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戈
－－滇池有声，以其惊涛拍岸喟叹着人世间的种种不平；滇池无言，默默注视着芸芸众生你方唱罢我登台的诸般表演；滇池如明镜，映照出社会的风云变幻和人世间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互相倾轧的炎凉世态！
我个人只是滇池畔的一个小百姓，只是滇池浪花里的一粒小泡沫，但也想有一份话语权。发言，不仅需要勇气，也意味着承担。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历史将记取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
我愿匍匐在主耶稣的脚下，以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对所经历的文革作出回忆与忏悔，为历史的百衲衣添上一块小补丁！
唐朝诗人杜牧在其《阿房宫赋》尾有泣血之言；秦人不睱自哀，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文革的亲历者和文革的后人难道还要重蹈杜牧之哀吗！
现在大陆已经有二亿多老年人，上班上学期间，公园、茶楼、马路、菜场、商店和公交车上，满目所见大都是老年人。让我总会联想所见之人在文革中曾经是“绞肉机”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呢还是“肉泥”，是整人者还是被整者，或者几种身份兼有，对那段历史他们还有多少记忆，他们是否也有话要说？人生苦短，来日无多，由于年龄所限，可以说实话的机会不多了！
何必指责别人不会忏悔，先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有生之年做起吧！忏悔，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大家；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更是为了将来！
上图为文革初期云南大学校门内所塑造的巨大的毛泽东像
上图：当时照相每人胸前都挂有毛相章，手持红宝书外，还得捧毛的照片，以此显示对毛的崇拜。
前言
迄今为止，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书籍和文章，无论是政论性的、史料性的还是文艺性的……几乎都是众口一词：对文革要彻底否定、全面否定！而文章的写作者呢，大多自称是文革的受迫害者，甚而是反文革的英雄。仅是一个刘少奇蒙难记就出了十几种，可是有谁去关心和重视文革中受难的普通百姓呢，他们恐怕连控诉的权利都不曾有过。有时，谎言重复百遍也会变成“真理”。至今很少有人能以文革积极参加者的身份，真实地写出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悔，解剖自己的灵魂，探讨文革得以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如果能这样做，或许对后人了解这段历史，对加快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都不无好处吧！
苍天在上，历史也可以作证，我曾经是一个多么纯洁的青年。从少年入学开始，为革命视死如归的女英雄刘胡兰、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主人翁保尔.柯察金和始终以扶贫济困为已任的雷锋是我学习的楷模并影响了我的一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曾经是我的最高理想；要在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正在受苦受难人民的社会主义巨轮上充当一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曾经是我的真诚愿望！我出身贫寒，整个学生时代的生活都异常清苦，但还能竭尽全力接济班上另有困难的同学。为此，1964年共青团云南大学委员会举办的艰苦朴素展览，其中就有我的缀满补丁的衣裤和为学友购买的钢笔和脸盆。四清运动中为营救溺水的同班同学许君，正在患重感冒的我奋不顾身扑向水中救援，我和许君两人几沉几浮，让岸边的旁观者都以为我和许君将同归于尽了。而我终于将许君推到岸边，遗憾的是许君终因救治不力而死亡。
可是，在文革中，我却曾经是一个有宗教般狂热的红卫兵！我曾经参加过批斗教师、压制同学、野蛮抄家、宣传派性，甚至还扛过机关枪欲参与武斗……我的灵魂曾经被扭曲过，在文革这架巨型绞肉机中，我既被绞杀过，也以我的血肉之躯作为绞肉机的齿轮压榨过别人。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已年近70，身体欠佳，许多往事时常浮现在眼前，犹如发生在昨天一般挥之不去。古诗有道：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我虽无如刀之笔，可我却有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我将以我的一支秃笔，完全真实地写出我在文革中的经历，老老实实地剖析自己的灵魂。让世人能以小见大，从一个小小的侧面了解文革和了解红卫兵。让子孙后代都记住这场大灾难，让文革及文革的变种永不重演！同时，也让那些至今还公然宣称“青春无悔”的当年的红卫兵们好生反思反思，是否应当有所忏悔！
由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红卫兵，我所经历事件的范围和程度都较为有限。为忠实于经历，有的事在全国是大事的，我却未能涉及；有的在全国看是小事，我却多用了笔墨，这是有愧于读者的。然而，长时期以来，知情者缄口（如文革初昙花一现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对文革的态度就是四不：“不看、不想、不谈、不写”。此人已于2005年去世），当政者讳言。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讲，许多事物是可以以小见大的，极普通的可能更有其普遍性和代表性。我希望自己的拙作能成为引玉之砖，让更多的人能从不同侧面回顾这一段历史。做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使这段历史真正成为我们民族永久性的反面教材。
我回忆中所提到的人和事,是我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为了不至于给所涉及的人带来不便，除了对居高位者我可以直呼其名外，对于一般人，我仅称其姓，姓张者称为张君或张某，姓王者称为王君或小王。为避免混淆，有的则以名字称之。既然剖析自己的灵魂,难免也会触及别人的灵魂。在那疯狂的年代，许多人都难免有错。过了那道坎，所涉及者照样是受人尊重的专家学者或领导干部。这是需要恳请读者和文中涉及到的诸君予以谅解的。
有人可能会说，文革犹如一场噩梦已经过去，不提也罢。何必再去刺痛已经愈合了的伤口呢？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文革作为一场噩梦虽然已经过去，但文革的阴魂有时还在神州上空游荡，当年，时兴的文革歌曲至今还有不少人留恋，在重庆风靡一时的“唱红打黒”曾一度唱到首都北京哩。不也有人还巴望再来第二次、第三次文革……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至于文革所造成的影响，则更是难测深远了。这里仅举一个小例子：在滇西重镇下关，曾有一个名为下关总站的国有大中型交通运输企业。文革中该企业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在武斗中这两大派组织总共死了好几十号人。其中一派的死者被埋葬在下关坝子西部苍山上名为“一点红”的山坡，另一派的死者则埋葬于下关坝子东边的青光山（俗称党校山）。在20世纪末实行丧葬改革之前的长时间里，下关总站埋葬死者，似已约定俗成，凡是文革中参加了这一派的，就都埋葬在“一点红”，而参加另一派的死者则埋葬于“党校山”，绝不错乱。呜呼！生为同派战友，死亦为同派冥友，阵线如此分明！如此恩怨，何时才能了结。
让子孙后代都记住这段当时全国8亿人被愚弄了整整10年的丑恶的文革史，应当是我们－－文革的参加者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研究文革，应当采用这种新的方法，即彻底地公开历史真象，然后系统地进行研究，以改变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模式去思考问题，这才是应有的科学态度。
上图：当时时兴在毛塑像前留影，且都得胸佩毛像章、手持红宝书。 下图为文革前云大中文系映秋院宿舍203室所住的4位同学：右起第一是李君、二是周君、三是亮君、四是作者
下图为2000年后同宿舍的四人又相聚一堂：此时的右一李君是某高校的（处长）教授、二是作者，某校教师，三为周君，某企业子弟学校校长，四为亮君，某厅级主官。
第一章 文革的酝酿和准备（一）
文革究竟始于何时？一般以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算是拉开了文革的序幕，以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5.16”通知为文革的正式开始，以1976年10月6日王、张、江、姚“四人帮”被逮捕而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宣告文革的结束而结束。而文革的全面落幕，则应延至1978年12月中共11届3中全会时。之所以这样计算，是因为此前的许多政策还是文革的继续。至于文革的酝酿，应可追溯到1962年春。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在这次又名为“七千人大会”的会议上，毛泽东就1958年以来大跃进等左倾所造成的大饥荒、饿死人和经济大萧条等困难，不得不就应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在大会发言中尖锐指出：过去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成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可能不能到处这么套了，于是得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加上诸多与会者的发言，客观上形成对毛的批评和压力。联想到井冈山土地革命时期曾经受到过的排挤和几年来国庆节各大报头版上刘少奇与之并排的大幅照片，使毛泽东预感到一种新的威胁。也是在这个“七千人大会”上，林彪敢于“反潮流”，大讲当时的困难“恰好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这一发言给毛泽东以极大的安慰，使毛泽东明确产生了要以林彪置换刘少奇的念头。
以此观之，则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共9大召开前后的多次讲话中提到：不进行文革，就不能召开9大，否则会让刘少奇一班人上台云云就决非无稽之谈。1966年8月5日毛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有一句“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以及毛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共9大报告中关于1962年毛“最早觉察到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的提法，也可以印证毛泽东在1962年的心理。
一、文革的舆论准备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都要先做意识形态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七千人大会”刚刚开过不几天，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就指出：“研究哲学的人，第一是哲学？不是，第一位不是哲学，是阶级斗争。因为有压迫者，被压迫者就要反抗找出路。从这一点出发，才有马列主义，才找到了哲学……社会主义很复杂……我们搞了这么多年，才三分天下有其二，有三分之一掌握在敌人或敌人同情者手里,可以收买人，更不用说娶地主女儿了”。
1962年9月24日召开的中共8届10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党的基本路线：强调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
文艺界立马跟上，很短时间内就创作并编排上演了几部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现实的诸如《夺印》、《箭杆河边》等话剧。云大有的系排演了《夺权》，中文系剧组则排演了《箭杆河边》，全都在云大礼堂上演给全校师生观看。我班的昆华君饰演其中老地主佟善田的角色，演得形神毕真，颇得大家好评，一段时间内他的浑号也就称为老地主。其中欲拉干部下水的拖腔拿调的女声“何书记，吃汤圆了”台词，也曾作为同学们课余饭后搞笑的材料。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浙江省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上批示道：要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等三大革命运动，“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却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用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1962年12月12日，毛泽东对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所呈的一份报告批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2月初，毛泽东听侄儿毛远新谈到陈××听敌台广播后变成反革命时说：“听敌人广播就那么相信？你听了没有？敌人连饭吃的没有，他的话你能相信？卫立煌就是在香港做小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给人们的警示是：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世界上的人们全都生活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中。
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的报告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下令收回由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后十条”文件，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解决“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和“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等“混淆视听”、“搅乱阶级阵线”的说法。
1965年1月29日，毛泽东对《陈正人同志蹲点的报告》批示道：“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能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该批示中还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市与哲学工作者谈话说：“戚本禹的文章（指同月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刊载的戚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海瑞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庆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有一段毛泽东亲自加进去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需充分注意这一点。”以上文字与毛泽东在1965年9月1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联系起来看，其矛头所指已十分清楚。只是当局者迷，刘少奇一伙还蒙在鼓中罢了。至此，进行文革的舆论准备业已完成，毛泽东已经可以向刘少奇一伙公开摊牌和发难了。
而在1962－1966年文革暴发前，刘少奇及其他众多的中共领导人还紧步毛泽东后尘大讲阶级斗争，大讲有多少地方和单位的政权没有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云云，反而被毛泽东斥为“形左而实右”（其提法见毛泽东的《炮打打司令部》大字报）不知其大祸临头，还一心附和毛泽东要整治别人，要革别人的命，真是既可悲又可笑。
二、文革的组织基础
通过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意识到，仅仅依靠党中央高层内部拥护自己的力量，就要和刘少奇一伙摊牌较量是吉凶难测的。为搞掉刘少奇一伙，毛泽东暗示康生开始审察刘少奇曾经被捕过的历史问题。并随之布置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在哲学界批杨献珍，在经济学界批孙冶芳，在史学界批罗尔纲，在文艺界批裴多菲俱乐部。更重要的是通过所谓“林彪委托江青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并由中共中央将其会议纪要批转全党，一箭双雕地达到两个效果：一是向全党全国表明，关键时刻林彪是支持毛泽东的；二是让江青得以其特殊身份登上政治舞台前沿，以发挥特殊作用。为了借历史问题搞刘少奇，毛泽东一反过去对瞿秋白的高度评价，把瞿说成是叛徒。当戚本禹写出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受到党内外批评正准备写检查时，毛泽东让江青转告戚：戚文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文章应当写下去，可找康生请教。此后，有恃无恐的戚就开始连连发难了。江青的这种传达密旨、网罗亲信，以及干对了算毛泽东的、干错了算江青的缓冲作用，又岂是别人替代得了的。江青对此曾讲过一句有名的话道：“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要我咬谁就咬谁。”
要能稳操胜券击败对手，还必需组织起一支强大的生力军。为此，毛泽东选中了全国的大中学生。学生的任务本该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如何才能使学生不屑于学文化、反感于正常的教学秩序，进而把兴趣转移到政治上来呢？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做了许多文章，下面引用毛泽东颇有影响的几段话为证：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指示：“现在课程太多，负担太重。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现在的考试方法是对敌人的方法，而不是对人民的方法，是突然袭击……考试可以交头接耳，冒名顶替，你答对了，我抄你的，抄下来也算好的……先生讲课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的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不如睡觉，还可以养身，可以不听，稀稀拉拉。”毛泽东的这一讲话以及此后毛泽东的诸如此类的讲话都被要求迅速传达到全国所有大专院校的全体师生。
1964年7月，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谈话时指出：“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学毕业”。
1964年9月4日，毛泽东会见老挝文工团时谈话说：“教育青年是个大问题，如果我们麻痹，睡大觉，自以为是，资产阶级就会起来夺取政权，搞资本主义复辟”。
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与侄女王海蓉谈话指出：“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作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开会，也敢星期天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个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十二点再回去，谁让你们星期天晚上开会哪。”“回去以后，你带头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开会就是不去。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要破坏学校制度。”毛泽东还说：“学校就应当允许学生造反”。
1965年1月27日，毛泽东在谈到军事院校工作时指出：“军事学校办得一塌糊涂……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对北京师范学院的一份报告批示：“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的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邀请学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执行。”
至此，年轻、单纯、热情、幼稚的大、中学生都逐渐从正常的教学秩序和严密的组织控制中解脱出来，对毛泽东的关怀感激涕零，不再沉迷于书本和“象牙之塔”，自愿成为毛泽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的生力军！
上图为作者所在的第二小组,从左至右后排五人分别为团支书王君、作者，宦君、闯君、班主任李某，前排从左至为女生小张、小杨和学习组长小李
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重用了林彪、江青一伙，在大中学校，毛泽东解放了数以亿计的“小鬼”。于是，文革的始作蛹者毛泽东发动文革这场政治运动的组织准备工作业已大功告成。
三、文革的群众基础
中共中央的各种会议、文件和报刊文章，都有一个习惯的提法：1957年以后党内有了左的思想影响，或曰50年代后期产生了左的思想倾向。这种提法并不符合实际，似乎“左”的思想在50年代初期、中期还没有产生，只是后期才产生，似乎初期和中期一切都正确无误。
其实，远在40年代的延安整风期间，受毛泽东重用的康生其左的思想就曾经猖獗一时，也曾伤害过包括周恩来、许世友等在内的不少人。只是当时大敌当前，被迫迅速纠正而已。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时在延安有一位被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的王实味。王实味实际上是延安时期一位最优秀的中共党员。能吃小灶、穿干部服的王实味在其备受批判的《野百合花》中仅仅是善意地批评当时延安“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至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此外王实味还批评了当时延安不顾前线正在流血牺牲的艰险环境，每逢星期六杨家岭礼堂就要举办交谊舞会表现出来的“歌唱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如此而已，王实味就被打入地狱并最终被残酷杀害了。（事见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王实味全传》）
到了50年代初期，左的思想更是大有市场，政治运动也就连绵不断了：
中共执政后所进行的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被整治的往往是群众和基层干部，虽说每次运动都声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每次被打击的对象尽管姑且相信只占百分之五，但每次被打击的对象不同，天长日久，被打击的群众和基层干部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就决不是一个小数字了。
195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直到1952年底才基本结束。
1951年底在学校教职员工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的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运动，以后这一运动又扩大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直到1952年秋才基本结束。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作为社论刊发由毛亲笔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拉开批判开国第一宗文化罪案的大幕。同年7月下旬，《人民日报》多天连载由江青起草经毛修改定稿的长达4万5千多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其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的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与文革中骂刘少奇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何其相似乃尔！毛、江的政治夫妻关系此时即已开场。）
1952年开始三反五反运动。
1953年开始农业初步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一直延续到1956年。
1954年开展反对高岗、饶漱石集团的斗争。文艺界开展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思想的批判运动。
1955年作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揭发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公布的三批有关胡风的材料撰写序言和编者按。
1956年反对“小脚女人”，掀起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以上这些运动，除了反高、饶集团斗争局限于党内，其它都是全局性的，也全都打上了左的烙印。以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来看，打击面无疑是过大了。当时我刚进小学读书，每天早上到学校后，都能听到同学们议论，头天某同学的家长或被作为“地主分子”、或被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处决“镇压”了。刚开始，这种其家长被“镇压”了的同学，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有的只有避风头缺课躲在家里几天。过一段时间后，每班同学中至少有5、6人的家长被“镇压”或“自杀”，这部分学生的队伍扩大了，也就变得无所谓了。1981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以下简称《年表》）在讲到1951年的镇反时也不能不承认“一些地区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左’的倾向以及工作草率的现象。”）
关于教育界，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号召大家要毫无保留地向党组织“交心”，当知识分子们以赤诚之心作交待认识后，却都被装入档案袋，成为一辈子都得挨整的材料。《年表》承认“有的单位要求过急过高，方法简单，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受到伤害。”
三反五反运动中，受伤害的人数之多就难以计数了。人人都得过关，凡与钱、物打交道者都得被审查，以至都得先吊打一番再说。即使没有贪污，也还得要审查思想上有没有动过想贪污的念头。这更是玄而又玄的事，全凭领导者口中一句话来决断。只要账目上反映贪污或挪用了几元钱，即要受到严厉制裁。只有经过吊打、审讯、清查、分析之后，认为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才予以解脱。《年表》不得不承认“在运动高潮中曾经发生过“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
至于株连众多人的所谓“胡风反党集团”冤案，文革后已予平反。
出于革命热情，出于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广大群众接受了左比右好的“党的领导”。可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斗争精神的广大知识分子，由于他们见多识广，考虑问题深刻，对民主与法制的追求执着，他们渐渐对中共领导的失误持有看法。尤其是其中能先天下之忧而忧者，在中共各级党组织号召帮助党开门整风的1957年，勇敢地、善意地对各级党组织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等，提出了诚恳批评；对人民群众和知识界的某些疾苦，作了一些暴露；对于应当如何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这善意的一切先是被毛泽东用“阳谋”“引蛇出洞”，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你不想提意见都不行；继而就与发生在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联系起来，当成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而予以迎头痛击。在许多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和单位，划右派是下达指标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的，（云南省还搞了反右斗争补课，又多划出了一批右派。）按公布的数字全国划有55万人以上（实际数字远不止于此，有资料披露在100万人以上）。曾有这样的情况，学校教职工中的右派由校长划出来后，县委书记把校长划为右派，继而地委书记又把县委书记划为右派，以后省委组织部又将地委书记划为右派，（云南的某些地区就是如此）。一级整一级，处处皆陷阱。事实证明，1957年所打击的众多“右派”实际上是我国上一世纪50年代社会中最富有正义感、最善于独立思考、最具有真才实学的我们民族的精英！这一运动对我们民族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1957年反右斗争后召开的中共8届3中全会上毛泽东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运动中左的思想和左的实践初步上升为左的理论。
1958年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年表》承认：“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1959年搞反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持续更长时间。”（见《年表》）
1960年有4千多万人因饥馑得水肿病饿死，中共中央的文件中还坚持要办公共食堂，认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
1961年国民经济频临全面崩溃的边缘，中共中央在政策上不得不进行某些调整。到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8届10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进一步将建国以来左的思想和理论系统化。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经寓意深刻地讲道：“我们现在有一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此话其实已经隐含有导演文革中许多闹剧、悲剧的深意，已经让人们可以放开去想象（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为首的许多人在文革中不就上演了一出出别姬的悲剧么），只是当时除了江青，又有谁能知晓其潜台词呢。
1963年开始，在农村和城市分批分期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直延续到文革开始。在这一运动中形成的左的判断是：农村有三分之一的政权没有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工厂企业有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文艺界的大多数协会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学校是“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全都毫无例外地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左的思想和理论，并在各种会议、各种场合中宣讲这些理论，为这些左的理论推波助浪。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进而认为，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内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内都有他们的代理人。过去搞了工厂的斗争，搞了农村的斗争，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只有下决心搞一场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彻底揭露阴暗面的“大革命”，才能防止已经迫在眉睫的资本主义复辟危险。
以上种种运动，挨整的人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包括历史反革命与现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资产阶级分子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遣送回乡管制的志愿军被俘人员、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种异已分子和偏右分子、……以及这众多“分子”的亲属和社会关系……挨整的人数之多，大大超过了所谓百分之五，有的地方累计近半数，有的农村生产队甚至要选个政治上可靠的、合格的干部都困难。所有挨整的与被株连的人，大多不得入党、提干、参军和参加工作，更不得参与机密工作，甚至也不得报考中学和大学。大讲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使得“出身好”的人天生就要高人一等，拥有许多优先权；而“出身不好”的人，站着比别人矮三分，开会只能缩到角落处，讲话只能低声下气，干活只能干最脏、最苦、最累、最难而所得工分和报酬最少的活。（1965年我们云大中文系在大理凤仪参加四清运动，当时我们所在的云浪公社－－相当于后来的生产大队，其中有一户被管制的旧军官的儿子虽然读书不多，但在写作上颇有天赋。他投给当时的《边疆文艺》刊物一篇小说稿已经准备刊用了，但程序上得事先向当地组织了解此人的政治面貌。结果可想而知，他的这篇作品就被枪毙了。此人的天份就此也被扼杀了。）如若有两个人同时办了一件错事，其中一个是“出身好”的，则可以被开脱对党是有感情的，只是“认识上的问题”或是“被坏人利用”而从轻发落；而对“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的另一个，却要从阶级根源上进行分析，认定为“骨子里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阶级本性所决定的”被打下地狱。尽管其中许多“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的人，他们在中共执政时刚刚出生或呀呀学语，甚至在中共执政后多年才出生，他们也得为自己的家庭出身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付出惨重的甚至是终生的代价。这种封建血统论的做法，在文革初期曾经达到疯狂的地步。文革初期北京中学生中的高干子弟谭立夫在残酷打击“有问题的人”时曾撰写过一副臭名昭著的对联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一对联的出笼，使红五类红卫兵对出身不好的人大打出手的活动找到“理论根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被称为“谭式路线”。各地“有问题的人”中被红卫兵打死、打伤、打残者难以计数。由于这种做法打击面过宽，影响太坏，不得人心，江青不得不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把“谭式路线”的对联修正为“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
如此众多的人长期受压，心里早已憋了一肚子的气，只是不敢表露，更不敢发作而已。出身好的人中，大多亦是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只有少数人为个人的既得利益不惜对“出身不好”者大打出手，而多数人则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一方面，希望能保持住于己有利的政策和制度；另一方面，也希望能给“出身不好”者以较为公平的待遇。
长时期阶级斗争的结果，使众多挨整的人和同情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潜在社会力量，蓄之既久，其发必烈！当毛泽东提出开展斗争矛头向上的文革时，这股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阶级、反对社会不公的社会力量，终于获得发泄机会，成为文革的先锋队和生力军。他们在文革初期体验到的快乐，首先是生存环境的改善，其次便是对压迫者的报复。这些压迫者包括各级大大小小的官员，包括社会名人、权威等等－－这些人都几乎或多或少用别人的鲜血染红过自己的顶子。比如著名作家老舍在文革中被迫害而自杀（但当年他整胡风又是何其英勇），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作为“四条汉子”被批（但自50年代以来他又整了多少人）！这种上升为快乐的报复情绪，很快就造成人性的扭曲，从而把报复行为推向极端化和扩大化。试分析各地各单位造反最早、造反最坚决的人物，大多是这种潜在社会力量的代表，这绝不是偶然的！
文革的确是造神运动，却又不是普通的造神运动。亿万人在手举小红本塑造了毛泽东这尊大神的同时，也借这尊大神的神力打倒了或打击了众多的各种各样的小神小鬼。正如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所说的“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实正是如此！这应当看成是毛、林一呼百应，亿万人闻风而动投入文革的一种极为深刻的社会背景。毛、林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利用了这股社会力量，这股社会力量也拉起毛、林的虎皮作大旗去打击各种头面人物。原先封住魔鬼的西方神话中的“潘多拉”瓶塞一旦打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毛泽东本人也难以驾驶这股力量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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