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市一个蒙古村子的人物秉性
图：牧民在旧房舍跟前盖了新房，花了五万元
六、 汉族媳妇与蒙古家族半个世纪的文化对决：美丽的渗透
这是阿斯哈村的一个蒙古大家族，察哈沁氏，汉译为白姓。老妇人1902年生人，寡居多年，或传说她从未有过丈夫，是按照旧时代蒙古人指物婚的规矩，指配给一把斧头，从而获得了家庭和养育权，养育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四个媳妇中，只有老四家是汉人，给这个家族凭添了很多异族文化磨合乃至磨擦的故事，也给这个村子造就了第一个蒙汉合壁家庭的例子，自然引人注目。
老四家的那时在上小学四年级，因为是大龄上学，已有十六七岁，按她后来给侄辈闪烁其辞的说法是被你们的四叔哄回来的。她年轻时长得袅袅婷婷，花眉大眼，不知道怎么就看上了蒜头鼻子、扇风耳、性子犟的一个蒙古汉子，他只不过身材魁梧些罢了。
婚礼按照古老的蒙古礼节大办三日。老四家的头戴沉重的银饰玛瑙松石制成的华丽贵冠，梳着辫套，身穿蒙古长袍，被包装得俨然是个蒙古美丽少妇。头戴沉重，磕头无数，头昏眼花，在家惯大的老四家，早已忍受不了，想把头戴揭掉，却被告知还有仪式，只得作罢。老四家的本名叫张桂花，婆婆给赐名为贵花日，这是履行蒙古人给新媳妇更名的习俗，也是对其原名的音译，算是文化折中。这是1959年的事。
桂花刚过门不会说蒙古话，不懂礼节，“象个瓷人”，只知道笑，一有空就和小姑子踢毛毽，踢得花样众多，上下翻飞，无人能及。新媳妇总有不新的那天，得进入角色呀。第一道难关自然是婆媳关系，而且是不同民族的婆媳关系。婆婆不会说汉话。由于在旧社会受尽“独立队””棒榔队”等兵匪的骚扰和奸商的捉弄盘剥，经历过舍弃金子般的热土、圣水似的故乡河的痛楚，对汉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戒惧。老太婆本想凭靠小儿子安度晚年，不料小儿子娶回一个小“少婷”（蒙古人对小脚汉族女人的称呼），正满肚子气呢。看着桂花和老四娇声娇气，有时更是呼来喝去的，憨直的婆婆看不惯那“少婷”脾气。更难以容忍的是这个少婷夜里竟小便在盆子里，天明了才倒出去，哪有在家屙尿的道理？听传言少婷们夜里尿过的盆子，白天还和面呢，这个少婷倒是尿盆面盆还分得开。人要看不顺眼一个人，如磨道找驴踪，随处找得见不是。桂花遇到了有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不仅一处狼烟，还有妯娌这面。桂花的三个嫂子都是二婚嫁到白家的。大妯娌给白家生了两个女儿，另外两个一直未生育。三个妯娌象是约好似的，看不惯这个少婷，讥笑少婷熬的茶象泔水，学说蒙古话象烂牛车轮子碾过石头路，趿拉哗啦响个不停，听得人耳朵受罪。偏偏少婷是个有心之人，采取分别对待的策略，对婆婆是委曲求全，因为那是老人，还养了咱们一场；你个烂妯娌算甚了，也凑红火给我扣屎盆子！你不仁我也不义，坚决反击。她放风说，她固然是少婷，但那可是黄花闺女嫁到白家门上的。这话击中要害，妯娌们更恨开了。又偏偏金花连着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更有了资本。她常常宣扬：大嫂给生了两个还是母货，嘻嘻......老二老三家身上连蚊子也没飞出一个......我虽然是少婷，给白家生下三个大棒榔后生，栽根立后，没功劳苦劳也有哇。
气归气，骂归骂，日子还得好好过呀。桂花主意硬，有心劲，她牢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古训，决心融入这个家族，讽刺和挖苦更激起她的挑战欲。在一片不认同的眼光中，她开始了漫长的融入行程。她学说蒙古话，坚持不懈。即使别人说汉话，她也用蒙古话相对，磕磕绊绊也不难为情。从开头的一言半语，后来竟能说比较流利的蒙古话了，蒙古话她说了一辈子。桂花在成年人那里难以获得尊重和认同，但是小辈们对她非常好，开口闭口四婶，有空没空去四婶家。她一见这些没娘娃娃就悲悯地叹道：多可怜......慷慨地拿出柜子里的红塘、红枣、糖饼让吃。后来这些侄辈长大成人，她还常常絮叨他们小时侯的事：谁谁可厉害了，被窝里悄悄扭他奶奶，奶奶直叫唤......谁谁每天早晨披着他四叔的大皮袄，坐在火炉子跟前暖肚子，象佛一样......谁谁尿了炕，拿笤帚盖上了，她也装了个不知道，等等。孩子们吃喝完了，她就盘问他们“受罪”情形，咬牙切齿道：蝎子尾巴后娘的心，老古人的话没空的！
但是即使如此，她的境况依然难有改变。妯娌们认为她蜚短流长，嘱咐孩子们不可听他们四婶的话，那是个“醉了疯了一样的人，乱七八糟什么也说”。直到“文革”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事情才发生转机。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婆婆被划成牧主，接受劳动改造。积极分子强制老太婆担土平地，故意让挑大筐，而且把湿漉漉的土装得满满的。七十来岁的老人受此折腾，没几天身体就垮了，晚上浑身困疼，叫外甥女拔火罐，满脊背乌黑。老太婆诉说，队长李某斥责她是“那霸的那霸”（恶霸的恶霸之意），要狠狠改造。桂花很是不平。有天一早，李某来到院前责斥老太婆这么晚了还不上工，态度不老实，又叫担土。桂花好言道：老婆婆实在熬不动了，再担土就是个死了，队长给换个轻些的营生，缓两天再担土吧。不料李某一楞眼，说，不行，门也没有，死也得死在地里，四类分子死了还省口粮了。桂花的火气嗡一下起来了，她指着李某的鼻子骂道：你是人还是牲口，咋就喷的毛驴粪！谁家没有老人，四类五类那总是老人吧！越说越来气，扑上前要挖李某的脸，两人扭打在一起。李某大惊失色，在众人的哄笑中且战且退。白家以为桂花闯了祸，战战兢兢等了两日，竟也无事，对老太婆的管制宽松了，头疼感冒也给请假了，而且其他四类分子也沾了光，因为积极分子们的气焰压下不少。后来人们开玩笑说，桂花那一架打得让这个村的“文革”暴风骤雨提前刹了车。白家上下对她开始刮目相看了。老太婆虽然还是称她 “傻少婷，没个怕呀羞呀的”，但是加了一条很重要的评语：心好。
几个弟兄的看法也大为改变。放着几条大汉保护不了老母亲，关键时刻挺身挡刀的竟是这个弱女子少婷。他们闷闷的说道：老四家的嘴不好，心还是正的，一个少婷，在咱们家的确也不容易。妯娌们的舌战和缓多了。所谓日久见人心，板荡识忠臣，桂华的形象地位大为改观。
桂花一心一意要做真正的蒙古媳妇，可是也时不时在家族事务中引发蒙汉礼俗之争，留下异族文化冲突和媾和的故事。
她一生宣称自己生是白家的人，死是白家的鬼；一直高举白氏大旗，说我们白家如何如何不一般。这种反复强化家族姓氏的做法有利于增强家族凝聚力，是汉族农民惯常的做法。村里的蒙古人习惯于以名字直称，姓氏知晓而不常用，如“哈日努特.巴特尔”，前面的是姓，后面是名，只有很庄重的场合才使用姓氏。有些汉族农民出于利益考虑套近乎，对沾不到边的人也想方设法佐证为同姓一门亲戚，或以三姑舅二两姨来热情寒暄。蒙古牧民性子直诚，不善于那一套。但是在桂花的不懈主张和实践下，这个家族渐渐接受了突出姓氏和家族意识的习惯，第二代中有的人暗自起了汉名，第三代中有的干脆以汉名见称于世。一些有文化的后辈张罗着要修家谱，直到后来发生了祖坟事件才偃旗息鼓。事情是这样的。上世纪90年代，白家事实上的主事人老三动议白家修建祖坟。其时，老太婆故去十几年，坟墓被苏木后来做的水利设施及其灌溉所影响，几成水中孤岛，急需迁移。老二和老四也相继去世。老三的想法是蒙古人过去受大肆开垦和社会动乱之苦，一路流亡，祖宗亲人的骨殖随处扔掉了，连儿子、侄子的亲生母亲的坟墓也被生产建设兵团开垦掉了，后辈们问起来实在没法交代了，所以从现在起要集中在一个地方，作为祖坟保护起来，况且有些蒙古人家已经这样做了。地方也联系好了，在很高的梁上，不会水淹；周围是茂密的拧条林，不怕沙压。对这个设想，其他人都认为可行，可是在桂花那儿卡壳了。桂花柔声慢语道：三哥，修祖坟是好事，能给白家的上上下下有个交代，可是按一般的习惯，起祖坟得有立族之人，成双一对的，额吉（蒙古语，母亲的意思）的坟倒是在了，能迁过去了，娃娃们的爷爷的坟现在在哪里？光是额吉一个孤老婆子的坟头在那儿埋着就不能算是立了祖坟哇。这个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咱们已经是这把年纪了，出窑的砖定型了，好赖无所谓了，就怕弄得不合适不要给娃娃们带来什么影响。一句话把个能言善辨的老三说住了，闷闷抽了一根烟，说了一声再说吧就走了，从此罢议。桂花所谓“一般的习惯”，是在委婉提示祖坟习俗是汉族人的习俗，咱们蒙古人家怎么就学这个做法？退一步说，设祖坟也行，但那得合乎规矩呀，不要蒙不蒙汉不汉的，叫人笑话不说，以后娃娃们出个事故，原因细究到埋死人的事上，那可就复杂了。原来白家是以舅姓为族姓的，对孩子们好奇的诘问，老弟兄几个向来含糊对之：咱们白家是以天为父的。桂花熟知内情，偶尔神秘地笑着说：你们的奶奶是许给斧头、竖柜的人。孩子们大惑不解，她也不细说。这次她一语中的，四两拨千斤，力排众议。不知是她早有打算而婉拒，或是她从此番争议受到了启发，时间不久她让儿子在梁上买了坟地，把老四的坟迁过去，建成祖坟规制，叫人一看就明白，白家的祖坟立祖从他们老两口开始。汉族文化迅速浸染蒙古风俗，而且实行祖坟制是白家主事人提出来的，她不过做得更合乎习俗而已，所以白家上下也无话可说。在蒙汉习俗杂呈，新旧做法并存的情况下，她的礼俗取舍乍看滴水不漏，但是似乎有些功利和以白家正宗自居的影子。
她的一些主张也碰过钉子。老婆婆的外孙女是孤儿，从小跟老婆婆长大。1969年冬出嫁，对方是个复员军人，就是前面说的磐石，在旗里的国家单位工作。婚礼进行到一半，桂花发现了问题：男方送来的妆新衣服可谓不少，可就缺了一根裤带。桂花不依了：叫我们女子提上裤子去你们家？深更半夜，那时的条件去哪儿买去？男方等下一片人，天大亮了，约定的娶亲时间眼看着要过去，双方急得争吵起来。男方的哥哥大叫：你们家是蒙古人还是汉人家？谁家蒙古人出嫁还要裤带？女方辨手以桂花为首，反击道：蒙古人、汉人谁不系裤带！行了，你领上走吧，叫你弟媳妇提上裤子更上大伯子走！看你也不敢！后经年高德劭者调停说合，才玉成好事。那时侯汉族习惯对蒙俗不象现在影响大，白家有人怪怨少婷以汉俗搅扰蒙礼，桂花委屈道，我是担心咱们们的人去他们家受气了，打个预防针么。大家念及她前不久挺身为受难的老婆婆打抱不平的好处，而且为孤儿出身的外甥女出头并无私利嫌疑，所以也无所谓了。
弟兄几个中，老大虽是牧民，家境也不错，有200多只羊，几万元的存款，在八九十年代算是好人家了。可是桂花觉得老大只有两个女儿，属于无后，问题严重。她征得老四的同意，提出把自己的三子过继给大哥，顶门立户。三儿其时已年近十八。老大认为这是老四家的图财之计，是“少婷”出的鬼主意。老大说：没有儿子，我可以招女婿，况且我们蒙古人自古以来高看舅甥关系，有“舅舅的黄狗也高一等”的说法，我把家业传给外孙理所当然。提议落空，桂花不以为然道：我是为白家考虑了，赖话是好话，你老汉就是一辈子替老骚牛剜草的命。看来礼俗争议往往和利益攸关，而且最终的取舍决定权基本在利益掌握者手中。礼俗的多元化提供了选择的多样化，带来了结果的合理化。
到她50多岁，她整个人却变了，不说妯娌间长短对错了，还从几百里外拜访了跟上儿子进了城的三哥三嫂，一块住了几天。有人分析这是因为老四不在了，她觉得孤单了；有人认为她体验到做婆婆的难处了，对过去的事情想开了；有人认为她是为儿女的工作呀调动呀有求于侄辈了，所以礼下于人。不管什么原因，人家好咱们也得好呀。这是老一辈的分析。小一辈的分析却不同，一个侄子说，四婶这次来，说了两句有水平的话，一句是争天夺地一场空，虽然有悲观色彩，但是很有以和为贵的境界。另一句是她劝戒诉苦诉怨的侄儿媳妇说的：哎，女子呵，我可品来着，人身体难活，十有八九是想法带来的，有什么想法就有什么身体，心里想不通，身体肯定出毛病。遇到什么难事，必须要往开想才行。那侄子好看心理学的书，惊奇四婶的体验之论和心理学书上写的态度决定一切的定论那么一致。
2003年春天，她给侄儿打来电话说：前几天的一个夜里她梦见你四叔大汗淋漓，说房子咋这么热。她心疑了，去墓地观察，果然忘了给留小墓门。这个清明节想给开个小墓门，你找个有名的喇嘛请教一下做法。侄儿遵行。过了两年她去世了，遵照她生前的遗嘱，给她的遗体着兰色蒙古长袍，头上围着绸缎长巾。丧仪按喇嘛教仪式，念经超度。看来她虽然按汉俗埋在了自设的祖坟里，说到底还想转世在蒙古人家。
白家进入后张桂华时代。她人虽然不在了，影响隐约还在。白家自把金华娶进门后，开了和汉人联姻的风气。第二代男女十六人，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人，早已成家立业，其中娶汉族媳妇的两人，嫁给汉族的一人，和汉族联姻的比率为17%。第三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人，30人，已成家7人，其中娶汉媳妇1人，嫁给汉人3人，和汉族联姻占60%。在和汉族联姻这件事上，只有白老大的女儿费了些周折。后来老三对老大说，娃娃愿意就行了，看这个后生也有苦了，穷又没根子，只要能受苦就行；远的不说，咱们家就有这种事情，老四家的不也不错么。就这样最看不惯老四家少婷的老大，有了一个少德来（汉族青少年称谓）女婿。白家其他年轻人的蒙汉联姻则一路顺风。在这个过程中，桂花的事例起了一定的踩路和示范作用。“不管蒙人汉人，人好是最要紧的”，桂华的这句话成了名言。在和汉族人的谈婚论嫁过程中，白家年轻人少不了给对方一句注解“我四婶也是汉人，对我们可好了，在我们家族里可受尊敬了”。这样一说，似乎是好事玉成的有力佐证。
当白家的汉族媳妇好当了。按桂花健在时对那些汉族小辈的说法：你们现在可舒服多了，哪用说蒙古话了，蒙古名字也没人给你们起，没人管，多自在，我那时侯可也受上了。的确这样。汉族的新女婿、新媳妇只是在婚礼上穿一会借来的蒙古袍子，装装样子，再无严谨的蒙古习俗的熏陶洗礼。老一辈也无奈地开通了，说：蒙古娃娃不会说蒙古话了，会说的也都不爱说了，趿拉哗啦磕磕绊绊光说汉话了，更不用说叫汉人娃娃说蒙古话了，由他们去吧，只要两个人过好了，比什么也强。只有一两个坚持的长辈，仍叫小一辈的做屈膝拜见礼和交换鼻烟壶，笑着说要为难为难，让知道一些蒙古礼。说蒙话懂蒙语的第三四代生了小孩给起汉名字和蒙古名字；不懂蒙语蒙话的，就不给起蒙古名了。在桂花那个时期，蒙古文化占据压倒性优势，桂花对遇到的文化压力采取了学习顺从和柔性坚持的两种适应态度，而且关键是坚持不懈而取得成功。白老大的汉族女婿，遇到老一代的反对，也是坚持不懈，细雨和风般地感化，获得成功。汉族人象绵绵雨长流水，看去不引人注目，却凭着水滴石穿的韧劲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恒心坚持到最后。道家所主张的以柔克刚的哲学，汉族的没有多少文化的老百姓都能运用自如，可见文化的力量左右着事物的发展。在他们处于劣势的时候，他们靠这种心劲取胜。待到汉人逐渐多起来，国家在教育方面推行两语教学，识汉文的人多了，蒙汉交流方便了，文化隔阂更少了，不同民族间的婚姻就多了。国家实行考学、生育方面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蒙汉不同民族之间的婚姻增添了功利性因素，更加普遍了。
受到汉族信仰注重实际、趋向世俗化的影响，蒙古人的信仰也从只信仰喇嘛教演变为多元起来，喇嘛、阴阳、神汉巫婆甚至外国的什么教，看谁的合适、管用就信谁，准确说是利用谁。白老四一门子在桂花的主张下立了祖坟以后，桂花不久病逝，不到半年，二儿子也病故。桂花的大儿子痛定思痛，以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需要讲究讲究。打听到有一个神人能掐会算，曾经帮助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得以仕途顺畅。和叔伯弟兄们商议，大家认为可以讲究一下。有人提出合理化异议：叫汉人的神人看，只要管用就未尝不可，但是神官有归因于祖坟的倾向，动辄挖坟重葬，响动太大，后果还不一定好；喇嘛则念念经，比较简单。讨论的结果，风俗形式的选定人最终选择了神人，因为那神人既可祛除家庭的不顺，兼可为仕途咨询加分，更有头面人物受益的生动例证，还不和一般的阴阳先生一样好翻土倒坟。此事说明风俗礼制的民间选择更趋向简化、功利化、官场化了。桂花健在时候和白家的风俗博弈就有这一苗头。平心而论桂花再怎么要做真正蒙古人，她总会把她的文化习染带到白家来，这是无意识的文化本能。或有人说，桂花是民族团结的模范，是村里的昭君云云。从政治需要可以这样解释，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则有附会之嫌。她是看准了这家的后生，有一定的文化，将来可能会有工作——后来果然成了水利工人，一辈子有个可靠人。嫁来白家后牢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古训坚守不移，以吃谁家的饭，做谁家人来认同，以敬我一尺回敬一丈的交往准则行事，其实期求吃小亏占大便宜的结果，深识世俗生活的辩证法。比较中肯的评价应该为她是一个文化使者。在“文革”的狂乱中她收心如故，不以贫下中农子女而对白家反戈一击立新功，反而利用这保护色为婆婆张目，叫人敬佩，表现了汉族女子的古道热肠，演出了孝道与“文革”政治对决的精彩一幕，受到白家后辈的尊敬，地位不寻常。
从桂花开始的白家与汉族的婚姻家庭，过得都还不错，预示着更多的异族组合家庭将要诞生。人们的原则照例是：能过好就行。
七、和男人一样担当 ：巾帼大节
在阿斯哈村有种说法是形容女人不如男人的，如女人当家驴耕地；再精明的女人也有三分糊涂；十个女人九个烦，留下那个还是半烦烦。总之女人不行，男人行。可是看了看几十年来这个村的实际情形，女人在好些时候要比男人显示出聪明有见识更有担当。特别是在紧要关头，女性表现不一般。
1942年为了保护自己的牧场，阿斯哈村和邻近地区的牧民组织起来，和国民党军队斗争。在这个大事件中，女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风头甚至盖过了男人。为了组织独贵龙（蒙古族牧民反抗的组织形式，抗议书的众人签名是沿着圆形书写的，意在保护挑头的组织者），女人们行动起来，把蒙古包或土屋里的毡子反铺开，以示日子过不下去了，太苦太难了，并表示不平和反抗的决心。大个子老婆赛因毕力格为落实独贵龙的决策，骑着黑驴挨家挨户动员说服，启用蒙古人的传统驳难习惯，对态度消极者进行说服及至进行辩论驳难，甚是积极。她们还组织独贵龙演唱新编的抗垦歌曲，把仇恨的烈焰煽动到极致。在她们的积极发动下，方圆五六十里的牧民几百人聚集起来，在开垦行进的步犁前躺倒，阻止垦荒。军队对牧民的行动不屑一顾，端着枪刺进行威胁。大个子老婆把衣襟掀开，裸露胸膛对着士兵的枪尖，从气势上压倒对方，使垦荒无法进行。独贵龙随即派出代表，和傅作义将军交涉。派出的代表是两名女人，一个是大个子老婆，一个叫宝坻梢，巴营长作为调停人在牧民和军方间跑动。傅没有硬来，而是派出参谋调查了解。这时，在事先安排下，黄河南岸牧民在梁上、沙漠、河畔点起绵延几十里的篝火，蔚为壮观，以为疑兵之计。派出的人大惊，跑回去报告情况不妙。傅大概怕引起更大规模的民变，下令停止了军垦。在这次事件中有一个特点值得注意。在家园受侵凌，最需要男子汉血气方刚的关头，走向枪林刀丛，表现最刚烈的却是两个女人，最需要平时自诩懂事理的男人们说话讲理的关头，给傅作义长官公署派去了平常公认什么也不懂的两个嗫老婆。这也许以斗争策略来理解，以不懂事理的老婆人为障眼法，以求进退自如。但是如果没有女人们以裸胸对刺刀的勇气和激愤，她们会走向深深的辕门么！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女人们真了不得，不输给男人，甚至比男人厉害。
解放后，巴营长因为自己多年屡试不爽的多支点外交手法吃了致命的大亏，以包庇国民党特务的罪名被镇压。大个子老婆却显得大智若愚，更胜一筹。这不但是因为她以一个面孔对付机巧万变的政治，收到以不变来应万变的效果，而且后来在目睹以前奋不顾身保卫的草场家园被开垦得满目创痍的时候，她再没有说半句话。她永远沉默了，忧郁地注视着时世变迁，沧海桑田，只是骑着一头黑驴，长长的腿垂下来，任凭蚊虫叮咬，毫无感觉的样子。她变成了活的雕塑。她真聪明，知道不能说话，说不成话。如果不是1980年代政协文史资料编辑人员在抢救活的历史时访问她，使尘封的历史重见天日，谁能知道她竟是曾经的女英豪。
在后来的数次动乱风波中，男人多忙于浑水摸鱼，或虚与委蛇，韬光养晦，希图暗渡陈仓，明哲保身。因为利令智昏，判断力自然下降，看不开简单道理，只看得见主席台上的座位。当然其中也有林占德老汉是例外。他是汉族，从梁外过来的移民，志愿军战士出身，根红苗正，在文革中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却坚决主张文斗，反对武斗，在批斗会现场把积极分子手里准备捆人的好几条绳子抢了下来。因他之功，这个村子没有打死人，也没有出现激烈的打砸抢。当年的五类分子至今还在感激地说起他的名字。后来不知为什么，他将大队革委会主任拱手相让，坚决“脱皮袄放扁担，思思谋谋不想干”了。上边再做工作挽留也没用。单干后，他的生活过得一般，这是想见的事情。可惜他六十出头就去世了，不禁使人喟叹：好人不长命。除了他，以本村而言，就是个小队长职位也被争夺得天昏地暗。主角自然是声称比女人懂事理的男人们。女人没有参与的。或许因为这样，她们保持了对世事的洞见能力，出言深刻，出手不凡。“文革”中试图救父母于水深火热并火线拼刺刀的竟然全都是女人，而鲜见男儿身影。桂花为地主婆婆张目的故事这里再不说了。同村的绿叶姑娘因为激愤于老父亲被积极分子捆绑侮辱，在路上等住最积极的塞翁，破口大骂，还要上前撕扯其“狗脸”，被人们拉开。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男人人性的邪火浇了些冷水，使他们不至于走得更没边没沿。还有一个后生在斗四类分子时，随大伙也踢了人两脚。母亲知道后把他骂了一通，说当年流落到此是人家收留的咱，怎么能不讲良心！叫儿子趁夜给地主送去一碗白面，以示歉意。笔者的继母大字不识一个，却在“文革”最轰轰烈烈的时刻疑惑道：“文革”这东西，把哥们弟兄都变成了仇人了，谁也见不得谁，有什么用！笔者的父亲压低声音喝斥到：悄悄的，你二八货知道什么……她的话我至今记得，足见有非常的历史穿透力。
进入1980年代，一切向钱看，人人做发财梦。当病重的“废人”马西喇嘛趔趄走到达楞家再也走不动的时候，达楞和妻子收留了老人，给老喇嘛做吃做喝端屎端尿，硬是伺候到老人去世。达楞家和他无亲无故，马西喇嘛孑然一身，身无分文。达楞还有一个母亲，也在瘫痪。这一切重担自然落到了达楞的妻子身上。家里是妻子当家的，她不说话能行？！“摊上了，没办法。遇谁也得这样做吧。”达楞妻子说。
男人被彻底潜规则了，成了名利的奴隶，成了权势凌驾下的顺民。这是他们自诩的聪明，因而走得和历史上的英雄骑士性格风马牛不相及了。女性因为在男性的歧视下和政治的“浑水”被动保持了距离，做到了一定程度的超然，所以其见解显得长远厚实，其表现勇敢担当，一定意义上传承了蒙古男人的英雄古风。她们是决定和改变阿斯哈村历史的默默一群豪杰。但是现在好多传闻说每个贪官背后都有一个贪女人的影子，说明女人也渐渐成了名利的俘虏，成了拜金主义奴隶。阿斯哈村的女人们，她们还能继续聪明下去么？
八、古风另类 ：驳难家在城里独斗 阿斯哈牧民有驳难文化传统。所谓驳难家在地方上很受重视，是意见中心和伦理中心人物。驳难有戏谑式的，逗人一笑，叫人轻松愉快；也有讲理驳斥发难的，属于政治法律方面把对手驳斥得体无完肤的。另外，借着酒劲揭人家短处，把人弄得尴尬不已的，俗称糟蹋能手，算是驳难文化的末流。
道尔吉是村里著名的驳难家。他无拘无束，什么话也说得酸溜溜的，永远咧嘴笑着，眼睛里闪烁着讥嘲的光芒，一说起话来，右颏上的几根长毛都随着他的哈哈声抖动不止。不管对方是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他都要投入极大的热情来抬杠，所以向来有被冷落受轻视之感的小青年们，从他的驳难抬杠中觉得了熬到成人的尊严和承认，很喜欢和他抬杠。在“文革”中他可是个人物。他将蒙古人的驳难文化传统和高压政治的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完美结合，在村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风暴。最初他和支书永仁较劲，说支书和坏分子升格会上针锋相对，会下和和气气。证据是有次他去支书家里，恰遇支书和升格喝午茶，当中一盘白面烙饼，另外还摆着一盒海河烟，两人吃喝得满脸冒汗，正在抽烟消食，处在饭后一袋烟，赛似活神仙的迷离阶段。道尔吉在会上把这个情况严正提出，欲图证明支书阶级路线不清。支书则以谁给坏分子戴的帽子为驳斥的理由，证明了自己是阶级立场坚定的，给坏分子喝茶抽烟是属于给坏人一条出路和自新的机会。道尔吉的出手和支书比起来还嫌稚嫩，所以没有能够扳倒支书。直到“文革”，利用夺权风头，才把永仁支书的权夺了，道尔吉当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组织革命群众斗这个捆那个又抄家，搞得轰轰烈烈，成天背着步枪转悠。他对二小队的状况很不满，扇风烧火道：怎么二小队这儿成了没有阶级斗争的地方？连一点革命的行动也没有？正待放手一干，他后院出了问题。解放前在他们家放羊寄住的一个老妇不知怎么从几十里外跑到阿斯哈村，坚称自己受过道尔吉家剥削，自己可以定为道尔吉家的长工。这个意外把正在红透的道尔吉给拉下了马，他即刻丢了乌纱帽。他抖动着颏下的一撮毛，不甘心地奚落那个证人：哼，蒙古人说喂的鸡，反而啄主人的屁股——你做的就是这等事呀。这话一时传为名言。说实话，幸亏有此“一啄”，把他从政治旋涡中拉开距离，否则他还不知做些什么过头事，村里不知祸害成什么。
政治驳难之途难以走通，他改走社会性驳难道路。他变得无所顾忌，什么赖话也敢说了，从来不拘乎什么。1970年他在某家的婚宴上醉了，当众向母亲讨要生父的名字。其母默默流泪，他厉声质问为什么生下他这么个没有老子的灰个泡（本地话，意思是非婚生子）！他的确是没有老子的，是母亲生下他才嫁人的。对这种忌讳之事，他不以为耻，敢于在大众面前自揭疤，那还有什么可怕可羞的？所以众人只有无奈的服气的份，给起了个外号：糟蹋手。凡是受他语言糟蹋的人无奈的谑骂 :你那个嘴连骡子屁股也不顶，满嘴喷粪！对这等评语他根本不含糊。他在嫁自己妹妹的婚宴上，更以女方贵戚身份来发难，乱说一通，激怒了河北面过来的一个大后生，是他妹夫的哥哥，把他拉扯在屋外的沙枣林里，给了几耳光；道还胡说八道，后生给了他几拳；再骂，后生就压住他，双手扯他的嘴巴。若不是众人奋力阻拦，道尔吉的臭嘴巴可能要扯到耳根子了。有人暗自解气，道：看你小子遇上茬没，报应。道尔吉似乎好了那么几个月，又依然故我了，臭嘴依然。1972年吧，随着文革的热度减缓，他又当了段时间民兵连长，深入沙漠，调查两例生活作风案件，经过他的热心破案，当事人写了检查。他可能想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搞出点政绩，或是要叫人怕他。那份材料他郑重交给重新上任的永仁支书，郑重建议必须严肃处理。支书不以为然，把材料扔进大队会议室的一个抽屉里。那抽屉合叶坏了，没有锁子，很长时间人们传看那材料，当作笑料，既笑写的人也笑始作俑者道尔吉。其后很长时间他几经沉浮，时不时活动于村里的政治舞台上。他的老对头永仁随子进城后，他还当了好几年支书，算是过足了权力瘾。听说他一不对高兴就去惹他不高兴的牧民家讨酒喝，之后嬉笑开骂，牧民都怕他，只好听他的。不过谑骂毕竟比捆绑殴打进步了一些，算是现代政治文明和传统文明的水乳交融吧。随着生活重心向城市的偏移，道尔吉携着驳难利器向城市进发了。
1997年吧，道尔吉的儿子成人大专毕业，学的新闻专业。他远赴800里外的东胜，找在那儿工作的老乡帮忙想法子。先找到当年的知青喝了两天酒，叙旧兼探路，研究方略；又找到当年在公社当副主任的白某求助。白某从公社秘书选为副主任时，道尔吉曾鼎立相助，使白某在众多的竞争者中惊险胜出，道尔吉拉票有功。白现在是广电局的局长，应该是能帮上忙的。第一次上门说事，白某说等等看，想办法吧，没有推掉。道尔吉为那“等等”，又喝酒等等，醉了两天，在晕晕乎乎中，大概以为又是在家乡的沙漠里吧，忽然来了一股火气，趁着酒劲，闯入白家，质问所说两天的期限过去了，到底怎么样？秋季打草就要开始了，他是走还是继续再等等？甚至说到你这是短东西了，那么回去就育肥牛，喂得肥肥的，冬天杀了拉过来......说得白也毛了，说，老道，你酒散了咱们再说，现在快八点了，还有个紧急会......道也毛了，气涌胸田，早忘了是在求人，开骂道：你个喂不熟的狼！怪不得说狗和官不能当人看，牛肉给你？尿也不尿你，不如喂狗，喂了狗还能给我摇尾巴，狗官，信了狗，屙在家里等狗舔屎......狗和官本来就不能信么......一顿臭骂，把路堵死了。酒醒后，道照例咧嘴笑着，自嘲道，现在的社会半天是应该说好话上供品的，这个爷爷的一喝二两就忘了，反过来给官老爷称爷当爹了，哈哈哈，回吧，领上儿子割草吧，与其看狗官的狗屁股脸，还不如伺候羊屁股，还能多下几个羔子......沙漠里就活不成了？才不信了，狗日的！这是道尔吉用传统文化冲击现代城市文化的一个事例，虽然没有办成事情，却也没有下跪求情，保持了尊严。“他咋呀，顶多说老道尔吉不会说好话，不会办事么，再能咋的！”他没有一点后悔的样子。最近几年，听说，道尔吉的老婆在沙漠里放养，他开着拖拉机在河头种油葵，算是蒙古人中的好户了。
道尔吉悟到这个社会谀文化盛行的现实，他的驳难文化还能坚持多久？他也困惑了。在游戏规则成了规则游戏的情况下，牧民陷于既不信阳光普照，又苦于提上猪头寻不见庙门，焦虑于割上驴球敬神，驴死神怒的尴尬中。他们顶多也只能在沙窝里，把羊圈了，几个人喝酒，说那么几句乐乐吧。但是道尔吉求官反骂官的故事在村里久久传诵。无奈而只好媚官求官又厌官的人们在憋气间借此掌故轻松一回，出口气。
他现在住在旗里，住的楼房，不知听到上下左右邻居的吵声闹声呻吟声尿尿声，还做何驳难否？听说他遍找在旗里居住的阿斯哈村蒙古人家，仍然讨酒喝，人家也给喝；但是他要借着酒劲，乱说胡侃要糟蹋人取乐，往往被人家的老婆驱逐出来。驳难文化的生存空间象现在的牧场越来越狭小了。有人听见道尔吉从人家家里出来，嘟嘟囔囔道：你们住在旗里头有什么了不起，还没有两年，别的本事没学会，倒学会了骡子脾气，哼。看来要借助驳难文化守护他多少年的习惯和起码的尊严也真成问题了。老道尔吉这次还在以驳难家的姿态冲击城市文化，结果会怎样，值得密切关注。
九、 草根权术 ：看谁不服气
永仁是阿斯哈大队支书，从合作化时期干到“文革”，短暂被夺权后从1970年代初重执权柄。70年代后期，公社照顾老支书，安排他到社办厂子当厂长为止，在支书位置上约20年。但是阿四哈的人们说起他还要冠上一个词：厉害，把大队统治得铁桶一般。更有维护者常为他惋惜：他实在是没有文化，要是有个初中文化，他应该是旗委书记的料子。对此他并不置可否，直到儿子当了局长后，他掩饰不住兴奋，说：我老永仁如果有他（指儿子）那点文化，给一个旗也是平拿！他有些失落和惋惜，但是也很知足，炫耀说:有人进我们小区打听我，小区的住户好多人不知道我的名字；但是只要一说局长的老子住哪儿，全小区没有不知道的，呵呵，（权可是）厉害了，事情就那么个......
工作舍命，坚决贯彻上级精神，善于跟形势走，处世拿捏得准，除了这些当领导的必备特质外，他还有几手绝招———
权力崇拜。“权可是厉害东西，刀把子在手，想割谁的头，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还有勺把子，咱们都是人家勺头子底下端着碗，咋能不低头！”他常常悔恨：1980年，选举时，如果他没有在此前醉掴公社书记那一掌，肯定能选上副苏木长，没跑的。那个书记的确没有本事，但是他有权呀......把到手的副科级没有了，唉，没那个命——他摊开手掌发出无限遗憾，似乎那个副科级正从他的手指尖溜走。他以此为深刻教训，反复嘱咐后辈：头不可大，尾巴要夹紧。
记关键词，储备政治话语武器。他没有文化，但是政策理论的事情落不在干部们的后面，谁也讲辩不过。他后来赋闲后才透露秘密：听人家念文件，记住关键的一两句，足够了，因为再厚的文件，主要就那么一两句，错不了，好记。他举例说，邓小平几本书，实际就那么几句话：白猫黑猫的事，让大家发财。他的宏论很合乎文章“文眼”说。
崇拜权力就少不了和觊觎者周旋。他精通捉把柄和点死穴法术。他说最主要的是自己的把柄不能落在人家手里，对手的把柄要牢牢掌握，必要时，一招致敌于死命。他带着胜利的微笑举证：“文革”开始，鬼色仁想整倒他，揭露说他多领了三二斗马料啦，队里的两张羊皮拿回家啦，尽说些鸡毛蒜皮的事，顶多是多吃多占，思想作风问题。说得他毛了，反击了。“我说，你鬼色仁骂过毛主席没有？肯定有过，就在谁谁娃娃过周岁的宴会上，你喝多了，说毛主席老了，说话不算话！”这个问题是天大的事，对方陷于被动，矢口否认。但是当时在场的人做旁证，罪行板上钉钉，鬼色仁当场被批斗。“没有想到他这个人平时咋咋呼呼的，关键时刻经不起搓磨，不久就得了癌症死求了，......那不怨老永仁，运动嘛，谁也想活命，只能上刺刀......遗憾的是这个老道尔吉，和我斗了有20年，没有动了我的一根毫毛，他的软肋逐渐叫我摸见了，真想捉死他，文革也散摊子了，呵呵呵，没来得及出手。”他有些遗憾的样子。还有巴某，说他拧了十几个马绊，老永仁贪污了。我就一句话，把他捏塌了，我说，建设队刚来，你说他们占了本地人的草场了，影响生活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这是影响民族团结！他就不行了。唉，现在说起来象小孩把戏，但是人总得活命吧，形势逼人么，刀割在脖子上了嘛。
多做好事，深结人心，网络势力，上下成势。上边来的干部，黑豆大那么点，他也要热情招呼，决不冷落，还要以酒招待，可以连阴三天，深相结交。周围还有几个贫下中农二杆子（头脑简单的人），随时准备应命出击。对汉人他公平对待。1960年代中期，建设队（汉族移民）刚到，生活贫困，每到生产队发粮，他们大概粮食接续不上，提前一天就到大队，在库房周围垫着口袋睡下一片。大队保管要按规定时间分粮，不给。老永仁看见，很生气，叫保管马上放粮救急。还有一次，他发现赵八老汉在家里用手磨磨玉米面，才知道，生产队长规定不准用队里的牲口围磨，本地人都有自己的牲口，外来户没有牲口只好用手磨。老永仁立即把小队长找来训了一通，命令他让外来户用生产队牲口围磨。所以建设队的汉族对他很好，后来当了大队革委会主任的老林在关键时刻偷偷给他送消息：定下明天造你家反，抄家......就是在在“文革”中他被打成走资派的时候，有些积极分子还向他请示方略。有一次，正是储草的大忙季节，公社造反派的头头来了，煽动牧民去公社参加革命运动。牧民听信了，扔下镰刀，在公路边站下黑黑压压的一片人，等着坐班车去公社。积极分子魏某找老永仁问咋办？老永仁说，现在不打草，明年春季就准备好好剥死羊皮吧。老魏问，那怎么说呀，人家不说咱们反对文化大革命？老永仁道，你就说抓革命促生产，看谁敢反对？公社那两个人不听话就斗争他们，看他咋样！魏某去公路上念着语录把众人赶回储草场；那两个造反的干部看形势不对劲，赶紧骑上自行车跑了。
今年秋天笔者到阿斯哈村，老一点的人都问询永仁老支书。杨立信老汉说，那个人（指永仁）心对的。他说那年（大约是1967年）他实在困难得买盐的一点钱也没有，悄悄给水利段卖了两背柴禾。生产队积极分子知道后勒令他退了卖柴禾钱。当时永仁的支书地位岌岌可危，有人要夺权。他找到永仁支书诉苦情说，他给水利段卖柴禾不对，但是有人用生产队的马车拉柴禾卖给水利段，为什么没有人管？我爹成分高，但是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呀？一样人两样看待不对吧？支书问清用车拉柴禾卖的人以后，马上纠正过来，事情处理得很公平。他说当时很感动，要穷大家都穷，但是公平，没怨。
永仁在竞选公社副苏木长中败北后，念念不忘踩他上去的原公社秘书，嘱子侄记住，有朝一日卡他一下。没等他卡人家，人家来卡他了。那时侯他家搬到公社疙蛋，他有天在土街上走，秘书的两个外甥，也是公社干部，一面一个挟持住他，叫他叔叔，要给叔叔喝两杯，拽着拥进小饭馆，左一个敬酒右一个满酒。他不喝，他们说，永仁老汉，敬酒不吃吃罚酒？他只好喝，落在人家两个大后生手里还能有好！酩酊大醉，回了家，躺了两天，起不来。他自己还奇怪：平时一斤的量，精精明明的，这次是咋啦？最后总结出受气受惊是主要方面，年岁也是一个因素。他感到这个地方危机四伏，不安全，再说扑腾得也行了，再没有前途了，走吧。于是急急忙忙搬回东胜，和儿子住在了一起。
儿子那时侯正是苦熬苦受的科长，夫妻二人，有两个小孩，生活够紧的。老永仁给一个单位下夜，不久从这不起眼的职位中找到了耍权的门道和乐趣。八小时以内是公事公办，得兢兢业业。八小时外，大有讲究。有人出入，需要他开门，平时对他敬重的，他会赶紧给开门；平时不把老汉放在眼里的，他就慢慢寻钥匙，磨磨蹭蹭找锁孔对钥匙，任凭车鸣笛人喊叫，不管他。他说，可以判断出谁和谁是一伙的，哪个和哪个暧昧。官场的事情让他从警卫室的窗户里看得洞若观火，有滋有味。不久儿子提成办公室主任，他也待遇提升，每天扫扫院子，两个小时就完了，有时还分点羊腿什么的，以准内部人对待了，印证了他的权力万能论。儿子仕途青云，老汉什么也不做了，单独住进楼房，养老了。但是，人性难改，手里没有政柄可耍，他在礼权上动脑子，也获成功。他的设祖坟的设想因桂华的驳难而夭折，但是其他方面，却有长足进展。有次他引发当局长的儿子的恻怜之心，要去看望深沙中的老大，并组织了侄儿、外甥等六七个人，组成省亲团，浩浩荡荡深入沙漠，坐的是几十万元的高级车。老永仁以老子自居，先坐到前座，却被儿子不客气地调到了后坐，理由是谁的坐骑谁坐主位。老永仁尴尬得笑了，说，对，皇帝老子见了皇帝也得让着走，电视上都这样么。政权压倒了伦理权。到了老大家，众亲戚各携礼份，厚薄自然不一，局长的份子自然最丰厚。局长要先上自己的礼份，老永仁发话道，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柜子上吧，不要往桌子上一个一个堆了，省事。大家齐声响应，用寒酸的多数把局长的大礼淹没掉了，避免了伦理场合的阶层对比之尴尬。大家对老永仁又很佩服了一次。伦理权胜了政权，那次的拜年少了官气，大家心情很舒畅。
2008年春天，草木初发。老永仁提出叫儿子把房子装修一下，说看样子还活个十年八年呀，因为正月间他见小区的一棵小树被车轮碾伤，他以为不行了，抱着悲悯心理，把树干扶起，接好，用绳子缠住了。清明以后那病树竟然抽芽吐穗了，这是旺兆呀，他肯定会好好活几年的。儿子深以为然，从父亲不竭的活力中他也看到了自己是长寿基因的得益者。于是大装两个月，永仁住进了新房。享福了，老了享福才算真福。至于权力，儿子当再大的官，该骂还得骂。他说他把儿子十年骂一次，有一次儿子要买电视，问他借钱，他没给借，反而骂了一通，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最近骂了一次，勒令儿子想法给亲戚们多办些好事，你那顶子不会永远戴着的，呵呵呵......
老永仁言语生动，驳难有力，看事情有穿透力。听到有人说谁的不是，他会说，什么人好？死了的人好，走了的人好，现在的人不好，因为处在利益纠葛中。有道理。说到某官有走心没在意，工作马虎，他就说，不能叫要走的人攥米袋口子。评论文革的是非，他说，龙虎相斗，蛇鼠遭殃，什么时候也是老百姓受苦。到了城里，他抓住正月拜年的机会，时发惊人之论。1990年代初，有年正月初一，他歪着头抽着烟点头做深思状说，人们钱不多了，除夕的炮仗声稀稀拉拉响了一小会就没动静了，钱不多了。当时的确是困难的，笔者喂猪，赔了本，听到此论，深以为然。
前二年正月，他的年评多:吃这个猪骨头，是别人送的，送不进小子那儿，送在老子这儿了，吃吃喝喝.......腐败这个东西，细想，对社会有促进作用了，咱几个人谁也买不起车，但是集中送给一个人，他就能买得起了，当然他还得给人办事才行......这样说是不合乎政策，但是实际事么，社会繁荣了，经济发展了。这个腐败有利论竟出自这个老粗人之口，确实能羞坏那些通过多少课题研究得出相同结论的专家学者和悄悄实践着的大小官员。
他也反思过去，说合作化时期曾有刺儿头塞迪质问他，为什么他家的带羔子羊入社，只给算大羊的价，羔子不给折价？他回以那是自治区政府的规定来堵了口。现在说来人家的话也有道理。他察觉笔者在写什么东西，隐约和他有些关系，就挖空心思回忆。前些时候他似乎回忆起什么重大的事迹，郑重告诉笔者：1965年，他亲自指挥用大船把集体的羊群渡过黄河主流，送往对岸的河头草场，以便度过这辈子没有见过的大旱灾。很不凑巧，突然刮起一股狂风，船摆得很厉害，八十多只羊落入水中，他和几个社员也落水，幸亏碰到了船桨，几个人抱着船桨，在河心流了十几里，好容易才上了岸，差点丢了命。公社书记却责斥他没有保护好集体的羊，太伤他的心了！龙梅玉荣救集体的羊，差点冻死，被表扬了；我们也差点死了，也是救集体的羊，却被点名批评，真不讲理！说到此，他仍然火气很大。他说给笔者，好像有给自己树立形象的意思。是的，他的口碑至今不错，这在阿斯哈村算是特例。但是他仍时常后悔一掌掴掉了副科级，自警自叹权可是厉害东西。
他说话经常带“这个，怎么”来加强语气，提示雄辩的开启，很是潇洒。他的一个侄子辈也学会了这个语气词，一开口就“这个，怎么呢”。
十、多会儿也要保护牧场 ：土地情结
阿斯哈村的牧民多数是从黄河后套辗转过来的。在上世纪他们为了保护家园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一次是在上世纪初。清朝政府实行开垦蒙地的国策，大量放垦，其中就有后套蒙古人的牧地。从旗王府到普通牧民都反对开垦。王府是与朝廷大员虚与委蛇，给软钉子吃。后来清朝政府来硬的，把旗扎萨克（清朝的旗长，实行世袭制）兼任的盟长职务给撤了，扎萨克立刻软化，答应报垦，积极配合中央，另外还多加报垦量，以将功赎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丢掉的顶子乞讨回来。在官府那儿，官帽子比土地还紧要，无官则如同去势阉割，马上变成小羊羔。历史上的内地统治者深谙此律，今天给这个虚衔，明天给那个好听的虚位，使蒙古统治者为虚名相互猜忌内讧，兵刃相间，由此得到分而治之，被治理得服服帖帖。这次清朝在关键时刻又使出老套路，果然掐中了对手的七寸。但是牧民不吃那一套，照样斗争，直到民国初年在班日德喇嘛旺丹尼玛的组织号令下，形成武装抗垦之势，震动黄河两岸。王爷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自燃。后来大地商告到宁夏府，旗领导们这才认真研讨对策，采取了借刀杀人的策略，寄信宁夏府云:你们采取任何措施，我们都同意。宁夏马都统利用蒙古人讲义气诚信的特点，以会见英雄相邀。蒙古人的纯真终于使旺喇嘛犯了大错。当他应邀踏上马都统的船，即被伏兵所俘。抗垦失败，牧民开始往阴山北，阿拉善沙漠和黄河南岸跋涉迁移。以他们的话来说是背着家当逃逸。蒙古王爷衰弱到给旗民做不了主了，他们在新的政治格局里没有多少话语权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能力只剩下可怜的权谋了，谁也得罪不起，但是可以抛出自己的庶民。残酷的事实又一次印证了蒙古人的谚语：狗与官万不可信。这句话现在说来轻松可笑，但是其中浸透了多少人的血和泪甚至生命。独贵龙的歌子一直在传唱，笔者的四叔常常自拉自唱，停顿一下，和在场的人交流几句旺喇嘛的故事，然后凝重地拉起四胡，带着茫然的神色接着唱起来。
阿斯哈村这个地方北隔大河，南阻大沙，相对封闭安宁。为了保卫家乡的宁静，牧民们借助天然屏障，对零星的兵匪进行清剿，对大股的势力虚与委蛇，几头不惹。底线是维护沙漠故土的安稳。有巴营长者，是旗保安团的营长，头脑活络，在旗和国民党以及共产党之间逢迎协调，几头当好人，哪家也重视，和谁也能说得上话。曾偷偷为八路军的物资运输敞开渡口，支援过抗日。1942年春，国民党推行军垦，大肆开垦阿斯哈村及附近的牧场。蒙古人非常气愤，一时汹汹。巴在旗衙门的授意下，暗中组织牧民抗垦独贵龙，编了汉语抗垦歌曲，教牧民歌唱；制定独贵龙约定，对不参加独贵龙的人施行民间惩罚手段，如“吃馒头”、“念佛珠”、“骑黄骏”，实为以拳头猛搓其头皮；众人扭其皮肉；让骑上细椽子，两头猛颠的酷刑。在软硬兼施下方圆五六十里的牧民几百人聚集起来，在开垦的步犁前躺倒，阻止垦荒。巴作为调停人在牧民和军方间跑动。南岸牧民在梁上、沙漠、河畔点起绵延几十里的篝火，蔚为壮观。女人们在这次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先锋作用，在前面记了，这里不再赘述。后套国民党当局还算明智，怕引起更大规模的民变，下令停止了军垦。巴营长这个人的权谋也十分了得。然而民谚云：精明人也失手，蛤蟆还能陷泥淖。在解放初，他已经是旗新政权的四大科长之一了。有一个国民党特务找他避难，他竟帮他躲过了剿匪部队的搜捕。事发，巴沦为阶下囚，死在狱中。他大概以为国共两党还要拉锯征战，他还要几头说话办事，所以把那个特务作为将来的伏笔埋下来，做了一次政治股票买卖，不想把命赔进去了。在动荡的世间立足，而且有颜面的生存，站对路线跟对人是首选条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算这辈子交代了。巴营长站对了，只是没有站稳，于是飞灰湮灭。蒙古上层多取首鼠两端的生存策略，这是蒙古人衰微后的看家本事。即使后来的文革中也一样体现出这条铁律强大作用：复出的高官以文革中对他是保还是打为最大的政治标准，或睚眦必报，或鸡犬升天。即使现在的生活中，也是以跟对人为官场铁律，而不一定要求跟好群众。所以巴营长的案例，现在仍然有启迪意义。你要跟对了人，俗称有贵人相助；你还要死心踏地，衷心耿耿，贵人才会作出对你的最高评价：靠得住。巴营长靠不住，自然淘汰。这好象是题外话，实际上和牧场的事情分不开。
解放后，土地情结在政治泛化中依然时隐时现。在人口膨胀的压力下，农业队蚕食牧业队，牧业队自然在败退中也忍无可忍进行反蚕食。1960年代中期，农业队的东方红拖拉机驰入牧场开垦。牧业队奋起反击，派出敢死队照例躺在车头前阻挡。对方的嗦嗦发抖的车头和明晃晃的铁叉也只好相机而退。双方进行谈判，对手是平时的蒙汉好弟兄，两个支书。牧业队的永仁支书牢记寸土不让的历史经验和丢弃故土的悲哀情节，针锋相对。最终在公社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方针指引下，割土息事宁人。支书每喝酒则炫胜利历史，扬手瞪眼道：尊重历史，照顾现实！上面的政策谁敢反对？好容易！前几年有个和总理握手照过像的企业家要建立什么沙漠锁边林，但是牧民认为他那是套取国家资金的炒作，所以坚决不给他租出自己的牧场，即使是不毛之地也不给，再高的租金也不稀罕。在牧民们的同仇敌忾下，那位以炒作闻名的企业家碰了钉子，只好去别处寻觅合作伙伴。这次国家禁牧休牧，牧民最在意的是牧场的权属，等到政府宣布权属仍然归牧民，他们才放心地搬出沙漠家园。他们最担心他们前脚搬出去，后脚有外地人凭着金钱和贿赂关系占领他们的家乡。他们最不满的是有权势有门路的人通过不正当途径，把户口挂靠在牧业村，偷偷分到了牧场，享受到休牧禁牧的补贴。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的盘剥。在他们的反映下，检察院介入调查，但是好多的掩饰过去了，他们认为。历史上背井离乡的伤痛他们铭记不忘。
图：圈养的羊在铁丝网中
笔者最近到村里，见到乡耆金刚老汉。老汉头发全白了，腿脚不好，但是三角眼睛依然闪烁着逼人的光亮。他用他持重倔强的嗓音数说：单干以后，太后（蒙古人对黄河的称呼）照顾我们了，向北流走，这边丢下几千亩河头地。我那时侯和农业队争了个脸红脖子粗，才弄回一些。这会儿，牧业队嬲了，全靠的是那点河头地，哪一家一年再少也闹回五六万块钱。他对干渠管理段把水渠两边的地擅自做主卖掉非常不满，认为那是侵犯牧业队的利益。他在他们的地边开了五十多亩荒地，谁也没通过。“如果有人问讯谁让你开地的？那正好，连同管理段的地一块解决。”嗷，他这是在下饵料呢。他说，在他死以前，给后代留下点地方。听本地人说，金刚老汉暗中操纵权柄，哪个支书或噶查长上来，定点事必须经过金刚老汉的关，否则决难行通。笔者奇怪他何以有如此的能量，明白人道：年轻人爱面子，不愿意惹人，金刚老汉倚老卖老什么话也敢说；再说老汉的确有些政治斗争经验，和上下能说得上话，也能看到事情的要害。如果这个老汉走了，谁来保护牧民的利益？金刚老汉至今坚守在黄河边上，要知道这是最靠近耕地和河头地的标志性位置，他坚决不去沙漠里，他要坚持在黄河冲积平原农耕第一线。这在动辄往沙漠逃逸的蒙古人中是一种少有的特例。
金刚老汉也快不行了，腰弯了，腿脚不好了。在他之后谁为阿斯哈村牧业队的河头地张罗呼喊？绵延不绝的牧场情结还会是什么走势？我们在城里喝牛奶的同时，也值得继续关注此事。这也大概是金刚老汉给笔者叨叨的用意。
（2009-12-22，于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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