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明道
序言
回首看一生，由童变成翁。 膝下虽无子，四女多孝敬。
儿女请求父，写出此一生。 再过一个冬，虚岁八十整。
早也有此意，留下心中情。 可惜己文浅，又恐写不成。
岁数不饶人，脑痴不好用。 许多常用字，竟然记不清。
查字看字典，全靠放大镜。 困难虽然有，事成须用功。
今天立下志，努力写此生。
身跨两世纪，有暗也有明。虽无创伟业，踏实过一生。
本可攀高位，三思而后行。为救母辞职，再苦也心平。
三年大饥荒，饿坏老百姓。全国三千万，冤魂载史中。
中央把土地，借给农民种。刚刚有好转，大难又产生。
十年大动乱，文化大革命。毛氏执政年，十一次运动。
中央到地方，搞阶级斗争。身出富农家，九死获一生。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十三亿人民，改革开放颂。
言论有自由，工作一身轻。包产责任田，农民自经营。
勤劳结硕果，生活有提升。贫富仍有距，社会欠安定。
建议党中央，铲除腐败风。官清民自安，群众心有秤。
政治要改革，人民更安宁。科学发展观，上下都赞成。
今日党中央，打铁自身硬。人民的希望，寄托习近平。
上下一条心，小康是前程。
幸福是朵花，开在我家中。血汗没白流，四女事业成。
个个孝父母，街坊都传送。女孝是本分，婿孝实可敬。
把我当生父，心中倍感动。我俩年纪迈，劳动已不能。
孩子齐努力，搬家新乡城。春节全家照，人员十七名。
今又添两位，外孙女婿称。可喜第三代，四女三男童。
四个大学过，三个读高中。孙女似花玉，男孩更精明。
言传加身教，都把老人敬。中国有古语，家和万事兴。
美好日子快，现已八旬翁。
幸福不忘昔，分秒都要争。秉笔直书写，句句吐真情。
发现不当处，一定要批评。多年肺腑语，讲给后代听。
何时驾鹤去，含笑别终生。
尹明道
2013年春节
1、傻乎乎的童年
听母亲说我生于1935年农历的十一月十四日，晚上喂饱牲口的时候。当时家中喂有一牛一驴两头牲口。听说父亲从17岁时就到开封当学徒了，叔父也在那里学木工。所以喂牲口的活儿一般都是爷爷干。弟弟生于1940年农历八月二十九日，大哥比我大四岁，正好叔父膝下也有弟兄三个男孩。因祖母管家甚严，还经常给人介绍他的家教方法“娇子如杀子，棍头出孝子”。不管谁稍一犯错就要挨打，所以一家弟兄六人很少打架闹气，也都很听话。
我小时候长得也憨，又好出傻事，所以挨打最多的就是我。比如每年春节，有亲友拜年，大人一介绍这是谁叫什么的，我就赶紧趴下磕头，人家给压岁钱说啥也不要；蒸的要饭馍，有要饭的来了，奶奶叫一人给半个，但只要叫我到门口送，我就要给人家一个；晚上一群小孩在街上捉迷藏跑饿了，我就回家给他们偷花生吃。
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四岁那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三，这天是祭灶。每年的这天晚上，总是由爷爷把厨房墙上贴的灶爷像请下来，用高粱杆制成一匹马，抓一把麦秸放在一个小盆内，再撒里一把麸子把马喂饱，然后就连同灶爷像一起烧掉，就算送灶君上天朝玉皇了。嘴里还念叨着“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最后就是全家人分祭灶糖吃，祭灶糖是预先买好的，每人一个，结果分下来，少了一个，因为盗窃案是我干的，所以开始分糖的时候我就非常害怕，一下就被奶奶看出破绽，结果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母亲把我拉到她的房间，小声哄我：别哭了，以后要多长个心眼儿，晚一天让你爷爷和“二老师”说说，和你哥一同上学吧，一天学会一个字也比在家光玩强。
2、入私塾
我村共有一千多口人，居住着尹、李、韩三姓人家，姓尹的人数最多。文化最高的是一位姓李的，因他排行老二，在村东头办了一个学堂，所以全村人都尊称他“二老师”。村里多少有点文化的人一说起来，都是他的学生。
学堂没有数学课。老师根据每人入学的时间教学，一开始学写字就是把一张纸放在字帖上，照着下面的字用毛笔描。还有一种方法是学卡片，就是在一个硬纸片上写有汉字，先学笔画少的，如：人、大、小、多、少等，然后学笔画多的。老师认为你学的差不多了，就让学书。初期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中期学的是上论语，下论语，后期学的是诗经，易经。
我五岁入学时，大哥已经学到上论语了。
二老师教学严格的很，全学堂三十多个学生，没有一个不怕他的，因为他掌管一个专门用来打人的木板（长约50公分，宽约5公分，厚约1公分）犯有以下三种错误的学生就要挨打：（1）违反学规的；（2）在校打架的；（3）所学的书段到时候背不下来的。其中第三种情况挨打的最多。
例如，当时我学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这一段，限你在一定时间内必须会背。第一次叫你，你把书放在老师桌上，向后转180°背书，如果背得不熟，或背错句子，可以拿走再读。若到第三次还不会背，就要挨板子了。这时老师一手拿板子，一手捏你的手指，用板子打手心，一般打到第三板就受不了了，大哭大叫，向老师求饶。记得有一次我哥挨打时哭得啥声儿都有，把我吓得尿了一裤子。
3、听讲故事
小时候最喜欢听大人讲故事。冬天里很多老年人特别是老头经常坐在柴禾堆上晒太阳，就开始讲自己过去见到或听到的稀罕事。有讲迷信事的，有讲三国水浒的，也有讲民国二十六年日本侵略中国如何枪杀老百姓奸淫妇女的。小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候大人叫回家吃饭都不走，我就是其中一个。
到了晚上大部分妇女都不舍得闲着，每人一辆纺花车，同用一盏油灯，坐在一起纺棉花。谁都好说说自己小时候的事。记得有一天晚上，有奶奶、我娘和两位姑姑在三间西屋纺棉花时，奶奶和母亲讲她俩年轻时候的事情：
奶奶讲她年轻时很勇敢。我家一进头门是一溜八间东屋，最北头四间前面是个小胡同，胡同北头是个厕所。一天黄昏夜深人静，月牙时隐时现。她去厕所时，发现墙头上有一个黑影，肩上隐约可以看见明晃晃的大刀。奶奶立刻回到屋里，找出一条棉裤，顶在头上，并用布条在脖子上绑好，手里拿一个用枣木刻的有三尺多长的大钢鞭，悄悄站在胡同南头的墙角处。等那小偷露头时，她猛的一 “钢鞭”把小偷打翻在地，并喊出我父亲和叔父把小偷绑了起来，关在我家东面小院的草屋里，后来又让小偷逃跑了。听她说的有声有色，把我吓得躲在母亲身边不敢吭声。
奶奶还说，她娘家姓秦，是长垣县秦庄一家大户，十多口人，曾有楼房瓦屋，一百多亩庄田。她爷爷吸大烟，把家产吸了个精光。她嫁到尹家以后，她说我爷爷忠厚老实，啥事也不愿操心，光想做一些心静的活儿。所以当时家中所有门事，人来客去，对外事宜都由她支撑。奶奶也确实有才干，别看她脚小，身体很好，庄稼活也在行。麦收时，从地里往场里拉麦子，都是她在车上踩车。虽没文化，但脑子聪明。她常说：当农民要手脚勤快，“地是刮金板，人勤地不懒。”她带领全家拼命干活，她还让爷爷农闲时开染坊，就是自己种一些能做燃料的庄稼，在专门砌的大池子里浸泡，再经过沉淀，就变成一种蓝色的固体染料，能染农民自己织的白棉布。后来爷爷用一种白色化学颜料在蓝布上印上白色图案，非常好看，很受村里村外的人的欢迎。全家人力没白出，汗没白流，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把原有的五亩地，增加到十亩多，全国解放时，已增加到42亩。
母亲讲，她娘家几辈都是老贫农，小时候姐妹多，地又少，打的粮食年年不够吃，经常和姥爷、姥姥去河东（山东的东明县）要饭。舅父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大饥荒年又加上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乱，用扁担一头一个箩筐挑着两个儿子到陕西省的黄龙县逃荒要饭…… 听着母亲说话的声音不一样，我偷偷地看了她一眼，发现母亲掉泪了。
4、难忘的一九四二
时年七岁。从我记事开始，家乡的老百姓很少过上安生日子。上了年纪的河南人都知道，水、旱、蝗、汤，是河南省的四大灾难。一到雨季，黄河泛滥成灾，受淹的地方颗粒不收。
四二年夏末，全省大旱，大人说越是旱年头越是生蝗虫，就是这一年，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多蝗虫，成群的蚂蚱遮天盖地就在我上学的屋墙上，用一支长柳条用力打下去，一下就能打死七八个。蝗虫落到哪块地里，不到一个时辰，能把整块的玉米叶、豆叶、谷子叶吃个精光。老百姓在地头拉鞭放炮，敲锣打鼓，有的老太太跪在地上又磕头又烧香，一点事不挡。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种的庄稼一棵一棵成了光杆。
大军阀汤恩伯借打日本的口号，搜刮民财。再加上地方上的土匪王三竹拉锯式的骚扰，老百姓没有一天的好日子。有时夜间正睡着，一听枪响，全家老小就惊慌失措的往地里跑，在庄稼棵里避难，弟弟一哭我就赶紧捂住他的嘴。
到了一九四三年的春天，祖母把父亲和叔父从开封叫回老家，为了保住大人小孩的性命，叫他把我们母子四人搬到开封，叔父也把婶母及孩子四人搬到他所在的木工厂，留下爷爷奶奶在老家看门。
父亲托朋友在开封的花井街鸡毛胡同找到一处一个头门两个大院的院落，院内大小六座房屋，房东是国民党一个退役的团级军官，我们还都称他“黄团长”，黄团长家有两个太太一个勤务兵。 我家占用了三座房子，每月给他交房租，从此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乡，成了开封人。
5、二次搬家到右司官口10号
在花井街只住了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搬家了。一是因为这条街太背，离学校太远；二是和房东合不来。我们两家出身差别太大。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地地道道老实本分的庄稼人，他们家却过着花天酒地的腐化生活。团长的两个太太三天两头打架生气，原因是大太太嫌团长喜欢小的。按规定是团长轮流每半个月分别和两个夫人同房，可每次和大太太住不到规定时间就去二太太那了，因此大太太恼羞成怒，慢慢就和勤务兵好上了。
农民家很少有钟表，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做饭下地都是看着太阳转到什么地方而定。而城里人生活工作都是看钟表。当年大哥在开封东大街一所民办中学读书，因离校较远，下午两点就得步行去学校上课。有一天哥哥正在写作业，母亲让我到团长屋里去看钟表什么时间了，我就从前院跑到后院去看时间，哪知道大祸就要降临，一推屋门，里面一根顶门的木棍倒在了地上，进屋一看，大太太和勤务兵正在里间的一个罗圈椅上搂着，勤务兵穿着衣服，露着屁股趴在大太太身上。由于年幼，还不十分懂得他们在干什么，就没当回事，看了钟表才一点半就出门而去。这间屋子的南头是男厕所，我去解手的时候，忽然被一支大手从后边抓住衣领，那人小声而严厉的说：小兔崽子，到我屋里干啥了？我回答说看钟表。他说今天的事是太太叫我的，你要是说出去，让我知道了，我就用团长的手枪一枪打死你！说着就从衣兜里掏出一张两千元的国民党钞票给我，叫我去买糖吃。因害怕他一枪打死我，这事儿一直到解放我也没敢对任何人提过一个字。
一九四四年春天，我们一家人终于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搬到和开封北门大街连着的南北大道－－右司官口10号。这又是一个头门两所大院的院落，房东姓孙，住在后院。我家住在前院东屋，另有一间南屋作厨房，北屋和南屋两家都姓王。
在这里生活了十二年，前后院五家，一直和睦相处。
6、在开封第六小学
开封六小位于东司门向东的财政厅东街，原是一座火神庙，后改为学校。从我家向南五十米是个十字路口，向南走不远就是东司门，向西是文庙街，向东是双龙巷，往前走一百米向南是范家胡同，出口就是财政厅东街，北拐二十米就是六小。
在这条曲折的道路上往返走了四年，直到小学毕业。这所学校很大，初小四个年级，每个年级四个班。高小两个年级，每个年级三个班。初小的课程有国语、算术、历史、自然、美术。班主任赵老师是个女的，烫发头，经常穿一身非常可体的旗袍，教算术课。老师讲课时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学生写作业用铅笔，毛笔只在每星期的书法课用一次。在这里上学可比在老家上私塾新鲜多了，所以学习非常用功。
记得在上四年级时，走到双龙巷路南一个茶馆处，见围了很多人，走进一看，是一个约有十来岁的日本小男孩和一个中国小男孩在打架。听说是中国男孩一边走路，一边用手弹着一个小玻璃球在地上玩，当他去拾小球时，日本男孩硬说是他的，两人互不相让，打起来了。站在旁边的几个小孩看不上，用力推了一下日本男孩，结果日本男孩摔倒在地，鼻子也磕破了。
当时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在开封，省长刘茂恩在双龙巷东头路北有一所住宅，搬走后住上日本军队一个连。
就在日本男孩一面哭一面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过来四五个日本兵，拉住中国男孩就打。这时中国男孩的奶奶听说了，跑过来跪在地上给日本兵磕头赔不是，他们哪里肯饶？几个日本兵用一个大麻袋把老太太装进去绑住口，从茶馆一直在地上滚到大北头。老太太哭天喊地，啥声都有，竟然没有一个中国人敢去制止。自己年幼只是心里气愤，还不懂得为什么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外国人欺负的道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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