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瑞五
七，流亡四川
可惜好景不长，中华民国命途多舛。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得刚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获得了艰难进步的社会，又立即面临着令人痛心的破坏与倒退，使喘息稍定的苦难人民，顷刻之间又要被推进一场更大的战乱和混乱之中！
抗日战争爆发，国难临头了！1937年，“8.13” 日军进攻上海，苏南告急，年底大表哥姜泰南的父亲姜季桓先生，雇了一条木船，带上祖母和遂成的一家，从常州有惊无险到了黄石。父亲和他的母亲和姐姐就这样在战乱中意外重逢了。随着战事的进一步升级，1938年4月湖北和大冶当局发布命令：大冶厂矿全部停工，立即内迁！1938年7月，日军进攻武汉，形势急转直下，利华宣布解散，除父亲一人留任，每月有些许津贴外，其余的每人发给200元遣散费，另谋生计。我们一家和遂成一家、谢伯林一家，共近二十口人，上有82岁祖母，下有不足周岁的婴孩，还有孕妇，何去何从？在这关键时刻，湖南邵阳籍同事颜绩图工程师邀约去他家乡暂住，于是老老小小一队人开始了流亡生涯。费了好大精力，总算搬到了邵阳。
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父亲在离开利华时，将两大樟木箱的无法带走的较珍贵的瓷器和衣物等寄存于汉口金城银行的地下金库中，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这两箱器物也慢慢从父母亲的记忆中消失了。哪知二十六年后的1964年，父亲突然接到一封汉口某单位来信，称那两箱器物尚在，请去认领。于是父亲委托在西安工作的我的二姐夫专程前往认领。箱子上下用夹板紧固，绳索捆扎，完好无损，上面写有利华煤矿谢任宏等字样。二姐夫不辱使命，先将两个箱子托运西安，开箱取一些物件留用后又再托运至成都瑞文姐处。文姐调迁深圳时，将这两只空樟木箱留给了我，1991年我移民香港时又从成都托运深圳交给了瑞友弟，2003年我在深圳购房后这两只樟木箱又回到了我的家中。有一只箱中所垫的防潮纸上还赫然印有湖北汉口的制售商家名称，及1932年的出厂日期。这两只年逾八旬的樟木箱，跟随我们颠沛流离，见证了我们谢家的沧桑岁月，尽管周身伤痕累累，但坚固依旧；尽管与周围时尚的陈设毫不和谐，但我不会抛弃它。
搬到邵阳不久父亲又去汉口拜访老友何熙曾，何伯伯时任南京永利宁氨厂原料部主管，他邀父亲入川，负责为永利宁川厂筹建煤矿。父亲考虑战乱时期可能较长，找工作非常困难，自已从常州老家带出来的一批亲朋好友还要养家糊口，在大后方另起炉灶，可能是唯一合理的选择，他同意了何的邀请。在邵阳与祖母和家人合计后，祖母表态要留在邵阳，因她年事已高经不住颠沛流离的生活，另外她也舍不得侍奉她体贴入微的孙媳周维英。父亲没有想到，与祖母的邵阳一别，竟成诀别！祖母于1945年上半年在邵阳无疾而终，享年八十七岁。并于1947年由水路运回祖籍安葬。
此时何伯伯不断发来电报催促动身，因为去重庆的船票非常难弄，他已定好了宣昌至重庆的轮船票，千万不能错过。于是父亲带着两位夫人，四个女儿，遂成及谢伯林一家人等共十多人匆匆忙忙踏上了流亡之旅。1938年11月12日刚刚抵达长沙的第一天，就碰上了抗战中三大惨案之一的“长沙大火” (另两件是“南京大屠杀” 和“花园口决堤”)，半夜在岳麓山下的荒郊野外避难，饥寒交迫、惶恐不安地望着长沙城内的熊熊烈火映红了半边天。朱氏大妈本来就体弱多病，这一受惊吓又感风寒马上就病倒了。好容易在长沙乘船到了宜昌，按期赶上了民生公司的一班货轮，该货轮是承运金陵兵工厂的迁川物资，由于超载半途搁浅三天，朱氏大妈在船上找不到诊治药品，父亲急得团团转，千方百计才请到一位杨小姐来出诊。这位杨小姐是湖北省主席杨永泰的千金，她虽医术不俗，但随身带药不全，她坦言只能管三天内的安全。一周的航程，十天才到，船一靠重庆岸，即请医生登船为大妈冶病，然而已无力回天，顿时停止呼吸而去世，一到旅馆就办丧事。
直到抗战胜利后，父亲才出巨资将湖南老母灵柩一具及重庆朱氏发妻棺椁一具，从两地包船从水路运回常州南村老家安葬，落叶归根，死者安息，生者安心。1990年我赴港定居前，曾在瑞琴大姐和士坚大哥的陪同下第一次踏上了南村的土地。在南村我们住在谢景松家中，他带我们看了父亲的 “血屋”(即出生处) ，是木结构瓦房，已破旧不堪，无人居住。他又带我们去看了祖母和瑞琴母亲的安葬处，不过棺木早在1958年改坡造田时被毁。当年农村成立人民公社，私人家的坟地、场院一律被无代价收归公社所有。毛泽东又说不应让死人占活人的地，倡议平坟，全国到处铲平坟地，连周恩来都赶紧平了其父母的坟，我祖母和大妈的坟焉能幸免？极左思潮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破坏也可见一斑！想不到千里迢迢魂归故里，而十年后竟在自己的家乡成了孤魂野鬼！可叹！我们只是在现在已是菜地的原坟地按当地风俗燃香烛、烧纸钱，算是对先人一个迟到的祭奠！
谢景松的父亲谢伯林是我父亲儿时的小伙伴，也有一些亲戚关系，但辈份要低一辈。谢景松与谢遂成都是从利华煤矿时期起跟随父亲走南闯北的，两人都十分聪明，悟性极高，深受父亲器重。但他们二人的性格反差很大，遂成老实内向，有些像他的叔叔即我的父亲；而景松精明活泼有些像何熙曾。景松在解放初期的吉祥煤矿三反运动中受冲击，后来何熙曾把他介绍到省地质局位于西昌的403地质队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2年退职返乡南村务农。文革后平反，403地质队的两名政工干部亲赴南村住了几天，为他落实政策，并当即将正在念中学的小儿子谢兆荣帶至该地质队参加工作。兆荣也没有辜负他父母对他的厚望，在地质队表现出色，曾派到清华大学进修，早已是中层骨干，女儿即将硕士毕业……谢景松和邹惠芬夫妇也应含笑九泉了。事实证明，景松当年退职返乡务农是明智之举，当时他母亲尚健在，是贫农成份，这把大红伞庇护他一家躲过了政治风暴的摧残，也平安渡过了祸害全国的饥馑年代。
刚办完大妈的丧事，何熙曾就赶来旅馆通报一个坏消息。原来永利川厂勘定煤区已被国府迁建委员会列入公办，不准民营。父亲闻讯，进退两难，焦虑万分。此时(1939年春)黄世让令父亲乘飞机到石家庄为当地大华纱厂堪查煤区，正在此时又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我未曾谋面的一位小姐姐瑞华，因在一两个月前的逃难途中，一次摆渡上船时，因人多拥挤，船下的人举着小瑞华递交给船上的人时，不慎失手将瑞华跌落江中，受惊吓身体免疫力降低，落水受凉竟由感冒转为肺炎。由于当时医治肺炎的特效药盘尼西林(青霉素) 被列为了军用物资，黑市上卖到一两黄金一支，但一旦被抓到就以倒买军用物资获罪，轻者坐牢，重者杀头，医院和市面上根本就没有买。这种可治、可救的普通疾病，在战时的陪都重庆竟然成了绝症，眼睁睁就看着小瑞华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小瑞华是父亲最爱的孩子，她活泼可爱，十分聪明，每当父亲回家，她能从众多上下楼人员中准确无误地鉴别出父亲上楼的脚步声，并立即跑去拿了父亲的拖鞋，站在门口恭候。这次父亲要出差了，出了大门后竟三次返回望着高烧不退的爱女，不忍离去，他告诉母亲要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就在父亲离开三天后，小瑞华不幸夭折，年仅四岁。几十年后，父母亲偶尔谈起小瑞华时仍唏嘘不已！
父亲在石家庄查找煤矿的结果是：煤层薄，不宜开采。因利华还有一套采煤设备迁到了四川，父亲据黄世让的意见也曾在川物色适合利华开采的煤田，但由于四川是大后方，资源委员会有意把川建成战时中国的工业基地，凡是有开采价值的新煤矿，都必须公办，而开采价值差一些的还往往有地方势力的阻挠，真是寸步难行啊！
在重庆的这段期间，父亲曾一度受翁文灏领导的资源委员会委托，去西昌境内，金沙江畔堪查和兴办金矿，以补战时国府黄金储备的严重不足。后因沿途匪患猖獗，尽管有国军武装保驾，但仍三次遭劫，尚未到目的地，物资和马匹就被抢劫一空，还险遭不测，只得作罢。解放后父亲对这一段经历讳莫如深，从不提及。现在回想起来不外乎是怕引火烧身，自投罗网。因为资源委员会是伪政府部门，替它做事就是伪职员，另外更恐怖的一点是：当时的政府部门对派往军阀盘踞区或匪患严重区的文职人员往往要假授军衔，穿军服，掩耳盗铃，以壮行色。父亲被授了什么军衔不得而知，但着军服的照片我们是见过的。这种本来是为了抗日而被当局编导的一场善意的假把戏，但解放后却往往被当作真证据来定罪，我的两位岳父大人(叶和黄)都曾因这种国军的假军衔而当了中共的真罪人！幸好父亲的假军衔未被那些人得知而逃脱一劫！
谢景松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抵川第一年的生活的：“国难中，逃到四川后方者日多一日，我们1938年到1939年遭受失业，靠任公一人的利华公司留任薪金维持(生活)” 。
1939年秋，父亲又受何熙曾伯伯的邀请，前往四川洪雅县高庙，为何个人拉邀集资，创建的大公铁厂工作。初创时，身为采矿工程师的父亲，每天都早出晚归，在深山老林中穿行，堪察和规划铁矿石的开采和冶炼。雨雪天还须穿上带铁爪的麻草鞋，以防滑摔倒。这与在湖北的生活真是天壤之别啊！与此同时，母亲和遂成及伯林全家搬迁到了江津白沙镇上居住，1940年夏天，父亲又在乐山牛华溪找到了更理想的居住处，于是母亲等又从江津搬到了牛华，安置妥当后，遂成和景松即奉命前往大公铁厂报道参加工作，结束了一年半的失业生涯。由于炼钢的技术含量较高，而战时的建厂条件又太差，筑炉的材料和技术都达不到要求，因此开炉时出不了钢，只有改成土炉炼白口铁。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时，条件较大公好得多，尚不能出钢，因此大公的失败应在情理之中。父亲在大公主要负责采矿，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铁矿石堆积如山；而冶炼是由何另请的冶金工程师负责，何雄心扫地，自感问心有愧，对不住父亲。何一面靠金城银行的贷款维持大公的残局，一面又另辟蹊径，大胆创新，在乐山成立“公大矿化业社” ，让煤矿和盐厂联姻，硬是在山穷水尽之时迎来一线柳暗花明。
抗战时期，大后方四川的盐业和煤业，兴旺发达，供不应求，自流井(现称自贡市) 的久大盐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井盐厂之一，用煤量很大，由于交通不便，没有铁路和航运，全靠简易公路运输，因此只能采购附近土煤窑的煤来炼盐。何熙曾伯伯看准了这个机遇，决定邀请父亲在自流井附近的威远县创办新煤矿，所产煤全部供久大用，这实际上是一个久大盐厂附属的专用煤矿，但煤矿是由何伯伯任总经理的“公大矿化企业社” 投资经营的。“公大矿Description: 老照片003(600dpi)化企业社” 是一个多种经营的股份制企业，它公开向民间集资，父亲和谢景松都仅仅认股了三百元，属于最小一级的股东。“公大矿化企业社” 的另一资金来源是靠金城银行贷款，本来战时局势动荡不定，银行一般是不对新办私营企业贷款的，但当时何伯伯还兼任着金城银行西南区专员，主管企业投资业务，他用合法的权利成全了自己的理想。
1940年下半年父亲从洪雅大公铁厂来到威远铺子湾创建恒丰煤矿，并担任矿长，负责全矿的生产和管理。原湖北利华煤矿班底主要技术骨干受父亲之邀，不少都重新聚集在了父亲旗下，这是自1938年利华解散，大家各自漂泊两年后，在大后方的再聚首，都盼望战争早日结束，能过上安定的生活。由于该矿系匆促上马，开采前因没有钻探机械而对煤层及地质构造未能详细勘察，当正式开采后才发现：煤质虽好，但煤层较薄，采煤时要先斫岩爆破，成本高，操作不安全。尽管成本高，但靠近公路，运输成本低，且当时煤是紧缺商品，价格较高，所以利润还是较理想的。在父亲一生的矿业生涯中，恒丰这几年压力是较大的，这种先斫岩爆破再采煤的工艺是很多煤矿不愿或不敢采用的，但在当时的恒丰矿别无选择，只此一条生路。为了确保生产安全，父亲几乎每天都在矿上，经常下井检查工作，身先士卒，以身示范，把安全放在首位，然而不幸的事件终于还是发生了。1943年一次在井下用电钻斫岩打炮眼时，火花引起瓦斯爆炸，造成两死一伤的悲剧。恒丰矿采用井下爆破采煤的工艺，近三年仅死亡两人，这不要说是发生在六十多年前的战争时期，就是放在今天的中国也还算是说得过去的事故指标。但父亲把此事看得很重，他不能再让这种潜伏着危机的不安全的生产方式继续下去，他向何表达了去意。何伯伯当然也有同感，因为他们毕竟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在日本接受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洗礼，管理观念上是较为现代的，生命重于金钱，安全重于效益是他们的基本准则。何伯伯当机立断，决定放弃恒丰，另起炉灶。
1945年春节摄于威远
八，吉祥煤矿
1944年何熙曾伯伯受由金城银行和交通银行投资的自流井自立煤号的委托与四川军阀张仲铭谈妥，租办他在乐山五通桥的吉祥煤矿。条件十分简单：张仲铭只按产煤量提成，每吨煤提纳租金煤5%，即每开采100吨煤，其中有5吨是属于张的，且张不承担亏损、事故等其它任何责任；当日产煤100吨时，累计改纳租金煤10%，随提随取，不得拖欠，为期三年。张仲铭与父亲和何伯伯三人都是同年出生，他在四川也算得上是个名人，在五通桥更是家喻户晓。当他们年轻时，如果说父亲与何伯伯走的是实业救国的道路，那么张伯伯追求的就是武力救国，乱世枭雄。下面摘录一点他的资料，以便从另一个侧面来观察那个时代。
张仲铭，原名张志芳，清光绪十八(1892)年出生于犍为磨子场双全坝(今五通桥区金粟镇双旋村)。民国元 (1912) 年春，入重庆军政府将弁学堂*，刘伯承也同期考入。张刘二位同窗，交情很深。二人毕业后分道扬镳。……张后来任刘文辉部第五混成旅旅长。因排行第二，人称“张二旅长”。
民国十二(1923)年，四川“讨贼之役”，刘伯承时任四川第一军第二混成旅团长。是年八月，在大足县观音坡一带与吴佩孚属王天培部激战中大腿受伤，即送成都就医，经吴玉章介绍与杨谙公相识。……次年，四川形势急转直下，刘伯承深知杨森决并不容他在成都，经挚友们多次计议，张仲铭执意邀刘秘密赴其家调养。并亲自护送刘抵五通桥，与家人交代数日后返蓉。经半年多调养和锻炼，伤腿完全康复，临行，张派人赶回，提供盘费500元，并叮嘱再三护送，刘便与吴玉章一起从五通桥赴上海。
民国十五(1926)年，中共四川军委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领导顺庆(南充)、泸州武装起义，次年4月11日，四川军阀刘湘拼凑的川黔联军围困驻泸州的刘伯承部。张被刘的大义凛然所感动，毅然派军需处长袁俊德带兵潜入泸州，将刘伯承接出，护送至富顺，重兵保护。次日(5月24日)以押送粮草为名，将刘送走。刘脱险后，取道赴上海，再转南昌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
民国二十一(1932)年“二刘之战”*后，刘文辉溃退西康，张被委为教导师师长，到职三天，不堪其苦，宣告脱离军界。民二十三(1934)年携家赴北平过寓公生活。次年迁往苏州。民二十六(1937)年抗战爆发，迁回成都，投资兴办实业，先后开办五通桥“吉祥煤矿”、“还浦”“双全”二盐灶及成都“启明电灯公司”，入股乐山“嘉裕碱厂”、“嘉乐纸厂”等。并与其兄张富安(仲权)捐资光华大学建“富铭堂”。
解放之初，应刘伯承之邀，赴渝重逢。1951年被委为川南行署财政厅副厅长，因不克其职，仅4月即辞职返五通桥。1956年被增补为五通桥市政协委员。1976年2月9日病逝，终年84岁。
摘录于《五通桥区志》1992年版 p.962～964
何伯伯代表自立煤号与张仲铭签订合同后，就邀父亲当矿长，全面管理生产和销售；何伯伯任经理，负责对外采购设备和资金周转。
抗战期间不少内地战区的单位和人员逃难到了四川，五通桥也不例外。离吉祥煤矿不远，有个叫金粟乡的地方，内迁的川康毛织厂和从天津塘沽迁來的范旭东的永利宁碱厂就设在这里。永利宁碱厂在五通桥的新建厂又称永利川厂，侯德榜担任厂长兼总工程师。由于四川的条件不适于沿用氨碱法，侯德榜特于1939年率队赴德国考察，准备购买察安法专利。在对方提出辱国的条件下，侯德榜愤然中止谈判，立志自行研究新的制碱方法。1941年，侯德榜经过艰苦努力，硬是在这个毫无工业基础的穷乡僻壤终于研究出融合察安法与苏尔维法两种方法于一体及制碱流程与合成氨流程两种流程于一炉的联产纯碱与氯化铵化肥的新工艺，这就是享誉世界的“侯氏制碱法”。侯德榜后来被誉为中国化学工业的先驱并荣任新中国的首任化工部部长。
在金粟乡附近一个名叫桥沟的地方，父亲的好友、重庆时期资源委员会的同事，日本留学生李德铨先生，创办了桥沟钢铁厂，父亲曾带我去参观过，记得有一座炼铁小高炉，觧放后李成了四川省冶金厅总工程師，我的妹夫庆生文革后从新疆调回成都时他曾岀面帮忙。
父亲在五通桥的另一位好朋友就是著名钢琴家鲍惠乔(世界冠军庄则栋的原配夫人)的父亲鲍國宝先生，鲍早年留学美国，当时任氓江电厂工程师，电厂与吉祥煤矿相距不远，两厂唇齿相依互供煤和电。父亲也曾带我去鲍家作客，见过小惠乔，看过她的小人书，但似乎未讲过话。解放后鲍國宝调北京任电力部总工程师。
另外在牛华溪，还有内迁的亚西机器厂。抗战时的乐山、五通桥真可谓藏龙卧虎，精英荟萃啊！
1945年2月父亲与何伯伯以资方(自立煤号) 代理人身份到吉祥煤矿上任。该矿原来是一个土法采煤的小煤窑，井下被水淹没，又无机电排水设施，已无法开采，所以矿主才以这样优厚的条件转租。像吉祥煤矿这样的原始土煤窑，在当时的四川彼彼皆是。父亲接手吉祥煤矿后，秉承他一贯的办矿十六字方针：安全生产、技术先进、因地制宜、着重效益，对吉祥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造。如：修建十公里运输公路，架设了通往岷江电厂的十多公里的高压输电线路，安装了机电排水和电动卷扬运煤拖车等等一系列较先进的采煤设备，把一个土法开采的小煤窑改造成了在当时四川还算较为现代的煤矿。父亲和何伯伯都没有在吉祥投入一分钱，技术改造的全部资金贷款均来自金城银行和交通银行所投资的自立煤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战争结束。逃难进川的外省人都纷纷返回故里。利华煤矿的黄世让也来电催促父亲返黄石复工，父亲考虑再三，决定留在四川。其原因有三：第一，当时吉祥煤矿正值改造升级中，不能停工，否则银行的巨额贷款无法偿还。第二，如父亲离开吉祥，那么已在吉祥上班的一批原利华技术骨干也将随之撤离，釜底抽薪，让“新吉祥” 胎死腹中。第三，入川时已付出一位发妻、一个爱女的沉重代价，而今子女太小，心有余悸，不敢贸然再来一次大迁徙。于是父亲抽空回了一趟利华煤矿，向黄世让负荆请罪，讲明原委请求谅解，黄理解父亲的苦衷，依依惜别。对于父亲这次留川的重大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祸兮福兮？现在已很难评说，因为历史没有如果。但我认为父亲如果真的回了利华煤矿，肯定可以拿高薪，住小洋楼，而且资本家的帽子也扣不了头上。然而却可能因“一家发财千家怨” 而招来杀身之祸！文革中近在咫尺的吉祥煤矿没有来找麻烦，而远在千里之外的黄石原利华煤矿却派来专案组，调查所谓的镇压工人运动等天大问题，这即是一例。父亲晚年曾多次说过：原利华煤矿的几个职位较高的同事，解放后几乎都非正常死亡了，包括那位安排我祖母等人到湖南邵阳他家乡避难的老实巴交的土木工程师顏绩图也自杀身亡。
失去父亲这一精英团队的利华煤矿，战后似乎就风光不再，每况愈下。据黄石市的官方资料记载：1951年8月，利华煤矿负债116亿元(旧人民币)。经省政府批准公私合营，商定政府投资120亿元，除以20亿元还债外，其余96亿元由资方负责偿还。1952年7月2日 源华、利华合并，称湖北源华煤矿公司，有职工3900人。至此，在民国黄金十年中那颗冉冉上升的煤矿新星──湖北利华煤矿就这样陨落了。
吉祥煤矿改造完成后的正常生产大约是1946年。此时抗战胜利了，吉祥煤矿的资方“自立煤号” 要把投资撤出四川，于是吉祥煤矿将本带利先后分批还清，从1948年起吉祥煤矿与“自立煤号” 脱离了关系。我不知道“自立煤号” 与吉祥煤矿及吉祥煤矿与张仲铭的合同究竟是怎样签的，但据我现在的理解，也就是从这时(1948年)起，父亲和何熙曾实际上已由资方代理人变成了吉祥煤矿的股东。也就是说谢、何二人虽然在吉祥煤矿无分文投资，但在合同中应有规定，他俩是技术入股，俗称入干股。其实父亲、何伯伯与张仲铭三人，解放后不久就与吉祥煤矿脱离了关系，无任何往来。但是他们三位都是“名人”，都是“统战对象”，于是当1956年公私合营清资核算时，有关部门可能出于一番好意，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有定息派在他们三人名下。其实这种股份在很多政策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和大单位是不按定息对待的（如当时重庆的天府煤矿），而是按“入股分红”处理，就相当于在银行存款拿利息。该定息当时父亲没有敢要，但1958年父亲退休时打算搬去南京或常州或成都定居，急需花钱买房子，于是通知吉祥煤矿寄来了定息。谁也没有想到这种意外的“恩赐”后来会给家人帶来众多的灾难。
母亲大约是1945年底至1946年初从威远搬去五通桥的，因为我曾听她讲过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时，威远城内通霄放鞭炮的情景。
好容易盼来日本投降了，但内战又开始了。而四年内战对四川经济的破坏与八年抗战相比，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1948年和1949年，盐业萧条，用煤量骤降，吉祥销量受阻，又要还银行的贷款，市面通货膨胀，人心惶惶，日子很不好过。整个1949年由于战事和國民党溃败，引发通货膨胀，民不聊生，金圆卷、代金卷滿天飞。我记得连吉祥煤矿都发行了金圆卷（或是代金卷?），印制得还十分精美，这可能吉祥煤矿有金城银行这个大股东，是用印钞机、钞票纸印制的。那几年由于经济萧条，煤的销量很差，发工资都成问題，父亲与吉祥的职员拿同样的工资（好像每月70多元），同舟共济，共渡时艰。
照片摄于1950年五通桥，后棑为二姐瑞璋、三姐瑞文，前棑右起为作者、妹瑞明、弟瑞友。
1949年底乐山解放后，吉祥的经济危机并未立即好转，而当时何伯伯又远在香港(何在国内有多处兼职业务，他每年仅来吉祥煤矿数次，每次数天) ，全矿重担落在父亲一人身上。更有甚者是当时开始普及舆论：“资本家剥削工人” 等，父亲与何伯伯商量后，决定把吉祥煤矿无偿交政府接管(张仲铭的利益除外) 。父亲多次书面申请后，终于有了结果，川南行署派来了驻矿工作组，工作组组长尹聚泰也是军管会的军代表，他也是个常州人，中学文化程度，是个小官。他对父亲非常关心、十分友好，就是他建议父亲的名字由任宏改为了仁宏，父亲接受了他的建议，从此后一直以仁宏为名。现在看来尹代表善待父亲是秉承了上级的指示，政府了解父亲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有真才实学的，可以重用的工程师。
果不其然，才解放不久就借调父亲去川南行署工业厅工作 ，从此再也没回过吉祥煤矿。
身经满清封建帝制、民国肇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父亲就这样带着希冀和疑虑的复杂情感跨入了又一个新朝代。
（待续）
2014年4月5日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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