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立
黄麓宣传队合影：后排：右起第四人陈啸天。中排：右起第四人金步墀，左起第四人金步墀妻子吴月姑，第三人周白（周庚白）
二
图：全家合影
1953年4月我们从西横街搬到了大庙弄里的庙西巷，那年除夕的晚上全家围着火盆聊天，父亲和母亲讲了黄麓师范的学生生活，金步墀，聊到塘田，父亲讲他在塘田时打过手枪：“枪一响子弹壳一崩，搞不好就正打在额头上了”。说到离开塘田后他讲：“那次在邵阳差一点出事，早上到邵阳刚在旅馆住下，一个人说是塘田的学生：‘陈老师来了？晚上来看你’！我觉得不对劲赶快到办事处把情况一讲，王凌波说‘走，赶快走’！正好周恩来的汽车来接省委领导，我们就跟车去了衡阳。”母亲讲：“离开塘田是晚上，我抱着小雄上的船。….周恩来的司机是个南洋华侨叫阿林”。（我记得母亲说的是阿林，说办事处的人阿林，阿林的叫。父亲后来的回忆说叫阿丕，是因为解放日报刊载上海造反派揪斗陈丕显，陈丕显是红小鬼出身，在党内昵称阿丕，这样他就留下了阿丕的印象了。）车上还有两个人，有一个人问了他们塘田被封的情况，还拿了一只羽绒枕头给他们用，（这只枕头应该是这辆救护车上配的，两个弟弟下乡插队时被剪开带去，回城时没有带回来。）据说那人是省委书记，但那时的纪律不允许多问。
邵阳党史记载：“在薛岳的督催下，武冈县政府于4月20日发出布告，勒令解散讲学院…。第三天，吕振羽和王时真以武冈赶回塘田寺，当晚讲学院召开了党组会议，决定了斗争方法和撤退步骤：（一）成立讲学院结束工作委员会，由吕振羽任主任……任副主任，分别负责学生、教师的撤退工作。（二）…（三）党员干部和学生提前撤走一部分，有的撤至桂林，有的疏散回家或介绍工作，副院长吕振羽和少数学生留下来办理结束工作，等待省委指示。在敌人武装包围下，讲学院被迫停办，在撤离之前学院邀请附近部分群众与师生一起举行了“话别会”。话别后陈润泉、曹伯韩、李仲融等老师和邓晏如、王琦蔚、吕剑莹等同学陆续撤回桂林，按讲学院决定以剩余伙食费和处理院立数千元余款作基金，在桂林成立了石火出版社。（意即石在、火是不会灭的—鲁迅语），在结束过程中省委派李锐同志到院传达了省委指示，同意讲学院党组的撤退计划和措施，并布置讲学院党组织在讲学院解散后，安排一部分党员到尚未建立党组织的武冈、新宁、城步、绥宁等县建立党组织。”
抗战党史“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湖南篇记载： 1939年4月底周恩来路经衡阳，召集省委负责人开会，针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反共反人民活动的加剧，以及湖南党组织缺乏秘密工作警惕性的问题，作出了关于转变党的组织形式与群众工作方式的指示。他要求省委整顿、巩固党的组织，向党员进行秘密工作教育，组织发展要坚持“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的方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省委一般停止了组织发展，着重进行党内思想教育。同时省委干部到各中心县委加强领导，各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不再兼任群众团体的职务。在群众工作中扭转过去“大轰大擂”的方式，把群众工作放在合法团体中去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专案组挖苦父亲：“陈啸天还坐过周恩来的包车”！赢得一片哄笑。
1983年冬，父亲应湖南省政协、统战部邀请，赴长沙参加塘田老同志座谈。参加会议的有湖南省政协主席谢介眉，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塘田的学生邓晏如。和他同住18号房的是护送他和母亲及尚未满月的大哥的塘田学生，湖南省科技情报所副所长王锐聪，另外一个护送他们的学生谢维克，后来在革命活动中被国民党杀害了。还有和父亲同时在广西阳朔的学生姜景（杭州电机厂副厂长）也参加了座谈。父亲和学生们共同回忆了塘田校歌。峥嵘岁月的回忆使他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他在大哥出生的塘田故居前留了影，还想等座谈结束后去武汉与湖北省教育学院副院长萧杏村叙旧，因为年事高我又无空陪同结果未能成行。1985年6月我到武昌阅马场看望了萧杏村，算是了却了两个老人的心愿。萧杏村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后来坐过国民党的牢。父亲在长沙县县委时，萧杏村是靖港区区委书记。萧老说他从湖南逃到广西后找到父亲，父亲将他改名萧克勤介绍到阳朔国民中学、桂林师范任教。他在阳朔国民中学时集体参加过国民党。萧老后来去了重庆新华日报，最后去了大别山中原局秘书科，科长是刘西尧。湖北是新四军五师、中原局的老底子，他虽然只行政13级但现在享受红军待遇了，这也算是“善始善终”吧。
父亲清清楚楚记得“我的第一个孩子诞生后二十八天，回邵阳”，却没记住“第一个孩子诞生”于1939年3月31日，按此，离开塘田那天应该是1939年4月27日，而不是“五月十八日”。他的自传中记述：“…工作五月，伪湖南省党部派人以紊乱学制的罪名查封了讲学院，我们带着痛苦愤怒的情绪离开了塘田，时正五月十八日，我的第一个孩子诞生后二十八天，回邵阳。组织上考虑我们工作，问我们意见，我们说去广西桂林，组织上同意我们去广西桂林，（后来塘田的负责同志都到了桂林，住施家园从事文化工作）。我们光荣地趁（乘）着周恩来同志的汽车到了衡阳，住办事处，当时负责的是张元培同志。在衡阳见到徐特立同志，谈了塘田的情况，三天以后我们带了组织关系到了桂林，…。”
自传年表部分记述：“1939年1月至5月，24岁，5月18日学校被封，我的第一个孩子诞生，返邵阳，月底带了组织关系去广西桂林”。两个记述，出现三种情况：
1、1939年5月18日学院被封，第一个孩子出生，返邵阳，月底去桂林。2、1939年5月18日是我的第一个孩子诞生后二十八天，学院被封，回邵阳，月底去广西桂林。3、1939年5月18日学院被封，第一个孩子出生。二十八天后，回邵阳。
孩子才出生是不可能就离开塘田的。出生二十八天时孩子快满月了，此时动身回邵阳，合乎情理。1939年5月18日的二十八天后是1939年6月15日。1939年6月12日湖南发生“平江惨案”，湖南形势开始紧张。此时组织上考虑我们工作，问我们意见，我们说去广西桂林，这样可以认定陈啸天是“1939年6月湖南形势紧张，经组织同意转移广西”。“形势紧张”时他不说“服从组织需要”，“到组织最需要的地方去”，却说“去广西桂林”这就是他在“形势紧张”时的表现。
离开湖南，父亲历史上唯一光辉的一段就此结束了。再回湖南是因为“湖南的熟人多”，“希望能碰上湘南特委的同志”，所以“决计返回湖南寻找组织”，但这是他自己的说法。组织上只能相信组织上可以相信的话。
不过，按“离开塘田是4月27日”计，三天以后是1939年5月1日。
父亲的遗物“抗战以后生活大事记”记载：
139.1.25 夜十时到邵阳（宝庆）2.6 离开邵阳2.11到塘田寺2.12在塘田生活开始4.27离塘田寺4.28晨到邵阳4.29离邵阳（下午九时到衡阳）4.30离开衡阳5.1 到桂林父亲记述：“到了桂林，去办事处联系，党由石磊同志和我们联系。石磊同志和我谈，工作自己找，组织关系和他联系”。“在桂林原打算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在塘田王西彦给我介绍当时在广西地方干校工作的欧阳凡海同志，托他介绍工作，后碰到了潘超同志。他告诉我该校寿命不长，反动派已经注意，大家不要集中在一起，打进一个中学去很重要的）。我和石磊谈起他同意，我就未去找欧阳进行工作了，去找金步墀（金步墀当时在教育厅编辑室工作），他叫我冒充安徽大学肆业，提大5岁，介绍我到阳朔国民中学任试用教师”。“1939年6月，我乘船到了阳朔，在阳朔国民中学任语文教师。”“离开桂林时石磊同志对我说，注意保存自己，组织关系和他单线联系，有空就自己来，不然通讯也可以。约定各人代号，他是“宗”我是“萧”。当时和石磊同志单线联系，每月或半个月去桂林一次汇报工作和受组织教育。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工作岗位，扩大政治影响。”
《中共党史资料研究集》第一集“党在桂林领导的文化活动”记载：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成立于1938年11月。当时在桂林建立的党组织有外来党组织和广西地方党组织二个系统。二个系统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在南方局桂林办事处的统一领导下分别进行活动。”
“1939年春，广西当局举办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经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请示党中央同意，中共党员杨东莼应聘为教育长，实际掌握办校大权。接着南方局桂林办事处和广西省工委推荐和抽调了秦柳方、宋之光、周钢鸣、蔡冷枫、林路、潘超、苏曼等30多名共产党员和张景宁等爱国民主人士到校，担任各级干部，主持政工、教学等工作，掌握了各级领导权，参照抗大方针办校，致该校实誉为“南方抗大”。”
《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和全民族抗日战争》广西篇记载： “新桂系在抗战时期对中共采取外联内压的政策，容许建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却不许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存在；不承认其合法地位，肆意破坏。鉴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得不到新桂系承认而遭到残酷的镇压，只得隐蔽在桂系的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中进行秘密活动。”“桂林八办在李克农的领导下建立了各级严密的党的组织系统。通过直接领导、单线联系、秘密电台联络与派出秘密通讯员联系等方式，建立广西地方党组织和外省共产党组织两个系统。”
《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记载：1939年5月18日 南方局作出“关于秘密工作的决定”，对党的各级机关所有文件、资料的处理和党的领导干部、党员的活动及联系必须遵守的事项，都作了具体规定，要求必须切实执行。7月下旬南方局又发出秘密工作条例，要求各地党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地下党）的形式，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严禁无直接工作关系的同志进入这些机关，相互联系改用个别接头方式进行，党员和党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原则，绝对不能暴露任何党的秘密和组织情况。1939年6月29日 南方局根据周恩来指示，发出“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共10条。规定各地方党组织应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上是地下党（秘密）的形式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凡违反破坏秘密工作条例的组织和党员，必须受到处罚，加强秘密工作的教育，各级干部尽可能职业化，以掩护自己的工作……。
1940年5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秘密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的指示：凡服务于国民党军政教育机关之秘密党员遇强迫加入国民党时，应立即加入国民党，但事后必须呈报党组织追认…”。
曹瑛（石磊）始写于1974年的自传“叔世忠荩”记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之后，桂林便成了我国西南抗战大后方重地。当时广西桂系的政治态度还比较开明，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存在着历史隔阂和复杂矛盾”。“当时云集在桂林的著名文化人士以及救亡团体、文化机构是很多的，桂林便形成了一个进步的文化中心。由夏衍负责的《救亡日报》，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社，黄药眠负责的新闻出版社，邹韬奋的生活书店，还有进步的新华书店、新知书店（后来这三个书店合并成立了三联书店）等等。这些文化、教育组织机构和文化人士都先后来到桂林。本来新华日报社也要搬到桂林来的，由于印刷条件差，只设了个分销处。他们都是在我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的。一些主要文化人士都是由李克农同志直接联系的，其中很多共产党员是单线联系。《救亡日报》负责人夏衍，搞国民党情报工作的林其英，也都是李克农同志直接联系的。我负责联系地方党的组织。…我还联系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社党支部，支部书记是程今吾同志。刘季平同志也在这个支部。我去参加过他们的一次支部会议。还有杨荣国的一个支部。”“我们遵循恩来同志的指示，对广西地下党的工作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发动群众参军，团结地方势力，帮助他们抵制蒋介石’的方针，收到很好的效果。”“我们帮助广西地方政府办了‘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校长由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兼任，教育长是杨东莼（民主党派、救国会成员、地下党员。）当时进步人士张志让、千家驹也在该校任教。学校里的地下党组织分为两个支部，一个是外来的党员支部，…一个是地方党员支部…，这样做使组织关系分散一点，太集中了容易出问题。当时还有林林、宋之光同志也在该校工作，也是个别联系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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