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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林对形势的评价和昆明的现实
就在昆明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这段时间里，全国各地也都先后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有的地方还动用了大炮和舰艇，全国可以说已经乱得一塌糊涂，老百姓被折腾得有苦难言。可是，1967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在文革“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最近两个多月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革情况，作出极为重要的指示，要求各地“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通知》中引用毛泽东的话说：7、8、9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文革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10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林彪8月9日接见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刘丰时的讲话。林彪指出：“隐藏不如暴露，坏人、坏事，暴露出来就是好事，与其包着脓包，不如让它穿头。”“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应该。（二）坏人斗坏人。这是“以毒攻毒”，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了好人……好人挨整，暴露了坏人，锻炼了自己，好人吃点苦头，但尝到很大的甜头。（四）好人斗好人，这当然不好，有误伤，有损失，但可以从中得到教训。这四种情况，前三种都有利，只有第四种差些，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容易解决。”林彪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真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林彪明确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命的命。”
毛泽东和林彪的这些讲话，根本不可能如同中央军委在10月15日的通知中所评价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历史文献……是指引全党、全国、全军奋勇前进的灯塔……”而只是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更多的迷惘和混乱。
没有经历过严冬的人，怎能知道春天阳光的可贵；没有遭遇过动荡和战乱的人，难以真正懂得安定与和平的价值！昆明地区两大派停火交枪之后，大家都可以睡个安稳觉，不至于再被那吓人的枪声和爆炸声惊醒。八管区与炮管区已不复存在，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出没于原先戒备森严的各个地段。已经许久不通音信的亲朋友好，开始争相互访，问候武斗时期可曾受到惊吓，共同为武斗中丧生或伤残的友人感叹嘘唏。商店、粮店、菜站、煤场逐渐恢复营业，已经瘫痪许久的交通和邮电通讯也重新运转起来。以至有的同学一次就收到积压的数十封信件，一次要看这么多信件得花多少时间啊。进驻各大中学校的工人造反组织，也先后回到自己的工厂。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武斗中，两派死亡人数在100人以上。其中给我以极大震撼的，除了到云南军区“抢枪”时由于误会使炮派死亡7人的事件外，还有云大物理系67级学生艾敏在昆明机床厂工作时被八派打死一案，以及昆明机床厂的总工程师、在世界上也属先进的坐标镗床的发明者，在武斗期间他还每天坚持到车间巡视，不幸被吊挂在车间门上的手榴弹炸死，言之使人痛心！可是，11月27日在中央文革召开的北京工人座谈会上，江青讲话说：历次革命运动，初期总是学生先起来。但决定革命运动的从来不是学生，而是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贫下中农。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不仅要带头，而且要左右革命形势。这就使大家感到说不出的气馁！按江青的说法，学生们打了一段时间的头阵后，领导地位就该让位给工人阶级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江青说的没错，只是江青所说的话，她自己未必说得出来，也许是从毛泽东那里批发来的吧，这是后话。
武斗结束后，各单位纷纷出动卡车，直接到原先由八派控制的邮电局大楼拉回长时期以来积压的报刊、信件、汇款单、电报及包裹等等。因为这些邮件在邮电局已经堆积如山，仅依靠邮局本身的力量投送显然已不能胜任。
我算是全班同学中收信最少的一类人，这次竟也收到5、6封信，其中有的信封上还印有邮戳，由此可以看出信件的交邮时间；有的信封上就没有邮戳，只能从信的末尾落款日期去辨认，其中距离最远的一封信已经是3个多月前就写成的了。也有的同学，一下子就收到数十封信，阅读信件和写复信，就得花费几天的时间。有位同学还收到两个月前家里拍来的“母病危住院，速归家”的电报。如今已事隔两个月，不知当时病危的母亲康复与否，急得欲悲无泪，只有急急买车票回家去。
武斗结束后的昆明，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冷清和萧条。许多高大建筑物的玻璃窗已经破碎不堪，其中一部分住有人的窗口已被塑料布蒙住，有的塑料布没有钉牢，在西风中飘曳着；一些墙壁上弹痕斑驳，路灯也大多坏了。商店虽已开门营业，但柜台上大多空空如也：保温瓶胆脱销、红糖脱销、鱼、肉、蛋几乎见不到，维生素AD丸等许多常用药也脱销。只有新华书店里各种版本的《毛选》应有尽有，塞满了所有的书架。
云大的派头头们和站在本派一边的老干部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此次武斗后必须作好两手准备：最主要的一手是武的准备。当时全国形势还乱糟糟的，广西、湖南、四川、江西、河南……各地武斗还正在大规模地进行着，势必对云南产生重大影响。云南两派交枪时都打了埋伏，这就为今后继续发生武斗埋下杀机。两派在总结第一次武斗的经验教训之后，第二次武斗一旦发生，则其规模和残酷程度，必将大大超出第一次的水平。炮派对此不能不防，不可不作好认真准备。基于此，要求在炮派掌权且在地理位置上有攻守价值的单位，如云大、师院、医学院、昆明汽车总站等地，尽可能地多储备好粮食、干菜、汽油、腊肉、食油和盐、糖、煤炭等各种物资；抓紧时间修理好多年来闲置不用的柴油发电机，以备以后电网断电时能自己供电；要求清理好本单位的自有水源和抽水设备，以便自来水断绝后能自己供水；各单位还应多准备钢筋水泥、急救药品，以备以后构筑防御工事和伤员急救之用。
另一手是文的准备。如果中共中央下决心不再允许各地两派武斗，指令部队强硬干预，则各地两派间的武斗也不难制止。如果以后不再有武斗，（即使还有武斗，也终有不再武斗的那一天）到那时，作为教学单位，下一步的斗争大方向很可能要转入教学革命方面。这就有许多问题需要及早进行研究。比如说，今后还办不办大学？怎么办？毛泽东已经尖锐地指出建国17年来的高等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今后怎么打破这一统天下，如何改由工人阶级领导？今后的理工科怎么办？文科怎么办？如果以后不办文科，社会上对文科类学生的需求应怎么解决……云大作为云南省一大派群众组织——炮派的旗帜，需要时应能及时拿得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以显示炮派任何时候都是紧跟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为此，需要立即在校内组成一班子人，结合云大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研究教育革命的有关问题。为使这种研究不致陷入闭门造车，就得派出一个调查组，到省外各地的大专院校作一些走访，了解各地在教育革命方面已经开展了哪些工作和尝试，有何经验教训可供借鉴，这样方能少走弯路而立于主动地位。
教育革命的外出调查组人选，经校派头头们议定，既要能办事，又要讲节约经费，还得考虑到如果发生第二次武斗，在校师生不能少等等。所以只派3个人出去；考虑到按毛泽东的的说法，以后主要办的是理工科这种趋势，决定三个人的构成是，由理科去2人，文科去1人。选择人选的原则是，文革以来能积极站到造反派一边，运动各阶段表现甚好、具有从事教育革命热情的人。经过筛选最后确定，这个3人小组由化学系的何老师任组长，组员由我和数学系学生小张组成。具体任务和外出的大体路线由炮派常委、化学系的周律型向我们作布置。
二、旅途步步难
学校让我作为文科代表到省外搞教改调查，对这个差事我是乐意的。我乐意的原因有三：一是文革初期的大串连，我们直抵北京。在北京期间，颐和园、动物园之类的公园，哪里都没去过。以后从北京步行到武汉，再乘车直抵昆明。每当别人议论起大串连时曾到过这里那里，讲得出许多见闻时，我却只有在一边静静地听，插不上半句话。而人们也往往不能理解我的做法，只认为那是愚蠢之极的缘故，为此常使我不免有几分后悔，当时我们何必左得那么可爱呢。通过这次出差机会作一些弥补，岂不很好么！二是昆明地区第一次大武斗虽然结束了，但很可能还会发生第二次大武斗，留在学校的风险是比较大的。无论是我打伤别人，或者我自己被别人打伤，都不是一件好事。能够通过外出，既得以避开可能的武斗风险，而又能保持自己一贯积极参加文革的身份和姿态，何乐而不为呢。三是搞教育革命是一件势在必行的事情，无非时间早迟一点而已。这的确是符合斗争大方向的，自己能在这一方面先行一步是再好不过的了。
我们调查组于11月下旬离开昆明。化学系的何老师是位个子瘦高、年纪在35岁左右的中年人，是化学系的一位讲师。他和数学系的学生小张，衣着上颇相似，都是头戴一顶黄军帽，米色的毛线衣外面罩一件半新的蓝布短棉衣，下着黄军裤。他们的鼻梁上都架有近视眼镜。小张的个子也是瘦而高，只是比何老师稍矮一点点。小张是昆明人，讲一口地道的昆明话。我们登上开往北京的61次特快后，何老师与小张谈个没完。原因大概他们都是炮兵团的，又都是理科的。而我是“共宣”的，且是文科的。见他们顾自交谈，我也落得清静，干脆找本书看起来。上路之前我们已经约定，一路上我们只能讲些生活上的事情，不谈我们所要干的工作，更不能暴露我们是云大炮派的身份，以免被人暗算。
我很尊重何老师，因为他是老师，年纪也比我大10多岁，又是我们的组长。所以凡是该出力气的地方，我都主动上前去干。比如，因为我的衣物特少，所以我的行李包很小，而何老师的行李包却特大。于是每逢上下车，我都让何老师提我的小包，我替他提大包；住旅社时也先让何老师住位置好一点的床位，待小张挑了床位后我再睡剩下的床位。其实同一个三人间，能有多大差别呢，也无非就是靠里边或者门边而已。而自小生活在昆明的小张，平时在家可能就比较娇惯，一路上干什么事都不主动，对何老师也不够尊重，有两次还为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顶撞何老师，使何老师很不高兴。于是此后遇到什么事时何老师往往就只和我商量一下就决定了。这样做的结果又增加了小张对何老师的反感，使我夹在中间也不好过。我不由得想到，过去互相间并不认识的3个人，如今为调查教改问题这一共同目标，暂时走到一块相处一段时间，为什么都不能和谐相处，却要闹出许多别扭来？难道阶级斗争真是无时没有、无处不在么！
在武昌下车后，我们住进武汉大学招待所。作为首选的第一站，我们准备认真了解武大的教改情况。因为云大和武大都是综合类大学，共性的东西一定会比较多。
我们在武大一住就是10多天。其间，我们和武大校文革的教改组、各系教改组都进行过座谈讨论。最后，我们归纳形成一份“武大教改情况调查材料”用挂号信邮寄回学校，作为我们此行第一站的工作汇报。
在武汉逗留的时间里，我们观赏了武汉长江大桥，瞻仰了二.七罢工纪念馆，参观了武汉钢铁公司。然而，武汉给我们印象最强烈的是到处都有“砸烂百万雄师”、“打倒陈大麻子”（指发生扣押王力、谢富治事件之前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中将）一类的大标语。使人还能嗅到5个月前发生“7.20”事件的火药味。听说此事件中被定为反动组织的“百万雄师”群众被打死打伤的人数已在万人以上。
到南京方向的船票异常难买。我们轮流着排一整夜的队，才买到3张统舱船票，（其它舱位的船票则根本见不到）这样，我们总算得以登上开往南京的轮船。在统舱里，人们挤成一片，难得有一块可以躺下身子的地方。当轮船经过九江和抚湖码头后，又挤上数百名乘客，把个统舱挤得透不过气来。据这些新上船的人说，九江、抚湖正在发生武斗。这里的武斗不仅使用枪，还动用了迫击炮，被打死打伤的人很多。他们都是出来逃难的，逃难虽然也要遭罪，但总比留下挨打要好得多。一些原先准备在九江和抚湖下船的旅客，听到这些情况后大多不敢下船，仍然呆在轮船上。这就使轮船严重超载，虽然船行的是下水，也只有小心地开慢档。
我们在南京只逗留了一个白天，其实就只瞻仰了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看着诸多革命烈士的图片、事迹和遗物。站在纪念碑前我想到的是：如果烈士们地下有知，看到今天的大陆到处狼烟四起、武斗不断，不知会有何感想。当时的南京火药味也正浓，只见街上行人都阴沉着脸，行色匆匆，我们哪里还敢久留。虽然从书刊上我们也知道这座古石头城有诸如中山陵、明孝陵、夫子庙、秦淮河、玄武湖、莫愁湖、栖霞寺、鸡鸣寺等许多名胜古迹，却哪里还有兴致游览。
到上海后，我们住到复旦大学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是一幢中西结合建造的两层小楼。据说这幢小楼当初是专为上海市主管文教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长杨希光到复旦蹲点而建的，在当时算是建设得比较讲究的了。
我们在上海住了半个多月，先后和复旦、华东师大、交大、同济、外语学院等若干所高等院校的文革委座谈关于教育革命问题。给人印象较深的是他们所举的几个典型例子。一是上海自行车厂有位杭州某大学的毕业生，厂革委成立后要她这位蹲办公室的人下车间劳动当工人。她说按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大学毕业生只要参加一年的劳动就可以了。她原先已经到农村搞过9个月的四清，上海市委曾作出规定说，搞四清也算参加劳动。以后她又以调研员的身份到车间劳动过3个月，她说就算这是执行资反路线时候干的，不算数，她也只欠工厂3个月的劳动了。工厂革委会却要她长期到车间劳动，难道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改变了么，那么请厂革委拿出文件来看。厂革委主任说：你是大学生，我们是承认的，可是你只有你们学校的毕业文凭，还没有取得工厂的毕业文凭哩！女大学生好生奇怪说：从来还没听说过有工厂的毕业文凭嘛。厂革委主任说：有的，这就要由工人造反派来评给。至于党的干部政策，从来都讲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结果把这位女大学生搞得很狼狈。
第二个例子讲的是南京某大学一位毕业生分配到上海某合成纤维厂工作后发生的事情。当班的班长要他把废水的阀门打开，把废水排放出去。他在那台机器前转来转去看了几遍，始终弄不明白哪儿是废水阀门，又不好意思问旁边的工人。最后自以为是地认为废水必定在下面，于是认定是下面的一个开关，就硬着头皮把它拧开。几分钟后，另一个车间的班长过来质问说，为什么把废水从真空管排放到他们那儿去了？班长被弄得莫名奇妙，只好检查事故发生的原因，最后才发现是这位理工科大学毕业生干的好事。
再有如上海某大学路桥系的一些学生只会列方程式造洋大桥，碰到小公路上需要造4、5米的小桥时反而手足无措……
这些典型事例，把大学生们理论脱离实际的书呆子洋像表现得很充分，对我们颇有启发。我们又写成一份调查报告邮寄回校，算是我们第二站的工作汇报。
其间，我们到过中共一大会址参观，到过虹口公园、外滩及南京路的各商店。还特意按照交通图找到云南路逛了一次。
上图为作者在虹口公园鲁迅墓前的留影
当时的上海，算得上是全国政治上比较安定，物资供应比较宽裕的城市。却也不时能见到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出动的卡车，卡车上站满头戴藤条安全帽、手执棍棒的工人，押解几个挂有这样那样黑牌的人游街示众，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使人感到这种安定的后面，也许还潜伏着某种不安定的因素吧，否则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
在复旦校园的大字报栏里，当时内容最多的大字报是推荐校革委人选的，因为当时的复旦大学正在酝酿成立革委会。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许多大字报都有“政权问题牵连着每个人的神经”一类的话。不同观点之间的论争十分尖锐泼辣，诙谐有趣，使人看后忍俊不禁，倒也觉得是一种艺术享受。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水平就是比我们要高些。还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居然还看到过一张“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虽然该大字报并没有讲出多少具体内容，只讲张春桥出尔反尔、对群众组织拉一派打一派等，却已经使我们震动不已！因为当时张正是红得发紫、炙手可热的人物。有人敢于写这种大字报，是要担很大风险的。果然，早晨贴出的大字报，中午就被复盖，据说公安部门还来拍了照片。我们再一次去看时，只见到处是墨迹未干的标语：“不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谁反对张春桥就是反革命”……至于大字报作者的下场，我们外地人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上海的商店里还有猪油罐头，这是很出我们意料的。何老师和小张每人都买了7、8瓶，这东西在昆明已是久违的近乎奢侈品了。他们建议我也买一点，但我没有买。因为我的经济状况实在不允许我去买这种可买可不买的东西。何况我一年到头天天在学校食堂吃饭，买了猪油也无用。只是天气太冷，不得不咬咬牙下决心买一双手套，至于头上没有帽子则再也舍不得破费了。
我对何老师和小张都有些看不惯。我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此时，昆明地区可能正在进行残酷的武斗，多少阶级弟兄被打死打伤在血泊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肩负重任外出，但有的人却对南京路上的商店那么感兴趣，进百货公司1个多小时出不来，而到高校看大字报却走马观花，满足于一知半解。甚至一份大字报都还没有看完就走人，对比是何等地鲜明啊……其中的“有的人”，当然指的就是何老师和小张。
在元旦前的第三天，几经波折，我们终于挤上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
三、 饥寒交迫中迎来新的一年
仅仅用一个“挤”字来形容我们从上海站上火车的情景，还不能反映我们上车的艰难。我们持火车票排了半天的队，但进站口就是不开门。还是小张灵机一动，提议说干脆到出站口试试。当我们绕到出站口那边看时，那里果然乱糟糟的，我们乘机挤了进去。等我们七弯八拐，找到我们所要搭乘的列车时，列车上已经挤满人。和这已经满满的一车人相比，我们懊恼自己醒悟得太迟了；但想到进站口外尚有那排成长龙般等待进站的候车人还在傻等，我们内心却也暗自庆幸，我们总算比他们先行一步。我们毫不犹豫，互相推着拉着，总算挤进车厢门。车厢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只有在两节车厢的接头处蹲下来，以便占据一块可以席地而坐的空间。
待我们刚刚蹲下来，进站口的大门也已打开，上千名候车人像潮水般疯狂地拥向各车厢门前，终于又有很多人拼死命挤了上来。这些刚挤上来的人们，要么把手提包压到我们的肩上，要么干脆一屁股想坐到我们的头顶上。我们实在无法蹲下了，也只有站立起来。站在车厢外的列车员用小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动员大家别往上边挤了。还说列车已经超员3倍以上，挤不上去的过两天再走为好，车站将为大家办理签字手续。她们还不停地对大家说，前方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地都在发生武斗。就在两天之前，列车经过苏州站时，曾经发生过下边用机关枪扫射列车的情况，造成5位中外乘客伤亡、列车运行被迫终止十几个小时，因此上海站才积累下这么多旅客。再等两天后，情况就会好得多……
已经上了车的人，谁还肯下车。还没有上车的人，也没有谁是因为听了车站工作人员的劝告而不再往上挤，而是因为列车上的人已经饱和，已经不分性别、年龄地紧贴到一块，委实挤不上人了。只能极不情愿地在列车下边站着，一双双眼睛还不停地转动着，想搜寻往哪儿上还能插得进人。
塞满人的列车在站台上又停留了几个小时，车上的人们就这样遭了几个小时的罪。许多人在埋怨武斗、埋怨车站、埋怨该死的火车司机还老不将列车启动……这里那里，不时传来吵闹的咒骂声，原因无非是有的被人挤得受不了，要旁边的人把身子站直点。而被指责的人却不服气，反唇相讥道：怕挤压就别上这趟车，乘小轿车去就不必挤出臭汗一身了。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吵个无休无止。周围的人正苦于无聊，难免跟着瞎起哄。于是整个列车吵吵闹闹、乌烟瘴气，使人十分难受。我和何老师只好乱中求静，闭目养神，任凭周围天翻地覆，按照毛泽东的诗词中的说法：“我自岿然不动”！
从中午挤上列车开始，就这么紧紧地人贴人、人挤人地一直熬到傍晚，列车终于开动了。人们不由从肚底深深地喘过一口气来。下一步耽心的，又是列车在运行中可千万别遭到铁路两边造反派的机枪扫射。否则，子弹没长眼睛，刚好打到自己身上咋办！
阿弥陀佛，列车经过苏州、无锡、常州时，虽然也曾听到下边有枪声在不断地响起，但毕竟都不是冲着列车射击。列车在以上3个站都没有停留，我们算是闯过这一道道险关了。
列车到达镇江站时第一次停下，每节车厢的门边，登时又涌上几十个人。他们在下边把门擂得乒乓直响，喝令打开车厢门让他们上车。从我们上车以来，列车员一直没有露过面，也不知他们躲到哪儿去了。
在我们置身的这道车厢门边，站着最后挤上车来的身穿毛呢中山服的两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他们当然不可能再开车门，只是透过车门的玻璃窗用力地摇手，示意说里边的人已经塞得太满，他们没法开门了。可是外边的人哪管这些，见里边一直不开门，于是有人从外边一下子砸破车门上的玻璃，把手从外边伸进来要拧开车门。碎玻璃划破了此人的手臂，整只手臂一下子鲜血淋淋，但他满不在乎，硬是把车门给拧开了。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使本来乱轰轰的人们霎时间变得静悄悄地看着他，谁也不再出声。而各人的身子也都不由自主地往里边挪了挪，使门边空出一小块可以勉强立足之地。那一个手臂被碎玻璃划破的汉子与他的朋友大大咧咧上车后，不再容许后边的人上车，反手就把车门给关死。
不一会儿，列车徐徐离开站台，大家满以为不再有事了，都逐渐闭目养神起来。可事情还没完，两个刚上得车来的不速之客，不顾手臂上还在汩汩流血的伤口，从裤包里掏出两瓶有名的镇江醋，对着两位穿毛呢制度的干部模样的人破口大骂道：操你娘的×，刚才叫你开车门你偏不开，害得老子的手臂划破流血了，可老子们不是照样上来了么！当心老子们揍死你，先给你点厉害尝尝吧！说着，用牙齿一下咬开封着醋瓶口的金属盖儿，连盖儿带唾沫直吐到那两位干部模样的脸上，把两瓶镇江醋劈头盖脸地淋给对方一头一身，然后把两只空瓶扔出车外去。可怜这两位干部模样的人，平时在工作单位上也许是向来说一不二的人物，以往何曾受过如此鸟气。此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却敢怒而不敢言，只有自认晦气，任凭对方侮骂而绝不吭声。我们这些旁观者心中虽然不服，但俗语道：好汉不吃眼前亏，谁敢再多说半句话引火烧身呢！
我们就这样紧紧地挨着挤着，既不能上厕所，（即使厕所就在身边，因为厕所里也挤满人而无法使用），更不能下车去买食物，因为如果下了车就别想再上车了。我们身边站有一位自称是厦门某大学的女生，行车后不久就一直哼哼叽叽说她的尿憋不住了怎么办，后来甚至哭出声来，旁边人劝说她忍忍吧。后来她实在忍不住了，过一会后也不再哼叽，估计她已经尿到自己的裤子上了。我们就这样憋着忍着，直到列车过了徐州车站，有一部分人在徐州下车之后，情况才稍好一点。
我们在天津逗留了一天，主要想走访南开大学，想看看他们是怎样搞教育革命的。但学校里冷冷清清，虽然办公楼里也挂有一块教学改革办公室的牌子。但门始终是锁上的，无法找到人，我们只好作罢。
1967年除夕晚上，我们乘火车抵达北京。到北京站已是晚上10点多钟。已经见不到公共汽车，加之我们也弄不清到哪里才能找到旅社，就只有在候车大厅里呆到天亮。北京的除夕之夜，气温已在摄氏零下10度左右，大厅里没有开暖气。对于我们这些从南方来的衣服单薄的人来说，那寒冷刺骨的滋味委实让人难受。此地本来有一排排长凳供人们坐下休息，可是哪儿坐得下来哟！那会把人给冻死的！我们只有把双手插入衣袖拢于胸前，不断地从这儿走到那儿，从楼上走到楼下，又从楼下走到楼上。我们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啊走，不断地作着“机械运动”。即使这样不停地运动，身子也丝毫没有一点暖和的感觉。走得累了，才在凳上坐一会，然后起来跺跺脚再走动。
我们就这样在首都的严冬中迎来1968年的元旦！新的一年对我们来说，真是吉凶难卜啊！而两报一刊发表的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中，号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励，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与1966年秋我们到北京时相比，此时我们的思想要复杂得多，不再有当时的那种纯真和热情。对“全面胜利”的宣传，已不再信以为真。
好不容易熬煎到天亮，通过旅社介绍处，才把我们安排到海淀区的一个小旅社。经过几次转车后，到上午10点多钟，我们才在这家小旅社住下来。我们住的是通铺房间，即掀开布帘子门后，除了可以侧身通过的过道，就是连成一片的床铺。每个床位的宽度，刚好就是把被子折叠成方块的那么一条。所以一个小小的房间，居然可以安排有十几个床位。这房间里被子的卫生实在不敢恭维，除了有一股扑鼻的汗臭味外，最恼火的是还有虱子、跳蚤一类的小动物。要在平时，这种地方怎能躺得下去。可是，对于已经给冻了一夜的我们来说，却已顾不上这许多，甚至还以为，就这样一个挤一个地睡成一片，互相间可以借别人的体温取暖，夜晚定然不会太冷。果然，我们在这儿住的第一个晚上，大家都睡得特别香甜，以致原先决心权且住一宿后就另找旅社的打算也取消了。店主人也善解人意，第二天为我们换了个床位较少的房间并换上较为干净的被子。使我们在这儿一住就是10多天，临离开北京时对这小店竟有了几分留恋之情。
在北京期间，我们走访过北大、清华、北师大、北京外语学院等高校。这些学校也大多发生过武斗，只不过没有动枪，而是用梭镖、铁棍之类，杀伤力甚为有限。此时虽然没有武斗发生，但校园气氛都比较紧张。比如北大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与对立派“井岗山兵团”的高音喇叭，成天在互相攻击和漫骂，还能有多少精力去搞教改呢？倒是北京外语学院的教师在与我们座谈时发表的一个观点给我们以较深的印象。他们认为，外语教学当然能及早开始为好，但前提是教师的素质很重要。他们多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由于有的中学教师本身发音不准确，所教出的学生发音自然也不准确。外语学院招收这种发音不准的学生后，感到特别头疼，与其纠正已经养成习惯的错误发音，还不如从头教那些从未学过外语的学生来得容易。因此，外语教师特别需要坚持宁缺匆滥的原则。也就是说，与其让发音不准的教师来上外语课，还不如干脆别开外语课。在这种时候他们敢于提出如此尖锐的观点，仅此就使我们意识到这个观点的重要性。
我们仅用4、5天的功夫即形成了我们对北京地区高校教改情况的调查报告邮寄回学校，算是我们向学校作出第3站的工作汇报。另外6、7天的时间，我们游览了颐和园、北海公园、圆明园旧址、八达岭长城……
游览这些名胜古迹之后，一个突出的感受是，当年串连时真是太老实太执着，干吗整天把自己泡到大字报的海洋中不能自拔呢！游览名胜古迹，接受中华民族灿烂古代文化的熏陶，不也是接受一次爱国主义教育么！我算是通过这次出差机会得到弥补，这是值得庆幸的。可是那些和我一样的众多的同学们呢？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今后或许再也没有机会到北京，想到这里，心情不免有些郁闷。
四、在北京参与的炮派会议
在北京期间，我们曾到天坛公园的草地上参加炮派在京人员串连会。
我们是怎样得知开会的时间、地点的呢？原来在离校之前，学校的派头头们单独对何老师作过布置，要他记下云南炮派设在北京某部招待所内的驻京联络站的地址。要他在北京期间与联络站联系一下。何老师只身前往联系之后，得知有这么个串联会要通报云南近况，这可是我们都很关心的事，于是我们按时前往了。
开会的时间是元月8日下午3时，地点是进天坛公园大门后右手边林间草地。当时北风正紧，地上落有一层积雪，整个公园游人稀少，显得格外冷清。到会者约有50余人，互相间几乎都不认识。主持会议的是云南民族学院的青年教师、炮派常委李光辉。他在两天之前刚从昆明乘飞机到北京，要向中共中央文革的联络员反映云南情况。
李光辉头戴一顶黄呢军帽，身穿一件崭新的军大衣，手戴一副雪白的绒线手套。他不时翻动着一本红塑料壳的笔记本。据他介绍，从1967年12月下旬开始，昆明地区发生第二次大规模武斗。许多炮派工人群众组织被赶出单位，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元旦前后，昆明地区下了一场多年少见的大雪，炮派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八匪”发起攻击，拔掉昆明西郊黑林铺的“八匪”钉子——昆明汽车修理厂11.30（即于1966年11月30日造反的）八·二三战斗兵团，打死打伤对方数十人，俘虏数百人。一举打通了昆明前往滇西方向的西线……
从战况通报不难看出，第二次武斗的规模和残酷程度果然超过第一次武斗。李光辉希望炮派在京人员，能把炮派受压制的情况写成大字报，张贴到北京街头，把炮派的舆论造到北京。只有如此，才对得起在昆明浴血奋战的炮派战友们。
李光辉要大家在北京写大字报的要求，我看谁也没有认真去办。至少在我们离开北京之前，我们自己没有写过这样的大字报，在闹市街头也从未看过这样的大字报。现在已经不是仅凭派头头讲几句话就得照办的年代了。
上图为1968初作者在天安门广场前的留影
在北京期间的某一天，在西单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我巧遇到中学时代的好朋友、现在是昆明工学院学生的施君。他是八派小头目，此时正在北京公干。我们之间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诺大个北京，人海茫茫，此时竟能在这个小饭馆相遇真不容易。于是我们很自然地形成默契，只讲生活和友谊，不把本派的观点亮给对方，更不就这些观点进行讨论，以免伤和气。
虽说都是穷书生，难逢难遇也要喝两杯。在喝酒中间，他向我讲述了串连时在北京的一段往事：
施君参加过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3次接见百万红卫兵活动。这次接见的秩序比较乱。红卫兵们为尽可能接近“红太阳”些，都纷纷往天安门的金水桥边涌去。结果施君左脚上的布鞋被后边的人踏落，只有赤着左脚让人们继续推着往前走。施君出生于大理洱海边上的一个白族农村，家境甚为清贫。他穿的布鞋是母亲在夜晚油灯下一针一线纳制成的。他身上没有余钱买鞋，最后只有硬着头皮等待百万红卫兵被接见完从四面八方散去之后，才设法去找他失落的一只鞋。为此，他在天安门广场等待到夜间10点多钟。一直看着天安门广场的工作人员把红卫兵们失落的东西集中成一堆，以便让红卫兵们认领。这堆东西有语录本、红袖章、毛巾、手绢、腰带、挎包、钢笔……但数量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鞋子，总共有70多只，而赤脚站着要找鞋子的红卫兵不下30人。施君终于在那大堆鞋子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只布鞋，然后才转回所住的接待站去。当时公共汽车末班车早已停开。他硬是步行到凌晨2点多钟才回到接待站，全身已经酸痛得不能动弹。但只要一想起见到毛泽东的“幸福情景”，心里就热乎乎的。
呵！这就是当时的中国红卫兵，他们是穷得连2元钱一双的布鞋都买不起的大学生。但他们对文革，对毛泽东怀有无限的希望和敬仰！他们在物质上虽然一无所有，但精神上却是如此地狂热。
分手之前，他问我身上带的钱够用不？我说带的虽然不多，但还够用。我也问他，带的粮票够用不？他说这次外出带的钱还较为宽裕，粮票却不多了。于是我给了他20斤粮票，这是我能尽的最大能力了。因为我所带的其实也不多，只是估计以后可以向何老师告借而已。我还把身上的一份云大炮派的出差证明给他，要他带在身上，或许以后有用得上的时候。他也回赠给我一张昆工八派的证明以备不时之需，我们互道珍重后分手。
回到旅社后，我把这张八派证明藏到衬衣口袋里，又用一枚别针卡住袋口，把它看得比钱粮还要重要些。因为武斗期间，如若被对立派抓住，这证明可以成为护身符哩！
诚然，武斗期间，此类护身符如果不是万不得以是不能轻易抛出、更不能用错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时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一位炮派工人偶然得到一张八派的身份证明后，遇到一个需要检查证明的路口时，他凭以往的经验知道这个路口一直是八派控制，于是挺得意地呈上那张八派的证明，满以为这下可以通行无阻了。岂知这个路口头天已被炮派控制，此时见到竟然有人还交验八派证明，即被一顿乱棒打翻在地。当他明白是炮派战友打他时，真是哑子吃黄莲，有口说不出。事后打了他的炮派战友知道此事，不但不同情他，反而骂他是“明炮暗八”的投机者，挨打是活该！打死了也如同打死一只赖皮狗。
想到这里，我身上的这张八派证明让我思想上甚为矛盾。开始时曾经有过的高兴已经不复存在。开初曾认为以后返昆途中，特别是经过八派控制的地区时，毕竟多了一分安全感。继而想到此时昆明的两大派正在刀兵相见，此时本派的阶级弟兄正在被打被杀，自己作为炮派派出的骨干人员出差在外，竟然干出和对立派互换证明以图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勾当，顿时感到自己所作所为甚是卑鄙。被这种认识压迫着，我被弄得吃不安睡不宁。
以后，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内心的折磨，我把这情况告诉了何老师，思想上作好被他狠狠批评的准备。谁知他竟在听过之后不当回事地笑着说：“这有什么不好的？这次出差之前，我就设法弄了个八派的证明，证明上开的有3个人，以便我们小组遇到困难时可以对付一下。这个点子还是头头们出的哩！这是斗争的需要嘛。把你得到的证明让我看看，看以后遇到情况时我们是否用得上。”
当我取下别针，从衬衣口袋里掏出证明交给何老师后，他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仔细地审查了一会后笑着说：“可以派上用场的，这张证明上写的是4个人出差，到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办完事后有一人留下探亲不就成了么。你可要把证明放好。”何老师把证明还给我，接着又补充一句：“这两天我看你有些心神不定的样子，原来就为这事么！”何老师眼镜后边的目光中，透出一种能看透一切而自己却高深莫测的笑意。
此后，我的心情才算平静下来。我的内心从此闪过一种难以打消的念头：政治斗争太过于错综复杂，似我这等忠厚老实之辈，以后尽可能不要卷入其中，否则定然凶多吉少！
五、返滇途中见闻
元月中旬，我们离开北京乘火车西行到西安。我们在西安逗留3天，其间曾到陕西大学、西北农学院等高校了解教改情况。无论走到哪所学校，校园里全都冷泠清清，使我们难以有所收获。我们曾慕名想到碑林游览，却因其早已被封闭而不能遂愿。只有把空余时间都用在逛街上。此时西安的两派之间对立气氛虽然也比较紧张，但还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只能从街头论战的大字报中嗅到一些火药味而已。
当我们登上西安开往成都方向的极其拥挤的列车后，很快就听人们议论说成都正在搞武斗，社会秩序很混乱。为此，我们在成都站下火车之后，就不敢往各高校去。只是在车站附近的街上随便转了一下就赶快龟缩到车站里。这里那里不时响起的枪声让人心惊肉跳，巴不得能尽快乘火车离开此地。
从成都站挤上开往贵阳的火车，又有一番惊心动魄的场面。数千人蜂踊而上，一个劲往入站口挤去。虽然站口也有检票的工作人员，但哪里管得了秩序。有的人已经挤进去了，其手提包却被后边的人卡住，他在前边拼命拉包也无济于事。而他在前边拦了道，使后边的人难以再挤过去，于是你推我、我扯你，乱得一塌糊涂，不堪入耳的咒骂声、小孩和妇女被挤被压的啼哭声、执勤人员粗鲁的呵责声……使人真是难以忍受。
当大部分人已经气喘吁吁挤上列车，剩下少部分人实在无法挤上去，只有无可奈何地站在站台上时，执勤人员抱起一个被踏坏的小孩。小孩看上去还没有10岁，其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也不知他的家长挤到哪儿去了，还是他本来就没有和家长在一块。小脸蛋上被踏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实在让人不忍多看。
我们总算挤上了列车，因为我们经过多次挤车的锻炼，已经有一套挤车的经验：无论是挤火车还是公共汽车，亦或是挤售票窗口，一般都不宜从正面去挤。如果从正面去挤，即使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已经挤得靠近门口或窗口了，很可能突然又会被挤到外面来。而如果从两侧紧贴着车厢边往门里挤，既省力又最易取得成功。成都站的挤车经历再次印证了这条经验的可靠性。
当我们从贵阳站转乘81次特快列车返回昆明时，采用的是在上海站时的上车办法，即从出站口绕进去上车。只是当我们上得车厢时，车厢里已经挤满人。上了列车后，我们满以为可以安全顺利地返回昆明了，谁知还有劫难哩！列车到达水城站后，当地造反派派人上车检查。执行检查任务的两三个臂戴“执勤”红袖章的人，迅速地穿过一节节车厢，既不检查行李也不验看证明，不知他们这是例行公事呢还是有什么具体的目标。他们趾高气扬的态度，着实令人反感。也是合该有事，某节车厢中有几位造反派看不惯他们目空一切的态度，就借故把这3名“执勤者”狠狠揍了一顿，让他们抱头鼠窜逃下车厢去了。这可就闯了大祸。几分钟后，满载当地造反派的几辆大卡车驶进站台。说时迟，那时快，那边机车头鸣响汽笛，这是即将发车的信号。我们都庆幸着即将开动的列车，可以把这几百名来者不善的人们甩到后边，心中不免很是得意。谁知手执棍棒之徒竟已料到可能会有这一手。登时就有几个高大的汉子飞快地冲向火车头，一下子跳上已经徐徐开动的机车。紧接着，列车紧急刹车停下，火车司机被揪下来。一顿拳打脚踢后，火车司机被打倒在铁轨边动弹不得。
与此同时，每节车厢都冲进一群手执棍棒的壮汉，这些人满脸杀气。在此之前，我已听得他们在下边互相小声打招呼道：特别要注意戴军帽和眼镜的人，刚才打人的就是这种穿戴。于是我赶快提醒何老师和小张，要他们马上摘下军帽和眼镜。
不一会，从一节节车厢里抓出一个个戴军帽和戴眼镜的乘客。每抓到站台上一个就不容分说地乱棒齐下，被打者哀嚎着，本能地用双手护着头部逃跑着，跌跌跘跘地东躲西藏，可是哪里逃得了呢！很短的时间里，就有20多个乘客头破血流地被打翻在地。有的在痛苦地呻吟，有的则已经奄奄一息。那种惨状，让人看了头皮发麻。还在车厢中的旅客，全部吓得大气不敢出，祈祷着千万不要被扯下去挨揍。
经过列车长和水城车站之间长时间的交涉后，又过了两个多小时，水城公安局开来一辆小车，公安局的造反派来着手解决问题。当地医院也开来两辆救护车，那些手执棍棒的造反派，把被打得昏迷不醒的伤员像扔麻袋般扔上救护车。没有昏迷的人挣扎着坚决不上救护车，艰难地爬上列车。火车司机也挣扎着回到机车上。
当地公安局和造反派与车站负责人、列车长和当地负责执勤的造反派头头一道，召开解决问题的座谈会。办法是按照毛泽东前段时间的最新指示办事：“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毛泽东于1967年8、9月份视察大江南北时的那些讲话，已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81次特快列车和水城造反派居然变成了两派。有什么办法呢？于是列车长检讨不该按时发车，干扰了当地造反派的执勤；当地造反派检讨说抓坏人是对的，但不该扩大打击面。
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地解决了。受伤的火车司机咬着牙关坚持把火车开动。
当旅客们确信列车不可能再被截住时，从车窗里纷纷掷出汽水瓶、罐头瓶、果皮、冷馒头……一股脑儿掷向站台上的造反派们，以发泄几个小时以来受尽的窝囊气！
列车开到宣威站时，已经是凌晨2时多。宣威站同样是乱糟糟的一片，许多人挤到车厢门边，擂着门要钻进来。本来在里面就被挤在车厢门边的人怎肯开车门呢，只有不停地解释说：“这儿实在挤不进来了，到别的车厢去试试吧”。因为这儿始终不开门，而其它有的车厢的车门总算开了，于是车下的人们纷纷涌到那开了门的地方去。唯有两个年轻人却始终不肯离开我们这里，他们手握一根扁担威胁道：今天谁敢不让老子上车，老子就要揍死他！
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被镇住了，特别是在镇江站的印象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想起来就让人后怕。我对拦在门边的两位中年人劝道：算了，大家挤挤吧，外边就只剩两个人，干脆放他们进来，免得又惹出事来。
何老师也附合说：挤一点没什么，只要不再出事就算好喽！
两位中年人斜了我们一眼，极不情愿地打开车门。两个年轻人刚上得车来，火车就启动了。
车门里边的小小空档里，原先已经挤有十几个人，全部是中青年男子汉，大家或蹲或站。此时大伙的目光都仇恨地盯住刚进来的两名不速之客。刚才他们不是威胁说要用扁担揍车上的人么，不知他们究竟有何能奈。
靠近车门的两位中年人向大家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说：现在轮到咱们收拾这两个家伙了！
两位中年人忽然推开车门：车门外是漆黑的夜幕、是呼呼的刺骨寒风、是列车滚压铁轨发出的节奏急促的、有规律的 “哐当——哐当——哐当当当”的响声。两个中年人踢了两个不速之客几脚，破口大骂道：“两个小杂种，刚才在宣威站时咋咋呼呼要打人，还自称是“老子”，你们是谁的老子？难道车上的人都是你们的儿子么！你们有啥能奈？有多少人马？莫非还想把水城演过的戏再演一出？现在看老子们把你们扔到车下喂野狗去！”
俩位中年人的话的确有煽动性，何况大家在水城车站早已憋有一肚子气没处发泄。于是人们全都站在两位中年人一边，指着两个不速之客的鼻子和额头臭骂道：“是该把这两个小杂种扔下车去。”“两个臭东西就想镇住车上这许多人，真是瞎了你的狗眼。”“不必跟他们啰嗦，现在是混乱时期，把他们扔下去，还不当是摔死两条狗么！”……
大家都为刚才被他们吓唬而感到无此气愤，全都用眼睛恨恨地斜瞅着他们并七嘴八舌地骂开了。
还不待两位中年人动手，就有两个鲁莽的大个子青年一人对付一个，先是抢过他们手中的扁担扔到车下，然后就扯住他们的衣领，像提小鸡似地把人给提起来，要把他们扔下车去。
两个不速之客吓得面无血色，紧紧地用手扣住门边，不让自己跌下车去。口中大声求情，说他们一个是因为有70多岁的老母在昆明住医院得赶去照护，另一个是老婆快生孩子，现还住在集体宿舍，急着要去租房子。他们在宣威站已等了好几趟车都上不去，所以才不得不胡说八道。他们才真正是大家的儿子、孙子，请各位饶过他们吧。
待两个大个子把手一松，他们跪在车上向大家磕头不已。用“叩头如捣蒜”来形容此时二人的丑态，真是一点也不夸张。叩了一阵响头之后，又跪着膝行向大家敬香烟，然后向大家展示昆明拍来的电报。那种摇尾乞怜相，与在宣威站时气壮如牛的凶狠相对比，反差何其鲜明。
其实，两位大个子也未必真要把此二人扔到车下。于是就以征求大家意见的方式来下台道：“现在事事都时兴讲究大民主，我们这些人有缘在一块乘车，也算是一个临时集体。我们听大家的，是把他们扔下去还是饶了他们？”
两个不速之客可怜巴巴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这是决定他们生死的关键时刻呀！
有的说：既然是急着到昆明照护老人和媳妇，也算是有孝心、有良心的人，饶过他们好啦。
也有的说：这次算是遇到好人，饶过他们。看他们能学乖点不。
两位中年人冷笑道：这次教训你们，其实也是为你们好。出门在外，还是把尾巴夹紧点的好。人是靠吃大米饭长大的，不是靠被吓唬长大的！两个不速之客诺诺连声，赔礼不迭，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来。
终于，火车顺利经曲靖、塘子车站稍作停留后到达昆明，全车人的心才算落了下来。我们走出昆明站后，让我们明显感觉到，昆明地区的第二次大武斗已经成为过去。街上行人神色平静，既没有听到枪声，也看不到有手执枪杆或棍棒的造反派。
此番我返校时的心情，与文革初期大串连后返校时大不一样。上一次意识到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参与过对少数派的压制，内心总在考虑着如何才能与当初的少数派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因而思想上是比较压抑的。此次返校，尽管历尽艰辛，可也基本完成造反派组织交给的任务；虽然体力上已十分疲劳，而精神上却比较轻松。正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回到学校后，和班上的同学们聚到一块，大家都感到分外亲切。这是只有经历磨难之后又得以重逢时才会有的感情。
当时的合影除胸佩毛像章、手捧红宝书外，还得捧毛的巨幅画像。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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