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松滨 （2016年5月版）
前言
我的这篇文字，是我的个人回忆录的一个章节。本打算先发给我们班的同学，听听他们的意见，再进一步修改，补充。眼下正值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50周年的前夕。为了促进更多的人能坐到一起来回顾，反思那段历史，我就决定提前发给大家。
看了之后，大家可能觉得我的这些经历实在不够典型，而且还不厌其繁地扯到文革前的若干年。的确如此，和无数惊天动地的历史回顾相比，我的中学年代和文革经历实在是平淡如水，体会也非常浅显（我尽量回到我当时的思想认识程度来描述，尽量不把现在的认识放进去）。不过，不典型的文革前的个人往事，恐怕却恰恰能揭示那个时代最普遍最经常的社会生态。而文革中最终酿成了几乎倾覆整个社会的滔天洪水，不也正是由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发生在社会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身上，那个年代的每一天的经历，在一定的条件下，逐渐汇集而成的吗？
如果你还有兴趣，就耐着性子，慢慢读下去吧。也许这里也有你的影子，那就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时代。
2016-05-15 北京
我1961年夏天从北京东城区黑芝麻胡同小学毕业，考入了位于西城区按院胡同的北京第八中学，俗称男八中（因为这是一所男生学校，没有女生）。于9月1日正式踏入中学校门，成为了一名中学生。我被分在初一（2）班。
十年一贯制
去了之后我才知道我所在的班和初一（1）班两个班是十年一贯制实验班。十年一贯制是说儿童从开始上小学到中学毕业，只用 10 年时间。北京已经在 1960 年就开始了十年一贯制的实验了，小学五年和中学五年实验同步进行，北京实验二小负责招收一年级小学生，负责前五年的实验，北京八中（恐怕还有另外一两个学校）从当年毕业的小学生里招收初一年级的学生，负责后五年的实验。我们是第二届实验班，所以我们的前一年级已经有两个实验班，到我入校时他们已经是初二（1）和初二（2）了。我们同届初一（3）到初一（6）四个班是普通班，意味着这四个班要按照现行的中学学制上完初中三年，毕业后还要通过全社会统一考试，考入本校或其他学校完成高中三年的学业。
我们实验班的一大优势是我们初三毕业后无须通过高中入学考试，直接进入下一年级，完成后两年的学习。我们 1961 年入校，我们会在1966年夏季高中毕业。但是这不等于说每个实验班的学生无论成绩如何都能直接从初三升到高一年纪。实际上，初三毕业时，学校要有一个淘汰的过程。我们班初一开学时是53个人，到了高中阶段，我们班最后就只有37个人了。也就是说，在初三结业时，一部分同学是自愿离开实验班，一部分是被淘汰了。
实验班尽管有优势，可是后来比起来，也有劣势：实验班只学俄语，没有英语。我们在中学期间学了整整五年的俄语，致使我后来花了许多时间学习英语，而俄语基本没机会用，白白浪费了我青少年时代五年的学习时间。而当时的普通班，至少有两个班学的是英语。
十年一贯制实验班有专门的一套教材，当然也配备了相当好的师资力量， 学校方面也肯定投入了不少的人力物力和各方面的资源。遗憾的是我们离开学校之后，再也没听到十年一贯制实验的下文了。
班主任
我在八中上学的五个年头里，先后有四位老师做过我们的班主任。
一个篮球一封信
初一的班主任是任学明老师，教政治。任老师大高个儿，平时不拘言笑；但是讲起课来，抑扬顿挫，非常受欢迎。他写得一笔漂亮的板书。他来上课，经常是先在黑板上用漂亮的毛笔字体，工工整整地写下这堂课的主题或课题，然后才开始讲课。往往还没开讲，我们全班就已经被他的板书吸引住了。要知道一般说来，政治课是不大吸引人的。可是他讲课，我们都十分爱听，因为他很有感染力。任老师南方口音，为人举止腼腆，不时会带出一点羞涩的笑容。记得小说《红岩》刚刚出版的时候，全国轰动，人人争购，可谓一书难求。自然我们全班同学都抱着能尽快读到的愿望。不想有一次上课，任老师一上来，就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画了一块岩石和一棵青松，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小说《红岩》的封面画，然后他又写了两个大字“红岩”。还没等我们回过味来，他回过头来，眼里流露出一丝微笑，“从今天开始，我给大家讲《红岩》这本小说，”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全班都欢呼起来。那个学期的政治课，就成为了我们整个中学时代最愉快，最轻松的政治课了。
我刚开始上中学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无知的。来自革命军人家庭，我身上肯定有一股混不吝的优越感，但是自己浑然不知。我们八中有一个很大的体育场，和课堂教学区隔着一条胡同。体育场里有一个足球场，好几个篮球场。我们很快就喜欢上打篮球了。篮球不够，我就让家里给买了一个。天天带着篮球去学校。不想不久就话传到我耳朵里，说我自己有个篮球，骄傲的不行，和同学关系紧张。我也不清楚这些矛盾是怎么发生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任老师和我还进行了一次谈话。我觉得非常委屈，我自己买篮球给大家一起玩，竟然还惹来那么多意见！后来，还是吴新潮和我们几个家庭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同学商量，几个人凑钱，由王建国去利生又买了一个篮球，才缓和了篮球“资源紧缺“的矛盾。
自然，我和同学们的关系似乎有了裂痕。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事情，现在想不起来了。我好像和任老师的关系也不那么融洽。有一天任老师让我给家长带一封信。我也没在意，觉得肯定是批评我的，我不在乎，下学回家后就把这封信给我爸爸看了。爸爸也没说什么，看完，顺手把信又递还给我。没想到，任老师在信里，非但没有批评我，反而把我大大地表扬了一番。说“小滨同学“（天呀，什么时候，什么人这样称呼过我呀！）作为一个革命家庭的后代，身上有着许多优点，等等，等等。只是在结尾的时候，他给我提出了一些希望和建议。这些话，是我长大以来，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更没有人这样来描述过我，说起过我。任老师好像看透了我的所思，所想，所困及所惑。字里行间，他的语气是那样真挚，平等，恳切，我觉得就连我爸爸都从来没有这样表扬过我呀！我这才意识到我在任老师的眼里竟然还是一个好孩子！读着读着，多日积攒在我心头的郁闷，委屈，困惑和无助，好像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还没看完信，我的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我已经记不清楚后来发生的事情了。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我的心情一下子舒畅了许多，那个篮球不再是我的一块心病，倒是成了我联系同学，和同学们搞好关系的纽带。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似乎开始认真考虑我的“革命家庭”身份对我的社会意义。非常遗憾的是，初一年级结束，任老师就不再做我们的班主任了。
南方口音的女老师，我又退步了
初二时的班主任是温玉苹老师，女老师，教代数。不知为什么，我一开始就对她没有好印象，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她和任老师差得太远了吧。温老师也操着一口南方口音（你别说，我们那个时候的老师，好象各个都操着一口南方口音），可能是广东话，我也说不清。她讲起课来，普通话讲的吃力，我们听起来更吃力，于是我身上那种不自在的性格就又开始作怪了。她好像还是个归国华侨，说起话来磕磕巴巴，特别是不会做我们的思想工作。班上动不动就开班会，放了学还把大家留下来，听她喋喋不休地给我们讲大道理。我猜想可能是她回内地时间短吧，完全说不出能够打动我们的话，给我们训话那个吃力呀，真是难为她了，累个半死，也说不出个一二三，于是我就打心眼里讨厌她，一来二去，她的话我根本听不进去。特别是她和我个人谈话的时候，批评起我就知道三番五次地说我是“军人子弟”，因此就应该更懂得守纪律，给大家带个好头！就这水平，还要教训我？人家任老师是怎么和我谈话的！总之，有一阵子，我在初一年级时的思想进步几乎荡然无存，退步不少，军干子弟那个混不吝的劲儿可能又有抬头。举个例子。吴新潮一个周末从家里拿出来两把猎枪，我们俩骑自行车跑到玉渊潭公园去打水鸟。我两一大早租了一个小船，划到湖心，就开始四处搜寻目标。枪声吓的水鸟四处乱飞，我们的小船也就跟着在湖心360度打转，追着落到湖边芦苇里的水鸟，举枪就射。我还真打着一只！我们玩得正在兴头上，不想惊动了公园的管理员，他站在湖的对岸，冲着我们大喊大叫。他没有船，只好沿着湖岸向我们跑来。我俩看见大事不妙，赶紧掉头往回划，不想到我们上岸的时候还是被他给截住了。枪也给没收了，刚打的水鸟也归了他。扫兴归扫兴，我们俩根本没当回事，因为空军大院第二天就有人来学校了，学校也就是把我们叫到教导处批评了一顿了事。现在想起来，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由于家庭的优越条件，真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都敢干。一个小孩，他特有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影响和雕琢着他的思想，情感，观念和性格。
资深望重老教师
初三的班主任是李秉纯老师，也是教数学的。不过，李老师可是个有全面经验的，资深望重的老教师了，课教的好那是没说的，把我们班管的也是头头是道。他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特别是咬字非常清楚（这和温老师可就大不一样了）！立马就得到同学们的好感。他说话幽默，可批评起人来也是非常尖锐，容不得你不听！具体的事情实在很难想起来了，可是他的音容笑貌，幽默也好，严厉也好，现在还能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北京中学界翘楚陶祖伟
我高一和高二的班主任是陶祖伟老师，教政治。陶祖伟老师是我最敬重的老师，在高中那两年里，给了我许多教诲和帮助。那时我们只是他的学生，和他只是师生关系，没有可能全面了解他，但是从学校的日常接触中就已经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位水平很高，很受人尊敬的教师。你每次碰到他，都会觉得，什么地方，他就是与一般的教师不一样。每次碰到，看见他无论是和学校领导，还是和其他教师学生聊天或谈话，你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是都会感觉到他那种平声静气，很受对方尊敬，信服的氛围。他和我们谈话时也是思路缜密，条理清晰，直入心田，致使他的音容笑貌，到现在还清楚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的陶老师，中等个子，清瘦身材；脸庞白白净净，永远是平和自信的神采。他虽说是政治教师，却很少其他一些政治老师那种不好接近的感觉。记得我们进入高一的第一次班会，全体同学很早就坐在教室座位上，一个个都很兴奋，因为要欢迎我们早就盼望的陶老师，作为我们的新班主任第一次正式亮相。我们都知道陶老师是学校里最牛的老师，就要成为我们的班主任了，谁不激动呢！而且他可是我们高中时期的班主任呀，对我们这些初中生而言，那是一个充满十分神秘感觉的时刻。陶老师还没进教室，我们每个人已经屏住呼吸，急切地向外张望，等他出现。他终于来了，踏着轻快的脚步走进教室。教室里立刻鸦雀无声。奇怪的是，他不是走到讲台上，而是径直走到第一排课桌前面，站在两行课桌中间的甬道上，一只手按着左边第一排同学的课桌，另一只手按着右边第一排同学的课桌，没有开口，先是对着我们微笑，我们和他之间那种“高大上”的特级教师和高中新生之间的距离感立刻烟消云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对他立刻都产生了一种可以信赖，可以交心的感觉。我们不再是小孩了，我们已经长大了，已经是一个堂堂正正的青年人了，走进来的，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长者，而是一个要把我们带上新的征途的领路人。
和初中的老师完全不一样的风格，陶老师很少管班里的杂事。除了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他在学校里还担任许多其他的工作。例如，他不但给我们上政治课，还给全校高三毕业生讲大课。他也不是天天都来班上，对班上的日常事务似乎也不是件件必问。他有时候还和我们一起打篮球。尽管体力已经不能和我们小伙子们比，但是身体矫健，上篮轻盈，依稀还能看得出当年他也是个运动场上的健将。
陶老师一直跟到我们高中毕业，也就是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整个高中两年时间，他有时也参加我们班团支部开的会，和我们几个支委研究班团支部的工作，研究同学的思想状况，可他对班上的事基本上是个撒手掌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陶老师做班主任的那两年，是我们班的鼎盛时期，学习成绩，班集体建设，体育锻炼，各个方面都顺风顺水，蒸蒸日上。
高三，我填写了入党申请书，可能还是我们班唯一一个填写入党申请书的人。那时侯，填写申请书不是任何人自己想填写就填写的，必须是党组织考察推荐的人。陶老师是学校党支部成员，自然我能填写申请书，必须是他认可和看中的。由此可见陶老师对我的评价和期望。最近，建国在聊天的时候也证实了这一点，我当时是十分被陶老师器重的。遗憾的是，我在离开八中之后却再也没有去拜访问候过陶老师，直到他去世，我们都未再见上一面。现在想起来，我内心真是懊悔。
66年五，六月份，文化大革命到来的时候，陶老师好像一下子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我还依稀记得的是陶老师在一次班会上曾经告诫过我们，要慎重对待政治运动，要接受57年反右的经验教训，不要轻易说话。可惜的是，在当时那个政治形势下，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中学生是根本听不懂他的隐喻的。在文革初期，陶老师在学校里也被批斗过。最近，有同学回忆说我们班里也批斗过陶老师。这我就记不清了，不过如论如何，我都要向陶老师表示深深的道歉。
文革中和陶老师有关的记忆就是我参加了去陶老师家抄家。这是我对我的文革经历最感内疚的一件事。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谁组织的，为什么要抄他的家，抄了些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后来是如何处理的。我的印象里什么“可疑”的东西都没有发现。67年，好像陶老师还要求我们班归还他的东西，我们还开班会讨论，我表态立即归还，但是有一些同学就是不同意。
68年初，我离开八中入伍了，之后就再没见过陶老师。后来知道他当了我们北京八中的校长，第一个提出“素质教育”的概念，并被北京市政府授予了“模范教师”的称号。后来我们老校友返校，在校园里还见到了由田纪云副总理题字“模范校长，一代名师”和署名“北京八中校友敬立”字样的陶老师的半身铜像。陶老师是1992年5月28日因病去世的。那时侯，我离开中国去美国已经有3年了，正是拿到绿卡前后，还没有机会回国。我以曾经是陶老师的学生而自豪，我会永远铭记陶老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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