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戈
一、平静的校园和无形的巨网
写大学生的文革经历，不能不涉及作为文革背景之一的文革前的大学校园生活。否则，以后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将不可思议。 我是1963年毕业于滇西大理一中并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的。中学时代，我的各科成绩在年级上都能名列前茅。大理一中本届高中毕业生中，只有2人考入云大文科，而我是2人中考分最高的一个。这曾使我一度为之自豪。可是，进入大学后很快就发现，大学真乃人才荟萃之地，能进入这座殿堂的几乎都是全省各地的佼佼者。相形之下，我就显得平平了。但同学们还选举我担任《文学概论》课的科代表和第二团小组的小组长，这又要占去我的一些时间和精力。为了每学期考试能取得好成绩，全班同学从入学开始就谁也不甘落后，一直是你追我赶，紧张异常。
清晨，校园里到处书声朗朗。课堂上，除了教师讲授的声音和同学们记笔记的沙沙声外，几乎安静得掉下一根针也能听到。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是文体活动时间，运动场上到处都是大学生们生龙活虎的矫健身影。晚自习前的读报和整个晚自习期间也都安静极了。学生宿舍的灯光由学校统一管制，按时开灯熄灯。就这样，还有不少人有的借走廊上的路灯、有的用烛光想方设法苦读到深夜。
至于那些同学们都得积极参加的学习团章小组、学习党章小组、学习毛著小组、学习雷锋小组、以及党团组织生活什么的，更是把大家的空闲时间占用得所剩无几。
可以说，文革前的云大校园是平静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勤奋好学堪称当时的云大校风。
前边提到我担任团小组长占去我的一些时间和精力，读者可能不以为然。认为当团小组长算个啥，竟然也值得一提，这可就大错特错了。当时团小组的划分依附于行政学习小组，每个学习小组的团员数也大体相当，这当然不是巧合 ，而是班主任查阅全班学生的档案后分成的小组。学习小组长主管全组的学习和生活，主要对班委会负责；团小组长主管全小组（包括团员和一般青年在内）的思想动态和思想工作，主要对团支委会负责。这种组织形式和划分办法，文革后至今也都沿用，但其内容和工作效率可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当时要求团小组长要负责掌握全组同学的思想动态。一般情况下，团支委会每两周向团小组长收集一次汇报：某人某天课间休息时间没有往日活跃，原因何在；某人收到哪儿的来信后有何异常表现？某人课外阅读的兴趣是什么？某人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的去向……团小组长都得掌握并能清清楚楚地汇报出来。否则，本小组的情况自己汇报不出来，却被别的小组长或支委讲出来，那是要受到严肃批评的。
而本小组的团员和非团员，包括本小组的团支委在内，都有义务积极向我这个团小组长汇报思想。我所在的这个小组有7名团员、有5名非团员青年。这5位青年出身都不大好：有两位女孩出身分别是地主、资本家，另有有一位拉祜族的石君出身大土司家庭，其他两位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们的思想压力都比较大。这也难怪，因为从大跃进的1958年至文革前，仅是1962、1963两年的高校招生中的政审口子放松了一点点，于是这两个年级的大学生中才得以有了一批出身不好的人。而此前和此后的几届大学生中，出身不好的只占极个别，只是表明还在继续执行“重在政治表现”政策的姿态而已。这种害人非浅的政审，压抑的人才之多，真是难以计算。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几位青年同学为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要求加入共青团的愿望都十分迫切，于是几乎每周都要自觉地、主动地向我汇报一次思想，包括家里来信后需要汇报的内容，与亲友之间的交往，父母觉悟低的表现以及他们是如何与之从思想上划清界线的。此外，一些虽属细微但尚值一提的思想活动，甚至那些一闪而过的私心杂念，以及他们所了解的其他同学的各种情况……都要向我作详细汇报。我呢，要认真听取，要帮助分析，对认识尚“肤浅”者要批评和引导，对认识好的要肯定和鼓励，还要指出其不足之处和努力方向……对团员和其他青年的要求也同样如此，这就要占据我几乎所有的晚自习前的时间。在这种左的指导思想作用下建立起来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巨网，简直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其效率之高，反应之灵敏，如果不是身在其中，那是很难想象的。我当时作为这张巨网的最末一根细丝或者说最末一根神经，需要付出多少精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张巨网是何时形成的呢，可以一直追溯到1957年前后。在整风反右斗争之前，虽然已经有了这么一张网，但是当时尚能网开一面，网眼还较为稀疏。1957年一下子打出那么多右派后，各大专院校党团组织开始苦心经营，把这张巨网越织越密，越收越紧，其成效也日益显著。凭借这张巨网，刚开始的文革运动可以一呼百应，学校党委和工作组指向东，全校师生就奔向东;学校党委和工作组指向西，全校师生就奔向西。如果有个别人竟敢不服从指挥要另搞一套，就必然要受到孤立、围攻和谴责。1966年10月出版的《红旗》第13期杂志社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发表以后，这张巨网才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而一当这张巨网被彻底破坏后，在所有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就变成难以驾驭的野马，让毛泽东在文革中发了几次脾气也不顶用，这大约是毛泽东所始料不及的。真是破网容易织网难，这张由中共各级党团组织十几年来苦心经营织成的巨网，一旦破坏就再也无法重新织成了。这是后话。
二、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5年10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革的序幕。但当时人们对其隐藏的杀机还缺乏应有的认识。
1966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为组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文化部部长陆定一，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为组员。该小组形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要求“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云南省委也和全国各地一样纷纷跟上，于同年5月8日以中共云南省委文件（66）135号向全省下发省委常委会议决定：“迅速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指定由高治国、许志奋、王甸、张世桢、任大卫五同志组成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高治国任组长，并设立办公室。”当时，高治国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许志奋少将任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王甸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制定了在全国开展文革的《二月提纲》。按此提纲要求，各种报刊都应展开一些学术性问题的讨论。其间讨论时间较长，讨论范围较广的是历史上的清官问题。开始是讨论我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清官，以后争论的焦点是清官在历史上具有什么样的作用。云南大学中文系、历史系、政治系也积极组织了这样的讨论。此类讨论的规模一般不太大，往往在系会议室即可进行。每次参加会议的人数不过三、五十人，发言者主要是老教师和中青年教师，一部份有兴趣的同学也前往参加。
我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讨论会，原因是的确没有精力参与这种可参加可不参加的活动了。
虽然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讨论会，但报纸上关于清官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我还是清楚的：一种意见认为，历史上许多清官人品官德皆好，能够秉公办事，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们所推行的改良措施，或多或少会有利于老百姓，有利于当时生产的发展，应当予以肯定。尽管他们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而且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当时的封建王朝统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清官和赃官相比，有更大的欺骗性，会麻痹群众的革命斗志，使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不是通过起义斗争来改变受剥削压迫的命运，而是寄希望于清官的出现，因而更应当批判之。
这两种意见，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多，让人莫衷一是。但我心里有时也不免会犯嘀咕：照后一种意见去推理，岂非清官比赃官更坏了么！那么评价封建社会官吏好坏的标准究竟应当是什么呢！
毛泽东当然不能容忍把文革引向学术讨论的方向。1966年3月下旬，毛泽东找康生、江青、彭真谈话，其间批评以彭真为首的5人文革小组道：“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
各大专院校党团组织迅速组织师生学习2月份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该《纪要》3月份经毛泽东3次修改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转发全党）明眼人一看就知，《纪要》和《二月提纲》可谓针锋相对。
5月8日，江青以高炬为笔名在《解放军报》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彭真所谓“假批判、真包庇”、“舍车马、保将帅”的“阴谋”。5月10日，《解放军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接到要求迅速组织学习的通知后，各大专院校党团组织立即组织全校师生进行认真的学习讨论。
全校师生开始轰轰烈烈书写大字报批判历史学家吴晗、廖沫沙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开初，云大校党委规定大字报只能张贴在学校内名为“至公堂”的小礼堂里。除了张贴在小礼堂的四壁外，又在中间拉了好多根铅丝，使大字报可以从两面长幅地张贴在一根根铅丝上，形成一道道由大字报形成的“巷道”。这段时间的大字报，其内容几乎千篇一律，都是照抄报纸上姚文元和高炬的话：凡是反对毛思想的，不管是“大师”还是“权威”，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都要全部揭露出来，批臭他们，踏倒他们，剥开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画皮……联系到自己思想实际的，无非是众口一词地声称：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谁要让我们受二遍苦、遭二茬罪，我们坚决不答应云云。此类大字报，实在没有由单个人书写的必要，所以一般都以小组的名义发表。
5月10日，《解放军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5月11日全国各种报刊纷纷转载。5月11日出版的《红旗》第七期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于是全国各地开展声讨北京的三家村和各地小“三家村”的高潮。
5月11日，全国的报刊都同时登载中共中央改组中共北京市委、任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雪峰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为副书记的决定。通知中批评前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5月1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在全党全国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简称《“5、16”通知》。该通知决定撤消以彭真为组长的原中央文革5人小组，收回原先已被刘少奇认可的《二月提纲》。5月底又重新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和陶铸为顾问的中共中央文革小组。从此开始，包括云南大学在内的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由原先的部分停课闹革命转入完全的停课闹革命阶段。我和同学们一下子从以往紧张的教学秩序中解脱出来，既有些不习惯，又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新奇和轻松。
6月1日晚8时正,中央新闻联播节目全文播放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偑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这份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全文。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把宋硕、陆平、彭偑云领导的北大称为“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陆平等人所代表的“党组织”其实是反党集团。凡是反对毛主席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都要把它彻底摧毁。当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触击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号召人们“做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于是全国各地纷纷发声援电、信给北大的聂元梓。
上行而下效，当时的中共云南省委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高治国。先前，为联系云南省实际配合全国批判“三家村”，由高治国提议，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通过，抛出《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依样画葫芦，模仿北京批判邓拓在《北京日报》副刊《燕山夜话》专栏上的杂文一样，把李孟北在《云南日报》副刊《滇云漫谈》专栏上撰写的几十篇杂文，定性为是北京“三家村”在云南的分店。认为《滇云漫谈》与《燕山夜话》是南北遥相呼应向党进攻的毒草。（当时供批判用的《滇云漫谈》资料迅速发放到全省大中专学校的各班各小组（每组2份）。与云南相邻的四川省揪出的“小三家村”是马识途、李亚群、沙丁。
《滇云漫谈》中批判得最多的一篇文章，讲的是官僚主义问题。其大意是作者某次要找领导人汇报工作，先是乘自行车去，被大门警卫呵斥退了；继而乘吉普车去，也被挡驾了；最后设法乘轿车去，于是一路畅通无阻。用此文的话说正是“轿车骄也！”于是引来连篇累牍的大字报批判此文污蔑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形象和干群关系云云。中共中央撤消了彭真为组长的前中央文革小组，云南省委自然也要紧紧跟上，于是很快也撤消了高治国的一切职务，把高治国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让全省批判之。
在云南省，批判高治国的第一张大字报是由云大政治部副主任尤某为首的17名左派联名写出的。高治国荣升省委宣传部长之前，曾经任过云大的校长兼党委书记，高治国离开云大之前把尤某从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提为校政治部副主任。可以说，高治国对尤某是有知遇之恩的。尤某等人现在敢于这么写，即可表明他与高治国划清了界限，更重要的当然是因为事先得到云南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授意。
高治国在云大主持工作期间，是一位位显而不骄、且有一定独立见解的干部。比如，60年代初，全国高校师生劳动普遍过多，但当时举国上下万马齐喑，谁也不敢吭声。高能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长文作针砭，引起全国高校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此后各高校的劳动量也果然有所减少；他能抓紧工作之余的时间自学《资治通鉴》，并定期请老教授为之讲课。他的两个小孩在昆明师范学院（即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下同）附中读书，平时在校食宿，星期六晚上回家住宿得背上自己的行李回来才行。因为家里没有多余的行李。有时他的孩子要到大观楼公园游玩，往返都只能步行，。每次只给一人一角的零花钱，其中5分购门票，另外的5分买一杯清茶喝。他升任省委宣传部长后，他的夫人黄某仍然留在云大数学系任党总支书记，他的秘书沈某则留校任政治系党总支书记。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如今他一旦被抛出，其夫人、秘书也就立即被株连了。这两位系党总支书记，昨天还分别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指使该系师生如何写大字报“火烧”教授、讲师和干部，今日沦为阶下囚，变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世事无常，使人真是难以适应。
对于批判高治国，我们许多同学心里是想不通的。为此，校、系各级领导做工作说：不应该被高的假象所蒙蔽。试问，他为何不热心学习毛著，却热衷于学习封、资、修的《资治通鉴》；他为什么不拜工、农、兵为师，却要拜倒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脚下……这样一来，我们心中的疑虑才逐渐冰释。于是进而责怪自己的阶级斗争觉悟低，自己的立场观点有问题。于是决心以更积极的姿态投身到革命大批判中，到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锻炼和改造自己。
云大校党委自然也要紧跟云南省委。省委抛出了高治国，校党委则抛出了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李广田。李广田是一位在全国也有名气的文学家和诗人。其著作等身。校党委将其在解放前至文革初发表的“有问题的文章”汇编成册发到全校各班组供批判用。其中有一篇名为《花潮》的散文，赞美的是昆明圆通山的樱花。文中引用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古诗。文中又有“天气冷了，想要一顶帽子”的文字。联系到此文写作于1960年前后的3年困难时期，很快就被人们无限上纲，“春泥”被认为是“反党的决心”死而不改；“帽子”被分析为是要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是要甘当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彭德怀的殉葬品。“冷”被分析为是要影射1959年前后全党全国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社会气候。大字报的结尾往往是“李广田不是想要一顶帽子么，给他一顶漏网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正合适”一类的刻薄话。此时，全校在小礼堂“至公堂”张贴大字报显然已经远远不够了。于是经校党委决定把大字报张贴到学生食堂的墙壁上，便于学生边吃饭边看边议论。从此开始大字报中被点名批判的老师越来越多，所批判的内容也越来越离奇。
当时的大字报，大多以小组集体署名的方式来撰写。只要某人先提出想写谁，其它的人一附合，马上就可以拼凑出初稿。大家围拢看看、议议，再多上纲一些，文字再尖刻些，哪些地方还可以引用一两句合适的毛泽东语录、古诗词或成语……于是略加修改后，就由毛笔字写得较好的同学执笔写成大字报，落款处由大家签名后张贴出去。由于大多是集体签名，真是人多气壮，或者无中生有、夸大其词；或者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或者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等都满无所谓。仅举我所在小组写的几篇大字报即可说明这种情况。一篇是写讲授《现代汉语》课的郑月蓉老师的。有一次在课堂上她曾经讲过：只要有人类，就会有人类的语言。如果有一天太阳熄灭了，人类不存在了，人类的语言自然也就消失了。以此来讲人类语言的生命力有什么错呢？但当时我们将它无限上纲地分析为是“恶毒攻击红太阳毛主席”。不是么，长期以来全国人民都把毛泽东比成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她却说太阳会熄灭。事后想起这篇大字报，我觉得很对不起郑老师，可是我至今没机会向她道歉，文革后再也没有见过她。我在这里道声：郑老师，对不起！（此书稿初成后，我曾请大学时同班的蔡君审阅提意见。蔡君的意见是：当时的郑某的确值得同情。但是，正是这位郑某，以后也伤害了不少同学。蔡君是云大的老造反派，也是有名的炮头。1969年初云南全省进行凶残无比的划线站队运动时，进驻云大的工宣队、军宣队穷凶极恶地组织一部分师生斗争另一部分师生，蔡君是被整得最惨的一个。其间郑老师也曾落井下石。因此蔡君认为，向郑某道歉就大可不必了。可我不这样看，我认为各人有各人的账。不能用郑老师后来的错冲抵她原先受到的伤害。我该道歉是我的事，郑老师对她的行为如何认识又是她的事。文革本身就是一部绞肉机，人们在其中互相倾轧、互相出卖、互相伤害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些情况，无需回避也回避不了，还是各人自己去反省吧。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都应当反省。这是一种道德的反思与忏悔，一个良心被洗涤过的国家，今后才可能对集体罪恶更具有免疫力。）
另一篇大字报是批判讲授《古代文选》的江逢僧老先生。有一次在课堂上讲到封建社会里的官吏被贬谪时，江先生为了让大家便于理解，说其意思有如现在的干部下放，某人原来在领导机关当干部，后来下放到基层当干部。古代就称为贬谪。当然，二者性质是不同的，江先生曾就此专门作了说明。大字报于是就批判江对党的干部下放政策不满，把党和毛泽东的领导混同于封建王朝的统治，是恶毒攻击……大字报还说，江最后说的二者不同不过是欲盖弥张罢了。如今江老先生已经作古，我要道歉已不可能，我的忏悔只有直到永远了。
还有一篇大字报是写校卫生科的中医师潘某的，说他对生病就医的男同学态度冷淡，甚至不耐心听完病情诉说就已胡乱开个药方把人草草打发走了。而对来看病的女同学，总是笑逐颜开，精神百倍，听、闻、问、切格外认真，切完左手切右手，对病情总是问长问短没个完……这篇大字报出自我组周君之手。周君不愧是中文系的，文字异常刻薄，把潘写成是一个老不正经的无赖。大字报张贴出去后，曾吸引众多的人前来围观。整个文革期间 ，潘都难以抬头做人了，这是后话。
云大当时近3000多学生，每天得张贴多少大字报哟！有时找不到可以张贴的地方，不得已就要复盖先前别人所贴的大字报。为此，新贴者与被复盖者之间不时会发生冲突。有不少人则干脆在张贴时就直接写上“5日之内不得复盖”的字样。
为了让一些“有保留价值”的大字报不致因被覆盖或被风雨破坏而湮没，校、系两级都分别成立“大字报组”，负责拍摄、抄录各系所张贴大字报的标题、要点和作者姓名，并且负责抄写那些他们认为有保留价值的大字报的主要部分以至全文，编撰成册由校印刷厂油印出来。除了留档外，也分发给各系各班组，供大家学习和参考。
这段时间的大字报，表面好似全由学生作主，学生爱写谁就写谁，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其实也不全是这么回事。我这个当团小组长的心里就更清楚了。这时的大字报基本还处于校、系党组织的控制之下。其表现 ：一是大字报该写谁，我这个当组长的就时常得到班主任（当时称为政治辅导员）李某的授意。这种授意的方式很多，有时是由班主任或党、团支部直接召集组长开会作布置，面授机宜；有时是见面时暗示几句，我们即能心领神会去执行；有时是以闲谈的方式谈到某某教师的某件往事，谈者看似无心，其实这往事就正是可以用来写大字报的好材料。比如有一次班主任闲谈中讲到某位女教师可爱跳舞啦，有时晚上跳舞回来晚了，学校大门已经关闭，只有翻墙进来。于是这就成为我们批判她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字报材料。文革前到过云大的人都知道，当时云大大门两旁的围墙是极矮的花墙，很容易翻越。学校大门关闭后，许多回来晚了的师生都翻越过这花墙，这算什么事呢。可是经班主任这么一点拨，我们的大字报中就把它夸张为这位女教师翻墙时把高跟鞋的高跟也弄坏了，脚也扭伤了。一付狼狈相跃然纸上。二是这段时间的大字报，批判的都是“三家村”及其分店，都是上级党组织抛出的少数“有问题”的干部，再有就是“反动学术权威”，而对校党委、系党总支领导则还很少涉及。三是这段时间对学生的思想控制特别地严格。党团支部三天两头都要召集我们这些团小组长汇报所有同学的思想动态，要给所有的同学在政治上排队：（按毛泽东的说法，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哪些是左派，哪些是中间派，哪些是右派，并且分组制定如何扩大左派，团结中间派，控制、孤立和打击右派的行动计划。有时，上一次排队是中间派的，下一次排队时已经变成左派或右派也是常有的事。
这段时间，且不说学生之间在急剧地分化和重新组合，就是在校党委内部也不例外。校党委副书记、校政治部主任赵季，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华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此时陶已成为中央文革顾问，正红火得很，所以赵某也春风得意。他不屑于当着众人的面看大字报，曾向人声称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也开始坐立不安了。因为了解他的陶铸毕竟相隔甚远。远水救不了近火啊。于是，他开始不仅每天都得经常看大字报，而且担心看漏了有关他本人的大字报，因为当时的大字报也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不得不时常问周围的人，可否看到有关他的大字报。于是有人取笑他道：“你不是曾经宣称自己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吗，怎么现在也有所畏惧了呀？”赵某怔了一下，狼狈地答道：看来我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所以我心中尚有不踏实之处。赵某的以上言行，自然也被作为大字报材料被披露出来。联想到以往他在台上作报告时何等地威严，如今又是何等地狼狈，真让人好生感慨。
三、中共云南省委及其工作组的引导
为能有效控制文革的发展，中共云南省委一方面向昆明地区各大专院校派出阵容可观的工作组，另一方面则及时编印简报和大字报专辑下发给各单位以左右群众。省委编有简报和大字报专辑，省委驻云大的工作组也编有简报和大字报专辑，云大各系在党总支的领导下成立的大字报编辑组也编有大字报专辑。只不过省委和省委驻云大的工作组编的简报和大字报的专辑是铅印的，而各系编的则是刻腊纸油印的。现摘录几份与云大前校长高治国有关的简报和大字报专辑的目录如下：
文化大革命简报（三十二）
中共云南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 1966年6月30日印
云南大学贴出了揭发高治国同志的大字报
6月29日下午4时，政治部副主任尤正发、杨家寿、组织部代副部长谢世宗、政治系副主任徐学铣、政治课教研室副主任刘西芳、人事处副处长苏宝光等6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李广田为什么能在我校横行一时》，揭发了高治国、赵季、施群等人在云大推行的一套修正主义的反动教育路线，指出他们干了许多坏事。如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了天；排斥打击工农干部和反右倾斗争时的积极分子，积极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李广田翻案；重用和包庇反革命分子等等。
这张大字报贴出以后，引起全校师生员工的极大注意，反映十分强烈。成群结队，冒雨前往观看，奔走相告，议论纷纷，不少人激动地说：“这是彻底革命了”，“云大的总根子找到了”，“捉住了大鲨鱼，我们系的问题也好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简报（四十）
中共云南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 1966年7月2日印
云南大学揭发高治国同志的大字报迅速上升
……继尤正发等人贴出第一份对高治国的大字报后，大字报成批上升，署名的人数成倍增加。至七月一日上午七时半，共贴出对高治国的大字报503份1818张，署名2552人次。至七月一日下午6时，共贴出对高治国的大字报732份2972张，署名3532人次。这两天来，贴大字报和看大字报的，人山人海，川流不息，广大革命师生职工热情高涨，整个学校热气腾腾，一些高治国的知情者，如党委副书记赵季，原高治国的秘书沈震寰（现任政治系总支书记）等人，在群众的压力下，也被迫开始揭发了高治国的一些问题，据学校党委常委、总务长、老红军程明轩同志揭发：1963年上半年的一次常委会议正式开会前，不知为什么惹发了李广田的反动思想，说了许多对党不利的话。这时高治国指着李广田说：你这张嘴巴，经常讲些反动的话，今天我高治国在云南大学又是党的第一书记，又是校长，我不是那样的人，假若是别人的话，随便把你的问题集中起来，就可以划你李广田大右派” ……
文化大革命简报（六十七）
中共云南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 1966年7月9日印
云大革命师生继续揭发高治国反党反革命罪行
被高治国摘掉弃置4年的“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的牌子又重新挂起来
到7月8日下午6时，揭发高治国的大字报增至2220份11811张，署名11837人次。赵季揭发高治国为了打击排挤左派和工农干部，策划组成云大的右派核心，在金殿召开过一次秘密小会。于是云大副校长寸树声也进一步揭发道：1962年春，高治国邀约李广田、施群、赵季和寸树声以“郊游”为名，在金殿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把“与党委意见不一致的陈捷、李一鸣、柴希孝等人”赶出云大；又提出“今后学校的领导核心就是今天来的这几个人”。寸树声回想起自己当时的心情是“受宠若惊”，因为“我是一个旧知识分子……既不是党委委员，更不是常委，高治国把我列在领导核心，我当时的确有受宠若惊的感觉。这次秘密小会后不久，高治国就把陈捷、李一鸣、柴希孝等一批同志排斥出了学校。
云南省委云大工作组 1966年7月9日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省委文化革命小组
大字报选编（1）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编印 1966年7月2日
目录
高治国为什么包庇《滇云漫谭》……王 甸 吴琦珍
“关于学术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意见”是高治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林建中 史锋
揭露高治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抗拒省委指示……曾世荣（系高治国的秘书）
高治国反党又一罪证……杨西文 张家驹 鲁宗敏 刘光茂
高治国为什么要竭力冲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曹贤桢
高治国大肆放毒野心何在……林啸
高治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又一铁证……岳邦荣 周永棋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省委文化革命小组
大字报选编（2）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编印 1966年7月2日
目录
高治国在云南大学的反革命真面目……何跃华
彻底揭露高治国的反党罪恶活动……金澎
听其言 观其行 高治国是道道地地的伪君子……林建中等6人
高治国狂妄吹嘘自己 打击省委其他领导同志……穆雨生
撕开高治国的假面具……陈树安 刘瑞斌
高治国在一处两次会议上向党射出的毒箭……张家驹等3人
群起攻之 斩断魔爪……岳邦荣
反党分子高治国放毒几例……穆雨生
“打击别人 抬高自已 ”是高治国贯用的手法……金澎 刘光茂
从第三期起，还选登了省委各部委包括新华社云南分社的一部分大字报，使大字报的内容更为“丰富”了。
云南大学文化大革命
大字报选编（1）
中共云南省委云大工作组编 1966年7月2日
揭露高治国大字报选
目录
揭露高治国在云大几年来干了些什么勾当……总务处 陈明轩
把李广田的后台高治国揪出来……外语系 西竞强
撕下反党大阴谋家高治国的画皮……中文系 张桂华等（包括了系总支领导、副系主任、各教研组长等骨干共10人）
高治国同志的立场和品质……赵季
揭露高治国的真面目……沈震寰
高治国在云大期间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政治部李凤瑜等8人
四、杀鸡儆猴到白色恐怖
每天都要认真组织大家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简称两报一刊）的我们这些小组长们，都发现了报刊上的一个明显变化：从6月2日开始，每天各种报纸的右上角报眼处都加框印出一条毛泽东语录，报纸上的某些提法已更为尖锐了。比如评论员文章称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等人所代表的党组织其实是“反党集团”。而凡是反对毛泽东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权力，多老的资格，都要把他彻底摧毁。”
一时间，全国各地高校纷纷发声援电报给北大的聂氏，我们自然也不例外。
6月3日，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组成了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雪峰为书记、吴德为副书记的新北京市委。新北京市委迅速派出众多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各高校领导开展文革。云南省委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样马上效法，也往昆明各高校派出阵容强大的工作组。派到云大的工作组组长是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马文东，副组长是省委委员、省纪委副书记贾敦芳。
省委工作组到云大后，全校的领导工作就以工作组为主、校党委为辅了。
在全校加强思想控制并用心良苦地辅之以简报、大字报选编等对运动加以引导的过程中，云大中文系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思想苗头－－云南省委不是抛出高治国了么，于是有人就联想到高是近两年内才从云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升任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进而成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组长的，高得以连连升迁的黑后台是谁？是谁如此重用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这种怀疑的矛头所向自然是直指中共云南省委了。对如此危险的思想苗头，云大各级领导十万火急地逐级往上汇报。云南省委则及时研究了对策。于是，在云大中文系，有的学生就得倒霉了。
黄君是我们班上较为活跃的一位同学，他的父亲在旧社会曾任银行的高级职员。他性格开朗，有说有笑，空闲时爱吹笛子、拉胡琴。
6月9日上午，也是合该有事，我班的团支书王君双手翻着一张报纸进宿舍时，正在吹笛子的黄君要与王君开个玩笑，把王君捧着的报纸当成靶子，把自己正在玩弄的笛子当成枪杆喊道“缴枪不杀”就向王君刺去，结果他的笛子把报纸戳穿了一个洞。如果一般的报纸被戳穿一个洞也不是什么事。偏是这段时间的报纸几乎每天都有毛泽东的“光辉形象”，而黄的这一“枪”正好洞穿了毛的“光辉形象”。王君和当时同在宿舍的杨某当即对黄君进行了指责，黄君也不断地作了自我批评。满以为事情到此就算了结了。哪想到此事被逐级迅速汇报到云南省委。当天下午4时，云南省公安厅开来一辆警车，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逮捕了黄君。把人抓走之前，面色灰暗的黄君被押进会场，由中文系党总支突然召集我们全班学生在一块临时开批判会。会上先由杨某情绪激动地当众揭发黄君仇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滔天罪行，事情被描绘成是黄君怀着刻骨仇恨用笛子当作枪杆向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咬牙切齿地刺去。此外还有会前临时安排的几位积极分子发言进行揭发批判，也有未经安排而主动要求发言以向党组织表示忠心的人。比如我班的蔡君，此时已被内定为“右倾”，此时为了自保，竟也对黄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批判（待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查抄“黑材料”时，蔡君才在同班一位“左派”当天的日记上看到这样的文字：“姓蔡的反革命早迟也要抓起来才解恨呢”。当然这是后话了）；又如与我同宿舍的周君也踊跃要求发言,主动起来言之凿凿地揭发道：有一次黄君曾向他打听从其家乡思茅到边境还有多远，要经过哪些地方等，现在才明白这是黄某要为以后叛国投敌打听好出国的线路。其实他们二人这次交谈时我也在场。当时纯属无话找话的聊天，因为周君是思茅人，而黄君自小在昆明长大，没有到过思茅，出于好奇随便问问而已，绝对没有其它意思。可此时此刻，我哪里还敢讲半点不同意见去引火烧身，只要不把我牵连进去就好。同时也暗暗提醒自己，今后与周君相处可要格外小心，以免到时又让他抓住什么小辫子。总之，这次批判会上的发言者全都是落井下石，把黄君平时说笑话讲的只言片语全都无限上纲，扣以一顶顶可怕的政治帽子。更有两三位积极分子不时带头呼口号：“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坚决镇压反革命”、“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胆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不知怎么搞的，此时头脑中会突然冒出三国时代曹植的两句诗：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面对此情此景，被我改动为：
“本是同窗友，相煎何太急”了。
整个批判会场的气氛杀气腾腾，阴风惨惨。打从进入会场开始，我的心就狂跳不已，一边跟着大家高呼口号，一边在头脑中飞快地回忆着这些天来我与黄君的交往。倒不是在想是否有什么可以揭发的，而是在想我自己这些天可曾说错过什么，做错过什么。最糟糕的是当天中午饭后我还和他一道有说有讲、搂肩搭背地从食堂走回宿舍，这段路途有几百米远，难免已被别人看到，不知别人会怎么看我呢？
想到这里，两腿发软,喉咙发干，身子便不由微微颤抖起来，额头和手心也不知不觉沁出一层细密的冷汗。批斗会结束，黄君在一阵阵让人心惊肉跳的口号声中被带出会场时，我偷偷看了黄君一眼，只见黄君的眼睛充满了绝望的忧郁。
事后许久，每当回想起此情此景，我都会为自己的卑怯羞愧不已。（特别是黄君被平反回到学校后我刚见到黄君时，看到昔日聪明、活泼、开朗、健壮的黄君，此时呈现目光呆滞、反应迟缓、皮肤浮肿、沉默寡言的病态时，这种愧悔之情尤为强烈。）是啊，当时处于这种胆小怕事、避之唯恐不及、唯恐牵连自已的心理状态，还怎么可能替黄君想想他所遭受的冤枉，又怎么可能去深究杨某揭发的荒唐呢 。但我可以断言，以我当时处于的“左”派地位，尚且如此自危，则当时与我一样持有如此卑怯心理的，就决非少数人了。尽管后来造反派得势后，其中有的人竟以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英雄自居，又岂能抹杀得了当时曾经如此卑怯的实际情况。高我们一届的银清兄看过我的书稿后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道：当时他们几个班的同学也被系党总支安排站在我们班所召开的批判会场外接受教育。此前我还一直以为他们只是来看热闹的呢。我和银清兄也都认为，如果当时我们的班主任厚道些，能把枪口抬高一分，此事也就可大可小，则黄君未必就会成为可杀之“鸡”了。
6月9日下午与黄君同时被捕的还有化学系一位姓名为鲁坚的同学。其罪名是他的一个在昆明工作的老乡是反革命分子，而他与这个老乡曾经有过往来。
黄君和鲁坚被捕后，校党委抓住这一典型“案例”，布置全校师生认真讨论，要求大家要时刻警惕个别混在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还说什么文革胜利之日，就是阶级敌人灭亡之时。而敌人不会坐以待毙，必将狗急跳墙，因而阶级斗争将日趋复杂云云。一时间搞得人人自危、人心惶惶，说话做事都得格外小心谨慎。于是这股最早出现在云大、也是最早出现在云南大专院校的怀疑云南省委的造反思想苗头，这股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在当时属于最可宝贵的“造反精神”，就以黄君和鲁坚的被捕而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工作组进校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全校师生的控制。其手段主要有二：一是从思想上控制，向骨干和积极分子并通过他们向大家打招呼：前事不忘乃后事之师。当年毛泽东不是讲过：“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能锄掉”么？要大家记住1957年反右斗争的经验教训。现在也是引蛇出洞，搞先放后收，让坏人充分表演。文革开始以来的诸多中共中央文件不是都有这样的话么：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放到运动后期处理。这也就是说，以后会算总帐的！到秋后算账时就有好戏看了。二是从组织措施上制造“红色恐怖”气氛。在各种会议上散布说随着文革的深入，阶级斗争必将日趋尖锐复杂，原先隐蔽很深的阶级敌人很可能兴风作浪、狗急跳墙。因而需要左派学生组织起来在夜间值勤巡逻。这种值勤要巡逻整个校园而又不能让其他同学知道，只能是内紧外松，秘密进行。巡逻的方法是将校园分区划片，落实到各系实施。为避免发生误会，每晚由校保卫科制定口令。巡逻的人手持木棍作为武器以防意外。为此，校保卫科的工作量明显增大了，何况原保卫科的人员未必都可靠。于是，我班的亮君和理科的一位左派同学被临时吸收到校保卫科协助工作。此时身处运动中的校保卫科的干部已是人人自危，两位左派学生的进入，无疑就成为其最可靠的骨干力量，大有喧兵夺主、取而代之的架式。和其它高校一样，云大师生的校徽区别是，教工的是红底白字，学生的是白底红字。我们不时向亮君开玩笑说，以后他必定会留校工作，因为此时他的校徽有一半已经是红色的了。我也被列入参加巡逻的名单中。我们中文系“左派”的巡逻路线是从本系男生宿舍映秋院出发，绕过校图书馆大楼，从女生宿舍楼边走过，拐入一院教工宿舍，穿过走廊进入校卫生科小院，然后又往回转。每班值勤时间为2小时，一般也就是这么来回走上两趟，就该叫醒下一班的人来接班了。
这段时间的巡逻中，也曾闹了些笑话。带着“敌情观念”巡逻，难免就会草木皆兵。有几个晚上的巡逻中，我们似乎听到无线电收发报机接收信号的嘟嘟声。这种声音似有似无，忽远忽近。当我们站在图书馆大楼附近侧耳细听时，这嘟嘟声似乎来自女生宿舍楼一带；到了女生宿舍楼前竖起耳朵听时，这嘟嘟声好像又在卫生科小院和教工宿舍院之间；当我们穿过一段林荫道进入教工宿舍院时，这嘟嘟声却又听不见了，或者听来仿佛又在图书馆那边了，也有时又像是来自女生宿舍楼后边（其后边已是学校围墙外的偏僻马路。）这种嘟嘟声并非一直都有，而是时有时无，一般在夜间两点钟以后才出现，这就弄得我们疑神疑鬼，经常得踮起脚尖屏声静息地从这里走到那里，又从那里走到这里地瞎折腾。轮到交班时，还得详细向下一班介绍情况，提醒他们继续注意。第二天还会煞有介事地向校保卫科反映情况。为查清此事，有两个晚上，已经到校保卫科工作的亮君也参与我们的巡逻。每逢这种时候，他配带的校徽已经换成红底白字的了。见我们都好奇地看着他的校徽，他笑着对我们解释说，这是为了工作的需要。因为如果有事要突然检查教职工的家，以校保卫科的身份出现，这样要方便些。
为了这十分可疑的“嘟嘟”声，我们每天夜晚的巡逻，心情总是既紧张，又兴奋，总希望能发现点什么情况，以至因此能成为保卫文革的英雄。可是，直到8月中旬巡逻活动告终为止，我们徒费了许多精力，也出了一些洋相，但始终没有能弄清楚。
受保卫科的指示，每当巡逻到教工宿舍时，我们总是格外认真。哪一扇窗子夜间还亮着灯，或者夜间开过灯，我们都要记录下来。有的同学甚至还要蹑足到窗下去窃听一会儿，听听里边有何动静：是否在搞收发报，是否在销毁罪证，还是要转移“变天账”……可是，每次都让这些积极分子一无所获。比如有一次有一位同学靠上窗前听了几分钟后回来悄悄告诉我们：开始，他听到里面有擦火柴的声音，满以为里面的人在销毁什么呢。过了一会儿，听到女人的声音说：半夜三更的抽什么烟哟，把屋子搞得怪闷的。以后再也听不到什么声音了，灯也熄了，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一情况还是汇报给了校保卫科：这一个教工思想紧张可能有问题，否则为什么半夜三更睡不着要吸烟呢。这样，保卫科就会按方位查出这个教工的姓名和所在的处室，通报给情况，让他们安排人密切观注其动态。另有一次，有一间屋子的灯半夜亮了，又有一位同学靠上前去，过了一会后回来对我们说，是那户人家的小孩拉肚子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头天晚上被人窃听了的教职工，第二天还会跑到校保卫科反映情况说，头天夜里，他们似乎听到窗外有动静，不知是怎么回事，请保卫科加以注意。保卫科只好解释说，那是我们保卫科巡逻的同志巡逻中发出的声响，请他们放心睡觉好啦。同时还得表扬他们的革命警惕性高，希望他们以后遇事多与保卫科联系。事后保卫科又要求我们，以后巡逻中尽可能不要弄出响声。而打这以后，在教职工宿舍院，半夜里几乎再也看不到亮灯的窗子了。这也难怪，谁还敢引火烧身啊。
参加这种夜间巡逻后，第二天还得照常跟全班同学一道进行政治学习、搞大批判，不能让其他同学知道我们头天晚上曾经干过的工作。这段时间可真够累人的。但当时满以为是组织上的信任，充当的是学校的革命卫士，年轻人多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事后想想，我们所充当的这种角色实在不光彩，客观上使校园里笼罩了一层白色恐怖的阴森气氛。
这段时间的政治学习内容特别丰富。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传达得最为及时。其中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6月初中共中央对开展文革的8条规定：包括“大字报不要上街”，“要内外有别”，“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上街头，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
6月中旬传达了6月1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批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不要急于反击。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给予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即扣给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的帽子）。
6月下旬，各高校传达了6月24日刘少奇针对“6.18事件的批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要用通报形式发给全国，”以期通过典型事例，制止在揪斗“黑帮分子”时普遍存在的“过火行为”。在同一个文件传达会上，还传达了当时在京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集体意见认为：“6月20日前后，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适合，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许多单位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的现象。”“在适当的时候是要反击的”。
事后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北京的24所高校在刘少奇讲话后的50多天里，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有上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云大则有上百人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分子。
以上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讲话的传达，让我们明白无误地接受了这样的信息：一场类似于1957年然而规模更大、被打击的人数将更多的新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在全国酝酿中。现在还仅仅处在“引蛇出洞”阶段，好戏还在后头哩。能进大学真不容易，可千万不能走错半步，否则这辈子就完了。这种教训我们听的见的已经够多了。
下图为洱源县八派宣传队划綫站队宣传途中的合影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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