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龄
（八）
楔子：回忆那年暑假
既然只能任人摆布，我静卧于床不再发表意见，结婚前后幕幕情景浮现脑海。
收到电报后
那时刚熬过三年“自然”灾害，约好一放暑假，我先游三峡，再沿长江直下，到上海相聚。本已感受着学生好评的欣慰，加上这惬意长途旅行的安排，我无比愉悦地等来了成行的一天。下午1:00的火车，上午11:00收到电报，ML令我开单位证明，到上海登记结婚。我从旅行梦中猛醒，中断了旅游幻想，说不出的茫然使我不知所措。本来说好了先立业后成家的，有了业绩组织就会把我们调到一起，然后再结婚，当时还不能算立业，怎么能结婚？还想到结了婚就不再是姑娘，质变之前不在父母身边，也没告诉过他们这个决定（我根本没有决定），怎么能擅自结婚？频频信件往来，ML为何从未提及此事，就这么下命令，太不尊重我了。我想哭，如果身边有知己，我一定会哭出来。真想不服从他的擅自决定，只是时间紧迫，办公室就要关门，进入暑假了。我若耍小孩子脾气，不开证明，变成了一切听我的，似乎也不合适，先开了证明，见面再跟他理论吧。
山城三日
到了重庆，我直奔朝天门码头排队买船票。分辨不出首尾的长蛇阵，使我不敢指望顺利成行。辛苦地排了一夜，意外地买到三天后的四等舱船票，喜出望外稍稍缓解了疲惫。
离开码头，途径一家小吃店，买了一碟烧卖当早点。同桌一位妇女提醒我看好自己的东西，说有人会抢。道谢之际，整碟烧卖不胫而走，来不及看到面孔的某人，代劳进了早餐。我无心“恋战”，找旅店比吃早点更重要。于是来到市中心解放碑的和平旅店，前台说凑够四个女性才给开房，让我自己去找。这事强我所难，软磨硬泡，才把我照顾到一个单间－－楼梯旁的小贮藏室，没有窗户，室内漆黑，一开门就听到老鼠乱窜的声音。对于老鼠，不是怕，而是烦，断不能与群鼠同室，再说室内闷热，没有风扇，更无空调。我只把行李放了进去，白天在街上晃悠，没有目的，夜间就在旅店前台的藤椅上小憩。
轮船三天后起航，在盛夏的山城熬过三天并非易事。室内闷热，一天几次淋浴也无法爽身。烈日晒软的街道散发热气，不愧我国三大火炉之一。炎热的气候，加之经济拮据，在重庆，我没有旅游的奢望，却不由得想起了小说《红岩》。一天转街，抬眼望见招牌醒目的“心心咖啡店”，是许云峰和李敬原接头的地方，进去看看才不虚此行。一只脚刚买过门槛，发现殿堂中央地上黑乎乎的一大团，定睛判断，是支硕鼠。我下意识地抽身，两腿发软。不论鼠之旁若无人，还是人之旁若无鼠，皆令我汗颜。
终于盼到了开船的时刻。四等舱连通两侧甲板，一张张双层床紧接着，我很幸运，铺位紧邻左舷甲板，沿江景色尽收眼底，拂面海风沁入肺腑，令我重享久违的舒畅。比起探亲乘坐的火车硬座，清洁的四等舱堪称舒适幽雅。
空前绝后过三峡
轮船驶过三峡，一片寂静、满目翠绿。江面似不比船宽出多少，人在船中，却好像置身幽谷。两岸奇峰耸立，异石遍坡，身处其间，显得格外渺小。神女峰、兵书保剑锋、……，古人以何等闲情逸致琢磨出他们的形象，取了如此贴切的名字，令后人遐想、陶醉。船啊，慢些走，让我融化在这壮美的大自然之中。
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三峡，企盼再见，竟是诀别。
过了三峡，长江渐流渐宽，两岸也少有奇观了。在武汉换乘大船要等大半夜，又是一个火炉。我仍不奢望名胜古迹，只在沿江、近江街道游荡。黎明前上了船就呆在甲板上，不想漏掉日出的每一瞬间。
远岸海天连接处，露出一抹淡红，那是初生朝阳的边缘，淡红带渐渐扩大，色彩越发绚丽。当半轮红日升至江面，其目视直径足有两米多，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壮丽的景观，遗憾没有条件摄影摄像，即使拍摄了下来也是黑白照，那时还没有彩色胶片。
在芜湖停泊时，我随着人群走上码头，又即刻被吓了回来，人群中夹杂着许多奇怪的人，眼睛直盯着游客的手袋、挎包，无疑是些小偷－－灾荒的年代，饥饿逼迫他们寻此出路。
到了上海，ML在码头接我，他迫不及待地解释突然袭击让我开结婚证明的原因。原来这是关心我们的系总支书记Z的建议，不结婚，组织上不按两地关系处理，调我回京就遥遥无期。我没有暴露接到电报时的委屈，反正是这么回事了，实际生活毕竟不似想象的浪漫。
婚纱照
我受到他家人的热情欢迎，看来她母亲挺喜欢我。全家忙着准备婚礼。登记之后不久，区政府转来一家照相馆的贺信，并邀请去拍结婚照。上海可真是与众不同，政府鼓励拍婚纱照。我不愿意，不是因为政治觉悟，而是受父母影响，一贯本分、朴素，不愿背离他们的教诲，去沾染这种已归于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也抵制戴项链，莫泊桑的《项链》印象极深，女主人公就因为一条项链招来灾祸；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都反对奢侈，受了多年党的教育，怎么能带那玩意儿！我执意不买项链，他们家很有意见，ML愿意顺从父母，觉得我不给他面子，如果再拒绝拍婚纱照，会闹得更僵，况且婚纱照是区政府的建议，那不也是组织么！这才同意了。这家照相馆在上海是首屈一指的，我们租了婚纱和西服，拍了三种不同形式的照片，一共花了5元钱。女化妆师说我用不着绑身，直接穿婚纱就好。手拿的花束有两种，我喜欢带有丰满枝叶的白色马蹄莲，可化妆师说那是给某些需要的人遮丑的，让我拿一小束粉色的花。婚纱照令众人叫绝，连我自己也觉得幸亏拍了。虽然文革中婚纱照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铁证，但近年来，朋友们都羡慕我有远见，后悔当初太土而失去了机会。
那一夜在以上一连串回忆中入梦，次日，ML去交检查、接受批判。他出身不红不黑，表现绝不落后，且是轻信SZ的欺骗而为之辩护，没有多少人追究，批判很快就结束了，结论是，阶级观念模糊。
23、八八通令不近人情
女儿出世后，狭窄的单身宿舍洋溢着家的气氛。女儿三个月大时，革命委员会催我返校。我们把女儿交给奶奶照管，从此一家三人“三足鼎立”。同事们纷纷成家，同情我的人较前增多，说“从牛郎织女熬到了牛公织婆”，该调到一起了。可是文革非常时期，无人负责解决“两地关系”问题。
由于徒步串联中，关节严重受损，入秋后风湿活跃严重，医院给开了三个月病假，可以回家休养了。就在这时，中央文革发布了不近人情的八八通令，禁止外地人员进京，我有家不能回。好在女儿在奶奶家，我决定直奔上海。
与女儿朝夕相处，忘了病痛，女儿15个月时，我恢复了健康。返校之前，决定把女儿带走，但并未想好以后怎么安排，幸而八八通令有所松动，我就带女儿回了北京。
接着，她爸爸被学校从五七干校召回讲课，这样，女儿就可跟着爸爸留在北京，还有姥姥和姥爷的呵护。对我来说，可谓柳暗花明，姥姥则说这孩子有福气。
一天，女儿熟睡时，我依依惜别了我们的家。与父母辞别后，独自启程返回遥远的C城。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新指示下，C城的局势逐步平息。
复课闹革命
在复课闹革命的新指示下，大学招了新生－－工农兵学员。没有入学考试，只是政治选拔，年龄不一，程度不齐，大多是小学程度。入学后从初等数学开始补课，数学教研组只派讲课教师，辅导工作则由专业教研组承担。我奉命辅导一门课，因为经常来到学生自习教室，仔细了解他们的程度，因人而异地辅导，无形中打破了课程界限，辅导他们各门功课。在我根据学生作业做了一次集体答疑之后，学生竟向校方要求换我讲课。我与讲课教师相处很好，合作愉快，他谦虚地说要让位于我，我则充分肯定他，支持他。他并非讲得不好，我不过是更理解学生的困难所在，更能启发他们，使之容易学会。
学生知道我能帮助他们解决多方面的疑难，都愿意来找我，并且无所不谈。其实他们也不满文革耽误了前程，说“上、管、改”是“胡闹”，说自己“根本不知道大学是怎么回事，上都上不好，谈何管、改？”我鼓励他们珍惜学习的机会，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给了他们，得到学生的强烈反响，他们相信我的业务，并以我为知心朋友。我又如文革前一样，是学生心目中举足轻重、与众不同的老师，不论领导是否认可，我在学生中的影响不可磨灭，学生的需要使我感受到幸福。
术后承担工作
1971年春开始，我不时出现下肢障碍，确诊需手术治疗。文革期间，上面指示就地求医，异地治疗需“出省证明”。北京仍在八八通令严格控制之下，要求各省革委会严控进京人数，获准出省证明比登天还难，也只能在当地手术了。我正发憷当地的医术和医疗条件时，学校一位资深领导帮我弄到了出省证明，并准了三个月的假。
手术后，在石膏床里度过四个月时光，这本是漫长难熬的岁月，但于我来说，却是因祸得福，得以享受天伦之乐。女儿全托，丈夫上班（革命），大部时间独处陋室，我十分安心。白天除了读书，就是用自制收音机收听广播。晚上有时和丈夫就两地分居问题交谈、商议、讨论，直至争执。我们的分歧在于，他绝对相信和依靠“组织”，而我早就不指望他的那个组织。他们的支部书记理直气壮地说，在我养病期间不予考虑解决两地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站起来”－－病中的我，还怎么信任这个组织呢？支书的话无异于诅咒，为了让他诅咒不成，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站起来。
历经艰辛，我站起来了，返回了工作岗位。暂时没有学生，系里承接了一项任务，号召教师参与。具体工作是给一家化工厂翻译进口设备的资料。我不想无所事事，就报名参加了。领取原文资料时，发现传说中的英文高手们抢先挑走了所有的表格，留下了一本厚厚的说明书。翻译表格只需对照单词，而留给我的是这次翻译的主要内容，于是昼夜兼程。交稿时，系主任惊讶地说：“你翻译得最多，倒是你第一个交来”，他不懂业务，只知多少，并不知难易。
“学制要缩短”
伟大领袖指示过“学制要缩短”，不知不觉间，我辅导过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已升入高年级，该上专业课了。文革前，校方为筹建两个新专业，十年前就派出许多教师远赴他校或工厂进修。我下厂编写了专业课教材，并获好评，但是后来被分配到技术基础课教研组，专业课教学本应与我无关。出我意料，系里要求我讲专业课，说时间紧迫，专业课由数人分段讲授。我不解，众多教师准备了十年，应十分清楚专业方向、培养目标，以及教学内容，怎么还说时间紧迫？更不解的是，系里说那些教师都不肯打头阵，让我第一个上讲台。他们算是筹建专业的元老，我想向他们请教，切磋，可是他们守口如瓶。众多人进修，十年来没有任何积累，我向系里索要文革前我所编写的教材手稿时，方知我付出一年辛苦的成果，在文革中被销毁，说那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我必须从选定课程内容开始，重新编写教材，才能开出新课。
这许多工作须在一个月之内完成，我怎样开头，关系到其他教师怎样继续，这个难题非同小可－－在这所学校任教，这不是第一次。我乐于接受，因为这不是刁难，而是系里对我的高度信任。我昼夜兼程，开通宵是常事。这让我想到，觉都不睡了，为什么还参加无谓的政治学习？于是大胆借机提出备课时间不够，不参加政治学习的要求。系里特批我暂时退出阶级斗争，突击备课。我给系里解围，接受紧急任务，所以领导欣然同意。而于我而言，避开人人言不由衷的开会，再辛苦，也值得庆幸。
专业课在我的带领下开出，我深入备课、浅出讲解，从而赢得了学生。他们说我讲课激起他们钻研科学的兴趣，语言精练使他们全神贯注，尤其欣赏我给出所有专业词汇的英文词。科技书中各种符号的英文上、下标代表其物理意义，我做学生时就养成了在弄清物理意义的基础上记忆，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这个好经验当然要传授给学生，事实证明，学生并不因多记英语词汇感到负担，相反，更易理解科学内容。多数老师不这样做，自己死记硬背，也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教授工农兵学员更忌讳照本宣科，必须清除他们接受知识中的障碍，他们才能前进。我丝毫不抱怨工农兵学员水平低，这个既成事实不是他们的过错，我一心一意帮助每个学生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除了讲求课堂知识的传授，加强课外辅导之外，我一如既往地关注他们的全面成长，不因他们被誉为“上管改”的主力军而放弃教师的天职－－塑造人类灵魂。工农兵学员也是一代青年，能够客观地评价教师，我对教育事业和教学工作的热爱与尽职，感动了他们，如文革前的学生一样，公正地评价了我。在这个曾陷入绝境的环境中，我重新感受到幸福。我的幸福总是来自学生，这使我对教师职业无比执着，如有机会重新选择，我还是当老师，如有来世，我还选择这个职业。
讲课任务完成后，学生好评如潮。接下来上课的一些教师则认为我的“开场”让他们为难，又说不出口，只在心里嫉妒着，因而与我离心离德。做为教师，我只能往好里教书，而没有义务考虑别人能否伦比，何况他们十年前就开始准备了。领导们对我也十分折服，固然因为经过文革略改以往的专横，更重要的是，我帮他们“救了火”。
这个系的气候远好于原系，人们对我没有太大的成见，我的言行争取了多数人，他们甚至赞口不绝。
取得谅解
这时，系领导换了，新书记是原来的人事处长，就是我曾顶撞过的那位女干部。女干部一般不宽容，她会不会报复？为了顺利调回北京，必须取得她的理解，于是主动找她谈话。我单刀直入地说：“我顶撞过你，你对我的印象一定很坏，不过，……”；她立即打断我的话，说：“不，我只是觉得你这个同志（称我同志，把我当自己人了？）有些幼稚，印象是好的，一般女同志找我要求调动，都是哭哭闹闹，说丈夫、孩子如何，你却总是说怕耽误专业。我觉得你事业心很强，别人成天忙着采购，你却每天在工作室勤奋学习、工作，……。”她跟我谈文革中挨整的感受之后，说：“我是当权派，你只是群众，不该整你”。这令我感动，她被勒令劳改，比我“补课”“级别”高，红卫兵用带有铁蒺藜的鞭子抽她，抽烂了棉衣裤，可她没说自己不该挨整。她的丈夫是教务长，在讨论保密专业问题时，对我的见解印象很深，看重我的业务能力，这也使这位新书记更全面地了解我。谈话很成功，她更关心我的困难了。我也反省过去有些任性，做法欠妥，她是一个干部，整个党的政策不关心夫妻分居问题，她也难有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具体办法，我不应怪罪她。我们之间谅解了。
我是一个极易受感动的人，不论领导与群众，只要善意相待，我都不计前嫌。毕业后，在这所大学已混至不惑，大环境荒废了而立，这是一代人共同的遭遇，而我是其中的尤其不幸者，一直处于墙倒众人推的境地。我问心无愧的努力终于征服了上上下下绝大多数的人，大家赞许我的业务与为人，支持、关心我的人越来越多。我的生存逐渐容易些了，要求解决两地问题不再大逆不道。
两地关系亟待解决
1、阻力所在
两地问题的解决依旧阻力重重，阻力来自BH大学人事干部的不正之风，也来自某些“群众”的无端嫉恨。早就想拆散我们的人堪称始终不渝，有人因为我们二人均强，将使他们不快，……，以致总有损人而不利己者煽风点火。系革委会领导明里说把我们排在第一，暗里故意到有关教研组挑事儿，暗示各教研组不要接受我，有关教研组主动要我，也被他搁置。越级反映意见时得知，人事干部更欺上瞒下，偷梁换柱，上级领导甚至以为我早就调来，说是他亲自批准的，并安排了我的具体工作。后来弄清是人事干部多次以我的名义要来进京名额，给关系户解决，因为我们是两地关系户里资历最高、又都是高校教师，申请指标容易。
现官惹不起现管，偷梁换柱的事不了了之，只是确切知道偷换的梁柱是何许人时，我万分气愤，我先生却依然依靠他那个不可信赖的组织。也许他是对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只有耐心等待。我的学校已完全支持我，调离调进都同意，我已没有争取组织帮助的余地。阻力全在BH方面，ML是骨干教师，校方只知使用，而不为之排忧解难。重视业务的一位校长力主我调来从教，人事干部却公然声称“反动学术权威越是关心，越不给解决”。“反动学术权威”是文革初期叫嚷出来的“头衔”，时已十年之后，人事干部还无赖般地沿用。
为了冲破来自BH的顽固阻力，我直接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情况，当时特别信任他。没有告状，只是问既然“中国知识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为什么我这个知识分子如此不被珍惜？既然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我这个不调自动的积极因素如此不被看重？我不讲条件，只希望有个正常的家，以免除后顾之忧，全心全意地工作。总理日理万机，显然顾不上底层呼声，这封信被转到BH的人事部门。主管调动问题的干部说：“你们的问题以后直接找周总理解决吧”，从此更加刁难。
基层领导“善意”地关照：“谈调动问题不要谈业务如何好”，高等学府不希望调进业务好的教师，令人费解！事实上，1970年代以来，他们确实调进了几百名与教育无关的人员，多数本校的一方也并非业务骨干。优先调入的，有人长期泡病号，有人专事家务。如此人事政策，当今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只能说明钱氏不了解高校内情。
就连未通过北京市政审的都举家调来了－－给人事干部进了贡。我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虽说女儿已入托，还选入舞蹈队，常在重要场合登台表演，但她已到入学年龄。虽说有教学任务，聊以满足我的工作愿望，但人已不惑，总该有个正常的家。
2、又生变故
1974年底，新系领导明知我要调走，仍安排我带学生到外地下厂实习，原来的系可从不给我这样的机会，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感动，而后欣然前往。实习结束后，假道回京与家人小聚。BH领导出我意外地郑重通知即将发出调令，说问题总算解决了。致谢后，没过春节就返回工作岗位，站好最后一班岗。文革中过革命化春节，照常上课。
大年初二收到丈夫的电报，本以为上面写着“调令已发”，定睛看了数遍，却是又生变故。他们的领导明明告知分配我到某教研组，以及具体工作内容，怎么说变就变了呢？丈夫争取不力，只有我亲自出马去找他的领导。我系领导支持我回京弄清楚，准了我一周假。
到京后无暇他顾，立即约见领导。革委会主任爱理不理的，后又态度强硬，指责我先生对组织态度不端正，必须深刻检讨，否则不予解决两地问题－－原来是我先生得知变故后说了一句“欺人太甚”，就被推上了被告席。他勤恳工作了廿年，一贯服从组织，实在是组织做得太离谱，他这个老实人才忍无可忍了。我理直气壮说他没说错，几百宗两地关系都已解决，其中大多数比我们年轻，本人不是骨干力量，调进的一方也没有教学能力，在我们的问题上却出尔反尔，不是欺人太甚，又如何解释呢？那领导支支吾吾无言以对，我进而揭穿他们根本没有解决过我的问题，只是在我回京时设了个骗局。该领导以势压我，坚持勒令道歉，说否则他可以不跟我谈，也不予解决调动问题。我针锋相对说：“无歉可道！我校支持我自付旅费返京，专程跟你谈话，你无权不予答复。”见我强硬，又有校方为后盾，他软了下来：“你看，我这不是把工作交给别人，专门跟你谈话吗？”他解释了变故的始末，说确已安排我在某教研组，可是北京市点名要我，他们不能不放－－他还在继续欺骗。我当即戳穿：“我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北京市不认识我，怎么会点名！”他忙改口说北京市急需我这个专业的人，我反驳，既是急需，怎么不安排工作？他又撒谎说把我安排到了远郊一家大工厂，那个厂不接受我，想把责任推给我。这让我怒火上升，不久前，他标榜自己关心群众，说某人之妻主动要求调到那个厂，专业对口，考虑到厂校距离太远，不方便，他把那个没有教学资历的人照顾到了本校；而我是个热爱教育事业，称职的教师，他却让北京市把我“重用”到那个远郊的工厂。我只问他为何如此不公正，他哑口无言。他关怀备至的那个教师给了他许多好处，而我们不会行贿之类的陋行。至于远郊大厂的事，我的一个学生帮我弄得一清二楚。他爸爸与那厂的一把手挚交，他了解到，该厂根本没见过我的档案。他们居心叵测，因为当初不赞成我们结合未能得逞，始终耿耿于怀，企图拆散我们，如果我们离婚，他们会举双手赞成。
这不是猜疑，此前我自己联系成了两所大学，离家近，工作又轻车熟路，我满意，可是BH人事部门出面要回了档案，说他们自己解决两地关系。我还只身闯进一个国家直属单位，人家要介绍信，我没有，只能出示工作证，证明我是好人，看门的大姐听了我的诉说，顿发恻隐，电话找来有关部门，是一位短粗男士。他说需要科技翻译，我即答能胜任；他说要考试，我迫不及待要求当即应考，他同意调档。几天后，得到通知，免考录用。该单位正值领导班子整顿，整顿完了就发凋零。又是BH的人事干部要回档案，说他们有指标了。任何单位都不愿给人当跳板，除了放档，别无选择。他们要回我的档案后，如石沉大海，无人过问我们的问题。在这样的刁难中，黄金年华白白浪费，我有条件为国效力，可是无人珍惜。
连路程在内的短短一周事假转瞬即逝，我必须返回岗位，不能辜负我校对我的关怀，争取调动事宜还得靠我先生。我不能搞得太僵，所以与领导的谈话以和为贵的原则结束。
帮我弄到出省就医证明的我校资深领导很觉奇怪，那么多人调进了北京，他认为我的条件更好，却迟迟得不到解决。于是建议我不要非调到对方学校不可，先调回北京再从长计议。我忠诚教育事业，热爱教学工作，众所周知。当了近二十年教师，对这事业更是感情深厚，真的不愿离开教育岗位。我从不在乎教师的两袖清风，当时也没有学衔可奔，留恋的就是“人民教师”的称号，以及赋予它的神圣天职，忘不了“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席老话。面临不得不离开这个岗位，有一种说不出的惋惜，我不情愿。
3、节外生枝
那位领导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回京探亲时，持信去见他的战友，一个高干，重要部门的领导。第二次见面，他告知已将我安排在他属下的国营大厂，在很远的郊区。本着先调来再说的原则，我不得不同意并感谢，总不能听任对方人事干部拖延和破坏，而继续浪费生命。工厂不是我喜欢的去处，这意味着必须离开我热爱的高校，看不见学生们可爱的脸庞，不能站在讲台上博得听众的拥戴，也不能探索人类灵魂的奥秘，并悉心地去塑造，我热泪涌流。那是心底的泪，那心牢牢地栓在课堂里，连到学生的心上。
几天以后，未来的领导，那位高干，通知我去见他，说有东西带给他的妻子。原来他妻子是我校的党委干部。我不禁感慨，人家也是两地关系呀！我先生没为这次请假，因为取他要带的东西，担心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很难兼顾，我也没带女儿。这位领导主动约见我，却身着睡衣，脚踩拖鞋，故意不给女士起码的尊重。我本想取了东西就走，他却不急，还端茶倒水，让我进里屋，一时弄不清，是他没有架子，还是东西在那儿要我去拿？进门方知，那里是他的卧室，我顿生不快，就说还有事，催他把东西交给我。他说还有工作安排的事要谈，我仍存疑，基层技术干部的工作也要一把手安排？我遵其命坐在沙发上。他本应坐在小桌另侧的沙发给我布置工作，可是他踱来踱去，露出让我腻歪的笑容。我再次表示不能让日理万机的领导耽误太多时间，他“和蔼”地说：“跟你谈话也是我的工作呀。”说话间，他蹲到了我的沙发前，双手搭在沙发扶手上，没给我任何活动的余地。我已极度反感他制造的气氛，命令式地说：“X书记，请那边坐！”他不得不站起身来，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大道理，比如，拜工人为师，学习工人的品质等。我多次请他拿出要带的东西，他都打岔。当他又要蹲下身来时，我猛地站起，干脆说我有理想和抱负，托人解决两地关系问题是不得已而为之，今后不会成为工厂的包袱等等，暗示他别再“训话”。我之正气凛然，使他无从非分，但我不能忍受他贪婪色欲毫不掩饰的“赞美”，多呆一秒钟都觉蒙受侮辱。这次约见是明显的设局，根本没想托我带东西。我警惕地想着对策，明知得罪他的后果是两地问题难上加难，但顾不了那么多。趁其不备，我敏捷地夺身站到门口的位置，威慑地说：“您没有东西要我带，就告辞了！”调动的长期困扰，我不能不担心他恼羞成怒，就给他留了点面子，边往外走边说：“您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再通知我吧。”
我无法忍受极度的屈辱，走在首都的大街上，痛与恨的泪水悄然涌流，普通民众的委屈能向谁诉说？
父母问及，我只说问题解决了，让他们放心。我非党员，却也习惯于自觉自愿地维护党的威信，生怕父母把个别干部问题归罪于党，可谓忍辱负重－－我真的认为只是个别干部有问题。可为什么倒霉的事总让我碰上？我强忍愤怒的泪，与父母共进了午餐。
把这“节外生枝”告诉了关心我们的BH原系领导Z，现在是校领导之一。他是我大学同学，令人敬服的党员，有口皆碑，文革中，不堪小人企图整垮他未能得逞。他真诚地说我们漫长的两地生活不容易，当初他是唯一支持我们结合的领导，也了解我的业务能力和人品。说话时，他流露出胜利者的感动，似乎在说他没看错，我以实际行动有力地驳斥了闲言碎语。Z将与人事部门交代，说还是调到BH。
我请求北京人事局调回档案。一位端庄正气的女干部接待了我。本以为我反映的情况只是一面之词，她还得调查，那高干要是反诬我，他们大概会相信他，那就完了。可是接待我的女干部W毫不怀疑，她说，现在干部中这类事情很多，女知青受害者屡见不鲜。她关切地问那高干对我做了什么，我公正地说，什么也没做，但是我的直觉让我提防；若在他的领导之下，我不怕什么，自尊自爱者不会上当受骗，但会影响我的政治生命，比如这位书记冠冕堂皇地讲党课，我仍忘不了他私下的表现，不可能肃然起敬，或许还会不再执着争取加入这样人领导下的组织。他是坏干部吗？他那么受党重用；他是好干部吗？他那么令人作呕。
W女士善解我意，说还是调到大学。她当即查阅大学口的两地关系名册，几大厚本里竟然没有我的名字。她反复问及我的年龄，因为四十岁以上的两地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后来无意之中在大学生毕业分配的名单里发现了我的名字，我已四十出头，只有啼笑皆非。我的名字不在W女士管辖的大学口，她爱莫能助，但她的正直、好心令我难忘。BH人事干部WZ与人事局主管大学生分配的干部G之间多有交易，G就全按有利于WZ的原则处理该校的两地关系。一次，经人引见，我来到人事局心脏地区，在一人宽的楼梯上与WZ狭路相逢，他下我上。他惊讶我怎么能进入这必需持有公函的地界，怀疑我摸清了他的不正之风，到处散布，我若调进，将来不好管，从此铁了心不解决我的问题。他想把我先生挤出BH，以除后患，可是我先生的系里不放他。这就是他们不调进我，还阻碍我调到其他单位的根源。WZ耍尽无赖，我校委托出差人顺便促进解决我的问题，电话约见，WZ定了时间，可人家来了，他找借口不见，事后还说不能肯定打电话的人就是我校方所派，倒打一耙。我校来者必持公函，WZ是故意找茬，我真希望有机会当面驳斥他。
只得再等，女儿该上小学了。人事局终于想出良策，以那个大厂的名义发了调令，承诺进京后调换单位－－进京问题总算解决了。进京指标的借口不存在了，BH校方若真帮忙，调我进校教书易如反掌，但是他们仍不安排。我只能先办理离校手续，回京待命。
空前友好的欢送
系里为我举行欢送会，曾被孤立的我料想不到欢送会的盛大和与会者的热情。无论平时有无交情，大家都不吝美好言辞，赞扬我在校十七年的表现。时任党支部书记的L女士说：“这个同志能力强，工作热情高，主动担当，为系里排忧解难，很好使用。”还说，如果不是两地分居十七年，如果不是北京坚决不放对方，他们真不愿放我走。我在这所学校曾被另眼看待，由于个人坚实的脚步，也由于人们毕竟在进步，或多或少认识到不该整人，将离时，尽享同事们投来的热情友好目光，以及为我终与家庭团聚所表达的庆幸与惜别之情。
十七年辛酸历程，在这样的气氛下离开，我有一种成就感。
承上启下之结语
所写林林总总，不像是高校吧？但这就是我从教的第一所高校。它是那么革命化，可是文革时，还是把1949－1965年的教育批判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其中前九年，我受修正主义路线的教育，后八年，我为修正主义路线服务，因而得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典型”。有幸的是，这十七年之前，我还受过几年不讲路线的纯粹教育，使我终生受益。
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因为“红与专”的对立，知识分子只有接受改造的份儿，只能服从人为的“国家需要”，做“普通劳动者”，“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至于专家、学者、教授等名词，已从一代人的字典里消失，更何况大师、诺贝尔奖？
然而，“我们这儿”疯狂折腾的岁月里，德先生和赛先生周游列国，我们停滞、倒退，世界突飞猛进。一出一进，差距之大可想而知。这过程中，我们闭关锁国，不知不觉。
“万水千山”是我走进社会前十七年的亲身经历。大学毕业后，服从国家需要来到遥远的他乡，始终不解国家为什么需要百姓远离故土告别亲人，却认可这就是国家需要而一贯努力工作。光阴荏苒，催我不惑，历尽艰辛岁月，逝去青春年华，总算熬到万水千山结束之日。
调回北京，却未柳暗花明，我继续为不能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而焦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篇分解。
（完稿于2012-2-11 北京陋室）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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