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瑞五
九，中国现代磷肥产业第一人
近几年，我正利用闲暇时间撰写自已的回忆录，其中涉及我父亲在1950年代初在四川省峨眉县高桥镇创办中国第一个现代磷肥厂——“国营乐山磷肥厂”的事迹，为此我在网上和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在我查阅的资料中，有一点是十分一致的，即中国的磷肥工业始于1953年。然而在众多资料中竞无一份明确提及这生产磷肥的第一厂的厂名和厂址，仅有一化肥史中模糊提到“1953年我国西南地区”。看来当年峨眉山下那场轰轰烈烈的磷肥大会战，那伫立在高桥古镇上的中国现代磷肥产业第一厂……才仅仅五十多年就已湮没在了历史的荒漠中！作为见证者之一的我，有责任尽量如实地记录下这段不该被遗忘的史实。
1950下半年，父亲奉命借调到由刚组建的川南行署工业厅主持的“大渡河工矿考察团”工作，在川南地区进行矿产资源的调查。他曾对我们讲过，这次考察非常艰苦，由于匪患及野兽的原因，专门配备了一个排的解放军武装护卫，结果土匪不敢来犯，但是遭遇过野兽的攻击。一次住宿在马边县境内一座深山古庙内，夜晚数十条饿狼围着古庙嚎叫，并不断地扑打冲击摇摇欲倒的木大门，解放军用一口千斤大铜鼎顶住木门，相持到天明，狼群才怏怏离去。这次经历，使父亲不禁联想到抗战时期那一次半途而废的野外堪察。解放前后的两次武装护卫的野外堪察，结果竞大相径庭，令人感概。
就是在这次考察中，父亲在峨眉县的高桥地区发现了可供露天开采的磷矿资源。当时国内磷矿的开采和磷肥的生产还是空白，这一发现无疑使当局喜出望外。由于父亲曾在1920年代初曾与磷矿打过交道，对此十分敏感，立即上报省里，据说当时“人民日报”等媒体还对此事作了新闻报道。1951年9月父亲正试调“川南行署工业厅”(不久由四个行署工业厅合并为四川省工业厅)任工程师并参与筹建“磷肥厂”的工作。省里很快就决定在峨眉县高桥建厂，厂名全称为“四川省国营乐山磷肥厂”
（以下简称“乐山磷肥厂”），并将其与“成渝铁路”、“成都量具刃具厂”等一併列入四川省“一五”期间的重点新建项目。父亲任该厂筹建处主任兼主任工程师，筹建处撒消后任该厂正厂长兼总工程师，而付厂长的人数最多时竞有九人，其中除张相林是从亚西机器厂调耒的机械工程师外，其余基本上是从部队复员的军官，这九位付厂长都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由一个非党员的厂长领导九个党员付厂长这即使在解放初期也是十分罕见的个案。
相片摄于“谢厂长”时期
父亲同当时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对中共的领导是心悦诚服的，对建国前中共“建设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庄严承诺坚信不疑，充满了向往和期待。特别是国家对发展磷肥工业的大气魄和大手笔以及对他的信任并委以重任都感动不已。我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夕，他收到李大章省长的慰问电和慰问金，他拿电报的手在发抖，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惭愧、惭愧……。
他常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自勉，不辞劳苦，忘我工作。他年届六旬还自学俄语，给年轻的技术人员讲课，为他们翻译急需的英文和日文资料。他分管生产，生产中又以矿山为主，他不时需翻山越岭去矿山处理生产问题。有一年冬天父亲去大坪子矿山正赶上下大雪，他和年轻技术人员一道冒着风雪走了二十多里山路，晚上就和工人一同挤睡在茅草棚中。
父亲1923年在江苏海州磷矿工作期间，曾专程到日本考察过磷矿的开採和磷肥的生产。由于父亲在“常州高等实业专科学校”学过一年的农业，对肥料与土壤及农作物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在日本考察磷肥生产后，他更坚定地意识到：要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状况，必须要有自已的化肥工业。但父亲的这个“化肥梦”直到三十年后才在峨眉山下实现。
当时在高桥设厂的条件非常差，无铁路、无河运，甚至无供电。由于用磷矿石生产磷肥及磷肥在不同土壤、不同农作物、不同地区的使用当时在国内都无经验可借鉴，因此省里采纳了父亲的意见，采取了分两步走的建厂方案，先因陋就简建一个小规模试验性生产厂，待取得经验和条件成熟时再酌情扩大规模。
小规模生产的试验厂后耒又称老厂，是在原来高桥一个已废弃的酒精厂的基础上扩建的，原遗留建筑物作为办公用房和选矿试验室。仅新建了矿山、矿山至厂区的公路、厂区矿石堆塲，矿石破碎间、球磨间、包装间、仓库、发电间、机电修间、化验室等。生活设施仅新建了两幢两层木结构宿舍及食堂、医务室等。绝大多数职工都租住在高桥镇的居民（或农民）家中。
试验厂的生产流程十分简单，矿石从矿山用汽车运耒厂区，经皮带运输机送至破粹机破成小块，再经球磨机磨成粉末，包装入库即可。试验厂的生产和生活用电全靠自已水力发电供给。在厂区附近的一条山涧小河溪的上游用卵石筑堤，分流一部份水沿约一公里长的堰沟流至厂区，再利用约六十米的地形落差沿导水管去冲击水轮发电机组。那条堰沟约一米五深和一米五宽，流水清沏见底，是峨眉山的雪水，夏天也清凉透骨，这水甘甜纯正，现在市售的纯净水也没有它纯净。沟中水的流速与成人快步行的速度差不多，我游泳就是在这沟里学会的，只要趴在水上，它就冲着你往前走，一下就找到了游泳的感觉，三分钟就能学会游泳。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现代磷肥产业的试验厂就这样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仅花了一年多时间就建成了，并于1953年正式投产，实现了我国现代磷肥生产零的突破。
“乐山磷肥厂”不仅是四川省的重点工程，国家化工部对它也十分重视。省里召开的有关该厂重大亊项的会议化工部通常都派员参加。省、部还曾陪同数位苏联专家耒厂视察，父亲还专门陪他们去游了峨眉山，在爬山过程中，年逾六旬的父亲把那些比他小二、三十岁的苏联专家远远抛在了后面，从此父亲是爬山高手的美名就远近闻名了。
照片摄于1954年3月高桥下面的河床上。后排站立右起第一人为我母亲董纪萍，第二人为赵占高付厂长，第三人为我父亲。
1954年8月1日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父亲作为列席代表在大会上有一个书面发言，我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了这篇打印稿，上面还有父亲用钢笔修改的字句，当时的“四川日报”曾刊登过这篇发言。这是一篇珍贵的文献，我把它全文附在下面：
谢仁宏同志发言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完全拥护这一次在大会上所听到各位首长各委员的几个报告和发言。我现在就我个人多年来对於磷肥工业工作的观感以及个人体会作如下的发言：
磷肥为农业所不可缺少的氮磷钾三要素当中的一种，它的来源除少数骨粉及农家肥料中合有少量之外，主要是要依靠一种含磷份高的矿石，叫做磷矿石。川省自从一九五四年，推广了苏联先进的磷矿粉与有机质堆肥、厩肥混合使用法以来，因为它对同一单位面积产量可以大大节省农家肥料(最多时可省到百分之九十)。也可以说，用同量农家肥料，便可以大大扩大施肥面积，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对磷肥的需要也就格外加多和迫切了。
我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在三十年以前，曾经在江苏省海州磷矿工作了一个时期。这个磷矿为我国在解放前独一无二的正式开采过的磷矿。老板是一位与日本肥料公司订有合约的官僚资本家。虽开采出来的磷矿，成份很高，交通也极方便，．但是一直开采到解放前为止，始终是运往日本及台湾，供给它们做磷肥，并没有在国内推广使用过。因为矿石价格受到操纵，所以矿业及工人也都奄奄一息，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和生活。
磷矿在四川省的埋藏量，经过这几年来的查勘，发见得并不算少。但是在解放以前，从来没有被人知道过，一直到解放後的第一年即1950年，才很快的被引起重视，并陆续的被发现了。五年多来，在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下，通过了地质勘探，贫矿的浮游选矿试验，提高溶解度的化工处理试验，生产、推销以及田间施肥经验等一系列的实践过程，证明了勘探方面是有比较好的收获的，各种试验已经达到建设实验厂的要求。至於磷矿粉的肥效只要使用得法，对庄稼可以得到增产10—20％的效果。这些经验的取得，可说在国内还算首创。这是通过工农群众的劳动积累，技术人员的钻研和各有关方面的技术指导与协助关怀才得到的；所以是值得宝贵的，以後还应该加以巩固和发展的。川省农田缺肥地方还是很多。在这次大会上，听到有关川省农业增产的报告中，要求到1957年增产磷肥到一百万吨，这是完全必要而且完全可能的。结合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今年川省会从乐山磷肥厂的一个厂增加到三个或四个厂，因为今年乐山磷肥厂还要建新厂可能川东、川北，也要建厂，可能川南雷波也要建厂。在产量方面无疑的各厂都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满足农业日益增长的需要。除生产磷矿粉外，还要供应一部份通过化工处理的速效磷肥。这对於支援农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肯定的要起一定的作用。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後的四川磷肥工业的蓬勃发展和解放前海州磷矿始终找不到正常出路是一个鲜明的对照。这是具有中国磷肥工业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而川省磷肥之所以能这样的飞速发展，据我个人体会是和以下三个方面分不开的：
1．党和政府实事求是，重视科学，重视生产的结果。
2．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为磷肥的产运销过程，相当复杂，只有通过国家机构的经营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才能格外容易表现出它的国家经济利益来。因为它的生产规模大，运输量大，肥效较慢，私营工商及小农经济产销不起劲，只有社会主义国家能从长远利益出发，才能做到大量的产运销。所以发展之速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想像。
3．推广了苏联先进经验的混合施肥法。
尽管川省当前的磷肥工业，有这样快的发展，但存在问题还是多的，须采取措施努力解决：
1．继续加强普查找矿，勘探工作，以及群众报矿工作；发现地区愈广愈好：证实矿量愈多愈好。
2．继续做好选矿试验，达到绝大部份低成份磷矿都可利用的目的。
3．将来利用廉价水力发电处理一部份低成份磷矿，制出含磷份高的速效磷肥，以大大提高肥效而降低成本。
4．熟练技工(尤其是矿工及机器工)缺乏，极须有计划的培养以提高工效，并保证质量和安全。
5．尽量避免汽车运输，争取河道或轨道运输，在地形复杂的山区运输，则采用架空索道，以利开发和降低成本。
我是一个从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通过这次关於知识分子问题的学习，个人认识到：党和人民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十分恰当的。它的原则是团结教育改造来达到共同建设祖国的目的。我想除非是别有心肠的反革命分子，所有一切知识分子都应当衷心拥护的。问题在於我们知识分子在具体工作中，是否已经做到符合周总理的报告中第一个40％类型的进步水平?或者已经做到郭沫若院长所要求的三省?如单以我个人来衡量，是肯定有问题的。虽然我内心尽管是敬爱党和政府，了解并拥护各项政策法令，尽管欢欣鼓舞於国家各种新的成就，但是因为主观努力不够，政治水平低的关系，自己觉得在本单位内对组织方面的主动联系不够，同时亦障碍了业务水平的提高，不免在业务上给国家带来一定的损失，这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期待和关怀是不相符的，是值得深切反省的。我很同意郭院长所说：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当以共产党员标淮要求自己。我现在才只满了六十四岁，所以仍有充分信心要学习马列主义，不断自我教育，纠正缺点，联系群众，培养新生力量，来共同搞好工作，为建设祖国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
以上发言，不妥之处，请各位指正。
父亲的整篇发言高屋建瓴，谈到了四川省磷肥工业的现状、发展趋势、存在问题及解决措施。很难想象这是一位64岁的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份子在省人代会上畅所欲言自己对发展磷肥工业的看法，反而倒很象是省化工厅主管化肥工业的付厅长在作形势报告。由此可见解放初期对高级知识份子是信任的，放手让他们工作，相关政策还是成功的。
就在第一届省人大闭幕后一个月，父亲又匆匆赶往北京，列席了于1954年9月15日开幕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曾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与会的科技界人士，父亲有幸参与了这次接见。父亲这次在北京还拜望了许多久违了的亲朋好友，最难得的是会议结束后还抽空回了一趟魂牵梦绕的已阔别二十年的常州故乡。此后父亲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四川省。
在老厂试验厂成功运行的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的新厂也紧锣密鼓地着手设计和施工了。关于新厂的规模当时厂里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大而全，而父亲根据当时各种客观条件主张稳扎稳打，量力而行，最后省里批准了父亲坚持的方案。新厂建在高桥和青龙场之间的一片平坦地上，由于是国内“第一厂”，无现成的样板借鉴或照抄，因此无论老厂或新厂都是由厂内的工程技术人员自行设计完成的。之所以有这个能力，是因为厂里拥有一支过硬的技术骨干队伍，他们创造了许多国内的第一。
解放初期，工程技术人员奇缺，一个中型企业，有两三位工程师就很不错了。但磷肥厂由于省里的高度重视，从省内各地抽调了二十多位相关专业的工程师，云集峨眉山下为兴建中国的“第一厂”作贡献。厂里各专业都有老工程师各司其责，这在解放初期人材极为缺乏的形势下实为难得。如借调来厂负责化工工艺设计的曾宏是我国著名的无机化工专家，成都工学院教授，后来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化工工艺工程师程德明，出身工程世家，毕业于燕京大学，我的好朋友程宝善的父亲，他成功主持了“高炉炼制钙镁磷肥”项目，系国内首创。化验室主任黄勤生工程师，他比父亲还大几岁，精通英文，他主持的化验室是磷肥厂科技含量最高的部门之一，拥有一幢独立的建筑物，提供了一系列翔实可靠的数据。
新厂的磷矿石耒自新建的龙池矿山，露天开采的矿石通过架空索道运至新厂，索道长约十多公里，当时号称全国第一长索道。父亲对索道情有独钟，早在抗战前就在利华煤矿架设了当时国内第二长的索道，将煤由矿山直接空运到长江边的码头，大大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主持架空索道设计和施工的是机械工程师赵铁生。因当时钢材奇缺，所需钢索和抱索器全部进口，而十多公里索道中的近百座“铁塔”全部改用木结构的“木塔”。在同一条索道中，拥有如此众多的“木塔”，这不仅是中国之最，也可能是世界之最，观者无不啧啧称奇，叹为观止。赵工是戴着右派分子的新帽子，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包袱而圆满完成任务的。另外据说磷肥厂还有一位机械工程师，可以用毛笔直接在描图纸上绘制机械图，工整规范，堪称一绝。主管张山矿山的采矿工程师周子君，是法国留学生，他命运多舛，十分不幸，后面章节有介绍。另外郭开利、颜绍图、张荫生等工程师也都是父亲的得力助手和门生。
“乐山磷肥厂”与现在众多的磷肥厂不同，她还拥有自已的实验农场。实际上最初生产的磷肥只不过是生磷矿粉，它一般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土壤、农作物条件下才可直接施用，通常农民买回矿粉后还要与农家肥混和后施用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实验农场就承担了摸索磷肥在各种施用模式下的肥效及指导农民正确施肥。农场通过一年的对比试验在1954年得出了结论：磷矿粉对庄稼可以得到增产10—20％的效果，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提出的经自己实践验证的真实有效数据，这也为今后国内大力发展磷肥产业提供了理论依据。农场负责人姓邹，三十多岁，是农学院毕业的农艺师，十分内向和忠厚老实，父亲很欣赏他。他经常耒我家，由父亲口译一本大部头的日文版新著“肥料学”，由邹作记录、整理。不知道这数十万字的译稿后来结局如何，只听说这位农艺师在六十年代初期死于非命。
新厂大约于1956年顺利建成投产（架空索道约一年后投运）。据说新厂的生产规模、工艺流程及设备配套后来都成了设计规范中的一个系列，为国内众多的磷肥厂所套用。
在新厂建设的同时厂里对新型磷肥品种的研制也在同步进行，新厂一投产立即付诸实施。1957年“乐山磷肥厂”在国内首创用高炉炼制钙镁磷肥成功，化工部来厂总结经验，并出版了简明技术读物，这一新成果很快推广至全国。由于生产钙镁磷肥需要焦炭，厂里还自行就近採煤炼焦。另外原老厂的部份厂房改为了硫酸车间，用来生产普通过磷酸钙磷肥。
1957年的夏天我从峨眉二中的初三升读高一。那年的暑假特别长，好象推迟了开学时间，原因是老师们都在集中参加反右派运动。此时的磷肥厂当然也不可能例外。当时磷肥厂的反右是由新从省里调来的党委李书记领导，他是刚在省里参加了反右派的专门会议(可能是动员、布署)，是帶着尚方宝剑来的。他初来乍到对厂里情况不了解，打右派不手软。据说他一开始就将父亲列入了右派后选之列，特别要求父亲在全厂反右动员大会上第一个发言，向党提意见。哪知父亲在发言中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生动地阐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通篇发言与他在1954年四川省第一届人代会上的发言基调是一样的，正确得很，无懈可击。按反右的规律，象父亲这种有留学背景、是民主党派成员（他是“九三学社”社员）、又身居要职的高级知识份子是较容易被打成右派的，但父亲却逃过此劫，我想其原因主要是：他是从骨子里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对共产党深信不疑，决非口是心非。他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你想抓他的辫子都抓不到。还有父亲一生老实本份，对工作竟竟业业，上下关系相处融洽，有口皆碑。
磷肥厂打的右派据说有几十人(当时全厂职工可能有五千多人)，基本上都是知识份子。在众多的右派中有两人我印象较深，一位是选矿试验室的黄葆诚工程师，他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名就是说：“谢厂长有职无权”。其实黄工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厂内的一些重大事项都是党委开会决定的，而父亲不是党员，无权参加会议，因此曾有多次以他厂长的名义发的布告而父亲对此却毫不知情的笑话发生。这也是非党员厂长的尴尬，当然那九位党员付厂长可能也会感到十分别扭。反右运动后，执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外行领导内行”，这些“尴尬”和“别扭”就成明日黄花了。
另一位右派叫万家骏，他好像是厂办或是工会的干事，年轻帅气，打一手好乒乓球，特别是不时在文艺期刊上发表作品，是我等中学生心目中的偶像。反右中他被“誉”为“磷肥厂的流沙河”而更引我等注目。现在我才知道，万家骏无辜卷入“四川省文艺界右派反党集团”，被判刑十五年，文革后期在狱中又遭诬陷加判至死刑，幸“四人帮”垮台未被执行。他在宜宾医院工作的妻子因替他中转了另一右派石天河的信件而被打为“右派反党集团的通信站”而获刑五年。可怜他们才周岁的儿子就这样失去了父母亲，由奶奶将他抚养成人。1980年妻离子散的万家骏获平反，重新上班的第一天他就到人事部门要求改名，将万家骏改为万骏，问何故？答曰：我已没有家了……
“乐山磷肥厂”在高峰时期究竟有多少员工（包括临时工），我找不到较确切的数据。据全国性期刊“中国劳动”1957年第13期刊文“乐山磷肥厂抽调窝工工人支援煤矿生产的经验”，该文称：“四川乐山磷肥厂今年由于生产任务的压縮,多余了1,209人”。如果按窝工人数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计，那么全厂的总人数也有五千之众。如果按五分之一计，则有六千人了。由于在1957年磷肥厂已能生产三种磷肥品种和拥有五个矿山，文中所称“支援煤矿生产”中的煤矿也应该是本厂自办的煤矿用于炼焦生产钙镁磷肥，因此我估算员工数量应在五、六千人左右。
那时磷肥产销的特点是成本高、售价低，政府要贴钱经营。特别是象“乐山磷肥厂”这种，交通不便，矿石品位较低，先天不足的厂矛盾就更为突出。现在产量翻番，职工人数翻番，政府的补贴也必然翻番。面对省内新发现的几个各方面条件都优于“乐山磷肥厂”的磷矿，省里把这有限的资金投向何处开始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8年下半年，“乐山磷肥厂”何去何从，终于初露端倪。 1990年代我在成都青白江听原乐山磷肥厂化验室熊文斗工程师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主管磷肥厂是否下马的省长李大章在一次决定该厂命运的会议上提出要亲自听听父亲的意见，于是当即打电话给父亲，父亲将早已深思熟虑的意见报告了李省长：下马利大于弊！于是就在这次会议后不久省里决定该厂下马交地方经营。“乐山磷肥厂”的下马采取了渐退缓行的方式，真正正式宣布下马大约是在1962年。大批骨干调至什邡金河磷矿，部份调至新组建的“成都磷肥厂”生产钙镁磷肥，也有不少调至省内新建磷肥厂及省内各厅局。从农村招的工人原则上都回乡务农，其余留厂或由地方安排。于是这个中国的第一个现代磷肥厂就这样较圆满地完成了自已的历史使命，光荣“退休”了。而此时年届66岁、早已超越退休年龄的父亲也趁势决定退休了。
父亲原来决定去成都定居，并在成都吉祥街看好了房，还帮我在成都有名的四中(即石室中学) 联系好了转学事宜，但人算不如天算，1958年8月，成都突然流行脑膜炎，封锁了交通，加之乐山专区执意挽留父亲留在乐山当顾问，不必坐班，父亲一方面碍于乐山挽留盛情难却，另一方面又怕成都封锁交通影响三个子女转学、开学，踌躇再三，决定暂时先留在乐山。
“乐山磷肥厂”是一个集生产、科研和试验于一体的中国现代磷肥产业的“第一厂”。她的主要贡献在于为我国现代磷肥工业的发展不仅提供了鲜活的样板和许许多多宝贵的经验教训，而且还提供了各种经生产实践验证了的设计依据和参数。同时她又为不少兄弟厂提供了管理和操作人员的培训，下马后她的技术骨干又像种子撒向了四面八方。可以说这个厂就是中国现代磷肥工业的“摇篮”和“黄埔军校”。
从我掌握的资料来看，解放前我国仅在台湾和云南昆阳生产过磷矿粉磷肥，但规模很小，时间很短，且生产方式原始落后，以至于一般文献均未将其列入。目前一般公认中国的现代磷肥生产始于1953年，即“乐山磷肥厂”的投产年。有人称“乐山磷肥厂”为“中国现代磷肥产业第一厂”，而称父亲为“中国现代磷肥产业第一人” ，我认为是名副其实，实至名归。
中国的现代磷肥产业自1953年在“乐山磷肥厂”实现零的突破以来，一直高速发展。目前中国的磷肥企业已有五百多家，从2005年起中国的磷肥产量首次超过美国而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产品由单一的磷矿粉发展到各种高浓度磷复肥。2012年中国磷肥行业年销售产值约800亿元，出口创汇160亿元，解决了7.5万人就业……。面对这些辉煌成就，饮水思源，让我们铭记在那艰难困苦年代中我国现代磷肥产业的拓荒者们！向他们致敬！
（作者附言：“乐山磷肥厂”这部份的史料，主要来源于我父亲的遗物，我的回忆，以及当年在磷肥厂的小伙伴赵真英和程宝善的电话供料。时隔多年，记忆模糊，错漏难免。借此机会吁请知情者不吝指正，请电子邮件与我联络：ng-5@163.com
十，文革中的父母亲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即破四旧，这是文革的重要目标之一。该运动随着红卫兵运动兴起，各地红卫兵冲击寺院、古迹，挖掘坟墓、捣毁神佛、焚毁藏书及字画……流传千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遭受了空前的质疑和破坏，沉重打击了中华传统文化瑰宝乃至民族精神面貌，影响波及数代人，且至今仍无法估量其破坏程度及严重后果。相映成趣的是，台湾几乎同时针锋相对地开展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1966年11月，由孙科、孔德成等人联名发起，内容包括：整理大量的古籍；编印中国历代忠孝人物及其文选；编译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中国人文及社会科学史丛书；翻译介绍西方名著等。
大约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至1977年底，破四旧很快就演变成一埸迫害“黑七类” 的红色恐怖活动。所谓“黑七类”
，即在原来地、富、反、坏、右的基础上再加上资本家、和“黑帮分子”
。此时破四旧的内容和形式已是五花八门，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在光天化日之下任意打死甚至杀死“黑七类” 的现象。值得庆幸的是父母所在的乐山还没有遭遇到这种恐怖的腥风血雨。
1966年10月底，我正在云南马龙农村搞四清，接到了父亲10月24日从乐山寄出的信，信中谈到了红卫兵来家中“清四旧”的事，该信我尙保留，现全信抄录于下：
瑞五：19日来信方才收到，知道一切尙好为慰。
十月十日那天，到了我家清四旧。门口未貼大字报，我可以自由出入，未问我一句，
以后听说，这是照第12条办，受到保护的。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事先我已向组织
自动交待，献出了所有存款。妈妈未受大的冲击，主动交出四旧。这样一来，大家一
道向无产阶级大道前进。有退休费可资生活，万一不够再向儿女商量些，反觉轻松愉
快。阶级还未最后划定，可能资方吧，已尽其所有，只能听党决定，毫无埋怨，只怪
自己不长进。因此希儿女以我为鉴，重视政治挂帅，注意勤俭朴素，注意说话行动，
比人家成份无问题的更应注意，谅你会明白的。此地主客队仍有分歧，前时客队负了，
近来大有反攻平反之势。克莉住处不明，等你下次返昆，等星日到住处去找好些。
一切不必寄回。全家好，问好！
父 （1966年）10-24
（另外在信的頂部尚补充了一句）：家中“熊猫”已交出，现在如寄卖至多100吧
后来我了解到，父母在乐山享受到的这次“中规中矩”的破四旧，是所在居委会的贫协主席L率领着某中学的红卫兵来执行的。L当年可能三十多岁，是个“独眼龙”没有文化也没有工作，她的丈夫可能在专署工作，所以她的家也在我们同一个大院中。母亲与她的私交不错，她一直负责给我家挑水，文姐的儿子江涛幼时曾在乐山托养过一段时间，当时请的保姆就是L。文革初期，L凭穷困当上了“贫下中农协会”主席。按理城市中是没有农民的，但鉴于革命形式需要有这样一个组织来战斗在第一线，因此就由贫下中农出身的人来组成这样一个机构。该机构看似是一个民间织织，与政府脱钩、头头们没有干部编制，没有工资，但实质上它是一个基层的权力机构，与红卫兵组织一样，都是江记中央文革为了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豢养的一批打手，他们可以无法无天但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或无法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也许由于父母平时没有得罪过L，也许父亲在乐山也算开明人士、统战对象，解放前无罪恶，解放后无现行并有重大贡献（创办了新中国的第一个磷肥厂），因此整过抄家过程相对而言是较为平和的。他们先宣传了破四旧的伟大意义，然后搬一把藤椅放在院子中，让父亲坐在那里，让母亲自己将“四旧”一一交与他们。正如父亲信中所言，在之前他们早已将上万元的全部存折和公债券主动上交。此次母亲上交的所谓“四旧”主要是她三十多年来所积攒下来用于养老的“私房钱”——数十枚黄金手饰(其中有六个金戒指是文姐在五通桥时数年养蚕卖茧所得)。母亲后来解释说，父亲比她大二十岁，在安源刚与父亲结婚不久，就发生父亲在矿井下因瓦斯爆炸而险些丧命的事故，这让母亲意识到，如果父亲一旦离她而去，她很可能陷入无经济来源的绝境，所以从那时起她就千方百计将节省下来的钱换成黄金首饰积攒起来，搬来乐山后由于住在大杂院，人员较复杂，母亲就将这包金首饰埋在了厨房的地下。那天抄家时，本来是“文明”抄家，来者虽不善，但却颇有君子风，动口不动手，他们连箱子都没翻又且会掘地三尺。但母亲早已是惊弓之鸟，为了保护父亲她不敢冒险于万一，只好主动掘地将它交了出去。这包首饰最后是用我们家那把最大称重为五十斤的大称来计量的，好像有两斤多。另外抄走的“四旧”还有：南京房产的契约、两把明清古扇、玉石身望远镜、熊猫牌收音机和两皮箱衣服和杂物。衣服中还包括我们子女存放在家中的，瑞明一件才穿过一冬的厚棉衣也抄走了，害得她那年在农村冻得发抖。整个抄家过程大约只有两个多小时，总算大家客客气气、相安无事，L等写了收据，抬着战利品兴高采烈地凯旋归去。至于这次抄家的理由或父亲是何罪名被抄家L等并未说明，在文革期间父亲未受任何批斗，只有一两张大字报提到什么反动学术权威和里通外国等，但只是扣帽子，没有实质内容，但奇怪的是没有人提父亲是资本家。
抄家的人走了，晚饭后父亲也就象往日那样拿着个拐杖外出散步了，平时父亲晚上散步一般都是就近去公园，约一个小时就回家，但这次出去了两个多小时还未返回，母亲着急了，开始外出寻找。公园等各处父亲平时最爱去的地方都找遍了，不见父亲踪影，最后九点多钟，街上人影已稀疏，母亲才在附近的一个码头下发现了父亲，在漆黑的码头石阶梯上父亲孤独地坐在那里，前面就是滔滔的大渡河水┈┈！
以后父母再也不提那天晚上发生的事。父亲那晚在河边想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是否想一跳了之？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这决不是心疼那些被抄去的财物，其实刚一解放他就明白了，这是一个以财富定罪名的“新社会”。越富有罪恶就越大，越贫穷就越革命、越光荣。于是他与何熙曾联名给政府写报告：无偿将吉祥煤矿上交；他主动将南京的一套小洋房无偿赠送南京市军管会；他主动将老家奔牛的两套房产赠与亲戚；他在省工业厅被评为二级工程师，按理月工资应有二百四十多元，但他执意只要一百四十元，历次涨工资他都拒绝增加直到退休、去世。三十年工资及退休费都是一个常数，不知国内有几人？！
父亲信中所言：“这样一来，大家一道向无产阶级大道前进……反觉轻松愉快”等语，显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阿Q式的自我安慰，目的是让全家人不要窝心生气。父亲此时确实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了。规矩作人、老实做事、辛劳一生，落得如此下场，天理何在？父亲真能“反觉轻松愉快”吗？……
至于父亲信中所言：“阶级还未最后划定，可能资方吧，已尽其所有，只能听党决定…”一段，是当时的说法，运动后期要重新划定成份。父亲1951年划定的成份是“职员”，但1956年后作为吉祥煤矿股东之一拿了定息，因此他担心成份会改为“资本家”，殃及子女而自责不已。
后来的事实证明，除我的家庭出身在1960年我高考政审时，被“乐山高级中学”非法擅自篡改为“工商业”外，父亲本人及其他子女均未改变，仍为“职员”。在那个强调阶级出身的年代，我一下被贴上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标签，害得我进不了心仪的大学，学不了心爱的专业。我多年申诉无果，反而在大学毕业鉴定书中落得“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线”的罪名，因为“拿了定息就是资本家”，这在当时是一条最朴素的真理。
其实早在抄家之前，父母亲早就在家自行“破四旧”多次了。文革初期父亲就在报上看到：郭沫若称自已以前写的书都应该燒掉。他就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他们首先将所有解放前的老照片和信件、文件等全部烧毁。然后处理书籍。父亲一生爱读书，经历抗战逃难和十多次的搬家折腾，已淘汰了不少书，现在剩下的数百部都是大浪淘沙后的精品。他想为他心爱的书找一个好的归宿，找过当地的图书馆和学校，甚至给“成都地质学院”图书馆写信，恳请接收。结果没有一家愿“笑纳”，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谁愿意找些虱子来头上爬呢！结果只有一咬牙，叫了一辆板板车，当废品拉走了。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岁月里，书籍确实也只能是“废品”！这批书中有：地质和采矿的外文原版书；中国地质学会主编的“地质学报”一套，好象是从1930年代至文革前(听父亲说其中缺了几本)；20世纪初日本和中国出版的“中国地图册”几本；线装书几套，其中一套是袁枚的“随园诗话”……
亊后我曾质问过父母亲，既然有预感要抄家，为什么不叫当时还在乐山附近农村插队的弟妹和在成都的文姐拿些走呢？他们轻轻说了句：不能连累你们。只有我鬼使神差、歪打正着地两年前拿走四幅明清古画送给了瑞璋姐，一年前拿走了二十多张老照片去充填我那本精美的相册。这篇文章中所插入的老照片都是那次我无意中抢救下来的。
文革时期，原湖北利华煤矿革委会还曾派专案组人员在乐山政工干部的陪同下来家中找父亲调查。专案人员穷凶极恶拍桌打凳要父亲承认自己当年在利华煤矿所在城市黄石市所参加的工程师恊会是反动组织，另外还要承认在利华煤矿镇压了工人运动。生性胆小怕事的父亲这次却异乎寻常的冷静，说工程师恊会纯属联谊性质，一年難得聚会一两次；而本人在利华煤矿不是资方、只管技术，与工人无利害冲突。加之一旁的乐山政工干部不但不为来者帮腔，反而对他的过激方式予以制止。最后来自湖北的专案人员只好悻悻而去。
1972年11月父亲在参加乐山地区政协的学习会时，传达了中央关于文革中查抄財物的处理精神，凡查抄对象属人民内部矛盾的，其財物应退还，父亲被列入首批退还名单（仅六人），但因金额超过了当地规定的五千元上限，放在运动后期处理。当时仅退还了两皮箱衣物折合人民币共貮拾捌园另五角（28.50元，真搞笑啊……），另外收音机等一些贵重物品均称不见了，待查，以后就没了下文。房契、古扇等有四旧之嫌而不敢追问下落。可见当时对查抄財物的管理十分混乱，相当一部份进入了查抄者的腰包，这在文革后的回忆文章中已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在湖南道县、北京通县等地为了霸占四类份子的老婆或房产而将其家人及子女全部殺死……
大约是在1974年下半年，瑞文姐在医院分到了新房，此时她已是医院革委会成员，当驻医院的工、军宣队知道文姐父母身边无子女照顾并在乐山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他们当机立断决定将父母接去成都同住。那天是工宣队的范师傅亲自开了一辆大货车，还有军宣队的军代表老陈随同帮忙，顺利搬家。二老去了成都，不仅身边有文姐悉心照料，而且摆脱了L之流的非法干扰，让我们子女放下了一桩心事。
70年代未摄于成都文姐家
父亲1958年退休时，因故临时决定暂住乐山的，哪知这一住就是14年。现在也很难评价这一步的凶吉祸福，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二老在乐山总算平安渡过了凶险的文革。当然如果搬迁去了成都，我肯定能考上一所更好的大学。
大约是在1978年，乐山有关部门退还了12年前父母主动上交的存款及被查抄的金首饰的折价款。两斤多的金首饰是按当时银行的黄金收购价每两八十多元人民币来折算的（每斤十六两），而且戒指上最值钱的钻石被说成是玻璃珠，统统撬下没有计重、计价。这些“玻璃珠”又不知落入了谁的腰包！
那时全国各地都在落实政策，当父亲得知要补发定息时，他心有余悸，马上给吉祥煤矿去了一封信：
吉祥煤矿党委：
我叫谢任宏，解放前曾任吉祥煤矿矿长，解放以后，我作为原吉祥煤矿股东之一，
从1958年开始接受了由贵矿寄来的定息，至1963年底，由于我的儿女逐渐参加工作，
家庭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本人曾去信表态自愿放弃。
这笔定息，因之自1964年以来再也没有领取。近来听说国家准备补发1964年后的定息，
对此，本人再次表示如下的态度：
1, 任何人(包括本人子女) 不得私自领取这笔资金，如有发觉，请贵矿拒付。
2, 从1964年开始，属我名下的所有定息全部捐献给吉祥煤矿，作为资助矿山建设和改善福利之用。
以表本人对社会主义“四化” 建设一点心意。
谨上
谢仁宏 1981-4-11
吉祥煤矿于1981年5月18日回信称：按你的意见拟文呈报上级，根据指示精神，对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根据党的政策，望你能将应领未领的定息领去。
这样又反复客气了两次后，终于在1981年7月8日，吉祥煤矿给父亲汇来了从1964年1月至1966年9月止的定息共计：3517.12元。我算了一下，平均每月106元，尚不及当时父亲一个月的退休费。如果从1958年1月起算，总共领了8年另9个月的定息，共计11183元。另外根据相关资料得知：1978年上海、天津两市，根据中央精神补发资方定息和错划右派工资，是从1966年至1976年，共支出了四亿元。1979年中央发文：上海、天津已补发的不再追回，尚未补发的不再补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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