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林向北，1918年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1958年北打成“右派”，1981年获平反。现年92岁。他的岳母是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
为了孩子我要活着
在这段时间，我思想斗争是激烈的，也是非常痛苦的。当时不断传来有人自杀的消息，我虽然曾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却从来都没有想到死。解放前在白色恐怖下，我随时都可能被敌人抓去坐监杀头，甚至每天外出都想到不一定能回家，一直是置生死于度外，没把死当回事情；再说诗伯在解放前不知死过多少次，解放后又受到那么多的不公平，她都能坚持活下来，比起她来我有什么理由去寻短见。我父亲只活了46岁就走了，我的岳父也只活了32岁，我还有那么多的老战友英勇牺牲了，亲人和先烈的未尽志愿还要我去继续完成，我怎能去死。而最主要也是最现实的，我当时已是五个孩子的爸爸，孩子中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两三岁，他们要活命、要读书，宁君每月只有50元工资，我要是死了，她怎么养得活这一大群孩子。
我相信只要活着，总有一天党会还我清白的，死了就会背一辈子黑锅，连子孙也不得安宁。我必须活着，就是忍辱含泪也要活着。
中国人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是当时的环境不由得你“不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个曾经骄傲的、自信的、灵巧的、朝气勃勃的我不见了，只剩下一个看起来萎缩不堪的“右派份子”。原先容不得别人提点意见的我，已经不在乎有人往脸上泼污水。他愿意泼就泼吧，一次、两次、三次，直到当他手软嘴干不耐烦为止：我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其次是大帽子下面开小差，自己拿自己无限上纲上线，把鸡毛蒜皮的小事说成“三反”行为。有些人高兴了，认为战果辉煌，其实那都是一些无根据的空话，顶屁用，是好是坏是真是假，群众清楚自己明白，并不是哪个人说了算，那些没有事实根据的东西，到后来还不是得一风吹。对一些无中生有，污蔑不实之词，采取软抗、沉默和不抵抗态度，不能处处针锋相对，当面顶撞，只要不是原则问题，顺着他们说说也无妨，否则会被认为是顽固不化态度恶劣，这在以后结案处理时是要吃大亏的，这就是古人说的“好汉不吃眼前亏”。但是对一些原则问题，也不能乱说，在书面检查时把事情说清楚，不能让人抓辫子。按照这个原则，我写了三次书面检讨，前两次都未通过，第三次要我按“划分右派的六条标准”对照来写，我知道这场祸事躲不了，所谓“顽固到底，死路一条”，你一个字不写，一件事也不承认，他也可以定你为右派。于是我一夜写了一万多字的书面检讨，尽量拿“大帽子”往自己头上扣，心想只要以后再不找我的麻烦就行。
宣判终于等来了：我戴上了“右派帽子”，而且不出我所料，事情从此平静下来。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我活出来了，孩子有救了。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争中，我没有许云峰和江姐那样为了自己的理想“视死如归”－－因为我面对的不是蒋介石和徐鹏飞，而是上级党组织和所谓的“同志”。我也没有马寅初、梁漱溟那样威武不屈、敢做敢为－－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只能作驯服工具，只能有愚忠愚孝。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我。直到今天，我也既不求人理解，也不求人原谅。是是非非，让历史作证，让后人评说。
等待宣判的日子里
狮子滩工程完工了，我们的问题还没有最后作结论，就到干部下放队参加拆工棚、收拣废旧料等一些结尾工作，下放队都是些年轻人，也在等待分配新的工作。前一段时间，我被时时斗、天天斗，斗得来晕头转向，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满脑子都是想不通想不通。现在再也听不到那些假言假语的劝说和虚张声势的恫吓，再也看不到那些人面兽心的混蛋和狐假虎威的奴才，重新来到这片曾经日夜战斗过的天地，同小伙子们说说笑笑的，真有一种解放自由的感觉，心情居然也舒畅起来。工棚都是用楠竹做梁架，盖上稻草搭成的，这些材料当初都是我们去四乡收购，由农民送来的。我触景生情，不觉又回忆起那些难忘的人和事，如今它们完成了历史使命，我们也都成了废物处理品。下放干部中不少是供应部门调去的，大家纷纷为我报不平，说了不少发牢骚的怪话，我强作笑脸劝他们说话要小心，谨防遭狗咬，发牢骚是要吃亏的。也在这个时候，我学会了抽烟、喝酒，跟他们打得火热，劳动时他们总是让我干轻活，自己挑重的。此情此景，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温暖。在这样的温暖中，我那机灵劲重新降临，又开始不甘寂寞起来。开始拆除一间200平米工棚，起码要花费一两天的时间，我很快发明了“快速拆房法”，只要20分钟就行，而且简单可行：四个人爬上屋的四角，先将捆绑的竹丝砍断，然后用绳子一拉，整个草房就原地倒下，然后再分别清理。这样一来，半月的任务，几天就完成，小伙子们跟我开玩笑：“你戴罪立功，可以减刑。”我自己则说：“我是功上加功，应该传令嘉奖。”
那个时候有谁想到，我将变成一个人不人鬼不鬼，含冤20年的“右派”。
人不伤心不掉泪
一天我们正在拆俱乐部的工棚，诗伯突然出现了。她身穿一套灰色的列宁服装，笑着向我招手。我扑向前去，握着她的手，喊了一声诗伯，眼泪就情不自禁的流了出来，这是我解放后的第一次流泪。
诗伯她抚摸着我的头发，笑着说：“我给你带了一罐你喜欢吃的忠县豆腐乳。”又打开一幅带来的竹帘，画的是观音菩萨坐在莲花座上，右上角题写了“忘掉过去，笑谈人生”八个字，不用解释，这是她对我目前处境的安慰。诗伯对我说：“宁君在党校学习，想回来看你，又不好请假，她叫我转告你，她很好，不要担心她，不管情况怎样变，她一定会同你患难以共，永不变心。”诗伯最后留下了一句话：“你不要难过，我受的委屈比你多。我们都要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红是白终会水落石出。”
诗伯她悄悄的来，又悄悄的走了。这次会面只有半个钟头，却让我终身难忘。
1958年3月7日，是我最难忘也是最伤心的日子。那一天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考察三峡后，顺道来长寿看看新中国成立之后由我们自己修建的第一个水电站－－狮子滩水电站。要是在半年前，接待他们的任务理所当然的要我来承担，可是今天，我不但被剥夺了这个权利，就连见见他们，与他们握手问好的机会都没有。远远望着那些沸腾的人群，我的心里感慨万千。当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是周总理为首的南方局领导我们在敌人的心脏里进行战斗。宁君在他亲自关怀和领导下的孩子剧团生活战斗了三年，多次聆听过他的教诲，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他在红岩村、在曾家岩、在敌人的谈判桌上的一举一动，都成了鼓舞我们舍生忘死的动力。那天闻讯赶来见总理的工人和干部潮水一般，把俱乐部围了个水泄不通，可是他们中有几个能有我与总理这样深厚的情感，更何况接待他原本是我是职责，是我的任务啊！我只想跑向前去大叫一声：“敬爱的周总理呀！我冤枉呀！你要为我申冤啊！”可是最后终于没有去冒这个傻。何必呢？那不是罪上加罪吗？
世界真有这样凑巧的事，我没见到周总理的遗憾，居然被我的宝贝女儿弥补了。
女儿抗美当时刚满六岁，长得很乖巧、活泼可爱，整天跟着她妈妈屁股转，嘴巴甜，叔叔们都爱抱着她四处转。人虽小、不诧生，也算见多识广。那天，总理来了，大家都拍掌欢迎，她从人群中钻进去，跑到总理前面，叫了一声爷爷，总理笑着拉着她的手，问她“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抗美。”女儿嘟着嘴巴说。
总理把她抱起来说：“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多美呀，为什么要抗美。”
“妈妈说的，以后长大了要打美国鬼子。”
总理连声说：“好，好。”他笑了，陪同的领导都笑了。
抗美笑嘻嘻的跑回家来诉说当时的情景，一些好友也来向我报告这一喜讯，我抱着抗美亲亲她，含着泪说：“乖乖，我的好女儿，你替爸爸出气了。”宁君却叹了口气，说可惜没有留下照片，在场几个照相的人都说手里没胶卷了。想来都是因为我当时的“特殊身份”，谁也不敢犯这个忌讳。
两件蠢事
在这期间，我曾做了两件糊涂的蠢事，只是当时并不觉得。
在“党内整风”后期，我的问题升温了，郭林的问题也提出了，在追问我与郭林的关系时，我觉得我们之间既没有阴谋诡计，也没有反党言行，再说实事求是反映问题，也是一个党员对于组织最起码的忠诚。于是我就一五一十的将平时我们之间的一些交往谈了出来。谁知赵孝庭一听，如获至宝，从中断章取义、生拉活扯，编造出一大堆所谓“郭林反党集团”的罪证，我才知道上当受骗了。虽然这些言行现在横看竖看都找不出什么“错”，但在那个年代，就是没事也会给你找出一大堆事来，更不用说这是你自己亲口“坦白交代”的真凭实据，结果是再明白不过了：既害了郭林、也害了我自己。几十年来，我一直为此事心中不安，直到2002年才鼓起勇气，很诚恳的给还健在的郭林写了一封赔礼道歉的信。直到收到他谅解的回信，我才卸下了背了几十的沉重包袱。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批判胡风。1955年全国掀起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组织上知道我在解放初与胡风一道参加巴县土改，要我揭发胡风在土改中的“罪行”。这个运动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来势凶猛，再说我对胡风的当时表现也有一些看法，于是很乐意的接受了任务，在很短的时间内写成了一篇“胡风在土改中”的揭发文章，随后又在工程局召开的批判胡风的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虽然说的写的都是胡风在生活上的鸡毛蒜皮，和他对土改中具体作法的一些意见，但有关部门当作宝贝，马上在全国主要报纸和刊物上登载，每隔十天半月就有报刊给我寄来多少不等的稿费，让我名利双收，我也兴致勃勃，把稿费用来请客打牙祭。按照常规，只要把这件事情“换个角度”，就成了“右派言行”的一条钢鞭，可是赵孝庭自始至终没敢提它，原因是当时赵孝庭正好与我一起参加土改，他还是巴县的县委书记，我和胡风闹别扭的时候，他同区委都一边倒，批评我没有与胡风“搞好团结”，“影响了统战关系”。后来有人知道了真相，怪我在这件事情上心慈手软，要不然反咬他一口，到头来“右派”到底是谁，还说不准。
话又说回来，当时在报刊上揭发批判胡风的文章，因为是毛主席亲自挂帅的，我一直都深信不疑。后来鉴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此事也有些半信半疑，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风问题的真相被揭露出来，才知道自己又一次上当受骗，曾多次想给胡风写一封道歉的信，都没有勇气，直到他逝世，这笔良心帐还没有还。
我之所谓蠢，就是明明有错而不知其错。
我把阳谋阴谋当成最高指示。
我把偏听偏信当成忠诚老实。
由于长期形成的愚忠愚孝，为了“个人服从组织”，与上面保持一致，往往把是说成非、把红说成黑、把有理说成无理、把无理说成有理。
为了讨好主子，求得宽大，往往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骂得狗血淋头。
我是这样，很多很多的不幸者也是这样。
结果是估打成招，造成一大堆冤案，有的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含冤而死、死不瞑目。
像我们这些极少数活下来的幸存者，也是历经坎坷、受尽凌辱、九死一生，福大命大啊！
这是历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但愿这些悲剧不要重演，可能吗？我们期待着、我们祈祷着。
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为了自己的理想，天不怕、地不怕，敢冲敢闯、敢说敢为，多么纯洁可爱。
到了中年，成了驯服工具、身不由己，按上级指示办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说了不少违心话，做了不少违心事，好像自己未长脑袋，没有主心骨，任随牵着走。
到了老年，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阵痛，头脑清晰了、假象没有了，蒙在心灵深处的鬼符撕碎了。同时环境宽松了，头上的紧箍咒也没有过去那样灵验了，更主要的是儿女长大成人了，自己身上的担子轻了，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同时，我虽然是超额活着，留给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再不把自己心里的真话说出来，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也对不住自己的子孙后代，所以我现在是无所顾虑的，怀着痛苦和平静的心情写出那些叫人揪心的往事。
功臣变罪人
1958年*月*日，一场思想战线上的伟大战斗胜利结束了。没有敲锣打鼓的庆祝，也没有热热闹闹的欢呼，更没有标语口号，连那些伟大的胜利者都没有出场，只是在一个冷清的小屋里， 由一个小人物宣布给我们几个人戴上了“右派”、“反党”的桂冠，不到五分钟就草草收场。桀骜不驯的余寿山由于死不认罪，只给每月生活费40元，连他的爱人也被一起划成了“右派”。我虽然戴上了“右派”桂冠，可是由于最后的那次检查“深刻”，认罪态度较好，落得个“从轻发落”：按照有关规定，行政级别连降三级，由原来的14级降到了17级。可是在讨论我的处分时，住在我隔壁的那位行政科长又站起来“义愤填膺”地说：“不行，他两口子的钱够用了，要降到19级。”于是我的级别由14级降到了19级，实际上降了5级工资，每月工资74元。那位老兄由于整我有功，后来被调到某个单位作供应处长，可是好运不长，不久因他吸毒成瘾，不治病死。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罪有应得。
狮子滩水电站到底制造了多少右派，我不知道确切数字，但据知情者说，当时划为右派、反党份子、地主、坏分子、反革命、反社会主义份子，特嫌、暗挂右派……等属于敌我矛盾的，就有500多人。奇怪的是党委系统没有一个右派，怪不得有人在批判我时说，党委系统很纯洁，没有右派，而坏人、右派都出在你们行政系统。没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年以后又开始了“反右倾”运动，当时以“胜利者”自居的赵大人，居然也坐到了被告席上接受批判。他在检讨时痛哭流涕，承认自己名利思想很严重，为了想当局长，千方百计整倒了郭林和一批得力的中层干部，伤害了一些好同志……事情至此真相大白。
几十年过去了。今日我们平心静气的来分析那场来势汹汹的“运动”，显然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能够抵制得了的。但是如果不是那些趁机想为自己狠捞一把的人在其中兴风作浪，推波助浪，也不会形成那么大的声势，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宣判后不久，我们随队转移到川西平原的灌县紫坪铺工地。回想三年多前，我们由重庆来到此地，马路两旁站满欢迎的人群；如今我们在一批经保人员的押送下走向码头，路旁一些下班工人和家属默默地看着我们，谁也不说话。整整三年，新中国水电这块美丽的园地上，第一朵鲜花开放了，花儿虽小，却是那样的鲜艳迷人。可是我们这些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精心守护、培育鲜花的辛勤园丁，一个个都成了罪人，苍天有眼，公理何在。
我长叹一声，默默做成一首小诗：
昨日是功臣
今天成罪人
要问啥道理
谁也说不清
这一年，我39岁。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