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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
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以（74）1号文件转发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供批林批孔参考。中共中央的通知称“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北大、清华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该材料称“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由于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一致，都要复辟旧制度，开历史倒车，他就指使一些人，到处收集孔孟的言论，东拼西凑，分类摘抄，搞了大量卡片，用它装腔作势，骗人唬人，制造反革命舆论，大搞阴谋活动，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
该材料分为8个部分，每部分的排列都是左边一半列出孔孟语录，右边一半对照林彪言论。据材料披露，林彪床头正中墙上挂有1962年6月1日林彪书赠叶群的条幅。床头右侧墙上挂有林彪化名育容于1969年仲冬在苏州写成的“王者莫高周文、伯者莫高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在人主不骄故也”的条幅。此外，林彪卧室内所挂的自书条幅尚有：“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74）1号文件发到我厂还没有几天时间，1月24日，中共中央又下发（74）2号文件：中共中央决定“在传达、学习、讨论中发（74）1号文件时，增加以下学习文件和文章：一、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以及杨荣国、唐晓文、罗思鼎、冯友兰、高亨、哲军等人的文章。在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有道：“我本月有两次外交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学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学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从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江是何等地信任。当时毛泽东的行止，在中共上层中，除了中共的“大管家”周恩来之外，就只让江青知道，连作为最亲密战友的林彪也不得而知。更为重要的是，早在文革之初，毛泽东就把对林彪的疑虑最早告诉给江青，他们作为政治夫妻的关系是何等亲密，举国再无第二人可以攀比。（也难怪江青可以如此特殊：1970年7月3日陈云夫人于若木曾在湖南衡东县国家科委的五·七干校里贴出题为《必须揭开铺张浪费的盖子——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以她于1962年春随陈云到上海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的一所异常豪华大宅的情况揭露道：“清一色的绿颜色：地毯是绿的，沙发是绿的，窗帘是绿的，甚至桌子也是用绿绒布包着。连厕所里马桶的盖子和垫圈也是绿丝绒包着。房子的所有窗户都是三米多高的落地窗，每扇窗都是两层窗帘，且系用高级质料做成，仅窗帘布就不下几十匹。陈云问了才知是专为江青整修的。现在，江青放弃住这里了，才让陈云夫妇来住。在上海，像这样布置的江青住所还有三处，陈设更是富贵奢侈……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于若木曾邀请随员以集体签名向中央反映，但谁也不敢应和……
此外，江青为拍摄几张飞机的照片，可以让一个空军师的飞机听凭她吩咐应如何起飞、编队飞行和着陆；她睡觉时不得有响声干扰，为此可以命令关闭机场、停止飞机的起飞和着陆，有时还要派人阻止田野的青蛙鸣叫！）
1月25日，中共中央下发（74）3号文件，转发南京军区党委给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报告以及中共陆军第20军委员会和防化连全体同志给江青的信。
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称：“我们认为，江青同志的信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军区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关怀，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深入批林批孔的重大战略措施，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加强调查研究、抓好典型的要求。”
中共陆军第20军党委在给江青的信中称：“我们党委对您（指江青）的信进行了认真的学习，一致认为，您的信不仅是写给防化连的，也是写给我们全军指战员的，是对我们党委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的鞭策……您在繁忙的工作中这样关心连队建设，关心战士成长，使我们深受教育。
2081部队防化连在给江青的信中道：“我们怀着异常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对您的亲笔信连夜进行了认真学习和热烈讨论。正当我们在批孔问题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您在百忙中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我们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战斗力量。您的来信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布置，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我军建设的亲切关怀，为我们贯彻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1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74）4号文件，转发新华社广东分社内部报道供批林批孔参考。文件附有《广东省委常委学习中央一号文件决心把批林批孔抓上去》的报道。报道最后有“省委常委决定，将召开局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学习中央一号文件和江青同志寄来的有关文件”……
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74）5号文件，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简报的第一句话就是“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简报的结尾是“总之，江青同志给我们做出了抓大事的榜样。我们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期望，抓好大事，做好各项工作。”为什么会挂上马振扶公社中学呢，原因是该中学初二女生张某考英语交的白卷上有“我是中国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经校方批评后投河自尽。此事经《人民日报》披露后在全国掀起大波浪，因而得到江青关注。
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74）8号文件，其中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了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问题。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但是，这个问题涉及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74）12号文件认为“全国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胜利展开，逐步深入，形势很好……有极少数干部不批林、不批孔，捂盖子，怕群众……这是完全错误的。”
5月18日，中共中央（74）17号文件指出：“一、几个月来的运动，冲破了种种阻力，排除了一些干扰，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二、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
在元月份内，中共中央就发出5个有关批林批孔文件，此后中共中央就批林批孔运动又发了多个文件。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学习材料，比如江青给防化连的信，江青给科学院感光材料研究所的信和材料，以及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于1月25日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等。江青等人明确提出：“对批林批孔的问题，是批呢还是不批，是促进还是促退，是赞成还是反对，是积极呢还是消极，是对每一个革命者，特别是对各级领导同志的一个考验，是真马列主义还是假马列主义的一个试金石。”
在这种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面前，东北、北京、上海等地演出了侮辱知识分子的丑剧“考教授”。据材料披露，有的教授被作弄后居然还吟诗道：“突闻考试实担心，此事当年害学生。今日临头试滋味，从今开始做新人。”北大著名教授冯友兰积极撰写批孔长文，受到毛泽东、江青等人欣赏后，感激涕零地写诗道：“怪道春来花满枝，满园烂漫贺芳时。含苞才露嫩红色，便有春风着意吹。”与此同时，报刊上到处是梁效、周一良、罗思鼎、庆思、谷滋等人评法批儒的大块文章，让人目不暇接。
在1974年还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11月14日云南省革委（74）135号文件的附件（云南省文化局《关于处理鸡足山问题的请示报告》）披露：“在文革初期，由于辨别不清文物与‘四旧’的界限，致使某些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遭到了破坏，大理州宾川鸡足山就是突出的一例……一九六六年九月，原大理州党委作出决定，并由原宾川县四清工作团具体执行，组织了机关干部和群众一千五百多人，上鸡足山‘扫四旧’，砸毁了金顶寺金殿和大部分寺庙。一九六七年初，原宾川县委又决定把砸毁金顶寺金殿的铜构件和其它铜器，全部出卖给昆明废品收购站，价值11万元。整个鸡足山名胜遭到破坏。这种有领导，有组织地破坏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此外，丽江县的忠义坊和潞西县的风坪佛寺及金宝塔也遭到同样破坏。”（以后则笼统地称为是被红卫兵破坏，其实，红卫兵哪里有这么大的能耐啊！）
二、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
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给大家的突出印象是，江青可能要担任更为重要的角色了。尤其是元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毛主席的重要文章和谈话汇编》，第一次广泛地、公开地向群众宣传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给江青写的内容极为重要的长信。由此信的字里行间以看出，江青是毛泽东可以推心置腹的第一人甚至是唯一的人。在当时个人崇拜盛行的时候，毛泽东在信中就清醒地、不无悲哀地意识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为适应批林批孔运动的需要，跃进厂的上级机关云南省电子工业局向所属各企业单位派出了阵容强大的工作组。派到跃进厂的工作组长是局政治处主任郭某，他在部队的职务是团副政委，组员是宣传科、保卫科、生产计划处等科室人员。跃进厂党委制定了每周3个半天的政治学习制度，其中两个半天由厂党委吸收各车间、科室党支部书记参加学习。
厂里的大批判组，由党委马书记任组长，成员有副书记兼厂长老任、副厂长老张、刚入党的新党员蔡某、小刘和我，一共6人组成。各车间的大批判组由我具体组织，无非是依葫芦画瓢，让各车间党支书任组长，加上车间主任、车间团支书和一两个文化程度较高的积极分子为组员。
孔孟之道既然是林彪反党集团思想上的总根子，要彻底批倒批臭林彪，就必须对3000多年前的孔子批判开始，批判中还得联系实际。在云南，就要联系批判在组织上、思想上与林彪有密切关系的人。据查，这种人在云南突出的主要有昆明军区副政委蔡顺礼、原云南省军区政委、省委常委雷远高、原昆明空军指挥部主任马杰三和11军军长董占林，简称蔡、雷、马、董。省革委和省委工交政治部很快就向各企业单位下发好几大本批判材料。其中有一本是《蔡雷马董反毛泽东思想言论集》，其中披露道：“蔡来云南之前，林贼及其死党叶群、黄永胜、吴法宪都亲自接见，多次密谈。叶群指示蔡顺礼到昆明后要抓军队工作，不要管支左，不要上第一线。……做出成绩来，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你做。”“林贼一伙多次提出，雷是一个参谋长的人材，力图让雷远高当昆明军区的参谋长。”马杰三“是直接通吴法宪那个办公室的。他与林贼死党王非、刘沛丰于新野、鲁珉等人关系密切。”而“董占林是直接和黄永胜、邱会作直接挂勾的”。而对材料中雷远高所说的“过去是朝中有人好做官，现在看是上头有人很重要”之类，大家心里都承认他道的是实情，却也不能不硬着头皮去批判。
厂里的上挂下联批判可就不容易了，可是又不能不联系实际。于是一些人就瞄上老宋和政工组的老张，批判老宋在武斗期间参加过炮派的“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到跃进厂后一直不转粮食户口关系，这种做法表明他和毛主席的“三线建设要抓紧”是对着干的；批判老张整日不干工作，无所事事，他们已经堕落成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了。
一天晚上，我独自在厂部办公室值班。工作组长郭某悄没声息地溜到我身边，递给我一份云南省电子工业局批林批孔简报让我看。这份简报中有一篇文章讲的是我厂的运动进展情况。里面有批判我厂原政工组长老张的文字，说老张对革命悲观失望，曾在某次党委扩大会上“大放厥词”道：“往后看山花烂漫，往前看一片黑暗。”看到这里，我不动声色地问：老张的这句话是谁提供的材料？我所以要这么问，是我得先弄清底细，才能决定我的态度和言词。
郭不以为然地对我说：这材料是你们厂政工组宣传干事老宋提供的，难道还有问题么？
我一听就有点火，好个宋干事，居然将老张的话胡乱窜改，这不是坑害人么！于是我把当时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对郭讲了一遍。我说，如果省电子局的简报上这样批判老张，而老张又是个犟人，很可能会闹出乱子来。
郭一再问我所讲的是否准确可靠。事实胜于雄辩，我立即从柜子里翻出当时的会议记录让他过目。郭自言自语、又像是问我道：简报既已印成，怎么补救呢？我说：大概不好补救吧，干脆这份简报别下发算了。郭说：让他考虑考虑再说。
郭走后，我的思想斗争也很激烈，我该不该以如此鲜明的态度否定这份简报呢？发出这份简报，可以表明郭和他的工作组到我厂后运动取得的成绩。我如此否定，他们不会忌恨我么？可是，我总不能昧着良心任人乱说乱咬啊！
真是事出意料之外，这一期简报终于采纳我的意见没有下发。这还不算，不久之后，由郭某代表省电子局在全厂宣布我厂中层干部的任命名单。在此之前，我厂干部除党委成员、厂领导成员由上级任命外，其它车间、科室干部都只是临时负责人，工作起来名不正言不顺。此次由郭宣布的名单上，第一个任命的就是我，任命为“厂部办公室副主任兼秘书”主持办公室工作。厂部办公室没有主任，因而我就是办公室的唯一负责人。由此可见，郭和老任等领导，并未因我说了真话而忌恨我，反而更加信任我。想到这里，我的心头不由一热，更加下定这样的决心：今后无论何时何地，说话办事，一定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万万不可随波逐流，方是做人的根本。
据我所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能这么顺利地入党、继而很快被提拔为中层干部，在知识分子中真是少而又少。
三、令人难忘的为王副局长送行
到跃进厂工作几年来，我曾为许多人送行：为厂领导的调动送行，为军代表送行，为我的朋友们送行。许多场面都随时间推移而淡忘了。唯有为省电子局王副局长送行的场面还历历在目。
按说，为省电子局领导送行，本来与我这芝麻绿豆的小干部沾不上边。不过事出有因，还是让我撞上了。原因是我厂无偿占用了吴所村的山地，吴所村民长期以来对此一直有意见。因为一点小事，吴所大队的党支书带领一伙村民砸坏我厂抽水房的管道和设备，使我厂生产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厂党委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由我随同张副厂长立即乘车到省里反映情况。我们乘小车到昆后，先找到省电子局的石副局长反映，继而又找到吕副局长反映，以后又由吕副局长带我们找到省国防工办的赵达主任反映。最终由省委责成曲靖地区和寻甸县严肃查处。
就在我们穿梭于各位领导的办公室和家里反映情况的过程中，张副厂长听说王副局长即将到北京疗养，第二天一早就要乘飞机北上。张副对我说：王副局长曾在四机部工作过，在四机部人挺熟的，她此次到北京疗养后，可能会留在北京工作。我们何不乘机联络感情，为她送行。今后厂里遇到什么困难，到北京找她就好办啦。因此，为王副局长送行就成为我们的又一件大事。
第二天早上，当我们趋车赶到王副局长在翠湖边的住所时，才得知我们来迟一步，她已经乘车离去了。当我们弄清她并不是直接到机场，而是到昆明东郊关上的二炮部队转运站时，我们又趋车赶去。
和站岗的士兵说明情况后，我们的小车驶进转运站大院。这里是二炮部队驻昆转运站，里面官兵不多，但库房、场地、车辆不少。在部队长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王副局长。这是一位50多岁、剪一头齐耳短发的妇女，讲一口标准的京腔。听她讲几句话就知道她是位原则性挺强的马列主义老太婆。当她得知张副厂长已先到过翠湖边的住所后才赶到这里时，竟也有几分感动。我和驾驶员老夏插不上话，只有默默地喝着茶水，静静地听着王副与张副厂长的对话。从谈话中，我们明白了在座的两位军人，一位是转运站的部队长，另一位是政委。王副在此地等待的，可不是一般的飞机，而是专门从北京飞来接她的一架三叉机（专机此行也许表面上另有名目）。王的丈夫是二炮部队的参谋长，权可大哩！
两位军人几次劝王副好生休息，以免乘飞机时太累。我猜想其实是在向我们下逐客令。
见我们没有起身告辞的意思，他们也就顾不得我们在场，和王副谈起了体已话：一再请求她到北京后转达对首长们的问好，同时替他们手下的一位女战士求情。请求她答应让这位女战士随机赴京，以便在途中照顾她。他们一再夸奖这位女战士在转运站如何遵守纪律，刻苦学习毛著，多次得到部队表彰和嘉奖，现已是一名共产党员……而王副坚持不答应带这女战士赴京。渐渐的我们才弄明白，这位女战士不是别人，正是王副的千金，要是一般人，怎能得到如此照顾！
我们在部队长的办公室里呆了半个小时，其间转运站的通讯参谋3次报告与飞机的联络情况：一次是我们刚进办公室时，他报告说飞机已经越过武汉上空。第二次报告飞机在贵阳机场着陆一会儿，把一位搭乘飞机来的部队家属送到地面。后面一次讲飞机已从贵阳起飞。呵，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在这里为首长家属服务得何等地周道！
张副厂长则一再请她到北京后要安心养病，别记挂云南的工作。需要办什么事，只需来个电话就行，跃进厂的全体职工，都没有忘记王副给予的关心。张副还说：省电子局的几位领导，将在中午到机场为她送行，到时张副也将到机场送行，现在请王副好生休息。我们起身告辞时，王副想把我们送到办公楼口，但还没走出两步，即被两位部队领导挡住不让再送。
对于张副所说的王副局长对我们厂的关心云云，作为厂部办公室负责人的我，委实想不起王副对我厂有过什么关心。我对她较有印象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我厂准备开除一个品质恶劣、影响极坏的青工时，王坚决不同意，原因是这个小青工的父亲是云南军区的一名领导干部，所以表现再差也不能开除。二是省国防工办的一位处长的女儿在我厂当工人，托了王的人情后，由王写一张字条要厂里为之开绿灯放行调往昆明。如此而已，谈得上对全厂职工有何关心呢？倒是几个月之后，张副即升任跃进厂的党委副书记兼厂长、再后又荣升为省电子局的副局长，是否曾得到王的关心，个中关节我就无从得知了，这是后话。
当我们趋车离开转运站后，驾驶员老夏就骂开了。他大骂转运站的两个领导人拍马屁太厉害，让他在一旁全身要起鸡皮疙瘩。他还大骂王的丈夫慷国家之慨，用一架三叉机专程从北京到昆明接一个家属，这一往返得花费国家数万元钱。他大骂现在有些干部真比他妈的国民党还要厉害。张副紧抿嘴唇不吭声，双目定定地看着马路的前方，不知他究竟在想些什么。我赶快用其它话题岔开老夏的牢骚。
中午要到机场送行，我借故没去，只由老夏送张副去。事后据老夏对我讲，到机场后老夏一直呆在车里没下来。只见来送行的人特别多，带有礼物来的人也不少。
事出偶然地参与这次送行，使我得以窥见领导干部们的一丁点生活内幕。仅是某部队的参谋长就可享有如此特权，那么还有众多更高级的干部呢？真让人不敢往下想！我也看不起转运站的部队长和政委，他们已经是正团级干部，对待一般战士，他们也可能比当年的党德庆们还要凶狠。可是对上司的女儿却如此关照，再三再四地为之“请假”、“说情”，其哈巴狗形象令人憎恶！可是，正是这种人才会官运亨通呢！许多领导不是宁要奴才、不要人才吗！奴才可以为之效犬马之劳，让其安逸舒适，而人才可能对之构成威胁，至少也会恃才傲物顶撞他，让他不舒服，他自然就不愿用也不敢用了。
两年之后，《云南日报》曾发出一条消息，称云南电子工业局副局长王××在京疗养期间，因病医治无效去世，这是后话。
四、邓小平的整顿
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中发（73）43号《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为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悉更多地区的情况，经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特此任命：
李德生同志为沈阳军区司令员，
陈锡联同志为北京军区司令员，
许世友同志为广州军区司令员，
丁盛同志为南京军区司令员，
杨得志同志为武汉军区司令员，
曾思玉同志为济南军区司令员，
韩先楚同志为兰州军区司令员，
皮定均同志为福州军区司令员。
上述对调的军区司令员，自接到命令之日起于十天内到职。
传达文件时说，8大军区司令对调是毛泽东采纳邓小平的建议而作出的决定。
同一天发布的另一个中共中央文件是中发（73）44号：“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学习这一文件时还向厂党委成员传达了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时说当年毛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余、付，肯定了朱德是“红司令”。
从8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不难看出，邓小平一旦参与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工作，他就要搞整顿以力挽狂澜，因为当时的形势实在不妙。但是1974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迫使邓小平只有谨慎从事。这样，在1974年，邓小平所干的工作，突出的只有两件，一是4月10日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作大会发言，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二是促成中共中央于7月1日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以及促成中共中央关于9月29日发出（74）25号文件《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此外只能是调查研究、熟悉情况、等待时机罢了。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75）1号文件：“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一）任命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二）任命张春桥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元月8日至10日，中共10届2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在传达中央以上决定时，还向厂党委成员传达毛泽东曾在有关会议上热情洋溢地亲自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向大家介绍邓小平是有柔有刚、绵里藏针的难得人才和最合适的总参谋长。
毛泽东重新重用邓小平的原因，除了要用行动驳斥林彪在《571工程纪要》中的攻击之外，一是可以用邓小平的现身说法，证明开展文革的必要性：挽救了一大批干部，包括“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在内，以显示毛泽东的政策历来是有区别的。二是也确实需要邓小平来搞整顿，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全面收拾文革以来形成的烂摊子。政治上仅举一个文件即可说明当时问题之严重。1973年6月16日，中共中央（73）22号文件，转发《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会议情况报告》，其中披露：“空军党委八个常委中有吴法宪、王秉璋、刘璋平三个死党，曾国华问题严重，正在隔离审查。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三同志上了贼船。”海军的情况、各省市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不整顿怎么行！
从经济上，以当时我们普通老百姓所经历的一两件小事也可以说明问题：一是有的人至今还保留有当年的结婚证背面上，签有当地商业局长的批示：凭此证供给水果糖2斤、茶叶四两。看到过这份结婚证的人都感慨道，应当把它放到博物馆以教育后人，否则后辈们如何想象当时物质生活匮乏的程度。二是当时人们衣食住行的困难。当时外出购买车票得有单位开给的出差或探亲证明，否则你有钱也走不了。当时偌大的昆明市只有三个旅社住宿介绍所，其区位倒也大体合理：一个在南窑火车站旅社，一个在西站大旅社，另一个在市中心的三市街中段。你要在昆明住宿，得持有介绍信到其中的一个介绍所登记后，介绍所安排你到哪里住宿，你就只能到那里住宿，你去晚了，介绍所说无法安排了，你就是有钱有证明也找不到住处了。因此，你若想当天晚上在昆明的旅社有个床位可住，你就得赶早到昆明，或者事先托人替你去登记好，否则过时不候。我就遇到过这种尴尬事。有一天晚上在一个亲友家耽搁晚了，原以为可以在他家挤着住一个晚上，不料没法挤。当时时间比较晚了，临时再去麻烦别人也不好，凭经验满以为到西站大旅社弄个走道上的加床应当没有问题。谁知我到西站大旅社后硬是连弄个走道上的加床都不可能了。莫非就在旅社大门外蹲一夜不成？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我走投无路之时，恰好遇到几位昆明师范学院的大学生送两位亲友到西站大旅社投宿，他们的旅社票是早已买好的了。见我走投无路，便邀约我到昆明师范学院学生宿舍让出给我一个床位，还坚持不收我的钱呢。当时昆明的饭馆很少，吃饭也得赶早，而且最好有3人以上一道才比较方便。这样，一个人排队用粮票和钱买饭菜票，一个人排队准备端饭菜，另一个人看哪一张饭桌上的人快吃完了就赶快占座位，这样才能以较少的时间吃上饭。如果你是一个人去吃饭，那可就惨了，你得花费许多时间后可能还得站着吃。从以上这两个日常生活中的小例子不难看出，当时的国民经济糟糕到何种程度，再不整顿实在不行了。
邓小平任中共副主席和总参谋长后，即开始大刀阔斧进行整顿。有一次马书记向厂党委传达邓小平关于军队要整顿的讲话时，讲到的一件事对大家震动特别大：当组织上要调动某位军级干部的工作时，这位干部拒不服从调动。邓小平知道此事后作出批示：“要去快去立即去！”可是这位干部把令箭当鸡毛，仍然没有服从命令。于是邓小平下命令撤销其一切职务，这下子这位干部才发觉问题的严重，痛哭流涕作检讨，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当时向全党全军县团级以上党委成员传达这一材料，为此后的整顿工作起到一种很好的惩前毖后作用。
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75）9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铁路秩序，调动派性严重的人的工作。此类人调到新的工作岗位后如果继续闹派性，将再行调动其工作岗位，此后如果继续闹派性，将再行调动其工作以至严肃处理之。总之，要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确保运输安全正点。首先进行整顿的徐州铁路局，仅经过1个多月的时间，“革命和生产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共中央要求，9号文件不仅适用于铁道部门，也适合于全国各行各业遵照执行。
以后又传达了邓小平在国务院办公会上关于整顿领导班子的讲话，其中有道：“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这样的班子，一不是软的，二不是懒的，三不是散的。”各级领导班子纷纷检讨自己是否有软、散、懒的问题。我厂马书记在厂党委讨论后总结说：厂党委班子明显存在有软、散的问题，表现是有的党委成员遇事不敢挺身而出，甚至有遇事绕道走的情况。在维护党委的团结与统一方面，在谅解、支持与友谊方面，也是有问题的，这就是软、散的表现。但是大家都能兢兢业业地完成所分管的工作，所以跃进厂的领导班子“懒”的问题表现不突出。其它党委成员都同意马书记的分析。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调整编制、体制等问题。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军队要整顿的任务。邓小平分析部队有“肿、散、骄、奢、惰”等5个问题。根据邓、叶讲话精神，11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布《纪律条令》、《内务条令》。
7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浙江省委报告时指出：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同一天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其中有道：“三月以来，工业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货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这份报告的数字足可说明邓小平主张的整顿已初见成效。
8月3日，邓小平接见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代表讲话中，强调“落实政策，建立规章制度、组织建设。”其间还传达了毛泽东最近讲的“老九不能走，还是要”，意思是对知识分子还得要使用。根据这一会议精神，云南省国防工业系统在安宁温泉宾馆召开“75.8”会议，认真学习全国国防企业会议文件，当即迅速调整全省国防系统29个单位的领导班子，并规定所调整的干部必须在7天内到职。涉及到我厂的主要是老任调回楚雄燃料二厂任党委书记，我厂的张副升任我厂党委副书记兼厂长，我厂机修车间党支书兼车间主任老高提为厂党委成员、副厂长。我被调到机修车间任党支书，原车间副主任彭某任车间主任。由于工作一时无人接手，所以我到机修车间任职一事拖了一段时间，而老任则匆匆到楚雄上任去了。
8月11日，胡耀邦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在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后，形成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被转发到全国。
9月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出要在各方面进行整顿：“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10月7日，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根据毛泽东的“学习理论”，“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写成《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提纲》，批评了“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长期纠缠于所谓这一派和那一派的斗争”。“应该悬崖勒马，立即回头”，要求“必须像爱护自己的眼晴一样，爱护全党的团结、爱护全军的团结、爱护全国人民的团结”，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各级领导要做到生产、生活同时抓，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
然而，毛泽东让邓小平进行的整顿是有限度的，是以维护文革为前提的。当邓小平放开手脚搞全面整顿，使毛泽东难以驾驭时，邓小平必将再次失宠！
五、中共云南省委（75）26号文件的震撼
1968年云南成立革委会后谭甫仁在全省搞的“划线站队”运动，把八派捧上天，把炮派打下地狱。在肯定两派大多数群众都是好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炮派各级组织的大大小小的头头中，大多数家庭出身都比较好，于是在文革初期其思想都倾向于保守；而八派各级组织大大小小的头头中，大多数家庭出身都不太好，于是在文革初期其造反精神往往比较强。这样，在“划线站队”之后，云南省各级党政机关中就形成这样一种矛盾：要讲阶级斗争，就得依靠炮派；要讲路线斗争，就得依靠八派。而当时的情况是既要讲阶级斗争，又要讲路线斗争。而各级组织中几乎全都是八派占上风，这就使各级组织处于一种颇为尴尬的境地，使本来就难以开展的各种工作更加缺少效率。天长日久，这种情况不能不有所改变。于是，在中共中央的过问下，乘着邓小平大搞整顿的东风，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讨论之后，1975年5月29日，中共云南省委终于形成中共云南省委文件： 云发（75）26号。由于这个文件对云南省文革发展影响特大，现摘录要点于下：
关于印发《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的通知：
中共云南省委于二月十七日——四月十九日在昆明召开了中共云南省委扩大会，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十一军、十四军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报告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会议情况。会议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了云南省的路线是非，总结了经验教训，周兴同志、陈康同志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分别作了自我批评，大家表示欢迎。
二、统一认识的若干问题。
（一）、关于云南形势问题。……只看到大好形势，而看不到存在的严重问题、一听到批评，就认为是否定大好形势，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片面的，错误的。当然，那种只看到问题，不分主流与支流，甚至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同样也是形而上学的，是片面的，错误的。
（二）、关于云南的主要矛盾问题。云南同全国一样，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反映在党内，即马克思主义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
（三）、关于纠正“划线站队”错误问题。“以人划线，层层站队”这是一个分裂群众、分裂军队、分裂党的反动口号。这个口号是林彪死党提出来的，毛主席早就作了严肃的批判。但是，在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云南在处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问题上，曾一度搞了“划线站队”，严重地影响了党内、军内和群众之间的团结，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严重错误。这个错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纠正，应由我们省委承担责任，下面各级党组织是没有责任的。对“划线站队”遗留下来的问题，应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按照党的政策，有步骤地加以解决。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去认真纠正，是不对的；不顾大局，不讲团结，想趁纠正错误之机“翻烧饼”，同样是错误的。
（四）、关于克服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云南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有的人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派性，省委少数同志也有资产阶级派性，有的还很严重。资产阶级派性是一种顽症，是同无产阶级党性水火不相容的。
（五）、关于落实党的政策问题。要按照党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六）、关于注意防止两种偏向的问题。一种是怕字当头，怕人家要求纠正错误落实政策，人家一提，就说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成绩。另一种是，口头上也要求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实际上在那里拉山头，闹资产阶级派性，搞分裂。
（七）、关于谭甫仁同志的问题。要一分为二，有成绩，也有错误。比如，他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是有严重错误的，云南“划线站队”的严重错误，他应负主要责任。为了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联系到谭甫仁，把他的问题说清楚，是必要的。但提出批谭的口号，或者把批林批孔与批谭平列起来，就势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偏离斗争大方向，是不利于团结的。
（八）、关于少数回民闹事问题。
三、今后工作意见。
（一）、认真抓好理论学习。
（二）、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四）、加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
（五）、加强对敌斗争。
（六）、加强军政、军民团结。
（七）、要有一股革命的劲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应当承认，这个文件的许多提法都是好的，如果认真照办，云南的面貌一定会大为改观。可实际情况往往不以良好愿望为转移。你叫不要干的，人们偏是要干。当时文件曾三令五申不能走后门（如参军、招工）么，但实际情况是走后门之风愈演愈烈。云南全省贯彻落实（75）26号文件亦然。你叫不要“翻烧饼”么，偏要翻。于是，许多前些日子还在台上红火、进入革委会的八派头目一下子成为阶下囚。往日夹着尾巴做人的炮派群众可以扬眉吐气了，而大大小小的炮派头目们则更是一下子趾高气扬起来。真是祸福相倚，世事难料啊。
八派头目对此变化当然不能容忍。进入1976年元月，黄兆琪、刘殷农及其核心人物之一的涂晓雷等人策划，由涂晓雷执笔，化名“秦臻”、“姚雨”等，书写《谁是刽子手》、《云南问题宣言》、《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字报在昆明闹市区张贴，声称贯彻省委（75）26号文件“造成一种贯彻修正主义纲领的恐怖气氛，”是“对新生力量大砍杀、对复辟势力大举大请”。声称“我们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和巩固这个政权”，“牢固地建立一个文革式的领导体制”。人们看过这些大字报后一时人心惶惶，搞不懂形势会如何发展。
六、沙甸事件
1973年10月,个旧市沙甸区回民愤然而起，打开清真寺，要求恢复民族宗教政策。1974年1月，此行动被云南省革委会视为反革命宗教复辟予以打击。
讲沙甸事件也就不能不讲当时红极一时的人物金桂仙。金桂仙在文革中是如何发跡的呢，事情还得从1969年玉溪地区峨山、通海大地震说起。当时年仅19岁的金桂仙在大地震中不顾父亲被倒塌的房屋压死的惨景，胸前抱着的是毛主席的石膏像。她的行动说明，毛泽东才是她心目中最亲最亲的亲人，毛泽东的地位超过了自己的父母。她的这一举动理所当然地受到当时各级领导的重视，被树为全国学毛著标兵，一下子就走上云南省的政治舞台。1975年年仅25岁的回族女青年金桂仙，她既是馆驿大队的党支书、又是全国4届人大代表、云南省革委常委等。但她不可能代表回民的利益，甚至也不能反映回民的愿望和要求，致使回民问题一度在云南成为大问题。当时昆明的大街小巷曾贴满受压制的回民书写的标语：“金桂仙不能代表回民”、“金桂仙是回民的叛徒”、“金桂仙不是回族是贵族”等等。以后事态越演越烈，于是在1975年7月5日经毛泽东圈阅的中发（75）15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沙甸问题的批示》指出：“现在，只有沙甸等个别地方的少数回民闹了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派人民解放军和工作队进驻沙甸，开展工作，解决问题，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而沙甸的少数闹事头头，在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操纵和利用下，竟然蒙蔽和威逼部分群众，构筑武斗工事，埋设地雷，打伤解放军和工作队员，阻挠解放军和工作队进村，这是根本违背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是极端错误的……。”
1975年1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召集沙甸回民代表马伯华等一行10人到北京学习。1975年5月17日，千余人
的武装工作人员荷枪实弹，四方包围，欲强行进入沙甸被拒。于是，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于1975年7月13日印发通知，将十个回民代表在北京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的决心书印发，“使各级党委了解他们的态度，向回民做工作时参考”。现将此决心书摘抄如下：
一、我们应尽最大努力，本着安定团结的原则，做好工作，让工作队和解放军进村落实政策……
二、关于武器，我们做工作，全部交清。解散武斗组织，拆出武斗工事。
三、群众抓了人就放出，因为群众组织无权抓人。
四、我们愿意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抓革命促生产；但我们也应对各级领导进行革命的监督。
五、在外面的部分干部和群众，要自觉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少数人等做好群众工作再回去。
六、按照中央规定，停止串联活动。
七、关于抓人问题，我们认为要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进行，避免影响团结。
以上七条是我们的认识和决心，而这七条中关键的关键，就是让工作队、解放军进村落实15号文件强调提出的六条和认真落实各项政策……
此呈
回民代表 马恩俊 马国寿 马贤禄
马少美 马志强 马孝福
马开山 马伯华 马先庆
郑全书
一九七五年七月九日
上图为回民代表在京期间到天安门广场的留影。右一为通海古城马孝福、二为蒙自沙甸马开山，三为蒙自沙甸马先庆、四为玉溪马恩建、五为蒙自沙甸马少美、六为蒙自沙甸马伯华、七为蒙自沙甸郑全书、八为文山茂克马国寿，九为华宁盘溪马自祥、，十为昭通马贤禄。（29
1975年7月29日凌晨，沙甸村民于梦中被枪炮声惊醒，霎时间沙甸村庄被夷为一片废墟，马伯华、郑全书、马恩俊、马开山、马志强等5名上京代表和全村老少900余人当场死亡，另有数十人伤残，特别恶劣的是其中有162名村民在举手投降从坑道出来后还被射杀，酿成全国文革期间罕见的沙甸血腥事件。我们跃进厂的干部也在事后乘车到寻甸县委礼堂听取了关于事件前因后果的介绍和中央首长的有关讲话。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沙甸事件的平反开始提上议事日程，1979年2月15日终于得以平反昭雪，国家先后下拨2000多万元抚恤金并为沙甸幸存者另盖新屋，建成新的沙甸村才平息了此事此事也成为文革中十大血腥事件之一）
1989年12月，在沙甸村后的凤尾山上建起经162级台阶拾级而上抵达的“沙甸事件舍西德纪念碑”。纪念碑四周勒石镌刻有碑文、马伯华小传及死难者名录等。此外还有诸多悼念性诗文。这里仅录其中的一首：
满江红
题沙甸舍西德纪念碑
林松
血雨腥风，硝煙起，群妖乱舞，八昼夜，漫山遍野，殘骸焦土。重炮机枪发万弩，忠魂义烈逾千古。民何辜，闭门家中坐，遭屠戮。
澄玉宇，消迷雾，昭雪史，重新谱，望回辉光芒，锦团花簇。巨厦高楼绕寺建，丰碑伟，塔沿村竖。念烈雄，殉道勇牺牲，重千古。
旧诗有道：太平《览》、《记》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