的贾启允
在文革开始前的中国大陆，由于是邓小平的嫡系，贾启允已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是当时中共最年轻的地方大员。文革开始后，贾启允也和众多中共官僚一同被打倒。待邓小平复出后，邓小平当然不会忘记自己的这位得力的老部下，很快就被启用为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并在贾启允离京赴任前召见谈话，面授机宜，可见贾启允在邓小平心目中的地位。谁知贾启允到昆明赴任后，当时在云南省委、省革委中的造反派头头们并不买贾启允的帐，全省形势之混乱也让贾启允无法收拾局面。仅举当时中共云南省委在同一天内发出的两份文件即可说明问题。
中共云南省委文件 云发（1976）36号
中共云南省委通知
玉溪地委并各地、州、市、县委，省属各部、委、办、局党委、党组或党的核心小组，省总工会，省贫协，省妇联，团省委：
玉溪地委书记林山同志，不领导全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不认真检查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为了逃避运动，从今年四月起擅离职守，至今不返回工作岗位。这是违反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指示的，是极其错误的。
省委决定：停止林山同志玉溪地委书记的职务，责令他立即返回玉溪地委，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
中共云南省委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二是中共云南省委文件 云发（1976）38号
中共云南省委通知
昭通地委并各地、州、市、县委，省属各部、委、办、局党委、党组或党的核心小组，省总工会，省贫协，省妇联，团省委：
昭通地委书记王文玉同志，不领导全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不认真检查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而且为了保自己，策划破坏昭通地区县书会议，挑动群众斗群众，从六月下旬擅离职守，至今未回昭通，也不向省委报告。这是严重违反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指示的，是极其错误的。
省委决定：停止王文玉同志昭通地委书记的职务，责令他立即返回昭通地委，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
中共云南省委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试想，连两个地区的第一把手都在本地区呆不下去，不得不躲藏起来，当时的局面何等混乱不是很清楚了吗。在这种情况下，六神无主的贾启允在四人帮的亲信、时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的朱克家（原系上海知青）等人的胁迫下，于1976年9月21日在省级机关领导干部会上作了一个非常糟糕的讲话，在全国造成极坏的影响。由于这个讲话对贾启允个人、对邓小平乃至对全国都有重要的影响，不妨摘录如下：
贾启允同志在省级部、委、办、局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今天，主要讲学习问题……
批邓一定要联系实际，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但是，直到现在，我们领导同志中还有一些同志，对批邓要联系实际，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上还有抵触，对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一科学论断不理解，一提“走资派还在走”就有反感。这些同志总认为，当前运动的阻力主要是群众中少数人搞无政府主义……
我借这个机会把我的思想转变过程向同志们讲一下，交交心……去年九月，我到云南工作之前，邓小平找我谈了一个小时的话，我对他的黑指示一拍即合，一下子就全盘接受了。
去年九月二十一日，邓小平找我和另外两个同志谈话。谈话中邓小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胡说社会上的政治谣言“主要是报上发表了评《水滸》的文章引起的”。他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问题一概把它忘记，”根本不要去想它，也不要去提了，我记性不好，已忘记了”。他公开煽动搞复辟倒退，说“有的人无非要说你是还乡团，搞复辟倒退等等”，“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他向我交待：“去了，还是搞班子，反资产阶级派性”，“反正领导班子问题要解决，要调整”，指使破坏老、中、青三结合，打击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执行他全面复辟的组织措施。为了让我执行他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他再三给我撑腰打气，说：“搞事情总是有人要反对”，“要不怕被打倒，不怕犯错误，打倒一次还怕打倒二次？”他这些黑货，我通统接受了。
……中央二十三号文件下达后，我不但不听招呼，而且坚持错误，上顶中央，下压群众……
以上事实说明，我来云南是接受和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走资派的错误。
我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有我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其中根本的一点，是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用民主革命的观点来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革命，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问题，理论上并未真正弄懂，实践中也没有真正认识。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是社会主义革命究竟革谁的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不仅是地富反坏右，还包括党内资产阶级，而且主要对象是党内资产阶级。
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如何革法，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作了回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亿万群众，运用“四大”武器，才能揭露批判走资派，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保证我们党不变修，国不变色……
发至地区级
省委办公厅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印发
俗话说，黎明前的夜是最冷也是最黑暗的。如果把文革比喻成一场充满恶梦的黑夜，那么，贾启允就是熬不过这最后一刻的人。从他在大会上公开背叛邓小平的1976年9月21日算起到华国锋、叶剑英粉碎“四人帮”正好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只要他能挺过这15天，那么，他不仅能保住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交椅，而且还会再上几级台阶也说不定。可是，由于他熬不过这最后一刻，待“四人帮”垮台后，他的政治生涯也就走到了尽头。患难见真心，重新崛起的邓小平怎么可能对卖主自保的贾启允再感兴趣呢！
五、毛去世 文革结束
9月1日开学后，我担任了初三年级的班主任，讲授过数学、语文、政治、历史等课程。没有金刚钻，就不敢揽瓷器活。由于过去我的数理化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虽然后来学的是文科，但此时讲授初中的课程尚不觉吃力。来到学校后，才体会到教师的苦衷。厂办学校不同于一般学校。在工厂里，教师和学生家长每天都得见面，也有的就是近邻。家长的面部表情，往往就是学校里师生关系的晴雨表。教师上午在学校里批评了某个学生，下午路上遇到这个学生的家长时，这位家长就会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性格凶恶的家长甚至还会在路上当着过往行人的面指着教师的鼻子臭骂一通，甚至跑到教师家里吵闹也是常事。不过大家对我还算挺客气，何况这件工作是我主动争取来的，所以自己的心情也还算舒畅。
每天在学校干完工作后，我都有时间到厂房后面的山沟里砍一担柴火。这段时间算得上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心理压力最小、工作较为轻松的一段时间了。
9月9日下午4时，按照省电子局通知，全厂职工集中到礼堂收听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去世的讣告和《告全党全国人民书》，礼堂里到处是一片哭泣声。
虽然前段时间新闻纪录片上出现毛泽东接见外宾时的形象已相当衰弱，但大家都想不到毛泽东竟如此匆匆而去。
听完《告全党全国人民书》，马书记抹着眼泪、吸着鼻子，号召全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全体职工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厂紧急行动起来，全力投入悼念毛泽东逝世的活动。宣传科趋车到县城，买回成千米的白布、黑布扎黑纱、布缦，连夜布置灵堂；机修车间连夜竖起一根10米高的用镀铬钢管焊成的旗杆供降半旗用；中小学生上山扯了几百筐松枝铺在整个灵堂的地上（使一大片山坡的松树成了光秃的树干），供人们开追悼会时可以席地而坐。很多男青工全副武装轮流昼夜在灵堂内外站岗，干部轮流守灵。马书记布置打字员根据录音连夜打印《告全党全国人民书》发给全厂职工，马书记要我协助打字员一道完成这一任务。我的意见是，厂址距昆明不过80多公里，何不上昆购买几百份报纸来更好些。马书记不得不采纳了我的意见，但对我的顶撞大为恼火，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极爱搞形式摆花架子的人。
9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各省报的头版报眼处是两条标语：“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报头下面是加黑框的通栏标语“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以上模式一直持续到毛的追悼会后。）再下边是占整版的套更粗黑框的毛的正面半身像。第二版整版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第三版上半部分是以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领头共400多人的毛治丧委员会名单，下半部分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关于开展瞻仰毛遗容和进行吊唁、在近期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至9月18日）的公告。
9月10日的悼念活动整整折腾了一天，低沉的哀乐也整整奏响了一天。全厂职工、家属、小孩统统在礼堂外排队，拖着沉重的步伐缓缓走进灵堂，绕过灵台，每人在毛泽东遗像前极恭极敬地三鞠躬。其中还有不少人为表示虔诚和悲痛而跪下三叩首，这就使时间拖得更长。
继全厂职工、家属进行悼念活动后，又是各种组织的悼念活动：全厂党员由马书记率领向毛泽东遗像宣誓一定要将文革进行到底；此外是共青团的、厂工会的、各科室、各车间、各班组的……然后又是追悼大会，各方面代表作千篇一律的大会发言。
此后又得到省电子局所设灵堂、寻甸县委所设灵堂进行悼念活动，前后一共折腾了整整一个星期。这段时间里，大家走路得轻手轻脚，说话得轻声细语，没有谁敢大声讲话的。在此期间宣威的铸造二厂有一位中层干部因孩子满周岁，请了几位相好到家中喝酒，即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并通报全省工办单位。毛泽东虽然已去世，其余威尚可惩罚一切敢于稍有不恭者！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将由谁来主政，这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大家都特别关心每天的报纸。当时舆论的特点是小报抄大报，大报看梁效，（即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的谐音简称），全国一个调。聪明人看报纸自有办法：如果宣传安定团结，则表明某些地方已经出了乱子；如果宣传大灾之年夺得丰收，则可能灾情虽不重，减产却不少；如果说已经统一了思想认识，则说明思想认识还相当混乱。正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而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提出按毛泽东临终嘱咐的“既定方针办”，那就说明，中央内部有人已企图不按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办了。如果这种推测在后边几天的报纸中无法进一步窥视，到了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其中有“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没有好下场的。”谁是“修正主义头子”呢？当然不可能是去世者，不可能是已被幽禁的邓小平，也不可能是一般人。人们陷入深深的思索中。
10月9日，厂领导们到省电子局参加紧急会议，全厂已是议论纷纷。许多人已经从小道消息、从外国通讯社的广播中得知江青等“四人帮”被抓起来的消息。
当马书记和张厂长向全厂职工传达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不费一枪一弹逮捕了王、张、江、姚四人帮，云南也收审了曾经给江青写过效忠信的派头头黄兆琪、刘殷农、杨树先等人的消息，并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已胜利结束的中共中央决定后，礼堂里沸腾了。
毛泽东去世了，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也就到此结束了。
毛去世后，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和各种报纸头版都以整版篇幅报道其图片和消息。以下是当时《云南日报》的头版。
上图是毛去世后云南跃进机械厂为毛所设的灵堂，持枪民兵昼夜为之守护。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进入歌唱“胶城的山啊胶城的水，胶城出了个华政委！”的历史新时期。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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