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奚鸿馨
（二十一）大东书局
塘沽路，福建北路口有一处大东书局旧址。是1916年在上海创办的民营出版发行企业。1932年改为股份公司。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官僚资本介入，由杜月笙任董事长，国民党人陶百川掌握局务。1954年，按其出书类别，分别并入各公私合营出版社，大东结束。
大东书局主要出版中小学教科书、法律、国学、中医、文艺、社会科学丛书和儿童读物等。还出版了一批具有学术、史料和文献价值的图书，如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江恒源的《中国文字学大意》，于右任的《右任诗存》等。20世纪50年代初期，主要出版工程技术图书。
民国时期的民营书局有5大家，大东排老四（其他几家为：①商务印书馆；②中华书局；③世界书局；⑤开明书店）。
大东书局旧址被列为保护建筑，其实无论书局业绩还是建筑本身均无过人之处，乏善可陈，姑且一提。
闸北境内遭遇两次淞沪战争，文化重镇“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被毁于战火。保护大东书局或许为表缅怀之意吧。
日本轰炸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是预谋策划的，意在摧毁中国的文化精神，涵芬楼苦心收藏的大量孤本善本，珍贵典籍毁于一旦。而1945年美军大举轰炸日本本土，促其投降，这时却有一位中国学者致函盟军司令，请他手下留情，放过京都，以保护日本的古建筑和古文化，盟军听从了他的意见，保下了京都。这就是人与兽的区别。这位中国学者就是梁思成，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和保护古建筑。梁思成是维新先驱梁启超之子，娶了当年中国首席才女林徽因，另有一番传奇的故事。
大东书局旧址
大东书局旧址
商务印书馆全景
东方图书馆，原名涵芬楼，为商务印书馆在馆内附设的图书馆。1926年5月3日正式对外开放。至1931年末，馆藏各类书刊文献总量已超过50万册，在全国公共图书馆中列于首位。
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战火。
（二十二）“会审公廨”和“国民政府高等法院”
塘沽路的最西端，正对的浙江北路191号是“上海医疗器械九厂”。墙内，几棵大广玉兰树的背后，有两座对中国近代司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老建筑。
南首那幢红色清水墙、假歇山四坡顶的三层砖木结构房屋，诞生于1900年。这是全国独一无二的老司法建筑“会审公廨”的审判堂原址，本来建有三幢姐妹楼，但是，关押犯人的“西红楼”和作为办公楼的“东红楼”均已被拆除。1903年轰动一时的“苏报案”，即章太炎、邹容因在《苏报》上著文批判满清政府而被拘、受审事件，就发生在这里。
红楼北首，还有一座灰色的砖混结构五层建筑。那是建成于1929年的“国民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上海地方法院”。这里也发生过许多重要的判案，包括陈云、王孝和等在内的一些著名共产党人，都曾在这“灰楼”里被关押或受审。
自设租界以来，司法权成了华洋争夺焦点。界内洋人犯法由洋人领事审理，界外华人犯事由清政府的上海地方官（上海知县和苏松太兵备道）审理，而租界内的中国人违法犯罪，两家都要管，于是闹出了矛盾，一来二去，总算达成妥协，在1868年4月，根据上海道台和英美等领事商订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在英美租界设立了会审公廨（也称会审公堂，英文名为Mixed Court）。审案时中方专职会审官（谳员）主审，外国领事参加会审或观审。出现华洋合审的司法奇观。
会审公廨最早设于南京路香粉弄（即现在广西路口食品公司所在地），1899年9月才移建于此。
在贫弱不堪的旧中国，涉外官员是最难当的差。但未必都是低声下气，摇尾乞怜的庸贪之徒。也出过几位可圈可点的人物。一位是长期任“会审公廨” 的中国谳员关絅之，他在任期中不畏强权勇于抗争，赢得了国人的拥戴，后擢升知府、知州等职，1911年辛亥革命后，上海形势一度动荡不已，关絅之又受命第四度出任会审公廨谳员，直至1927年1月1日中国政府与外国领事团签订了《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会审公廨被中国政府收回。
第二位是特派员蔡公时，1928年北伐军兵临山东，日本借口护侨，血洗济南，杀伤逾万。国民政府特派18名外交人员赴山东交涉。日军兽类全不顾外交顾忌，将蔡捆绑，残忍地割去他的耳朵和鼻子。蔡公时以日文怒斥日军“日军决意杀害我们，惟此国耻，何时可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日兽大怒，又将他的舌头、眼睛挖去，并对其他人也百般摧残。最后，除一人侥幸逃脱外，其余17人全被日兽杀害。这就是史称的济南“五，三惨案”。 蔡公时坚持民族气节，宁死不屈，可歌可泣。
还有一位就是近代中国杰出的外交家顾维钧，他的功绩之一是：1918年，一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顾维钧受命出席巴黎和会。为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收归中国，避免落入日本虎口。在和会上他先是慷慨陈词，力争主权，获得与会各国首脑的敬重。继而拒绝在出卖中国利益的条约上签字，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有一部陈道明演的“我的1918”说的就是这段故事。
顾维钧是上海嘉定人。嘉定是个藏龙卧虎的古镇。明清时期，这里出了3个状元，134个进士，979个举人。近现代著名外交家有三位出自嘉定：顾维钧、吴学谦和钱其琛，现在，嘉定南大街349号开设了“顾维钧陈列室”。
时间虽然渐行渐远，这些民族英烈值得后人永志不忘。
1869年上海公共租界在南京路广西路口（今南京东路第一食品商店）处设立会审公廨，是由外国领事陪审、审理有关上海租界里中国人诉讼案件的混合司法审判机关。
1900年搬迁到浙江北路的会审公廨
会审公廨审案场景，中方谳员正座主审，外国领事参加会审或观审，犯人跪在堂下，中方衙役和外国巡捕都在场。图中谳员即为关絅之。
老地图上的国民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和上海地方法院
“会审公廨”建于1900年；“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建于1929年，钢筋混凝土结构。
“会审公廨”老楼现貌
“上海法院”现貌
从塘沽路口看“会审公廨”旧址，“上海医疗器械九厂”已迁走。
关絅之，名炯，字絅之，1879年4月13日生于湖北汉阳新隆集。1901年考中举人，任道台衙门洋务翻译，曾四度担任会审公廨谳员。
蔡公时（1881年5月1日－1928年5月3日），字公时，别号虎痴、公痴、痴公，江西九江人。中国国民党外交官员。清末时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北伐战争时，随国军任外交主任，1928年5月3日于济南被日军杀害。
顾维钧（外文名：Vi Kyuin ＂Wellington＂ Koo，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字少川，被譽為中国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 。
（二十三）后记
从大名路到浙江路，短短1800米的塘沽路牵出一大堆故事。上海马路上千条，最长，最短，最直，最弯，最宽，最窄，最繁华，最风情，最……，塘沽路一项也排不上。可是从塘沽路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发展的脉络，在东段分布了一批中国最早期的新式学堂，有文纪，圣芳济，两所汉壁理和 中西书院，从蒙校，中学到大学，门类之全，密度之高当属十九世纪的上海之最，肯定也是中国之最。在这里构建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户，孕育了中国近代的先进思想和人才。
不仅如此，塘沽路还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洋务运动打造的“制器之器”，现代说法叫“装备制造业”的鼻祖“江南制造局”，工业革命的标志性产业：铁路和电力都诞生于此。
除了这些重量级的第一，塘沽路周边还分布不少轻量级的第一，如1891年，工部局在斐伦路兴建了第一家具备卫生监管标准的屠宰场，1933年又扩建为工部局宰牲场，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号称远东第一，现在改造成1933老场坊创意园。1907年在北苏州路2号成立的上海第一家电车公司。1908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在乍浦路海宁路口创办中国第一家电影院，等等，这些民生公用事业提供了现代城市生活的基本要素。
所以塘沽路是一条值得纪念的路，有资格称为中国近代文明的孵化地。希望这篇帖子是一块引玉之砖，引起兴趣和关注，出现更多精彩的故事。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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