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龄
（七）
14、另类“战斗组长”
还是停课闹革命，左中右阵营转瞬即变。运动之初，党员聚集的 “造反派”组织HQ战斗队名噪一时，一夜之间成了保皇派，一个叫做DFH兵团的组织夺了权。形势逼人，每个人都得站队，站错了队就成为“老保”（保皇派的俗称）。看来是“左派”的DFH，为了证明自己彻底肃清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准我这个并不受他们欢迎的人加入。教研组随着旧体制被“砸烂”，成立了战斗组，革命群众公推我为“战斗组长”。
我主持政治学习，每天照例先做三件事：唱歌，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念诵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原来的红五类组长带领大家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同样的歌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曲谱，他五音不全，每次起头唱第一句，大家都摸不准他到底唱的那一首，于是你唱你的，我唱我的，场面滑稽，众人爆笑，组长则一本正经警告大家严肃对待“三件事”。我主持政治学习，这个问题迎刃而解。此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职责，教师的天职是教育培养学生，舍此谈何革命？“组长”无正业，我不想徒有虚名，自问，能为群众做点什么好事呢？我无实权，能做的只是关心、帮助同事。组长当得无聊，辞职又辜负了大家的信任。终于，事情找上门来，“革命委员会”决定解决教师住房拥挤的问题。我全面了解组内情况，就把名额给了最困难的教师L，他是少数民族，一家三代住一间12平米的集体宿舍，人又老实，与人无争。全组同事都拥护我的决定，DFH“左派”革委会却不批准，说L是HQ老保。我据理力争，L按“革命”要求站队，他一个普通群众，怎么知道那派一夜之间倒了台？“造反派”群起攻我，指责我不该为保皇派谋福利，蛮不讲理地说，他们是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份上，才让我加入了造反派，我却不与他们合作，威胁要开除我。我回击说：“你们这样造反，不用你们开除，我主动退出，但是革委会必须解决困难户的房子！”争执中，围观者已人山人海，异口同声赞扬我的正义与刚直不阿；“保皇派”的核心人物－－原来整过人的党员向我示好，似乎认为我站到了他们一边。其实我哪边都不站，就是坚持合理解决问题。同情弱者，这是自幼父母教育使然。
掌权者滥用职权，最终没有分给L住房。我深感歉疚地向他检讨，他知我无权，不仅理解，而且一再感谢，叫我别得罪那些不好惹的造反派，我只遗憾自己没能尽到责任。
不久，不可一世的红卫兵组织采取了新的“革命行动”，八十万人上京告状。我早就担忧整个国家坐吃山空，如此大举行动更将劳民伤财，当然坚决反对。我的态度与一起劳动补课的几个教师以及学生不谋而合，成立了一个战斗组，反对上京告状。这当然为当时的多数所不容，攻击谩骂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掌权的造反派千方百计地要揪出叛逆，文革造反派和共产党一样不容异议，只要一言堂。我们不得不转入“地下”，被查出者得在私设的公堂里“逰地府”，那里的刑法相当于“下油锅”、“老虎凳”之类。
围绕“上京告状”，掀起了新的辩论高潮，少数人哪里挡得住一心上京的千军万马？许多人并无政治观点，要的就是免费旅游，这样的人主意尤为坚定，他们成行了。
15、“要武嘛！”－－武斗
一句“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引发大乱，“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更给本已疯狂了的“革命群众”以启发——武斗开始了。就连我们这所高校，红卫兵都在校办工厂造起了手榴弹，成功后还满街张贴“公报”。持枪的人也不在少数，军警才有的枪支怎么会到了造反派手里？街上很危险，不断传来有人中流弹的消息。一位女医生正在哺乳的初生婴儿中了流弹，尚未满月就在母亲怀中离开了他还一无所知的世界。我校一名教师头部中了流弹，幸而距离较远，子弹未穿透颅骨，在颅骨上转了一圈，此人虽未至死，但已失意识。
一天晚上，命令传下，说保皇派要反扑，全校进入战备，人们纷纷抄起家伙。漆黑的校园里，仨一群俩一伙地议论着。忽见远处有一身影走来，黑色衣裤，前胸后背绑着畚箕，头上扣一畚箕，黑布蒙面，只露两只圆睁的眼睛，恰似古代战场上身披盔甲的武士。开口说话，方辨认出是同系的W。他十分郑重地批评大家警惕性太差，没有像他那样武装到牙齿－－他的样子又瘆人，又好笑。
时已夜深，没有什么动静，大家自动散去。接着的日子很不平静，据说校园之外，形势紧张。W的小道消息最多，一天更兴冲冲地讲他的英勇事迹，说他在路上骑车，有保皇派跟踪，他警惕而沉着，暗地里瞄准老保，一枪打中其小腿。（当时只惊其枪法不练自通，“要文斗，不要武斗”之后，有关方面追究流失的枪、弹，有人记起W的英雄事迹，让他缴枪，吓得他魂不附体，连声承认那是吹牛。严肃的阶级斗争中，竟无人穷追猛打，因为都知道W一贯厚爱吹牛。）
危急形势下，终日惴惴不安，渐渐地，校内几乎无人留守，集体宿舍里除我之外，还有一外来人家。我的大家小家都在北京，每年只在假期短暂团聚，除此之外，不敢想到回家，只能不情愿地遵守规定。我只盼着快放暑假，名正言顺地回家，因而老老实实地呆在学校。外来人家是躲避更厉害的武斗而来的，问我为什么还不离校，我说还没放假，他们说我太老实：“现在还等什么假，学校领导都躲起来了。”这一语提醒了我，平时领导管得很严，有些群众也紧紧盯住，我一离校，必有人一天天数日子，归期延误，扣发工资。武斗使他们吓破了胆，老领导、新头头，革命群众，全都逃之夭夭，倒是我这个被他们指为问题严重的人自觉地坚守岗位，若因此卒于流弹，岂不冤枉！
我决定回京，当即轻装去了火车站，打算买了票就走，不回这空无人迹、冷冷清清的学校。
16、文革中的旅途
火车站已是水泄不通，挤了半天才找到买票人长蛇阵的队尾。排了一天一夜，总算买到了直达北京对号入座的硬座车票。好容易挤进站台，顿时被那场面惊呆，根本没有直达北京的火车，只有一列是开往西安的。车站处于无政府状态，无处说理，我想，西安就西安吧，近了一半，而且西安应该有开往北京的车次，上去再说。隔着拥挤的人群遥望车窗，只见车内黑压压地塞满了人。我奋力挤到车门，众人在门口乱推乱搡，根本无法上车。想找列车员说明我连夜排队购票，无论如何也应该让我上车，可是不见列车员的踪影。原来，在我们老老实实连夜排队买票时，造反有理的红卫兵纷纷捷足先登。车厢里早已挤满不买票的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号召就是他们的理，因为有理，所以造了购票乘车的反，买了票的反而没理了。
开车时间已到，车门依旧拥堵不堪，急中生智，我钻到火车下面爬到了另一侧。车窗离地面太远，我又刚犯过关节炎，怎么也爬不上去。天无绝人之路，一位熟人送家人上火车，他帮我爬进了车厢。多想说声谢谢，可是我已无法再近窗口，视线完全被无缝的人群遮挡。
座位早就没有了，我下定决心站到西安，但走道上几乎连站的地方也没有了。车下的人继续挤进，我理解玩命上车的人们，他们一定是买了车票的，挤不上来票就作废，无处说理，希望守规矩的人都能上车。脚下地盘越来越小，我被迫踮起脚来，直至被架空，只得央求坐着的人允许我坐在椅背上。他们勉强同意，却不断流露明显的厌恶，并给以颜色，把我的腿脚挤得生疼。我不愿求人，更不愿看脸色，就站上了椅背，两脚不得不踩在他们两人之间的空处。他们借口不安全，让我下来。我被挤“升空”，休想“着陆”，硬挤下去，地上的人又该反感了。总不能下车啊，抬头望见行李架，觉得是个去处。于是，奋力挪动行李，形成一个马鞍形的窝，吃力地爬了上去，半躺在窝里，算是安定下来。碰巧近处有一年轻同事热心递给我食品，令我感激不尽。抵达西安之前，竟有人问他：“行李架上的人是医生吧？”这是因为车里的人都满脸乌黑（那时是蒸汽机车，过山洞时煤烟大量灌入打开的车窗），只有居高临下的我，显得清洁。
到了西安，关节剧痛，我已无力挤入那玩儿命的人群，不敢出站，以躲避出进站的两番拥挤和盘查。下一步该怎么办？既持有到北京的直快车票，在这造反有理的乱世，我有理由乘坐任何一次开往北京的列车，想到这里，我觉得自己在文革洗礼中变得很聪明。几个小时以后，来了一列到北京的慢车，我毅然登上，绝不敢傻等直快。一路竟然破天荒地没有晕车，“革命”真是锻炼人啊！
难熬的旅途终于结束，重新回到了首都北京。没有亲人接站，走得匆忙，无法通知他们。车站到处是红卫兵小将，个个盛气凌人，一派红色恐怖，没有丝毫的故乡亲情。
17、团聚也不安
回到家中见到亲人，压在心底的委屈如火山喷发，一涌而出。提起文革以来不堪回首的往事，满腔热泪源源夺眶，完全失去了克制力，母亲竭力劝慰。父母不能理解他们一贯放心、自幼要强的孩子何以成为众矢之的；家人不明白思想进步、依靠组织的我，怎么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挨整；但谁都不愿寻根问底，却一致地催我求医－－他们看出我病得不轻。近两年的“史无前例”，尊严尽被剥夺，进而伤害身体，噩梦频繁，往往泪湿枕巾。
医生开了病情证明，给了较长的病假。丈夫的室友回了家，我住进了集体宿舍暂时安定下来。好景不长，“造反派”夜间来查户口，来者虽是他的学生、我的校友，却明知顾问“有无不该在京逗留之人”。当时不少红五类出身的，都是这样凌驾于人。有理无处诉，我心中怀疑文革的目的，两地分居本已不符人道，我探亲、休病假，反而成了不合法居民，说中国已不存在人权问题，我不能苟同。
不过，长期孤身在外，能在家病休也算是幸运了，我不想返回。每天上午都进城，除了看病，都在父母膝下。新中国成立后，父母就没有了自己的住房，栖身条件最好的二姐家。能分得两居室住房，不仅因为二姐夫的资历，还因为迁来父母的户口。父母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外地工作的子女回京投奔父母，体味短暂的天伦之乐。文革中，姐夫被定为走资派兼反动学术权威，剃了阴阳头，每天倒煤（无目的地来回搬运煤）劳改，无稽之谈的大字报甚至把二姐难产送医院，租用了单位的汽车，也列为特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不再劳改，并重新启用，但仍被视为革命对象，自己得承认尾巴没有退化，并遵旨“夹着尾巴做人”，“小脚侦缉队”警惕地盯着他们。
一天清早，我照例回家，百米之外，看见父亲站在大门口。父亲等候已久，谨慎地说了情况，递给我一个沉甸甸的饭盒，里面装着母亲赶制的饺子。父亲不忍心地说：“去你嫂子那儿吧。”昨夜全家人被野蛮的敲门声惊醒，小脚侦缉队大队人马前来查夜，厉声质问是否窝藏了闲杂人等，还要了户口本，一一核对。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手电上下照遍，连堆放杂物的吊柜也不放过。我与父亲深情对视，恨自己不能与近在咫尺的母亲见面，理智的父亲催我快离开。事后，母亲说他们是来查我的，多亏我没留宿。
那真是无法无天的时代，小脚侦缉队凭什么夜闯民宅？没有人敢拒不开门，试想，万一是一伙强盗呢！那时若不开门，不仅门被砸破，姐夫还得落个不支持革命行动的罪名。无处说理，受过教育的人有罪，任凭无知者摆布。她们都是为人之母的人，为何如此损人不利己？她们以为世道从此变了，“红色家属”翻身了，管制别人可显出自己革命的坚定性－－不知她们最终能否自知浅薄。
我端着饭盒，拖着沉重的步子，心中茫然。革命深入了，服从国家需要远赴他乡工作的我，却失去了自由。父母把我从遥远的地区，危险的环境，盼了回来，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聚。年迈的父母该怎么想呢？缠足的母亲，出行艰难，只能包些饺子传达母爱。这样革命下去，能得人心吗？我又怎么能拥护这样的革命呢？边走边想，好像走了很长的路，才来到并不很远的嫂子家。
嫂子是有初中程度的家庭妇女，在没有文化的居民中也就备受瞩目。在那个小圈子里，硬要宁左勿右地“各阶级分析”，我家绝对离“黑”更近，所以文革期间，嫂子提心吊胆地度日，偷偷砸烂了父亲收藏的古董，旧社会银行同仁送给父亲的银盾，还有一副旧货摊买来的象牙麻将牌（从前过年时，家中娱乐用的，平时不许动它，父母不准我们玩物丧志）。不过，在嫂子家我还能安全立脚，哥哥是普通职员，维持八口之家，一家人衣食简朴，红色居民也无从挑剔。
见了嫂子，我忍不住热泪涌流，嫂子安慰并热情接待我，和侄儿侄女相聚，重拾童年欢乐，使我略感慰藉。爸妈以前也住在这里，1963年去了外地我姐的家，文革开始，二姐夫被打成黑帮，二姐上班较远，一度托嫂子照管两岁的儿子。嫂子在文革前做过大手术，所以父母特地回京，解决二姐家的困难，到京出站等出租车时，红卫兵厉声问成分，父亲镇定回答：“军属”－－长孙是现役军人，红卫兵立马安排了出租车。后来我想，如果有人谎报成分，不是也能骗过“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可笑的是，红色恐怖之下，无人敢说谎。还有更可笑的呢，西单那里曾有巨幅标语：“XXX拉长你的兔耳朵听着，不老实交代，就砸烂你的狗头”，狗头上怎么长了兔子耳朵？处处可见“油炸XXX”的标语，周恩来也在“油炸”之列。知名红卫兵多为高干子弟，之间的相互争斗，实际上反映了他们父辈的纠葛。封建主义这座大山并未推到，世袭传统难改，争权夺利造成社会混乱，老百姓大可不必“站队”，改朝换代都是换汤不换药，老百姓总是老百姓。60年来讲历史，说过去都是改朝换代，而推翻国民党是革命，本质不同。其实，有什么两样？共党执政后，一切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从未将人民放在首位，最高领袖农民意识根深蒂固，继承封建衣钵并变本加厉，控制意识形态，人民甚至不敢怒，谈何敢言？这是我后来的认识，过去，我期待他领导中国走向幸福的明天。
18、“要文斗 不要武斗”之后
武斗比比皆是，江青名言“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打人的人，谁会说自己是坏人呢？后果当然是打人有理。中央文革大概觉得打得差不多了，终于下达“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全国乱象这才平息。学校不断催我返回，说病休也不能脱离火热的革命斗争。尽管我不知自己算是革命动力还是革命对象，但也觉得游离在京不是“革命者”的姿态。伟大领袖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我和所有人一样，暗自衡量自己。运动之初我被划在三、四类之间，连“可以改造”的三类都不如，豈敢奢望左派？曾想过，我的前景必是卷起铺盖去当右派，并信告丈夫划清界限。他没听党的话与我结合，已经影响了组织对他的信任，不想再牵连他，我若当右派，他在保密专业将前景叵测。何况他说过绝不因远隔两地而变心，但是犯了政治错误就另当别论。我虽未问他所谓的政治错误之所指，但知道不如三类的我，政治上当然是犯了不小的错误，我得抢在组织通知之前告诉他。父母那里，我不用打招呼，他们不会与我划清界限，不在乎我反不反党；他们最知我的品格，即使“犯了政治错误”，父母也必不离不弃，我永远是他们心爱的孩子。
丈夫的态度出我意料，他根本忘了关于“政治错误”的话，坚定地相信我，表示我们之间牢不可破，他不在乎什么影响。这样，犹如汪洋怒涛中的一叶孤舟，拼死挣扎的我更加坚定，决心闯出惊涛骇浪，到达彼岸－－我深信那里绝不凄凉。
不论政治生命将如何，都必须面对现实，我必须返回岗位。
临行前，有件事我放心不下，就是自幼的好友YL的下落。YL抗美援朝时参军，复员后上了大学，因病休学逾期，未能复学而参加了工作。YL酷爱文学，天资聪颖，文革中成了公认的笔杆子，加之组织才能，又被选为造反派头头。文革形势翻云覆雨，她又被隔离审查。其夫与我偶遇时只告知：“任何处境，YL都不会出卖朋友”。这不是我所关心的，我等皆问心无愧之人，我相信她，也不怕牵连。此后一直无消息，苦于无法联络。碰巧在电视的样板戏节目乐队里，看到了YL的亲戚，就写信询问。回信令我失望：“YL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已自绝于人民，别再找她”。世态炎凉，令我心冷。YL是我最好的朋友，热情开朗，怎么会抛下年幼爱女，撒手人寰？我带着疑问、悲凉，返回远离故土的地方。
19、依旧停课闹革命
学校依旧停课闹革命，没有中央文革的命令，谁也不敢擅自复课，造成的后果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没有人为停课担忧。工厂停产的后果则可想而知，人口大国只能靠国库来维持，岂不坐吃山空？我不由自主冒出一个万万不敢公开的想法：世界上一定没有一个帝国主义想侵略中国，台湾也一定不想反攻大陆，否则，何不乘大乱之虚一举而入呢？不过当时似乎人心齐，一经号召，或许一致对外，或许敌人也不会轻而易举地得逞。折腾了很久，才想起“抓革命，促生产”。
每天照例从“三件事”开始，从早到晚政治学习、武装头脑－－这就是全国性的头等大事。红宝书中，除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多是某一时期的政令，如何联系当前实际，特别是个人的实际？每个人的心得体会都是牵强附会，千篇一律，可就这样，也评出了学毛著积极分子，开讲用会，现身说法证明毛泽东思想放之自己也灵验。林副统帅更说，马克思主义离我们太远，学毛著立竿见影，一本万利，此言使我觉得林这个人颇通商道，而无商不奸呐。副帅另一高论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所以知识分子不务正业，只学毛著。
外面的世界突飞猛进，国人单科独进提高阶级觉悟。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中国则逆流而退，权权权，命相连，只要不变颜色的江山，不要中华民族的前途。
不知何方何高人意识到单调的政治学习不得人心，发明了“三忠于”活动：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忠于中央文革小组。从此革命形势生动活泼，革命群众全时投入绣毛主席像、用红纸剪出复杂而革命图形，如跋山涉水的长征队伍，延安窑洞，当然最多的是毛主席像。教研组艺术大师F更有绝招，从垃圾堆里拾来大量五颜六色的玻璃碴，混之以胶，竟然在一块三合板上，贴成一幅毛主席像，令人叫绝。众人七嘴八舌，怂恿他在头像上方加了几朵祥云。反正不务正业，做这玩意儿消磨时间，倒也是个乐趣。
大字报已经没有什么内容可写，我等突发奇想：出个诗词专栏。首先得有诗词，我好生琢磨领袖诗词的词牌，填了许多首。由于投稿者寥寥，“天降大任于斯人”，整个一面墙上，几乎都是我的诗稿，我成了专栏作者。两位同事别出心裁，在宣纸上打了红色的竖格，展示了他们漂亮的书法，整个版面古色古香，人见人赞，轰动一时。追悔莫及的是，没有留下底稿，如今再也发不出那样的诗性。
忽然掀起了忠字舞热潮，据说是东北人发起的，遍及全国无处不跳，一边唱毛主席的颂歌，一边手舞足蹈，说实话，毫无艺术美感，绝对丑态百出。不管你是否爱好跳舞，都必须跳忠字舞，跳不跳是立场问题，跳得好不好是方法问题。我时值妊娠，逃过一劫，否则，强我所难参与丑态百出之事，必将终生留下不快记忆。
“革命”就这样继续着，人们无不积极投入。
20、“劳教犯”平反
原系一党员跟我说，文革前全校大会给教师H戴了手铐，送去劳教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我即生反感，当初是你们党整了他，怎么来找我？冷静想来，这个党员并不是那种整人成性的，他毕竟认识到了错误，为同事鸣冤，无奈势单力薄，才来找我。我参加的人数极少的战斗组敢于维护正义，坚持真理，立即为此采取行动。文革中砸烂公检法，没费任何周折，就从市公安局打听来劳教地点，学校的人事科长也痛快地交出大捆“批判材料”（批判会记录）。主要工作是组里一个学生红卫兵完成的，他最早反对上京告状，具有反潮流精神。
H被营救出狱平反后的情况，我知之甚少。整人成性的人应因羞愧而改弦易辙，不再作为错误路线的群众基础，众人不推，墙不易倒。但是，打他入狱的人比比皆是，多数不甘承认错误，后来听说他又被整了。党的领导、“新生力量”都要当一贯正确的左派，他们需要证明自己从未做错。好在，找不出什么理由，让H重返铁窗。
为受冤者平反，在那些浪费生命的日子里，总算是实质性的举动。
21、也“触及”了他的“灵魂”
“赫鲁晓夫睡在身边”
1969年初，为迎接下一代问世，我又回北京。火车一般不能正点，我虽妊娠，也没通知丈夫接我，独自回到也叫做“家”的狭小单身宿舍。已值午夜，丈夫被日益深入的革命形势所逼，次日必须交出检查，我不知他被“触及灵魂”的原因，只知不能打断他写检查。于是，一切自理，现缝被子，他只有一个人用的。我们一直两地分居，他与人合住男单宿舍，室友刚成家搬出，才有我容身之地。
凌晨，他写完检查，详告了处境。有人揭发他的室友打碎了毛主席石膏像，此人不承认，找我丈夫给他作证。揭发人说的时间正是他俩外出串联中，不可能“作案”，他一贯实事求是，挺身而出为之辩护。两天后，工宣队警告我丈夫：“你已陷得很深，敌我不分，赫鲁晓夫睡在身旁，你却包庇！”原来在红色恐怖强压下，他的室友一方面对他一口咬定没干过那事，一方面却为了争取坦白从宽，不仅承认，还深挖资本家出身的阶级根源，说自己打上了阶级仇恨烙印，中学时就在毛主席像上画过眼泪，立誓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丈夫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对室友的保证坚信不移，软硬兼施下，毫不动摇地为之鸣不平。当工宣队告知被揭发人已坦白时，辩护人啼笑皆非，落了个包庇罪，还勒令交代是否同谋，检讨也得深挖阶级根源。我看后觉得许多内容大可不必，比如，结婚时的项链与婚纱照，我们之间的确有过不愉快的争执，我反对，他则站在家人一边对我不满。说真的，他的检查倒是说明我俭朴，没有资产阶级思想，但这些与“检查”毫不相干，交代了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可是他被告知，只写人所共知的是过不了关的，必须交代人所不知的。此外，他还主动交出家里给的一对戒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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