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瑞五
三，留学日本
1912年3月父亲在常州中学毕业后，马上又考入“常州府中学堂附设高等实业专科”的农科(另外尚有土木工程科和简易化学科) ，同年四月就开始上课了。
据校史记载：高等实业科学生共56人，其中农科22人。高等实业科创办伊始，教学设施简单，但学生天性聪颖，学习认真，所学课程，均能领会，进步很快，教员甚为赞赏。
高等实业科经费由武进县承担，预算常年经费银1万元。不久便发生困难，以一县之力，不足以负担。呈报教育部，仅表示赞许，然爱莫能助，不能接济经费，于是武进县议会决议停办。
高等实业科停办，学生为前途而忧虑。校长屠元博表示，在国内不能完成学业，我一定设法将你们送到国外去。经多方奔走游说，武进县议会终于决定，每年拨银4000元，资助学生赴日本留学。其中完全公费2名，公费补助16名，另有5名完全自费，共23名，组成常州留日团，由常州中学教员朱勖时为伴送员，于1913年4月10日到达日本东京。每年4月10日，常州中学留日学生照例召开到日纪念会。1915年12月成立常州中学校友会日本分会。
一个并不算十分富裕的武进县，成立常州留日团，每年拨银4000元来支助18名留日学生，为国家培养人材，这在中国的留学史上也是一个可圈可点的罕见范例。很幸运的是，父亲就是这十八名受助留日学生中之一员，而且是两名享受完全公费的留学生之一，由此可见，父亲确实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由于当时家境较差，父亲留学五年中没有花家里一分钱，中途也未回国探亲，学成回国时还带回不少节衣缩食省下的银两。
1868年1月3日，日本的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政复古”诏书，这是日本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的开始。经历了约三十年的一系列改革，日本消灭了国内的封建割据势力，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使日本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基本实现了国富民强，成为了亚洲的第一强国。特别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区区小日本居然打败了我泱泱大清，国人大跌眼镜的同时也痛定思痛。一大批青年学子眼前一亮，茅塞顿开，认为中国也应仿效日本改革图新，国富民强。于是辛亥革命前后一大批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取经，掀起了一股留日的热潮。父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到日本留学的。
他们抵达日本东京后，分散租住在普通日本老百姓的家中，开始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日语和熟悉日本的生活。学日语的方法是，有时到专门的日语补习学校上课，但主要还是靠自学。由于和日本人朝夕相处，时时生活在日本语的环境中，因此事半功倍，加之父亲十分勤奋刻苦又聪慧过人，不到一年时间就基本达到了“四会”，即会听、会讲、会看、会写。
1914年春父亲考入日本国立秋田高等矿山专门学校，学采矿，这是当时日本最好的专门培养采矿工程师的大学之一，后来改名为“国立秋田矿山大学”。父亲也是当年考入该校的唯一的一名中国学生。当年的留日学生，以学习法律、军事等文科专业为多。父亲说他选学工科是相信实业救国，另外他接受过良好的、系统的数、理、化的教育，学得较好且有兴趣，具备了学工科的条件，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学习数、理、化，到国外去学理工科是件非常时髦的事，让人刮目相看。
上面附上一张父亲在日本留学期间的照片，这也是父亲存世的最早的一张照片。
这所学校的最后一年是在日本最先进的矿山实习，完成毕业论文。父亲大约于1918年春毕业，学成回国。关于父亲在日本的留学生活我知之甚少，我只记得父亲曾说过，秋田矿大对学生意志品质的培养非常重视，体育课的课时较一般大学多，并设有攀登和高台跳下等模拟野外生存的训练项目。这些有针对性的训练，对父亲今后数十年的矿山生涯肯定受益匪浅。
关于父亲在日本驻留的时间我没有很确定的判断，因为父亲一直讲他在日本呆了五年，一年补日语，三年上课，一年实习，本文记述父亲的出国时间是按常州中学的档案资料确认为1913年4月，这与父亲自传是基本吻合的。而回国时间是按父亲上述说法推算的，如果时间有出入，只可能出在回国时间上。
四，回国初期
父亲从日本学成归国后，先回家乡拜望离别多年的母亲和亲朋好友，又花钱在奔牛镇中街买了房子，该房在运河边南街，两开间门面，前后两进。于是举家就从南村搬到了奔牛，我估计也就是在这时父亲在祖母的操持下与谢朱氏成婚，大约在1920年生下长子，于1922年生下大姐谢瑞琴。祖母与谢朱氏一同生活，父亲在省外工作，每年回奔牛住上月余。当时父亲每月薪金约一百伍拾大洋，每月要寄给妻子一百大洋，其中有二十大洋是雷打不动要孝敬祖母的。直到父亲在湖北利华煤矿工作后，各方面条件都较好了，父亲才于1936年回奔牛将谢朱氏和瑞琴大姐接去湖北共同生活，并在奔牛为祖母隆重地举办了八十大寿庆典。由于祖母不愿离开故土，留在奔牛随长孙谢遂诚一家生活，父亲还特地在奔牛西街购置了一幢有九个房间的房产供他们居住。
就是这段期间父亲在奔牛认识了朱氏大妈的侄子朱福忻，他比父亲小十一岁，而且还是父亲常州中学的校友。1920年十七岁的朱福忻从常州中学毕业，因家境困难，没有继续升学，在奔牛一家布店当学徒。父亲觉得他天资聪慧是读书的料，于是出钱资助他继续读书深造。朱福忻不负众望，当年就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工科，1924年毕业后又在恩师物理学教授胡刚复的指引下考入东南大学物理系就读一年，取得物理学学士学位顺利毕业，即执教于安徽省立第六中学。1927年起任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抗战期间随浙大展转迁徙到贵州。1943年17岁的李政道从上海流亡到贵州，考入浙大物理系朱福忻门下，1957年与杨振宁同获诺贝尔物理奖。1980年代初李政道还专程到杭州拜望了恩师朱福忻。1946年至1948年间朱福忻由教育部派遣，在美国加州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研究工作。解放后，任之江大学数理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起任杭州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副校长。朱福忻对父亲十分尊重，一直以舅父相称，他从美国回国时，特地买了一条质地优良的美军军用毛毯送给父亲，这条毛毯既保暖又轻便，父亲十分喜欢，一直伴随他到去世。朱福忻一直和父亲、瑞琴大姐保持着联系，后来又和瑞章姐和我有了联系。有次瑞章姐去杭州、上海一带出差，竟把才几岁的儿子曾鸥放在他家近月。1983年我调到成都工作不久，他从父亲的信中知道我爱好集邮后，曾第一次写信给我，称他收集的新中国邮票仅差六枚就齐全了，让我为他寻觅。结果我在我的邮集中找到一枚，又多次去邮市寻购得一枚给他寄去。从此我们断断续续有了通信往来，但十分遗憾的是，尽管我与他约有十年的通信，但竟未曾谋面，只是有次我妻出差去杭州时，在他家住了几天。朱福忻无子女，老伴去世后的一二十年都是那位忠心耿耿的保姆阿姨在照顾他、侍候他，让他颐养天年至101岁才驾鹤西归。据说他的遗产除了捐赠部份给浙大、杭大设立“朱福忻奖学金”外，其余基本上都给了那位老阿姨。
父亲归国后，稍事休整就投入了工作。从回国伊始至1926年的八年多的时间里都是在官办企业工作，计有：湖北大新铜矿、江西萍乡湘东煤矿、江苏海州锦屏磷矿、此外还有山西大同煤矿和河北开滦煤矿。下面仅记述这期间中的几个片断：
大约是在1921年至1923年父亲在江西萍乡湘东煤矿工作期间，在萍乡安源结识了中共工人运动的先驱者李立三先生。李是1921年由法国勤工俭学返国后，旋即由陈独秀介绍入党并于当年底被派往安源开展工人运动的。他比父亲小七岁是邻近安源的湖南浏阳人。在这个中国工业文明发祥地之一的安源，两个年轻的“海归”都在为自己所热爱的国家努力工作着。仅管他们两人有着不同的信仰和抱负，父亲主张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发展经济、实业救国；而李立三信奉马列，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武装夺取政权，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朋友。然而他俩谁也没有想到，当时(1922年初)李立三在安源创办并亲自任教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小学”中有一位十岁的小女生，七年后竟成了我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即我的生母董纪萍。父亲和李立三之间的友谊究竟到何程度，已无从考证。唯一知道的事实是：1954年8月父亲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曾专程拜访了李立三。两人曾有信件往来。
大约在1923年，父亲到江苏参与创办海州磷矿。该矿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开採的磷矿，矿石完全出口到日本和台湾，日本人用它生产磷肥。
父亲在山西大同煤矿工作时，有次在井下遭遇了瓦斯大爆炸，那次死了五十多人，但所幸父亲所在的巷道无瓦斯泄漏而逃过一劫！
当时中国的官办工矿企业十分稀少，寥寥可数，有关政府官员们都把这些官办企业当成了摇钱树，拼命往里面钻，因此这些厂矿的管理人员不少都是有权势靠山的不学无术的庸才。他们只顾自己不择手段地捞钱，不尊重知识技术，也不尊重身为工程师父亲的意见，因此父亲觉得在这些官办企业自己的才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又见不惯管理层那些不正之风，干得很不开心，渐生去意。这段时间里长兄谢志霆因患病不治，于1923年病故，遗下寡嫂和两个侄儿女，整个家庭重担，落在祖母和他肩上。经受这不幸事件打击，加之事业不顺，父亲心灰意懒，情绪跌至冰点。
此时他在日本结识的，在东京帝大留学的好友何熙曾先生，荣任江西萍乡煤矿专员，得知他处境失意，劝他辞去官矿工作，并相邀为江西萍乡安源的一个私营集团──通城公司服务。1926年父亲接受了何的建议，重返安源，在岐山口筹建协成煤矿，任矿师(即采矿工程师)。煤矿初创时期不能携带家眷，发妻朱氐及一儿一女，留随老母身边，合居奔牛。父亲只带了一个堂弟谢德生到江西上任。不久家中又发生一起大事故，大儿子(即瑞琴的哥哥)在哭闹时有人为了让他止哭就往他嘴里塞了一颗花生米，突然那粒花生米囫囵呛入气管，窒息夭折。这于父亲无疑是晴天霹雳，悲痛万分！当时正是协成煤矿施工投产的关键时期，他强忍悲痛，没有回家，坚持工作，终于按期出了煤。这一粒花生米啊，不仅仅扼杀了一条幼小的生命，而且也将父亲膝下有子的愿望整整推迟了二十一年，直到我的出生。呜呼！
父亲侍母至孝，唯命是从。祖母信奉传统礼教，氏族传代观念浓厚，对父亲青年丧子常伤感垂泪。古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复念朱氏媳常病不育，叮嘱父亲在江西定要遵从她的愿望，选择健康、善良女为伴侣，违者对祖先不孝，罪莫大焉！父亲秉承母旨，于1929年，在江西萍乡安源镇与我的母亲董纪萍结婚，时年父亲三十七岁，母亲一十七岁。
协成煤矿，经理营业部门设在汉口，职权用人统由何熙曾介绍，由于通成公司监理用人不当，营业上发生弊端，生产调度失调，矿井内用于通风、排水的设备，因资金短缺无法到货，甚至职工工资也发不出，形成半瘫痪状态。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父亲仍坚持每天下矿井检查工作。有一次他发现巷道内瓦斯浓度高，他命令井下人员全部撤退上井，当他最后一个撤退时已中毒昏迷，倒地不起，地面上的一位张姓绞车司机，当机立断，用湿毛巾捂住嘴，奋勇冲到井底，把父亲背出井口，幸免于难。这位张司机救了父亲一命，事后父亲重谢了他，并让他跟随自己多年，直至抗战时他不愿进川，才与父亲分开。
父亲自1918年回国后一直在矿山工作，直到1958年退休，前后整整四十年的矿山生涯，这在中国的高级知识份子中可能也算得上是凤毛麟角了。旧社会科技落后，煤矿的安全主要靠管理人员一丝不苟的责任心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来维系。父亲操办过好几个煤矿，比较而言，他主管的煤矿安全事故相对是较小的，这也是与他的人品和敬业精神是分不开的。但父亲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也让亲人们为之担忧。瑞琴大姐现在还记得，她小时候祖母就经常唠叨：以后子子孙孙都不要干(采矿)这一行了，总是让人提心吊胆的！其实父亲也有这种想法。1960年我报考大学时，征求父亲报考专业的意见，父亲只说了一句话：除了采矿专业外，你可按自己的兴趣报考任何专业。后来我虽学了“工业自动化”专业，但1965年毕业分配时我险些分配到“煤炭部自动化研究所”，差点与父亲殊途同归。此是后话。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