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立
四
1961年的小说“红岩”和1962年的歌剧“江姐”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以合法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名义出面，在人们印象中曾家岩的“周公馆”就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就是象征着革命的红岩，殊不知真有一个地方就叫红岩，那里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所在地。（父亲一直以为徐特立是长沙八办主任，他知道王凌波，却不知道王凌波才是长沙八办主任。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主任是钱之光，恐怕知道的人就更不多了。）
《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和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南方局篇记载： “1939年5月重庆遭敌机大轰炸，南方局和办事机关一起迁入红岩，（城郊化龙桥红岩嘴“大有农场”）。南方局又以周恩来私人名义租下位于城区的曾家岩50号部分房屋作为办公地，对外称“周公馆”，实际上是南方局开展统战工作的据点。周恩来、邓颖超及董必武、叶剑英等南方局领导同志常住于此。新华日报、群众周刊迁到重庆后总馆设在化龙桥虎头岩，人们习惯称为“红色三岩”。”“1940年秋，蒋介石撤销桂林行营，改为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军统和中统势力插入广西”。
广西篇记载：“1940年秋，国内政治局势恶化，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准备撤离，因而决定撤销桂林、南宁、梧州三个特支。广西党组织转由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
《《见证红岩——回忆南方局》林蒙“关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一些情况”记述：“组织情况，组织部下设干部科，科长原是石磊（曹瑛），1941年时为龙潜，组织部总交通袁超俊。”
荣高棠“我在南方局组织部” 记述：据我了解南方局组织部开始是博古负责，1940年博古回延安后，孔原同志接任，1943年孔原同志回延安，又交给了张明(即刘少文)，一直到我离开南方局时都是张明同志负责，1945年冬钱瑛同志从延安到重庆任重庆局组织部长。钱大姐从西南工委撤回南方局后，还是在组织部工作，1943年夏她回延安去了。南方局组织部的负责人，先后就是博古、孔原、张明(即刘少文)。重庆局时是钱瑛同志。
1941年6月以前在组织部工作过的同志，我记得的有黄文杰、廖似光、张月霞。我到南方局的时候，组织部除孔原同志外，还有两人:一个是石磊(即曹瑛)同志，一个是龙潜同志。石磊同志是1940年11月到红岩的，1941年10月离开重庆回延安。石磊同志走后，组织部办事人员就我和龙潜两个，顶头上司是孔原同志，他管我们两个秘书，我们的职务叫秘书，但都不这么叫，当时如果有人叫荣秘书、龙秘书，就要把人笑死。后来，于江震上来了，也是秘书。湖南的高文华同志，湖北的蔡书彬同志，四川的廖志高同志也上了山，在组织部住过，他们是协助工作，等候去延安，不是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在组织部工作的同志，还有何清、管平、李惠文(陈远绍爱人)。南方局组织部人员的前后变化情况就是这样。南方局组织部的工作有三个部分:贯彻执行党的决定，完成党的政治斗争任务;发展组织，巩固组织;干部的管理调配。组织部的工作，总括起来讲主要就是这三个部分。另外，还管党费、交通等等。
父亲所述与党史的记载，似无多大出入。
《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记载：
1940年10月4日
南方局召开会议，讨论周恩来提议的南方局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分工问题。
1940年10月1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电，指示“国民党有抄袭我办事处之可能，为慎防起见，望将一切秘密文件烧毁并随时准备对付抄袭，而以沉着态度击之，任何时候都不要惊慌散乱”。
10月中旬 蒋介石密令监视周恩来、叶剑英，不得让他们离开重庆。国民党特务头目徐恩曾、戴笠、康泽密商逮捕中共四川省全部中共党员的办法。18日，周恩来同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蒋介石的密令，反映国民党顽固内部有人估计这次反共会空前紧张，建议董必武暂缓来重庆。
1940年10月19日
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叶挺，强令在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和第十八集团军各部于电到一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这就是皓电。它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式信号。
1940年10月22日
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南方局各部门近来分工及整个工作布置情况。报告说南方局机关设立组织、宣传、社会三个部，统委、文委……等共十个部门。组织部管干部，负责领导交通、发行、党费收支及直属党员。博古任部长，石磊（曹瑛）秘书，工作人员三人……。11月中旬，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反对投降和内战的方针，布置南方局工作。……，关于内部的布置；各地党组织绝对转入地下，干部分散、隐蔽转移、撤退；办事处新华日报缩短；桂林办事处做好撤退准备。
看来，石磊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调回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工作的。父亲所述在石磊走之前和石磊碰头，“当时将情况和石磊谈他同意并告诉我办事处将撤走，你们站在自己岗位上工作。我们交换了地址和别号，他说不久有同志来和你们联系，有事可写信寄重庆红岩嘴办事处”，不像是编造的谎言。
曹瑛（石磊）自传“叔世忠荩”记述：
到了1940年夏秋之际，由于蒋介石的势力一天天深入广西，李、白的态度也就发生了变化，我们在桂林的处境也就更加困难起来了…。我们对广西形势变化和处境的逆转是有准备的。蒋介石撤销了‘西南行营，’把白崇禧调到重庆，又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任命李济深为主任。…。”“1940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形势变得更恶劣，很多人叛变了，很多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破坏。当时广西托派活动也很厉害，我遵照恩来同志的指示，进行了组织整顿，认真贯彻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方针，对托派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揭露。这时我奉命调回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工作，…1940年11月到达重庆办事处驻地红岩嘴村。…”
可惜父亲生前没有看到“叔世忠荩”。那时不知道有曹瑛自传出版。父亲说石磊肯定不是夏天走的，桂林热，九月份都很热的。
父亲记述到了富川国民中学后：“因我鼓励学生联名告校长贪污，以鼓动风潮罪名被伪教育厅记大过一次，同时另方面思想上苦闷，情绪不安，决计返湖南找组织关系去。十二月我到桂北兴安中学教国文，我的第三个孩子出世。1943年3月，我到湖南零陵冷水滩扶轮中学教文史。校长张新虞从方面调查认为我性急躁，脾气不好、思想左，没有资格，对我有歧视。在当时思想上确躁急，组织关系失落，物价又波动厉害，自己负担又加重，明知返湖南很危险，但不管往湖南来，七月耒阳精忠中学桑耀曙介绍我去精忠中学教历史，当时思想上认为耒阳是当时湖南省会，湖南是反动大本营，去虽然危险但找寻过去工作起同志也许容易，我们决计前往。到耒阳不及一月，学校准备开学，长沙四次会战起，学校停办，我随学校流亡到湖南宜章，学校无法开学停办，生活来源完全断绝，卖去一部分衣物书籍。战局转紧，冬天，我们又流亡到汝城，完全被日寇包围了”。
“1944年，敌寇离我们仅四十里了，汝城城内人都跑光了，我的第四个孩子出世。我也无法走，孩子多也走不动，一切准备牺牲在这里了，只有谢家一个六十多岁老太婆常来安慰我们：“不要怕，日本鬼子来了我带你们到山里去，”这是我们唯一的安慰人。家中吃的东西，如南瓜、豆子也送一点给我们活命。写到这里我心里还感到辛酸，另外我还感谢这位好心意的老太太”。“结果日寇未打进来，原因还由于崇山峻岭的关系。敌人不来城市又活跃起来了。当时一个战区（伪第九战区）人马和湖南各机关都围在这儿两县里。1945年2月，我把剩余书籍拿到街上去卖，因为有几本进步书籍，一位穿了制服的广东人要买我的一本‘近二十年来文艺思潮编’书名而攀谈起来，了解他是木刻家李桦（当时他任第九战区长官部编辑室主任）。第二天他来和我谈，同情我的处境，要介绍我到他领导的一个印刷做校对工作，可以支同上尉薪水，每月大概七八斗米，不够他再帮助我。思想上虽然感到做工作不合式，但由于李桦热情，李还是进步，二来生活所迫，三月我去离汝城六十里南洞墟料家村印刷所工作，住在一个姓郭的大地主家里，这时已经没有工作可做了，每天和李桦谈谈，他还有很多社会科学书籍和哲学方面书籍。我们思想上很接近，事实上我受了他理论上帮助很大，尤其关于哲学问题上，心里怀疑他是一个同志，但未谈出，在当时我们思想上认为抗战胜利以后一定可以出现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时我们看不见报纸，战事消息仅得些口传，十月我们才知道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接着我们推进到江西南昌，李桦为大众日报写稿，生活很清闲。1946年8月工作结束领了三个月的遣散费（三石米），想在南昌找书教因无关系而作罢。九月趁着一只装煤的船，十月底转达阔别十年的故乡——采石镇。”“我的家里最初盼望我回来，等到我回来以后，两手清风还带着四个孩子，无形中增加了家中的负担，慢慢的也就不开心了。这时候我没有社会关系，一时无法找到工作，只好在家帮助生产。1947年春天，周白带着孩子去无为县原籍，在乡村找到一个小学教师工作，维持孩子们的生活。一年多的失业，精神倍加苦痛，要想出去苦无×路消蚀了我的不少斗争意志”。
父亲说的第四个孩子就是我，关于我的出生，在我考上大学时他说过，在他生命最后的三百七十九天中，他对我说过两次：整个汝城鸦雀无声，一片漆黑。产后产妇要喝益母草，敲了半天门，终于出来了一个老头，取了一大包益母草也不要钱。连夜赶了回来…。这段生活刻骨铭心，令他想起来就感到辛酸，难怪他说李桦是他的第二个恩人，只是我们无法涌泉相报，这是令人遗憾的。1979年夏，父亲与李桦再度见面，李桦专门为父亲书写了一首陈毅的“西山红叶”以作纪念。这幅字，还有李桦的两幅画，是我们永久的纪念，虽然我们根本不知道李桦什么样子，但他永远在我们的心中。
上图：李桦先生的字、画
就在父亲艰难的时候，马侣贤先生介绍他到江苏常州武进罗墅湾敦本小学任校务主任兼教导主任。敦本小学校长臧其吉是生活教育社社员。1949年2月我们全家从安徽来到了江苏。敦本小学在一条河（罗溪河）边，几排教室，教室前是一块空地直到河边。据蒋仁法先生说，敦本小学1958年拆掉了。父亲留下一张敦本小学第一届毕业生的毕业照片，但上面没有男教师王军。学校里男教师我印象最深的是罗旸和王军。父亲晚上在操场上开会，罗旸就负责点气灯，气灯一打足气就“呼”地亮了起来，来开会的村民就一片欢呼。接下来父亲站在讲台后面开始讲话，讲到激动时就用手敲桌子…。解放后罗旸在南大街和平电影院放电影。我们叫王军“军哥”，因为他只比大哥大一点。我在河边玩时，军哥总过来和我讲话。女教师印象最深的是四川人张清能，她为人十分热情，我们叫她 “清姐”。父亲母亲特别喜欢他们。1953年秋天，军哥在省教育工会工作时，来过我们家。后来清姐从上海调北京时，也来过我们家。
上图：武进私立敦本小学第一届毕业生摄影中间右1教师骆振华、右2罗旸、右3校务主任兼教导主任陈啸天、右4右5校长臧其吉夫妇、右6教师周白、右7教师沈永、右8教师张龙珠、右9教师张清能。教师王军已去常州青年干部学校任职。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傍晚，河对面枪炮声大作红了半边天，操场上站了不少人，父亲站在高处，很兴奋地在说着什么。还有大姐、二姐上台表演“翻身花”。大姐扮媳妇，二姐扮婆婆。引起农民极大兴趣的是五岁的“女小佬”（二姐）打扮成婆婆，穿了一双小小尖尖的绣花鞋，唱着“××花，××花，锁子嫂子回娘家，×××××××—（浑身上下打扮好），就差头上一朵花”。后来我看了几个地下党的证明，心中有说不出的悲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的林杰给北师大“井冈山”谭厚兰传授“权经”：“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谎言重复三遍就是真理”。现实中早就有人精通这些，看来“权经”并非林杰的专利。与聪明人相比，父亲母亲是老老实实忠心耿耿的傻子。
上图：陈啸天的聘书
人生中有些事很奇怪。父亲从安徽跑到常州，一到罗墅湾就被人认出来了，这个人就是当年岳云中学的教师罗时翔，他是敦本小学罗旸的叔叔。不久，父亲和敦本小学校长臧其吉到常州来领敦本经费居然碰到了潘超。臧其吉介绍这是无锡梅村中学潘校长。父亲记述：“那时我不敢和潘超讲话，装着不认识的样子”。父亲记述：“不久在一天晚上，罗旸在隔壁房间高声问我：“陈老师，你认识罗时翔吗？”我说：“认识的，同过事，此人不好。”谈话中止。第二天，罗旸悄悄对我说：“你找王军谈谈嘛。”我明白意思，即在当晚约王军同志，地点在田埂上，对他说：“我们是有组织关系的，因为单线联系，失掉联络，想找组织帮助解决。”王军说：“现在这个问题不好办呀！马上解放了，你先工作起来，不调查清楚，不好解决的。”那次还谈了别的问题才分手”。
父亲记述：解放后我找到地委调研室（地点在大东营房，省常中后面）找到潘超，详细告之我的组织关系失落的情况。谈到石磊他也认识的，他介绍我去见地委组织部张科长和他谈了话，组织说要我找到最后的关系人”。“七月学校结束，我在乡下搞夏征工作，完成以后到城里再见张科长，答应组织上并在帮助找石磊同志。张科长希望我进城工作，把我介绍给秦处长，我去找李青野（潘超）同志（李任地委调研室主任，后调青年团负责人），李亦希望我进城工作。我带了张科长的介绍信去见了秦处长，答应考虑，这时也希望进城工作，其主要原因想恢复组织关系。在那时我以为把石磊一找着，我们组织关系就可以恢复。思想上一方面认为组织关系失落，组织上应该负些责任，二来我坚持了教育岗位工作，思想上反映出一些功臣自居，不想重新入党，并强调要组织调查我的历史”。
父亲以为革命和陈胜、吴广揭竿一样，“苟富贵，毋相忘”，凭他“坚持了教育岗位工作”的忠心，就应该恢复“组织上应该负些责任”而失落十年的组织关系，农民出身的他，按农民的思维看革命，马列主义是少了点。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