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钦口述 杨云龙撰写
“双反”运动与“红专”讨论
1958年3月，学院根据上级部署，开展“双反”和横扫“三风”、“五气”的群众运动。所谓的“双反”就是反保守、反浪费，“三风”指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五气”指官、阔、骄、娇、暮。同时，动员广大师生揭发学校工作中存在的铺张浪费、落后保守及“三风”、“五气”种种表现。
在随后的4月4日，学院召开第二届党员大会。会上，党委第二书记郭思敬做了《让烈火把我们的浪费保守烧干净》的报告，指出了学院铺张浪费、落后保守、“三风”、“五气”的普遍存在及其严重性。认为学院“最大的浪费是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专不红、废品多、次货多；最大的保守是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号召党员干部在运动中带头引火烧身，形成群众性的自我批评运动，要求“自我教育，自我革命，自我改造，向党交心，向群众交心”。党委要求“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争大辩，烧上下左右，还烧自己”，“烧别人与人为善，烧自己闻过则喜”。在党员大会上，党委第二书记郭思敬、党委副书记姚亚光、党委委员、团委书记高峰同志等带头引火烧身……
党员大会之后，一场“引火烧身，向党交心，向群众交心，自觉革命，红透专深”的群众运动开始了。在这场斗争中，几乎所有的教师、学生都解剖了自己的问题－－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及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一些专家、教授和学有所长的某些中老年教师，被作为“白旗”、“白专”或“只专不红”的典型，受到了尖刻的批判。由于当时对“红与专”在理解上的主观片面，因而在批判中出现了界限不清、简单粗暴的现象，伤害了一些老知识分子，认真读书、刻苦钻研的精神也受到了批判，挫伤了广大教师和学生刻苦学习的积极性，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后果。（长春地质学院院史1952-1992，26-27页）
“又红又专”这一词语，最早是毛泽东提出来的。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
能够做到“又红又专”当然最好，但是，如果做不到两全其美，“只红不专”比“只专不红”要好，因为政治是第一位的，“只专不红”就有被当做“白旗”拔掉的危险。这次运动对教师群体冲击较大，在我们学生当中，只是一般的开会讨论，提高大家的认识，并划清红与专的界限，向又红又专的方向迈进。
当时的我，想法很单纯，只知道刻苦学习，对此并没有深刻的认识。直到我毕业后，在内蒙参加工作时，“红与专”的问题才发生在自己身上。
大炼钢铁：为1070而战
1958年5月，党中央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其中有一条，在工业上，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这就是著名的“为1070而战”这一口号的来源。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我们学地质的，更是首当其中，都出去找矿。物探的学生，在家“放卫星”。所谓“放卫星”，就是凡是有铁的东西，都集中起来烧。一些废暖气管子也砸了，烧成块，“大炼钢铁”。
这一年（1958年）的室内教学几乎停顿了，生产代替了教学……九月下旬，根据国务院和地质部的指示，又组织1700余名二、三、四年级学生分赴全国十四个省、区进行找矿，目的在于保证“钢铁元帅”升帐，为实现生产钢铁1070万吨的国民经济计划服务。58级960名新生一入学就投入到院内的“大炼钢铁”热潮中，未能按照教学计划上课。（长春地质学院院史1952-1992，27页）
每个地质院校都成立了钢铁办公室，学生拿着这个办公室开的介绍信，出去免费吃饭。无论火车多么拥挤紧张，有这个介绍信，可以让我们优先上车，表示我们是找矿的。
我们一批人，被分配到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找矿。当地人非常热情，你只要说这里有矿，他们当下就开始刨。小高炉小土炉到处都是，漫山遍野的松树，好几人粗，全部砍掉，劈了烧柴炼铁。真就像孙道临在一首诗里朗诵的那样：白天一片火，夜晚一片灯。
找矿也是放卫星。铁的含量的计算本来就有很大的水分，基本没有依据。比方说，福建省的山，大部分都是花岗岩体，花岗岩风化破碎后，有铁的成分。我们找到一座这样的山，这个山有多大，乘以这个铁矿石的比例，铁的含量就出来了。铁矿石的比例也不分析，都是看一看，随口一说。山有多高呢，也不测量，你说一百米，他说二百米，那就按二百米算。都是这样算，然后报上去。找了十吨，往上报二十吨，再往上报五十吨，再往上报就是一百吨，都是这样放卫星，极左思潮，越报越多，层层加码。
后来我们还写了《福建省平和县矿点检查简报》，简报汇总了全县20个矿点的基本情况，有磁铁矿、黄铁矿、镜铁矿、铁砂矿、锰铁矿、银铅矿、铅锌矿等等。但是就像上面说的，简报里面的储量，基本没有参考价值。我所在的找矿小组，在九峰公社，我们所找的矿点，也基本没有开采价值。
他们当地有人把黑色的火山岩当铁矿，组织一群人在那里刨，刨完了烧，怎么烧也烧不出铁来，因为它根本就不是铁矿。看着是黑色的，以为是铁矿石，其实不是。玄武岩也是黑色的，也不是铁矿石。
他们县里有个军代表，到我们这里指导工作，说我们这帮学生没有干劲。为什么没干劲儿呢？军代表说，你看看人家别的县都找到煤了，你们都找不到。这山挨着山，人家都找到了，你们找不到，就是没有干劲儿。大伙心里想，要是这样的话，山连山，地连地，中国到处都是煤了。军代表这么批评我们，大家也不敢吱声。
1958年，我们在漳州平和县找矿，这一年，稻田大丰收，可以说是最丰收的一年。但是“一切为了1070”，“以钢为纲”，大家光顾着炼钢铁，不许收割，粮食都糟蹋了，牛马都进去吃。
那时候，我们学生到哪儿吃饭都不要钱，墙上口号写的是：干干干，放开肚子吃饱饭。虽然吃饭不要钱，但是吃的很简单。我们在公社食堂，吃的是蒸米饭，一碗一碗蒸好的，一人拿一碗吃，就着地瓜叶子腌咸菜，没有别的菜，大家都是这样吃。
后来我们回到了学校，在学校吃饭，也不要钱，但是浪费就比较严重了。学生们吃包子，只吃馅，不吃皮，包子皮都往地下扔，饭桶里面的大米饭，也随便吃，东西糟蹋了不少。
为什么这么糟蹋东西呢？58年学校搞了一个项目：松辽平原1:50万水文地质普查（松辽平原地区1/20万综合性水文地质测绘）。学校带着一批学生跑野外，高粱地，苞米地，河沟子，直线穿，学生的干劲儿十足，一天跑50公里，那家伙，不怕苦不怕累。几个月时间跑了六千平方公里。因为这个项目，学校挣了很多钱，学生们吃饭随便吃，糟蹋了不少东西。
这样吃到59年，就不行了，就成了高粱米粥就咸菜了，再往后，开始挨饿了。
在福建漳州地区平和县九峰公社找矿时合影，后排右一是我。照片背景文字为：为1070于平和58.12.12
参加松辽运河普查时留影，后排左一是我。照片背景文字为：丰收的人们 59.9.4于恒仁
我的大学生活
我上大学的时候，家里依然很困难，几乎没有钱来供我读书。好在当时上大学不花钱，吃饭不花钱，书本不花钱，不用交学费。后来，学校又发补助，每个月4块钱零花，我用这些钱买点毛巾、肥皂之类的生活用品。
我上高中的时候，长春已经有电影了，但从来没有看过。我大学四年，也没有去过电影院。我们班上有个同学，叫迟静奎，我们关系很好。他家在哈尔滨，家里有钱，每个礼拜都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回来就在宿舍里讲给我们大家听。
我这个人，没有文艺细胞，当时长春地质学院每个礼拜六都有舞会，在地质宫二楼中厅，我一次都没跳过，不会跳，也不感兴趣。后来到内蒙参加了工作，不仅学会了跳舞，还学会了拉二胡和小提琴，也不知道怎么就学会了，真是奇怪。上大学的时候，对这些文艺活动都不感兴趣。有功夫就看书，为什么我学习扎实呢？就是这个原因，只知道死读书。即使现在，到了野外，看见什么石头，我都能叫上名字来。
我这一辈子，小说一本也没读完，《林海雪原》看了一半，还没有看完。像四大名著之类的，都没看过。我没有文化底蕴，没有这个底子，只有在小学开蒙的时候，读了一些“三百千”和“四书”，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当时在长春地质学院上课的老师当中，记得有一位苏联人，教工程地质的，叫莫洛托夫。他上课讲俄语，旁边有翻译。所有的教科书，都是苏联的教科书翻译过来的。那时候整个国家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我们学外语，也是俄语，我还是俄语课代表。俄语挺难学的，分成阳性、中性、阴性。这三性，每个词又分成六种格的形式：一格、二格、三格、四格、五格、六格。每种格都有自己的意义和用法，每一格后面的字母变，它的体就变了。总之，学起来很麻烦。我俄语学了一些，查字典可以翻译，学到了这个程度。
地质专业很重要的一个训练，就是野外实习，通过野外实习来加固基础知识。我们那时候野外实习，由教授带着，找一个山头，观察各种地质现象。即使太阳非常晒，也不允许打伞。有的女生打伞，教授一把就把伞拽掉，训斥说，打什么伞！这么点苦都吃不了，你能学好吗？！要求非常严格。
有一次到野外实习，到了实习地点之后，老师让我们找“断层”，大家就围着山找。老师则找个地方躺下睡觉。我们这帮学生找了半天，谁也没找着。去见老师，老师说，我睡觉的地方就是断层，你们怎么找不到呢？我们学生给自己找理由说，我们走到那里，不敢看，老师在那里睡觉，怕惊醒了老师。大家哈哈大笑，实际上是我们没看出来。老师就带着我们看，为什么这个地方是个断层。这边是什么时代的石头，另一边是什么时代的石头，看岩层往哪个方向走，拿着罗盘测量。
地质专业虽然苦点累点，但还是很有趣的。通过四年的学习，我也喜欢上了地质。1959年10月，我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我们毕业的时候，工作已经安排好了。学校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开始宣布：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上什么单位去报到，下一批人，到什么单位，都是这样的。像我们这一批人，分配到了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局第一大队，驻地在内蒙古巴彦高勒，就是后来的三盛公，现在改成磴口县了，名字改了三遍。
因为我口才不错，所以我的志愿是当个老师。我有时候遇到讲课啰嗦的老师，就会想应该这样讲，加点幽默的内容，别死板板的。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生都特别崇拜老师，我也觉得当老师很光荣，在讲台上一站，黑板上一写，学生们都聚精会神的听。所以我就想当个老师。可惜毕业分配，没有留校。我们是259班，258班有七个毕业生留校当老师，我们班一个也没有，也不知道学校当年是怎么安排的？
长春地质学院毕业文凭
1959年，在长春市解放纪念塔前与同学王树忠合影
于济民在毕业相册上给我的留言（献给孙德钦学友：四年的伙伴，我们就要奔向四方。四年！对我们生命里程并不算长，但愿我们之间的友谊永远放射光芒。您的伙伴于济民，1959.10.26日）
长春地质学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系259班毕业留念（1959年10月26日）。后排左四是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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