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瑞五
在沪宁高速公路中段南侧，有一个“常州民航机场”，在机场东南方约两公里就是我的祖籍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罗溪镇南村。1892年10月13日我的父亲谢仁宏(曾用名：谢任宏、谢坚、谢任弘)就出生在这里。
罗溪镇又名罗墅湾镇，原隶属武进县，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武进取消县制改为武进区，但罗溪镇已不属武进区而属新建制的新北区。
据史料记载：宋朝罗点，字春伯，登淳熙三年进士，继任兵部尚书，罢职后寓居罗溪孟河西湾(即现在的罗墅湾南街后)，并卒葬于此。相传、这就是“罗墅湾” 地名的来历，距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后由谢氏迁入，罗氏迁移至靠九里铺的罗家塘。至于谢氏是何时、从何地迁入，各说不一，但我似乎听父亲说过，我们祖上是从蒙古迁来罗墅湾的。如此说成立，那么迁入的时间可能是在宋末元初，因为据史料，宋朝末年，蒙古大军曾攻陷常州。我们祖上可能是借助蒙古大军的余威喧宾夺主，将罗氏排挤出了罗墅湾。
此地尚有“谢氏三房”之说，即此处谢姓均系当年谢氏三兄弟繁衍的后代，按支脉有大房、二房、三房。我所认识的从南村走出相随父亲者，均属二房。二房没有其它两房富贵，因此1950年的土改时成份都较低，如我堂兄谢遂成家是小土地出租，而谢景松和谢产泉家是贫农。
从罗墅湾镇的历史来看，谢氏比较兴旺，成为该镇的大姓，占全镇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罗墅湾镇的这一支谢族的祖先，叫能二公，明朝时期，能二公在罗墅湾去世后就安葬在镇北的大坟沟，并在此基础上开辟了谢氏公墓，占地有四十亩，并广植松柏、石楠等树木，在中央区仅松树就有八百余棵，成林以后变形成一片园林，郁郁葱葱，鸟语花香，景色宜人，并取名“大松坟”，成了一个颇负盛名的景点，更有诗作将它与常州天宁寺园林相媲美。可惜该片林木在日本鬼子占领时期和“大跃进”时期被砍伐殆尽！1979年在该坟地上建成了乡办企业“武进县罗溪电讯厂” 。
在明朝，能二公的子孙还在镇上建成了远近闻名的谢大宗祠。该祠规模宏大，共建大厅四幢，最后一幢最为精致，全用楠木构成，号称“楠木厅”，设有能二公的神位。该祠共有房屋八十余间，大门口立有一对大石狮，厅上悬金字匾八块，每逢清明、冬至两节日，祠内焚香点烛，设宴祭祖，十分隆重。该祠有祠堂田数百亩，租给农民耕种，每年收租供祠堂花费。1949年后，该祠先后用作粮栈和镇政府所在地，直至文革后的八十年代，镇政府迁至新建办公大楼，而祠堂被拆除，据说现在(2010年)为当地一家颇有背景的建筑公司占据，成了它的仓库和宿舍。
谢大宗祠的所在地就在罗墅湾集市的南街，通常将这个集市就称作罗墅湾。解放前的罗墅湾就是一条沿孟河南北走向的约三百米长的石板路街，主要街道有南街、三角街和北街等。街道狭窄，宽约二点五米，曾有檐下滴水对门湿之说。由于地处水陆交通要冲，解放前的罗墅湾也曾一度一日二市，兴旺繁荣，茶馆酒肆、粮庄木行、南北杂货、照相理发、烟馆赌场均应市而出，无所不有。现在的罗墅湾较以前扩大了若干倍，那条古老的窄街已拓宽为六米，解放前的老建筑已荡然无存，孟河河床的宽度也由三点八米拓宽为四点五米，唯一没有变的是南村与罗墅湾的直线距离仍然只有约三百米。
父亲的祖父叫谢朝燮，据父亲讲在他还未出生时祖父就去世了，他只是在祭祖时见过他的画像，是一个胖胖的长得很富态丰满的读书人。他长年在外工作，时间最长的一段是在河南一个大官的衙门里当家庭老师，教他们的子弟读书。他酷爱字画，回家的时候就常常用他余下的薪资买了古画、古书带回家，听说很有一批。
父亲虽然没有见过他的祖父，但从小却得到他祖母的疼爱与呵护。据父亲讲，祖母是一个非常慈祥的人。有次祖母带他去罗墅湾赶集，路过孟河石桥时，祖母坐在桥边休息，将一包用手帕包着的铜钱放在桥墩上，父亲并不知道手帕里还有钱，他想给祖母开个玩笑，拿起手帕一抖，所有的钱都掉进了河里，祖母非但没有打他，连骂都没有骂。这件事给父亲的印象极深，他曾给我们讲过多次。
我的祖父大名叫谢焜，号少凫，从小读书。在他十七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发奋读书，求取功名，中了举人。因家无恒产，为生活计他没有继续通过科举谋仕途，而是外出谋生。他主要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公务员。他曾在杨州、天津、北京一带工作。在北京时，他的工作单位是负责科举考试的部门。在举行科举考试时，每个考生都需要一本考试的试本，他当时正是负责试本的发放
，上司对他说你可以每本试本收点钱，这是当时政策所允许的，但他分文未收。他认为公家不要钱我也不能收钱，特别是看到了那些穷困的考生时。如果依了上司的许可，他是可以赚一大笔钱回家生活的，因为考生的数量十分巨大啊。通过这件事，上司很欣赏他的诚实可靠，后来就把他介绍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京奉(北京──沈阳)铁路去作文书工作，工资收入较以前高，且工作性质稳定，他十分满意这份工作，直到老死奉天任上。他病故前祖母曾偕长子谢志霆从上海坐船到奉天去看望他，他感慨地说，祖母去看她是“夫妻之情”，儿子去看他是“父子之情”，祖父去世后祖母偕长子把他的灵柩接回南村安葬。以上这段故事主要是根据父亲1980年与我谈话的录音整理而成。
下面我再对我的祖父的身世作一推测性补充。从我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我估计我的祖父是一个级别较低的文职官员，相当于今天的一个科级干部。他在北京的工作单位应与科举考试有关，可能相当于贡院或考试院之类。1905年9月清政府宣布全国废除科举，祖父面临失业，于是他的上司推荐他去京奉铁路工作。京奉铁路又称关内外铁路，起自北京正阳门东车站，止于奉天城（沈阳）站，干线长842公里，另建支线数条。1907年8月，北京至奉天城外的皇姑屯站通车，1911年8月铁路线延伸至奉天城内的奉天总站。估计祖父是1905年底或1906年初至沈阳赴任的，那时尽管至沈阳的火车尚未正式通车，但铁路局已成立，正是用人之际。根据父亲没有参加祖父在南村的葬礼来推断，估计祖父是在父亲留学日本期间去世的，即1913年至1917年之间，也就是说祖父在沈阳大约工作了八至十二年。
祖父也象曾祖父一样酷爱收藏古字画，他在沈阳时曾买了一些古画带回南村老家，这些画基本上都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买的，那时晚清皇室的一批遗老遗少，从北京携带了一些或从紫禁城皇宫藏品中偷盗的古字画流亡到了沈阳，在街头公开兜售以补贴家用，这些古画品相很好、价格较低廉，现在看来都是极珍贵的国家级文物。据父亲讲他从日本学成回国成家后，在奔牛老家的阁楼上有一个大藤蓝(这种藤蓝我见过，里面可包容下一个成年人) ，里面放了满满一蓝祖父收藏的古字画(这里面是否还有曾祖父的藏品就不得而知了)，他曾从数十幅字画中挑选了四幅带走，算是对他父亲的一个纪念。这四幅字画一直跟随着父亲，历经战乱和多次迁徙都未丢失。但1964年我瞒着父母，趁我随学校组织的去河南洛阳实习的机会，顺路将这四幅画带去西安送给了当时在西北建筑设计院工作的瑞璋姐。这四幅古画是：明文征明的墨梅；明董其昌的一幅草书；明八大山人朱耷的一幅墨竹；清任伯年的一幅彩绘刘海戏金蟾。十多年后被姐夫在香港变卖用作赌资在澳门赌场输了个精光。后来父亲知道了此事仅一笑置之，甚至还为这批画躲过文革一劫而幸存于世感到欣慰。
祖母一共生了四个孩子，长子谢志霆、长女谢蕴玉、次子谢任宏，还有个最小的女儿三岁时夭折了。谢志霆即谢遂成的父亲，聪明好学，十九岁童试中头名秀才。然时代变迁，科举即废，便以教书为生，后由亲戚介绍至福建陆军第七团任书记，数年后抱病还家，终因颈部肿瘤不治，于1923年病逝。谢蕴玉即姜泰南、姜沛南的母亲，出嫁到与武进县交界的丹阳县东乡滕村一户姜姓大户人家，五十年代初期，丈夫去世后迁居上海泰南处，1960年冬在上海病逝，享年71岁。
祖母的娘家离南村有十多里地，家里是种田的，她是独生女，非常聪明能干，她从来没有读过书，但只要听一两次说书就能一字不漏的讲出来。在谢文炳的回忆录里记述了祖母的一段逸事：
祖父在杨州任上时曾接祖母乘包船去过杨州。沿运河行船，须经月才到，途中无事，祖父就像说书人一样给祖母讲故事解闷，事后甚至到了耄耋之年她还能将这些故事绘声绘色地讲出来。祖父曾对祖母说：“你比我聪明，可惜没有读过书，下一世我们再做夫妻，我为妻，你为夫，功名前程定在我之上！”
据父亲回忆，在南村的祖屋共有六间，祖母、父亲及父亲的一位叔叔住在一起占了三间屋，因此我估计另外三间屋是父亲的哥哥谢志霆一家居住的，即那时他们兄弟二人已分家，自立门户，这在旧中国的农村是十分普遍和正常的事。祖父在世时，家中经济来源主要靠祖父在外工作的部份薪酬及祖上留下的一、二十亩田收租，有时祖母也会下到菜地种菜，基本上还是算得上小康人家。《黄石煤矿史》一书中，称父亲“出身于寒士家庭” ，我认为这个界定是颇为确切的。所谓“士” 是中国封建社会对知识份子的统称，而寒士者则是家境不甚富裕或较为贫困的知识份子，而民间的教书先生或小职员一般都属于这个阶层。我的祖父虽然是举人出身，也有一份在大城市供职的体面工作，勤奋一生，但最终也未能跳出罗墅湾这个“农门”
，在故乡留下的唯一不动产就是那座简陋的木板房，与村子里众多的砖瓦房相比显得是那么的寒碜！这就是祖父的命运。但仔细思考起来从我的曾祖父到我的孙子这六代人中，跨越约一百八十年，尽管所处时代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这六代人只会老老实实打一份工，不会钻营拍马，不会巧取豪夺，甚至没有一人经商，即使偶尔发了点小财，但也往往守不住，虽无饥寒之忧但也享不了富贵荣华。这也许就是我们家族的命运，我们共同拥有的“基因” ，我认了！ 我曾问过父亲：为什么高中毕业时不出国留学，而要就地学农业专科？父亲说：当时只想尽快工作，挣钱养家。可见当时父亲的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富裕，只不过衣食无忧而已。
二，常州府中学堂
罗墅湾所处的沪宁线一带因交通方便、商业发达，历来重视教育，人文积淀丰厚，人材辈出，是中国现代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据“罗溪乡志” 记载：在十九世纪末，前清秀才谢偕宝、谈怀宝、丁福奎及有文才的书生谢管豹、谢清官、谢隍等人就在罗墅湾各乡村假座祠院办了好几所私塾，规模大的有学生二十多人，小的也有数人，甚至还有个别女学生。教学内容为：“三字经” 、“千字文”、“ 百家姓” 及四书(中庸、大学、论语、孟子) 等古文。父亲启蒙较早，大约从五六岁起就开始在南村读私塾，不仅打下了较好的国学基础，而且开始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并逐步形成了中国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据父亲讲他小时候，他的父母亲就经常对他讲：好好读书，将来才有可能出国去留洋，回来做大事。所以父亲从小就立志努力读书，将来能像自己的父亲和祖父一样到城里去做事。其实那时农村的孩子也像现代中国农村的年轻人一样，也是千方百计地通过升学或外出打工而达到“跳农门” 的目的，如能考上大学，将来在城里安家立业，将农村的老人迁去城里居住，这就是光宗耀祖，或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知识改变命运”。
1902年初父亲九岁时，常州府的首县武进县和阳湖县合资成立了武阳小学，这是常州历史上的第一所小学，也是江苏省第一批开办的新式小学，要学习算术、生物、自然、英文等新开科目。父亲十分幸运地成了武阳小学的首届学生。此后的常州又陆续出现了几所新式小学，如1905年成立的冠英小学（今觅渡桥小学），时年仅六岁的瞿秋白就是该校的首届学生，当时该校共有学生八十七人。这些新式小学反对旧书院私塾死读死记的教学方式，注重科学实验。在“瞿秋白”一书中就有这样一段描述：教师在瞿秋白这一班讲生物时，当堂解剖小狗，指点内脏器官的结构和位置。瞿秋白看后对同学说：“古人常说良心要放在当中，可见他们并不知道心是在胸的左侧。
1908年春，父亲在武阳小学高小毕业后又随即考入了四个月前才新创办的“常州府中学堂”，时年一十五岁。
“常州府中学堂”是由当时常州府所属武进、阳湖、金匮、无锡、宜兴、荆溪、江阴、靖江八县集资兴建，于1907年11月正式开学。首期学生(称第一班)仅一百八十人。仅仅四个月后，即1908年3月该校又招收了第二班学生，父亲就在其中。“常州府中学堂”1913年7月改归省办，易名为“江苏省立第五中学”。1929年9月，改称“江苏省立常州中学”，现称“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这是当时常州唯一的一所新式中学校。校内设备比较完善。有可容纳数百人集会的礼堂、数百人住宿的学生宿舍，此外有图书馆、实验室、标本室、风雨操场等。校东南部为露天大操场，倚东城墙，墙外就是著名的天宁禅寺，暮鼓晨钟，清晰入耳。校内西部辟一小园，名为西园，有亭石花木之胜，园北设音乐教室，漫步其间，时闻琴声、歌声、书声相应和。
父亲对常州中学的评价很高，通过我查证资料，归纳起来大概有这样几点：
其一：与他同时在校的两三百位同学中，有的后来成了名人大家，如音乐家刘天华(1909-1911年在本校读书)，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1907-1911年在本校读书)，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1907-1911年在本校读书) ，特别是刘天华在学校成立了一个乐队，这在刚废除科举不久的中国无异石破天惊。
其二：比他低两年级的师弟中，出了中共领袖瞿秋白、张太雷，二人系同班同学(1910年入学)，后来张还是瞿的入党介绍人，这也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段佳话。
其三：主要授课老师基本上都是具有真才实学的名师，如史地老师吕思勉就是后来大家公认的国学大师。另外还有不少老师是留学生，把国外先进的知识和思想观念传授给了学生，甚至一身西装革履的行头也为充斥着长袍马褂的校园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
其四：课程的设置与国外接轨，如数、理、化和英语等，而数理化的教材是直接采用国外同等学历的英文原版教科书。
其五：校长屠元博，武进人，日本留学生，并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在1911年领导了常州、武进地区的辛亥革命活动。他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奇人怪杰。
2010年5月我由香港去上海观光世博会后曾专程去常州寻根，在南村大可家住了半个月，并于6月1日拜访了父亲的母校、现在的“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该校就在天宁寺附近，校园和校舍都十分漂亮。校档案馆的老师告诉我，该馆没有1916年前学生的名册和档案，但在校史馆巢老师的帮助下，终于在民国九年(1920年)编印的“常州中学校友会会员录”中，在第二班毕业生的花名册中查找到了父亲的信息，摘录于下：
姓名：谢坚字：任弘 生年：壬辰 籍：武进
现在：毕业日本秋田高等矿山专门学校任湖北官矿局事务
通讯处：武进奔牛镇中街
父亲曾用名谢坚我是知道的，但任弘我是第一次见到。根据校史资料载：“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三月，由于民初改清末学制五年为四年，校中原有五年级一班、四年级二班同时毕业” ，由于父亲是第二班，属四年级，因此可以断定父亲是1908年三月入读该校的，属第二届学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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