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人生如梦
“终身难忘厂”的幸福生活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廿七日清晨，由我姐姐和姐夫陪同，我姐夫推的自行车上装着我的四件行李：一只我祖母年代留下来的旧皮箱、由草席包裹的一床棉被、一只前一天接到通知后新买的军黄色帆布旅行袋和一只质地相同的书包，我来到建国路南门大桥南边的平湖汽车站，与其他的59位平湖中学和城关镇中的初中毕业“两届生”同学一起，乘车出发去大约150公里外的长兴“终身难忘厂”当工人。直到七七年三月七日我去杭城上大学而离开，在那厂里一共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六年三个月零七天的幸福生活。（我那只旧皮箱与在网上搜到的照片简直一模一样，如下图所示）
为什么说是“终身难忘”？因为那一段时间，正是我们从十六、七岁到二十三、四岁，人的一生中最美好、最灿烂的青春年华；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背井离乡、离开父母家人、告别老师、同学和朋友；因为那是我们离开稀里糊涂的初中课堂、第一次踏上社会毫无经验地开始独立生活、开始靠双手的劳动来养活自己；更因为对我来说，那是我开始告别故土、渐行渐远、终于走到这天涯海角的游子之路……。
为什么说我们在厂里过的是“幸福生活”？因为我们中学的许多同学，毕业分配都去了大兴安岭林场、萧山军垦农场、李家巷兵团，以及平湖农村插队落户，（关于我们这些文革中毕业的初中生的分配情况，请参见拙文《混乱年月的中学生活》）而比我们大几岁的“老三届”学长们，更是“一片红”，即全部去边疆或下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终年“脚踏黄土背朝天”地“修地球”，就像网友“平淡人生”的博文里所介绍的那样。我们是平湖城里文革以来中学生毕业分配第一批得到这社会主义的“铁饭碗”，第一批成为工人阶级这“领导阶级”里“光荣的一员”，这真是“额骨头碰到天花板”、“天上掉下个馅饼来”那样的超级好运气啊，我们怎么会不由衷地感到非常的幸福呢？
“终身难忘厂”里的幸福生活，且听我细细道来。
那个终身不忘的日子，七〇年十一月廿七日，我们怀着喜悦、激动而又有点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这个位于丘岭地带的工厂，四周的环境，与连续剧《围城》中赵新楣在三闾大学旁边与汪太太散步的场景，十分相像。第二天集合开会，厂领导开口第一句话说，“我们先唱一段样板戏”，他起了个头，大伙儿就唱了起来：“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要消灭反动派，改地换天……”（《智取威虎山》中杨志荣的一段唱）。原来这个工厂是从上海搬迁过来的“三线厂”，（那年代，根据老人家“要准备打仗”的“最高指示”，把一些位于沿海和靠近“苏修”的工厂搬迁到内地，“三线”是指远离战争“前线”的地区，如四川山区叫“大三线”，我们厂所在的这个地方叫“小三线”）所以这位领导最喜欢每次在开会时让大家唱这段“样板戏”作为开场。说了欢迎大家的话之后，领导接着说，厂里有些车间和宿舍正在建造还没有完工，我们这些“小平湖”先和分配来的几个大学生一起参加几个月“基建劳动锻炼”，然后再分到车间正式上班。根据国家规定，我们进厂先当学徒，学徒期限按不同的工种、两到三年不等，到期合格满师转为正式职工；学徒期间发生活费，第一年每月18元，第二、第三年每年递增2元，另外每年发60元服装费。学徒满师后第一年工资为每月31元，第二年升为二级工每月36元。接下来给每人发了一个信封大小的工资袋，打开一看，乖乖！里面装有人民币78元，我们从小到大，手里可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钱啊！那是一个月的生活费外加第一年的服装费。每个人脸上都是灿烂的笑容，这一纸袋钞票都不知道该放到哪里才好。
当然，作为属于城镇户口的工人，国家还发给其重要性不在钞票之下的粮票和食油票，没有这两种票证，你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寸步难行；其它还有许多“定量供应”的票证，诸如肉票、豆制品票等等，所有这些，当时农村户口的亿万农民以及插队知青都是没有的。
后来我们又了解到，当工人还有不少令人羡慕的劳保、福利待遇。工人工作中受伤或生病，医疗费用全由国家负担；凭医院证明，工伤休假时工资照发，病假休息期间的工资按工龄打一定的折口，满6年工龄后病假发全额工资；满60岁退休，领退休工资养老，仍享受公费医疗。这些就是所谓的工人阶级“生老病死有保障”的社会主义“铁饭碗”。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上班6天，星期天和国定假日休息，休息日加班发加班工资或以后调休；学徒满师一年后父母在异地的单身职工或配偶在异地的已婚职工，可以享受一年一次为期12天的探亲假，来回路费实报实销；女职工可以享受56天产假；上中班（下午3点到晚上11点）和夜班（晚上11点到早上7点）有晚班补贴，每班人民币2角到3角；从事有损健康的工种，如接触有毒化学品，有营养补贴，也是每班2角到3角；因公出差到外地的有出差补贴，好像是每天3角，出差坐夜班车船的，另加夜班费。
按照现如今的眼光来看，当年我们在厂里最大的一项福利，应该是住的单身宿舍、包括家具及用的水、电，全部免费。我住的单身二层楼房间，约十七、八个平米大小，四人合住，每人一张钢丝床，一张两屉写字桌和一只方木凳。住家属楼要不要交费不大清楚，如果要交的话，也是象征性地每个月交几毛钱吧。家属宿舍也是两层楼房，分“大、中、小户”三种规格。刚到厂里时，单身宿舍楼还没有造好，我们四人暂住在一套“中户”里，大小两个房间加一间小厨房，大房间放三张单人床比较拥挤，小房间一张单人床略为宽裕，没有卫浴间，公共卫生间单独造在楼群的旁边。那时厂领导的住房没有“特殊照顾”，和普通职工一样按家里的人头多少分房，我们的车间主任和她当厂级干部的丈夫一家四口，就住这“中户”的规格。他们家两个儿子还在上学，睡在小房间一张双层单人床上，旁边几只箱子，外加一张吃饭的小方桌和几只方凳，就已经是满满当当的了。
上图：厂里的家属宿舍楼，最远处是工厂大门传达室。2011年4月摄
上图：厂里的浴室，房顶上是通蒸气的水箱。2011年4月摄
说到当工人的福利待遇，厂里还有一些“附加设施”，譬如说，厂里有个托儿所，由本厂职工担任保育员，所有的职工孩子都可以免费入托；有一个开水房，用厂里锅炉的蒸气烧开水，也是免费供应。还有一个大浴室，每周供应六天热水，里面都是淋浴水龙头，冬天浴室里有蒸气热水汀取暖，我们随时可以去痛快地洗个热水澡，记不清是哪部电影里的台词：“工作完了洗个澡，好比穿件大皮袄”，正是我们工厂生活的真实写照。要知道我们小时候在平湖家里冬天是没有条件洗澡的，后来长大一点，寒冬腊月一个月最多去平湖浴室洗一回澡，但那是如同下饺子那样的大池盆浴。
当年沉浸在幸福中的我们，也有不爽的事情。“基建劳动锻炼”做“泥水小工”倒没有什么关系，无非就是戴着手套搬搬砖块瓦片、推推小车运送砂子水泥之类的事情，做做歇歇，不是太累，再说这是临时干两个月，而且人家大学生也都在这样“接受锻炼”。我们很快就面临分配车间的问题，厂里大部分车间里的工种都是非常简单的操作工，而比较有意思、有技术的工作不多，大家所羡慕的同伴分到的工种有：电工2名，模具钳工4名，机修钳工1名，车工2名。还有1名板金工，虽然也是门技术活，可是平湖话叫做“铅皮匠”，大伙儿觉得这名堂听起来不怎么响亮。所以我们分到车间后大部分人的心里都不爽。
最不爽的是两男一女三位同胞，被分到了厂里的食堂当炊事员。其实炒菜也是个技术活，（如今的厨师国内外都热门，对吧？）而且炊事员工作蛮轻松的，还听说有规定炊事员在食堂里想吃什么可以随便吃，只是不准往外拿，多好的待遇啊？！但是平湖话炊事员叫“饭头伯伯”或“火头将军”，老传统里都是被人瞧不起的职称，一开始兴高采烈地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怎么想到会突然当头浇来一盆冷水、去做这“烧饭师傅”的事情？！非常的不爽。其中一位Z同胞分到食堂后，百般的不开心无处诉说，那时没法通电话，寄信嫌慢，就跑到离厂三里路的小镇邮局里，给他家里发了份只有三个字的电报：“儿苦闷”。Z同胞的母亲读到这简短的电文，不知道十六岁的儿子在厂里遇到了什么凶险、棘手的境况，就心急火燎地乘长途汽车赶到厂里，才弄清楚其中的原委，只能和厂里的师傅一起劝说他“安心工作”。Z同胞的这块心病此后也一直没有痊愈，他是后来厂里平湖人中第一个设法调回家乡工作，然而又运气不好，在吕公桥东面的平湖标准件厂里早早地遭遇到下岗，这是后话。（我们这个厂虽经改制，但直到今天还在运行。）
连我在内的17个“两届生”（平湖籍13人，5男8女；本地籍4人，3女1男）被分在“机头装配车间”。这车间的活，原来在上海是给街道工厂做的，所以这是搬迁之后建立的新车间，十来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师傅（包括车间主任）原来都是上海其它单位、跟着丈夫的厂子搬迁过来的工人，还有七、八位年纪比我们略大的是当地农村招收来的复员军人和土地征用新工人，对这车间的工作大家全都是新手，所以干脆我们不像其它车间那样，每个学徒都给指定一名老工人做师傅。好在机头装配的事情十分简单，留水作业，无非是螺丝刀旋个小螺钉、装个小垫片，电烙铁焊个小接头，尖嘴钳剥个橡皮套，每个工序做个把小时就可成为熟练工，车间里所有的工序全部学会也要不了多久。然而我们这些既没有师傅、又没有什么多少需要学的学徒工，却要两年半后才能“满师”，转而思量起来，这倒也没有什么，因为总是有个期限，可是一想到这每分钟做三次、每天上班八小时做一千三、四百次左右的重复、简单的动作，难道就这样机械地、枯燥地、成年累月地做到退休？心里很不爽。我还被指定担承车间“六大员”之一的“领料员”（还有“五大员”是质量、统计、考勤、安全、生活），就是车间里装配用的所有零部件、工具以及劳动防护用品等等都由我去仓库领取，大部分体积不大的东西都是自己用三轮车去拉的，所以上班时总算经常有机会在车间和仓库之间溜达一下，可以骑着三轮车解解闷，但是感觉总是不好。到后来，终于有了一个改变的机会，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图：机头装配车间。厂已搬迁，人去房空，铁将军把门。2011年4月摄
然而，话又得说回来，车间里的工作再怎么单调、怎么枯燥、怎么乏味，可是和网友“平淡人生”博客里描述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修地球”生活比起来，我们的日子可以说是天堂般的幸福。
一个月18元的生活费，够不够生活呢？够了。生活开支除了吃以外，我们并不需要花什么钱，添置新衣服有服装费，而且发的工作服平时也可以穿，那时候穿工作服上街是时髦；洗衣服的肥皂和卫生纸是作为劳保用品由厂里发给，平时去商店最多买块洗澡的香皂或买支牙膏什么的；我们还合伙买了把理发推子，弟兄们自己理发不用掏钱。
我们三餐饭都在厂里的食堂吃。食堂的饭菜价格很低：只收成本费。这也是职工的一项福利。换句话说，我们在食堂吃饭只须付生米、生菜的钱，其它都是厂里贴补的。譬如饭票每斤1角6分，当年的大米价格是每斤1角5分8，做馒头、面条的精白面粉稍贵一点。记得我那时一个月的饭菜票大约花12元就够了，其中饭票40斤左右。每天的三顿饭是这样子的：早晨4两米饭加1分钱的什锦酱菜或半块腐乳，加点开水就可打发了（起先是2两稀饭加2两馒头，但发现不到中午就饿了）；中饭和晚饭4两或5两米饭，每天限定一顿买荤菜、另一顿吃素菜，合计菜金在2角不到一点。譬如，中午买1角4分一盆糖醋小排骨的话，晚饭就来4、5分一盆青菜豆腐之类下饭。记得食堂有一种红烧大块肉最受我们喜爱：大约八、九公分见方，一公分厚，肥瘦参半，只要8分钱一块，再花3分钱加个青菜底，就算是一顿美餐了。每当元旦、五一等节日，食堂里就会给我们“加餐”，每人凭“加餐劵”，象征性地付一角菜票，就可以领一份丰富的食物：一大块熏鱼、一块红烧大排骨、两块鸡肉……，作为下一顿饭的菜肯定吃不完。因为食堂的伙食便宜，所以有家属的职工也都吃食堂，有的甚至星期天自己家里也不开伙。
图：厂食堂兼礼堂，门口都是垃圾，当年可不是这个境况。2011年4月摄
当年我周围弟兄们的伙食也都是这个水平，大家都想把钱省下一点来，以备“后用”。（那时候谁能料想到，牙齿缝里省下来的这几元、几十元人民币，到如今这样的物价水平之下能有什么“用”？！）车间里女同胞们的伙食更加节约（前文提到，我们车间有女学徒11名），她们每月订购饭菜票时（为了避免去食堂会计那里太拥挤，我们由车间的“生活员”统一订饭菜票），都只订9元，也不知道她们的三餐是怎么安排的。
我们这些男同胞在食堂里搭伙时，只短缺一样东西：那就是每月发的粮票不够。当时我们每月的粮食定量，记不清是32还是35斤，反正每天1斤3、4两的饭量肯定不够吃。怎么解决这个难题？这要感谢我们的车间主任，每当生活员给大家发粮票的日子，她就在车间的会议上说：“嗨！听我说，我们车间的姑娘们！发扬一点互相帮助的精神，把吃不完的粮票贡献出来啊，支援我们这些‘男小位’们！”（上海话“男小位”就是男孩子）于是这些“女小位”们就会把多余的粮票交到她手里，再由她分给我们这些青春年少、胃口特大的“饭桶”们。一饭之恩，当终身思报。现在回想起来，心里仍然充满对车间主任当年这份功德的感激之情，同时由衷地感谢所有女同胞们的慷慨相助。后来我的工作有了变动，那位车间主任又帮我到厂里争取，将我的定粮增加到每月39斤，这样我的主食基本上就够了。
我们厂的工人还享受一项独特的福利，恐怕其它单位都不会有。
因为这是个“小三线”的工厂，为了安慰、照顾搬迁来的职工思念上海的情绪，每年的春节和国庆节，厂里都把节日两头的星期天调过来，和春节和国庆节的国定假日合在一起成为一个“长假期”，并且派厂里的卡车免费把度假的职工送到上海，假期结束之日再接回厂来。厂里的其他职工当然也因此沾光：本地籍的职工接送到县城，我们这些“小平湖”就被接送到平湖汽车站。厂里运货物的大卡车，披上几块大帆布，摆上长凳，就是我们的“回乡大蓬车”。有的同胞干脆带着当地盛产的竹椅，既是这“大蓬车”的雅座，又是回家过年的上好礼物。列位看官也许不知道，当年的公路都是铺着细石子的土路，坐在这大卡车里，风尘飞扬、一路颠波的旅途十分辛苦，到达目的地时，每个人都是蓬头垢面、满身灰土，冬天还冻得手脚冰冷僵硬、鼻涕直淌，晕车的同胞就更加狼狈不堪。然而，想到乘坐这样的大蓬车，既可以省下4元钱的长途汽车费，（我十天的伙食！）又不必担心中途转车买不到车票，而且卡车直达所花的时间肯定比坐长途汽车要节省很多，大家的心里都感激厂里这一项照顾措施，坐在这大篷车里的感觉是甜滋滋的。
一九七一年的春节是阳历一月二十七日（网上万年历上查得），正好是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大孩子”离开平湖两个月整。第一次离开家人这么长时间，没有电话、没有手机，更没有电子邮件和网上视频聊天，我们厂离平湖虽然只有150公里，可是感觉上比我现在离开家乡万里的天涯海角还要遥远，对家人和家乡的思念，特别强烈。春节之前当我们得知有厂车送回平湖过年时，心里是多么的高兴啊！没有经历过背井离乡的人，是体会不到这一番涌上心头的滋味。
那一天，我们得到通知说，送我们回家的卡车第二天早晨七点正将在厂门口出发。傍晚时分，我想去冲个澡，因为想到明天回到家里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拿着脸盆毛巾路经厂门口传达室，看到屋子里面靠墙角的地上铺着一条草蓆，两位平湖女同胞身上半裹着棉被、和衣席地靠在墙角落。咦，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她们的回答使我忍俊不禁：原来她俩担心当晚睡得太死、明天早晨误了乘上回家的卡车，就干脆在传达室打个地铺、凑合一晚算啦！呵呵呵，实在是可爱、有趣得紧！其实大家住的都是集体宿舍，女同胞的房间面积大，都住了五、六个人，一清早肯定是叽叽喳喳很热闹的，哪会睡过了头？就算你睡得昏天黑地没有早早醒来，其他人发现也会喊你起床，怎么会误了回家的车子呢？她俩这个举动说白了原因很简单，就两个字：激动。
话又要说回来，两位女同胞的举动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道理，因为我们当时既没有手表也没有闹钟、更没有手机或带计时的半导体收音机之类可以掌握时间的工具，生活上多有不便。到七二年九月廿八日，当“小金库”的积蓄刚刚足够时，我就花15元4角5分购置了进厂以后的第一份家当：一只小闹钟。时间和金额这样精确，并不是因为本人的记性特别好，而是因为这笔支出高于我当时一个月的伙食费，相对于学徒工的收入而言，也算是一项“高档消费”了，所以这印有“最高指示”的闹钟发票一直保留至今。
厂车送回平湖度假，特别开心，尤其是春节期间。那些日子里我们在平湖最频繁的活动就是合伙互相串门，三五成群，上午在我家，下午到你家，泡清茶一杯，外加一盘瓜子奶糖，不管自己抽不抽烟，桌上香烟总是备一盒的，大伙儿坐下来就天南地北胡侃一通，一般都不留饭局，时间差不多了就起身告辞，如果天色尚早的话，也许就一起再奔往另一家。这真是一段无忧无虑、了无牵挂的幸福日子呵！
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差不多全说到了，列位看官也许会问，我们当年在厂里文化娱乐的境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实不相瞒，乏善可陈。不过也不能说一点文化娱乐也没有。那年月还是文革时期，“娱乐”两个字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我们工人阶级有自己的“革命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不是给你“娱乐”着玩儿的。事实上，正如上文提到，离厂三里只有一个小镇，附近还有几家小单位，在这样一个偏僻的丘岭地带，“革命文艺”也是比较稀有的物事。记得厂里是有一个图书室的，可不记得从哪里借过什么书，以前出版的小说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革命”的小说还没有写出来，所以图书室里好像只有“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等“大批判”资料。
上面提到，我们“机头装配车间”共有十七个“两届生”学徒工，还有七、八位当地来的复员军人和土地征用工也是年轻人，所以我们车间有一项全厂独有的文艺活动，就是每天开始干活之前的班前会（10～15分钟）和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会”（约1个小时）上，都有一个学唱歌的节目，用我们车间主任的话来说，就是“年轻人多，应该朝气蓬勃，唱唱歌，活跃活跃气氛”。那时的班前会和政治学习会，就是读读报纸社论、读读中央文件等比较沉闷乏味的内容，所以唱歌这个节目确实给我们的车间带来了一股年轻人的生气。派我去厂部“政工组”借来钢板蜡纸，刻写、油印的活在中学时干过，印出来的歌纸人手一份；有位女同胞文艺细胞比较充足，每次由她教唱。唱什么歌呢？这个时候，不像文革初期时那样只有“语录歌”，开始有了一些有点抒情、比较动听的“革命歌曲”（其中还有改编的民歌），譬如，除了唱“样板戏”之外，我们学唱了《北京颂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翻身道情》《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为伟大祖国站岗》等等，这些歌有的一直唱到了今天，每当我的耳边响起这些歌曲的旋律，就会自然地回想起当年在车间里学歌的情景。所以说，听听这些“红歌”对于我们这档年龄段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其实没有多少“政治意义”可言，只不过是勾起我们对当年青春年少峥嵘岁月的深切怀念而已。
在工厂的日子里，如果一定要找出一点大家都能享受的文化生活来的话，那就只有是看电影这个活动了。山沟里当然没有电影院，我们看的都是露天电影，开始在隔壁兄弟单位的露天影场里看（门票2、3分一张），后来厂里买了放映机，就在宿舍旁边的球场上放电影。吃过晚饭，早早地搬个凳子到球场占个位置，有的男同胞干脆先在那里打扑克，女同胞则是结毛衣、用勾针勾台布，等待天黑下来电影开场。厂里的食堂餐厅兼礼堂本来也可放映电影，但是兄弟单位以及附近的农民都来的话，就容不下那么多人了。记得在厂食堂也曾看过一本电影，那是76年底或77年初，“四人帮”倒台后，文革前的拍摄的许多“毒草”电影都得“解放”，厂里设法借来了一部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拷贝，白天在食堂里放了一场。文革后第一次听到那软绵绵的“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呀”的抒情歌声，真有点“勾魂摄魄”的味道，印象极其深刻。
在看露天电影当然没有在电影院里那样舒服的了，夏天还行，权当乘凉，夜里蚊子叮咬就拿把扇子赶赶；可冬天就比较艰苦了，尽管把所有的冬衣都穿上了，到后半场还是会冻得脚趾头疼；有时电影放到一半下起雨来，大家都撑起雨伞，银幕就被遮挡住一大半；最煞风景的事是，当大伙儿被影片的情节吸引住、思绪十分紧张的当口，突然影片中断，银幕上现出雪白的幻灯片，上面四个大字：“影片未到”。原来这是“跑片”中间出了故障，“跑片”是因为电影拷贝数量不足而大家都想早点看到，相距几公里的两个电影场就合用一个电影拷贝，一个电影场放完一盘片子，马上用机动车送到第二个地方接着放，这样的办法有时就难免要出故障。
图：球场兼露天电影场，原有的篮球架不见了。2011年4月摄
露天电影场里都看了些什么电影呢？所有的样板戏电影都是在那里看的，第一部样板戏电影是《智取威虎山》。进厂之前在平湖电影院也看过样板戏，但那是“电视屏幕片”，就是一开始因为样板戏还来不及拍成电影，电视又还没有普及，就把电视录制的片子制成（黑白的）电影胶片，拿到电影院来放映。正式的电影样板戏当然比“电视屏幕片”艺术效果好很多，而且都是彩色的。此外，那时候除了炒冷饭式地继续放映《地道战》、《南征北战》、《英雄儿女》等经过文革风暴冲击后仅剩的几部老片子，还继续引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电影。譬如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讲的也是反法西斯地下游击队的故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当时非常轰动，据说有人一口气看了好几遍，每次都哭湿几块手绢（那时没有面巾纸），但是我对其情节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只有影片中那首“卖花来呀、卖花来呀”主题歌旋律还有点印象；朝鲜电影还有《摘苹果的时候》《金姬和银姬的故事》和《鲜花盛开的村庄》，记得《村庄》里有一位勤劳但长得很难看的肥胖姑娘，每年能挣六百个工分，有句台词是“漂亮的脸蛋上长不出大米来”，看了这电影之后，我们弟兄们从此在聊天时经常用“六百工分”作为“胖姑娘”的代名词。
（照片来源：谷歌搜索）
后来，陆续出现了新拍摄的“符合毛泽东思想”、充满“阶级斗争”的国产故事影片。譬如工业题材的有《火红的年代》《创业》《沸腾的群山》，描写农村生活的有《艳阳天》《战洪图》《青松岭》，《青松岭》里有个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赶马车的老贫农“英雄形象”，影片的插曲十分动听：“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吔----叭叭地响哎----哎咳依呀,赶起那个大车出了庄哎哎咳哟----”。《红雨》和《春苗》说的是“赤脚医生”的故事，“赤脚医生”是文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扮演赤脚医生“春苗”的李秀明和演县城医院方医生的达式常，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俩是一对“帅哥美女”，我们看完电影以后曾私下里议论说，这正是天生的一对好姻缘啊！真是可惜了！要知道那年月的电影和“样板戏”一样，剧情里面都是找不到一星半点青年男女恋爱的影子的。
图：《春苗》里达式常和李秀明扮演的形象。照片来源：谷歌搜索
《决裂》是关于文革中另一个“新生事物”、“工农兵上大学”的故事。还记得在《平原游击队》里演游击队长李向阳的郭振清在《决裂》中扮演“龙校长”，他举着一位农民兄弟的手说，什么是上大学的资格？他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还有葛优他老爸葛存壮扮演一个老教授讲授“马尾巴的功能”，一个“工农兵学员”在课堂上站起来说，教授讲的他听不懂，也没有什么用！
图：上大学的资格和马尾巴的功能。照片来源：谷歌搜索
看过《闪闪的红星》这片子的人对潘冬子的形象肯定不会忘记，还有伴随着李双江唱的那首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而出现的沿江两岸的优美景色，是那个时代“革命文艺作品”里比较罕见的抒情表演手法。（这片子实际上我是回平湖探亲时在电影院看的。）《难忘的战斗》也是部“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达式常演的男主角当然非常英俊，但是印象最深的是影片结尾时，还有一个伪装成帳房先生的“阶级敌人”没有暴露，潜伏下来继续在昏暗的油灯下打算盘，意思是教育我们“反动派人还在，心不死，还妄想有朝一日能变天、复辟旧社会”，看过这片子的同胞还记得下图中帳房先生这个阴森森的镜头吗？
图：潘冬子和《难忘的战斗》里的帳房先生。照片来源：谷歌搜索
说到看电影，我在厂里的时候，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有两部日本片子《山本五十六》和《啊，海军》在“内部”放映。那年月我们和东洋人没有外交关系，更谈不上文化交流，放映这两部片子是为了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这种片子属于“批判”电影，就像文革初期放映文革前的“毒草”电影一样（请参阅拙文《平湖电影院记忆》）。记得这两本“内部”电影只有党支部书记、车间主任以上级别的干部才有资格“批判”，厂里发了票子让这些干部到县城的电影院去观看。为什么我们普通的“工人阶级”一员不能看呢？据说是因为我们的“阶级斗争觉悟”还不够高，看了这“反动”的电影不但没有水平批判，还可能会“中毒”。越是这样的限制，就越是吊起大家想看这片子的胃口。我们厂电镀车间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是上海来的“老三届”），和大伙儿一样没有到观看这内部电影的级别，但他俩不知道用什么曲折的办法从什么地方弄到了两张电影票，然后又不知道怎么搞的被别人告发到厂领导那里，据说这两口子在电影即将开演的关键时刻，被厂领导从电影院里“揪”了出来，灰溜溜地回到了厂里。（实际上他俩只是被“叫”了出来，“揪”字是当年常用的“文革语言”。）这消息以极快的速度传遍了全厂。过后我们在私下里议论这件事的时候，都忍不住要嘲笑这两位“到嘴边的馒头又给夺走了”的“倒霉蛋”，接着大家又骂这告密人及厂领导的“缺德”：至于吗？！不就是看场电影么、谁的“觉悟”又比谁的高呀？！
当年我们的字典里，是没有“旅游”这个词的，然而我们车间的青年工人却破天荒地集体旅游过一次。记得那也是我们车间主任想出来的主意，她也是以“我们车间青年工人多”为理由，跟厂领导要求说是不是可以进行一次“到外面去”的“共青团组织生活”，这个意见得到了厂党委主管团工作的委员C师傅的赞成，由他和车间主任亲自带队，派了厂里的大卡车送我们去“过组织生活”。那天C师傅还带了一架相机，那玩艺儿在当年可是稀罕之物，于是便就有了下面的照片。照片的背面写着：“一九七三年四月三十”。（老祖宗教导我们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至理名言。）从“万年历”查得那天是星期一，推想起来那天应该是与上一天星期日对调、和五一节合起来的休假日。这次活动是“装配支部”（“机头装配”和“机身装配”两个车间为一个支部）的“团组织生活”，并规定非团员青年可以自愿参加，但因为假期有些当地的同事回家了，有些非团员不大感兴趣就没有参加，所以参加的人大约只有两个车间年轻人的一半。（下图前排左二是我们的车间主任。）
那天我们去了什么地方呢？善卷洞和张公洞。记忆中张公洞没有什么好玩，就是一个大山洞，洞里面到处掉着水滴，阴森森、湿漉漉、潮腻腻的；善卷洞却非常有意思，整个洞直径不大、但曲曲弯弯很长的距离，离奇的是沿着洞身是一条曲曲弯弯的小河，游客进洞后必须五、六人一组乘一叶扁舟游览，小船上的艄公兼导游一手划船、另一手拿个电筒，一路上一边照着洞里两边和洞顶的石头，一边告诉游客这像什么、那像什么，……在洞里我们看到了什么景象现在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个地方那导游说：“看啊，那是一个无锡水密桃，看得见来吃勿到”，手电光射到之处，果然是一个凹进去的桃子形状。……这样一路坐着小船游过来，最后就到了善卷洞的出口处，真是一次奇妙的洞中航行！这次“组织生活”是我们唯一的一次没有读报纸、念文件的“政治活动”，我们这一行人还带了一面团旗，在上面的照片中间隐约可见，以表示这活动也具有“革命”的性质。
C师傅的照相技术不是很好，胶卷的质量好像也有点问题，所以大概只有当事人才能够认得出这些模糊的照片里每个人的面孔，但这是我们车间唯一的集体照，弥足珍贵。三十九年前隐隐约约的画面上，可以看到大伙儿脸上真诚的灿烂笑容，相信每一位当年的同事看到这几张老照片，多少往事都会一齐涌上心头……。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七日完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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