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弓生淖尔布，蒙古族，现为鄂尔多斯市公务员。阿斯哈村是鄂尔多斯市的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农牧结合的村子。作者在这个村子当过六年知青，熟悉村子里的人和事，并且在三十年来一直关注该村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作者曾担任《杭锦旗志》主编。继而萌生了写村志的想法，以比较灵活的记述体写出该村的近百年的人物和事物，记录蒙古族在这个时间段的生存状态。并且要求自己按照口述史原则，做到有根有据，据实写来，经得起各方面的斟酌及至诘问。
鄂尔多斯市一个蒙古村子的人物秉性
图：在黄河对岸当年的知青和工作队员见面了
阿斯哈村是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一个蒙古族聚居的村子。和这个旗的一般情形相同，现在这个村汉族也占到接近一半了。笔者在三十多年前在这里当知青好几年，参加工作以后基于一种第二故乡的情结，和这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今年秋天去那里住了两天，意外得知村里竟然还有一位彝族女人，是一位蒙古小伙子的妻子，两个人在城里打工时候相识相好，走到了一起。那天早晨，那个彝族女子从遥远的四川往回返的火车上给丈夫打来电话，抱怨回程的火车票不好买，所以到家的时间耽搁了一天。小伙子接完电话不好意思地给我们说，她买不上票，给我发什么毛呢。喝完早茶，他骑上摩托车过河接妻子去了。不同民族的传奇般的聚合叫我慨叹不已。中国九大沙漠之一的库布奇沙漠在村子南面绵延，最大几字湾里的黄河在村子的北缘流过。这个地方历史上无片纸记载。蒙古人有一百五十多户，姓奇的成吉思汗后裔贵族竟然没有一家，可见阿斯哈是个不入眼的地方，和人杰地灵、英雄辈出之类的不挨边。听说本市有一个乡的书记在酒场上行酒令别出新裁，说谁能说出这里出去的二十个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多数出一个我喝一杯酒；如果凑不够二十，缺多少你喝多少。结果书记喝了50杯，而且众人兴致未减，还有人源源不断提供出新的名单，书记自然酩酊大醉。阿斯哈村实在行不起这酒令，因为出去的人才少得可怜。但是也正因为这样，这里的文化比较本真，也许对认识蒙古族的底层生活状态有些田野调查的意思。在这里笔者写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或许能看出蒙古人在近百年中的性格演变、心理状态。如对少数民族的现状和过去，现代化和民族文化生态等有兴趣的，这东西或可作为一些粗糙的原料供研究参考。实际上这也是蒙古村阿斯哈的百年人物纪略。
一、骑士隐逸一生：鸵鸟式的适应
六金的一生始终在马背上度过，这在先是驴骡横行，接着机动车肆行的阿斯哈村，是一个例外。
他十六岁那年的夏天，大约是1940年，家住在后套陕坝（现为杭锦后旗政府所在地，抗日时期为国民党军队傅作义将军司令部所在地）附近。那以前各种名目的土匪和军队，象蚊蝇追逐马群，将积贫积弱的蒙古牧民死叮死咬不放；牧场象即将枯涸的湖水，被新兴的农耕挤得日渐缩小。牧民白天在农民的呼呵中撵着牧群周旋，夜里则连同畜群钻进红柳林里，躲避土匪的抢劫。过去的长满一人高牧草的宽阔的牧场消失了，放牧象云彩般随风自由流动的日子没有了。那几天枪声象炒豆子一般响个不停。六金的喇嘛舅舅那天出去给人念经，留下三个徒弟守家。正如谚语所说的师傅不在徒弟疯狂，这几个平时受拘束的少年，经不住自由的诱惑和饥饿的折磨，把羊油找出来，白面和好，炸油饼子，熬好酽茶，美美地享受了一次。他们还把老喇嘛珍藏的烧酒翻腾出来，每人喝了几口，又往酒壶里兑上水，照原样藏好。烧酒味浓，他们按照平时听来的办法对着土墙缓缓吹气，想把嘴里的酒味渗入土墙；早早把蒙古包的四周的围毡掀开，欲图让现场恢复原样。一切对策都用上了，不成想，喇嘛舅舅提前半天回来，打乱了他们的计划。结果是轮流挨打，是用马鞭抽打。六金因为是16岁了，岁数最大，自然罪责大，而且态度不好，做了错事，不求饶，不嫁祸于其他人乞求立功，数罪并罚，挨打更重。执行过纪律，喇嘛舅舅专让他这个挨打多少次也记不住经文，还动不动翻眼顶撞师傅的徒儿去放家里的几匹马。他走出去了，见最小的弟弟依墙蹒跚，鼻涕吊着，他过去无限深情地吻了一下弟弟的脸蛋，走了。到了西面的包丘上又站了好一会，下去了。从此不见了踪影。一直到很晚，那几匹马就在草地上绊着，吃得肚子溜圆。喇嘛舅舅先是咒骂这个偷懒的没出息货跑哪儿玩去了，过几天还不见来，由慌乱而为诅咒：逃亡者，挨枪子货。六金的母亲悲痛不已，每天把奶桶里新挤的羊奶双手举过头顶挥了又挥，嘴里念叨：呼瑞、呼瑞；又向喇嘛测定儿子所在的方向用勺子扬洒羊乳，祈求苍天保佑迷路的孩子快回来，并催促自己的哥哥即那位喇嘛日日做法事念经，以求保佑儿子平安。如此多少天，六金仍无踪影消息，人们认为兵荒马乱中他可能遭遇不测，不在人世了。时间流逝很快，痛苦渐渐淡忘了。
十几年后，家里忽然接到了六金的信，说他在包头城驻防，原来他成了解放军骑兵了。家人大感意外。老母亲大喜过望，和二儿子骑驴赶往包头城，终于见到了六金。最初的激动过后，发现六金的一些怪举动：六金的战友们把母亲骑来的毛驴饲弄得肚子溜园，但是六金不让驴和战马同槽，连跟前都不让拴，在偏僻的角落里放个柳筐子，权当驴槽。他还不让弟弟在军营附近骑驴上街，一定要牵得远远的，看不见人了才允许骑。偏远地方来的这对母子在包头还有几个重大发现，一个是灯头向下（电灯），还有就是柜子上发出人的声音（收音机）。夜里睡下，照得亮亮的睡不着，吹又吹不熄，只好用头巾包住。这事被六金知道了笑了一通。过了约半年，六金复员回家，成了社员。他脾气暴躁，声音如打雷，话语短促，象是命令，稍不遂意，就楞眼大吼。人们分析这是军阀习气。自然也想探究他是怎么当上解放军的。从他一句半句的叙述中，终于串联成大致的故事梗概：那天下午他去看牧场上的马，听见陕坝那边又响起了急促的枪炮声，不一会儿跑来几个小班定（喇嘛徒弟的俗称）伙伴，从怀里抓出大把的糖，夸示说，陕坝街上的铺子门窗都大开，成麻袋口袋的糖，由人随便拿，没有人管。哎呀，这是多么神奇的事，糖还能尽饱吃，梦都梦不到呀。他把马绊好，把笼头扔进草丛，便急匆匆赶到陕坝街上。刚刚恢复宁静的街头，当兵的不少，三五成群在遛马。有个当兵的给了他满满一大把糖，用不同于本地的蒙语问：小家伙，当兵不？成天吃糖的。他迷迷糊糊点头，蒙蒙懂懂跟上去了军营，原来是叫他喂马。喂马他是专业，那么好的高头大洋马，确实叫人喜欢，况且还有糖吃，还不用念经挨打！就这样跟上走了，跟的是给日本人服务的蒙古兵。他先是喂马，后来给师长当了警卫员，辗转内蒙古大地，仗没少打，眼巴巴看着很多同伴在战斗中死去。开头一有枪声响起他就尿急，渐渐习惯了，麻木了。日本人投降前夕，他所在的部队起义了，后来才知道师长原来是共产国际早先安插进来的革命者，于是全体参加了苏蒙部队，在喀尔喀（蒙古国）整训了一段时间，回国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参加平津战役，攻打新保安。有人戏问：你咋当了日本兵呢，咋不跟国民党部队走呢？他一楞眼道，碰上了呗，国民党有骑兵吗？再说他们不会说蒙古话么。不愿意学经文，不耐烦寺院的清规戒律，反抗喇嘛舅舅给他设计的成材道路的六金，因马之缘走上轰轰烈烈的烽火之途。实际上是对生活的逃避，是他的第一次逃逸。
他回家了，是不愿意国家分派做银行保卫的差事，更不愿意呆在熙熙攘攘的城市地方，宁愿去朝鲜打仗，但是没有得到上级的同意，无奈回故乡。但是有很多不如意在等着他。喇嘛舅舅态度由最初的内疚和恻怜逐渐演变为厌烦、排斥，走着坐着看他不顺眼。动辄挖苦他是逃逸者，责斥他逃一辈子算了，死在野地做了野狼的饺子算了，何必又跑回来！连他在军队上养成的漱口刷牙的习惯也被奚落为搅屎棍。他也急如星火地回敬：黄色老封建，新社会了还想压迫人，没门！家庭气氛紧张，六金的母亲求了这个又告那个，毫无办法。鉴于家里出了六金类不肖之辈，舅舅喇嘛痛定思痛，认为没有给六金取个好名字难辞其咎。彼时喇嘛教逐渐衰微，老喇嘛希图做最后的回天之努力。当他的两个小外孙相继出生后，他坐在摆放着羊背子的炕桌后面翻阅经书，反复推敲，选定两个藏文名字，希望他们继承他的遗志，光大佛法。六金对此嗤之以鼻，奚落说，你那一套完蛋了，不顶事了！不久老喇嘛郁郁而死。家庭矛盾总算平息。
他和社员的关系也不融洽。看着那么好的骏马被驾御着拉车、耕地，在众人的驭使下它们头低下去了，耳朵也耷拉着，全无精气神，六金摇头叹气，气愤把高贵的骏马驴化役使的农耕方式。终于他因为特别看不惯一个半大小子耕地时一味打马，不顾牲口死活，就严正警告他牲畜也是生命，不要乱打。劝告无效，大怒，夺下鞭子打了那小子两鞭子。为此他受了处分，预备党员资格也取消了。日复一日的农业劳作，格格不入的环境压力，人挤人的狭窄空间，他忍受不了。他脾气更坏了。当支书的兄弟怕他生出麻烦事，就安排他当了大队的马倌。马需要丰美的草场，充沛的水源，现在哪儿找去？只能进沙漠里，寻找星星点点的绿洲。他早憋坏了，广阔的草场没有了，无边的沙漠还在，那里没有恼人的犁头，自由自在，不需要尿一道还要躲这避那的。他的游牧处离黄河边越走越远，进入库布奇沙漠腹地近百里，探入别的公社地界了。这可以说是他又一次逃逸。 他深居沙漠，轻易不出。一两个月出来驮粮料，来了，习惯性的把马或骡子绊了，随他们游弋吃草。牲口进了水利段的草园子，看园子的老汉不依，两人大吵，差点动手，被人劝开。六金气咻咻道：什么鬼地方，见不得牲口，把它嘴给缝了？走，回！又几个月不出来。他对农耕看不惯，认为是和牲口过不去。而农民动辄把牧民的牲畜捉住，圈起来，要用铁叉扎，还要罚要杀，使女人孩子们将农业地区视为畏途，惟恐躲之不远。笔者小时侯多次见到牧民的小孩们为此流泪哭泣，如报什么灾难讯息一样把牲畜被农民圈起来的事情给家人报忧，寻求后援。之后就是大人们惊恐的面孔和愤怒的神色以及为难的求告。在汉语不通的情况下，这类民间小冲突对牧民来说，很有威慑力。他们如同躲瘟神一样躲农耕，其原因就在于汉文化是那么的陌生和不可理解，难以融通。
亲戚们劝他说，你伺候过那么大的官，现在在自治区当厅长，何不去求求，找个差使做做，可以吃国家的饭么。他轻蔑的哼一声，头一摇，迸出一个字：不。他只去看望了一次老首长，再也没有去过，更不用说企求办什么麻烦事了。他嫌当干部不自在，还不如在沙窝里，风高沙漫，眼也睁不开，却没有人管，还有马骑。他生来对城市生活、农村生活排斥，认为那是受罪。沙漠里有安全感，过去土匪去不了，“文化大革命”中有积极分子动议要挖挖六金的灰底子，只因路途遥远而望沙止步。更值贵的是沙漠里保存了纯真的蒙古人风俗文化，那是多么美妙的心灵享受，金不换的。
六金疾恶如仇，见不得玄事。1977年生产队下台的队长造舆论，说工作队领导和知青不到半个月吃掉一条牛了。他本是以此泄愤，六金听信了，大怒，把当保管的侄儿训了一通。侄儿解释说那条牛的一条腿是大队为用玉米高粱换些小麦糜子给社员供应才送了人了，还有半条牛了。六金不信，叫开了库房核实了才信以为然。
他虽然住在沙漠里，但是自1980年代以后也时时感受到河边农耕文化的袭扰，以及市场经济的饕餮。最令他沮丧的是大闺女竟然叫汉人娶上走了，他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是毫无办法。起初得知大女儿在和邻居家来串亲戚的小舅子暗地来往，他大为恼火，严令女儿和那个汉人断绝来往，责斥姓王的那小子小心着。他习惯性地把马鞭抖了抖，倒是没有出手。六金的老婆悄悄劝道：女子大了，管是对的，但是管得过严了，出了事咋办？象谁谁的女子一样没等出嫁腆出大肚子，那可就坏了。六金觉得事态严重，需要认真对待，希望借助家族的势力解决难题，于是骑马疾走80里沙路，向弟兄们讨主意。进了老三家门，刚喝了两碗茶，听见院里沙沙响，有人在扫院子。原来小王侦知未来岳父的动向，一路循着马踪跟过来了，但是没有进屋，先做起了杂活。老三说，这个小子成了羊身上的寄生虫了，甩不掉了，娃娃愿意就行了，看这个后生也有苦了，穷又没根子，只要能受苦就行了。就这样最看不惯农民的六金，有了一个少德来（蒙古人对汉族青少年称谓）女婿。那以后不顺利的事情象约好了似的，接二连三。他有些现钱，被河畔的人巧舌如簧借走了，说是给高利息，后来连老本都差点丢了，没有办法，用盖房子顶钱的办法，勉强顶过一些来。沙漠里也不平静了，他的一只大羯子，本来准备在夏天杀了喝肉汤的，不料叫远邻的一个半大小孩子在野地偷杀烤肉吃了。他寻踪找到那家，那小子的父亲才恍然道，怪不得这小子那天一个人喝了两大壶酽茶……
牧民行则摩托，运则拖拉机，骑马的人廖若晨星了。惟有六金痴马之心如故。他骑马到了一个地方，不顾自己吃喝，先得遛马，饮马，喂草料，然后自己吃喝。临睡再加草料，黎明前复喂。还要定期给马美容，洗刷得干干净净，最后用白毛巾搽马的全身，做到没有一点尘垢，常年如此。闻听哪里有那达慕会，就走二三百里，去看红火，参加走马赛，乐此不疲。在那么多的青壮少年骑手中，一个七十多岁的精瘦老汉稳坐马背疾驰，成了高原一景。
致命的冲击是直捣他老巢的禁牧政策。沙漠里边是住不下去了，禁牧的风声日紧一日。隐逸的最后防线守不住了。他的脸色象斧头那样紧张严肃，但是仍然不改倔强劲头，面对众人的疑虑，哧一声道，人这么多，总有活的办法吧？实际上他的忧虑比谁都深。年轻时候能走出去，现在连个走处都没有了，再说也走不动了，怎么办？他得了癌症。2001年他去世，80岁。阿斯哈村最后的骑士走了。三年后，上面实行禁牧，将他住的沙漠故乡封闭了，他的老太婆随二女儿家搬到梁外的伊和乌素苏木。本来选择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大河边的农耕地区，一个是高原上的一个镇子，他们选择了后者。笔者向来疑惑，以六金的阳刚雄气，可以挥刀于千军万马之中毫不退却，竟然在农耕文化面前手足无措，失守优良牧场，逃向沙里。他是标准的成吉思汗麾下的英雄骑士性格，飓风一般，汇则摧枯拉朽，所向披靡，散则遁入僻荒，隐逸蒿草间，绝不向五花八门的东西靠拢。阿斯哈村的蒙古人在上世纪中叶以前多数也是文化隐逸者，他们躲避农耕，从肥美的黄河后套躲进沙漠。但是不少人终于停留到黄河南岸边，放羊又种地，逐渐接受了农耕文化。唯有六金走得更远，逃得更彻底。他是纯真古风主义者，属于线形思维，蒙汉文化搅缠在一起，如同骡子的怪样，他看着心烦。他想享受古风，只能去荒漠僻静处。在游牧文化主导的时候，这种隐逸性格恰和广阔的草原、游动的生活相合拍；而农耕文化挤压过来时，他还要坚守游牧，只能遁入沙漠；而当城镇化浪潮连沙漠都要席卷，他去哪儿好呢？狂风一般的游牧性格哪里是水一般阴柔而坚韧的农耕文化的对手，再快的骏马也赛不过机动车。游牧人走的是从优良牧场退向荒僻沙漠和干旱高原的道路。这似乎也是世界上弱小民族和群体的文化魔咒。现在终于在绝境中走出沙漠了，而相对于早一步停留于黄河畔的蒙古人，他们失去了很多：成熟的田地，圆熟的生活技巧，比较牢固的经济基础，子女较好的教育，等等。他们把传统文化保留得比较纯真，但是这又对他们的生活能有多少帮助呢。现在回过头来接受全新的文化，不知是福祉还是痛苦？
老辈人想不通，游牧文化不好？为什么事情叫别人弄坏了，他们承担后果？沙漠仅仅是不毛之地的代名词？是落后文化的最后渊薮？蒙古诗云：埋着先人的骨殖呀，金黄的沙漠；拣拾牛粪和柴禾的金色的沙弯。实际上话还没有说的彻底，那里更有男欢女爱的拧条林故事，有白雪覆盖下的沙漠上亘古的红色圆月的宁静悠远，还有骆驼徜徉，牧人高亢的歌声在漆黑的夜里传扬……那里有故事，有回忆，有情感的坐标呀。
这个村子的 牧户2008年彻底从沙漠里出来。待遇是每人一年由国家给4000元补助，连续给五年，另外每户给两万元的房屋补助，条件是立即搬出去，把羊卖掉，搬到指定的地方集体居住。钱一给，旧房的门窗就掏掉，人一走，把房子铲平。老牧民哀叹道，把祖祖辈辈的营盘丢了。对阿斯哈村民来说，这是百年来的第五次搬迁。六金的家人搬出来一年了，在镇上租房子住着，给人掰玉米棒子，一天一人挣五十元，那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再没有做什么活，按他们的说法是在发呆。羊都卖掉了，聘闺女办婚礼上羊背子（全羊席）都是买的街上的羊肉。他们的路子怎么走啊？难道发展是以失去文化传统为代价的？难道没有保留文化传统的发展途径？难道文化无根的城市生活就是人生的追求至境？但愿这些文化漂泊者能找到回家的路。
六金的坐骑在他患绝症骑不动了以后以便宜的价格卖给了一个远邻，因为他看下那个人对马好，会享受马，更会伺弄马。他的宝马女婿都不给，认为他懒，给了宝贝马也不会享用。据说，那匹马至今仍跟着新主人,处境不赖。六金没有看错人。只有他的坟墓留在了沙漠故乡，守望着游牧人最后的自由天地。
二、 市井喧嚣中的牧歌绝唱 ：远逝的古朴
白家外甥女的对象，就是送来的妆新衣服缺了一根裤带的那家后生（见“汉族媳妇与蒙古家族半个世纪文化对决”一节），名字叫磐石，也是孤儿，从小和兄妹相依为命。永仁支书看着孤儿们可怜，瞅机会安排哥哥的当了管水的工人，让磐石当了兵。妹妹的后来被推荐上了大学。上世纪六十年代，对可怜人还是照顾的。磐石复员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烽烟滚滚，人心翻覆无常，右眼信不过左眼之际，但他恪守当兵前的承诺，娶了已沦为恶霸牧主人家外甥的未婚妻，并一起进了城，完成了那个时代农村牧区年轻人的黄金蜕变。磐石在旗农机厂先当工人，因为工作积极，不久升为车间主任。1974年大旱，他参加旗里的抗旱队，下到牧区修水泵和柴油机，全心全意，没日没夜，保证了那个地方牲畜饮水和饲料地灌溉。工作队秘书给盟报社投稿表扬，竟然登出来了。磐石视为无上光荣，逢有老乡、战友、亲戚来家，就设法把话引到这上头，在妻子似乎不耐烦的指点下，从象框子背后寻出一卷纸：奖状，特别是那张旧报，呵呵笑着指给人看，漫不经心似的说：修了几台破水泵，倒表了一回扬........来，喝了这杯哇！他喝开酒了，殷勤地劝人。由于技术出众，后来被旗外贸公司看准，调了过去，在全旗率先开上了日本进口的小丰田车，小巧玲珑，声如蜂鸣。星期天开着车去牧区拉羊粪燃料，顺手给生产队修修柴油机什么的，热情的牧民报之以羊腿、玉米棒、酒等饥饿时代的紧缺货。那时侯，说起磐石师傅，谁都羡慕、佩服。难得的是，他不仅技术好，还厚道善良，有求必应，从不会给人说不行俩字。他家成了亲戚、乡亲的热点落脚处，经常洋溢着他畅快的笑声和劝酒声，人气很旺。偶尔他带车回家乡，偕妻携子，浩浩荡荡，公社书记都没有那个派头。亲戚朋友奔走相告，轮番请吃，彻夜喝酒红火，几天走不开，没能安排到的人家还不满意，生气，以为磐石看不起了。他呵呵笑着，酒气仍存，幽默地解释：山背后的日子比天长了，还要来呀......
他文化不高，弄不懂机器说明书上那些物理公式，并时常为此惋惜。有时填个什么表，忽然故做迷茫状，道：我今年是三十五还是六？引得人们大笑不已。笑完了，他又补笑料说，去小学校给女儿请假，老师问你女儿叫什么名字，他说了乳名，老师不知道，他好容易才想起了孩子的官名。“那真叫我脸红了，娃娃的名字也忘了的家长”，他笑，人们更大笑不止。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旗外贸公司实行了承包、效益分配等改革。他仍旧修车，也是好差事。别的工人偷着揽外活挣外快，他先是不愿意吃里扒外，后来也随大流做外活，但是往往被修车人请吃请喝就了事，挣不回钱来。人们点拨他捞钱，不要光是混个肚饱，他茫然道：都是朋友弟兄，咋开口了？仍一如既往修理而两手空空。绒毛行情疯长，人人搀假倒卖，他更不干，穷死不挣那昧良心钱。以前的同事富了起来，他仍然老样，只不过酒喝得更凶了，耽误了公司的事，批评和罚钱也出现了。他不服气那些技术不如他的人今天修房明天打家具，更愤愤他们的眼光中有了一丝傲然和怜悯。但是蛤蟆要站，腰背没力，钱可是硬的呀。眼看想方设法弄到的一点木料没法变家具，他只好求助于老婆的舅舅们，因为舅舅们过得都不错，更重要的是蒙古人向来有重视甥舅关系的古风，磐石的女人就是在舅舅家长大成人的。于是他们两人投奔四五百里外的几个舅舅，竟然也弄回几百元钱。于是雇匠人打造，大干一个月，做了立柜、高低柜、茶几、沙发......满满的靠墙立着。磐石很满意，给小舅子也就是二舅舅的儿子抒发感慨道：还是舅舅，关键时候帮了大忙，蒙古人的老习惯还是那么美好呀......他借此遗风余绪，在艰难中辉煌了一次，也是此生最后一次。
上世纪 九十年代初，公司改制，他下岗了，先是孤身一人到东胜打工，在妹夫的帮忙下在一个驾校当教练兼修理工。还是坚持不挣来路不明的钱，不难为学员挣黑心钱。他用卖房子的钱买了一台旧车，想叫儿子跑运输赚钱，却不料被卖主作了手脚，买了接近报废的车。他悲叹耍了一辈子车，却亏在车上了，再好的人也信不得了。来东胜的头一年，他寄居妹妹家。他住着却不适应，因为妹妹妹夫都是处级干部，整天忙着，他一个下岗工人不好看。那个国庆节，妹妹全家出远门了，他请小舅子过去，匆匆拿出一瓶汾酒，特地说明是妹夫叮嘱他喝的。二人在地毯上盘腿大坐，如坐炕头，干咂烧酒，就喝就低声吟唱故乡的蒙古民歌，无非如“黑缎子坎肩”、“圆圆的白沙丘”和“圆帽子”等。这个过程中，他仍小心地谛听什么，神色不安，说城里住下不方便，怕影响左右上下邻居，可不如咱们的平房，愿意吼成什么嗓子。二人终究没找到那种自然畅快彻底放松的感觉，急急喝完，匆匆而别。但是小舅子一直说那个国庆节过得最铭心不忘。此后不久，他们全家搬过东胜来，租房住下。亲戚们也一个看一个的，多数搬到了东胜。开头两年，每逢春节，按照蒙古村礼节，挨住每家拜年，都觉得太费事费时，就改革为一年一家请亲戚们团拜，轮番坐庄。那几年大家半斤八两，都也差不多，磐石又说笑又攀酒又唱歌，逗得老人小孩开怀尽心。“黑缎子坎肩”是他必唱的保留节目，也是他醉酒的一个标志，一听他语焉不详鼻音含混的唱这首歌，人们就会心而笑道：走哇，是时候了。他酩酊大醉，酒宴结束，年也拜好了，大家分头骑着自行车散去。磐石不骑自行车，其妻扶着醉鬼，趔趔趄趄回去。1990年代末以后事情发生了明显变化。亲戚中有人仕途鸿运，有人财路四通，都也可以了，只有磐石依然如故，自己还是租房，孩子们成家也租房。团拜刚开始，大家寒暄说笑，问讯新房装修完没有，调侃不暖房温度上不来，人多一点才能暖好。磐石少言寡语，偶尔发出呵呵的标志性笑声，而妻子酸酸地抗议：你们不要说房子了，我们没房子的心烦得不行。宴会进行到中间，这个敬酒那个满酒，多数人抿一抿做个样子，说开着车，说血压不稳，可以过关，惟独他那儿政策硬，不允许打折扣，甚至还要巧立名目加几杯。在酒劲作用下，他复活了，年轻人的包围中一个半大老头子怪态百出，醉了，年又过好了。人们有的开车走了，有的打车走了，只有磐石在妻子的责怪声中被扶持着趔趔趄趄走。
除了喝酒，磐石爱看电视，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时讯”是必看的节目。妻子调侃道：咱两个的样子，关心什么国际了？饭也快吃不开了还，关心这个那个！他以军人的姿势端坐着看，目不旁视。妻子扔下一句：瞎狗看星宿了，就出去打炭生火了。他仍端坐着看得入神，神情严肃。
2002年春，他受雇开煤车，老觉得左胸疼痛，发现肋骨上长起一个包。查的结果是肺癌晚期。做了手术，三个月以后他就去世了，五十刚出头，儿女中还有未成家的，按村里人的说法，任务没有完成就撂了担子走了。
可是令人费解的情况出现了。在活着的时候对人似乎毫无用处的磐石，死后却引发亲戚们不小的失落感，这个家族好象缺少了一些什么。在正月团拜时一种迷惘和沉闷感觉尤为明显。有人记起“醉鬼”走了，年过得没有意思了。老者道，善人是家中宝呵，宝没了，象没魂了。亲戚们于是评价他是个最好的人，走得早了，可惜了。磐石的老婆则悻悻说，在的时候谁也当他是烂皮袄，看不起，走了说好顶什么了，唉，在的话就是木桩子也比什么也没有强哇，能照怕，有个说话的哇。姑舅小舅子媳妇竟痛哭了，说前几年本来说下把她半旧的梳妆台给磐石家用的，他老远蹬来三轮车，她却舍不得了，露出惜色。磐石爽然道，现在他们租的房子小，放不下家具，将来换了大些的房子再说吧，就蹬着空车走了。他去世后她认为那样是奚落了他，本来他就够难受的了，为此悔恨了几年，怪怨自己的男人没有坚持着把梳妆台给了姐夫。小舅子则好长时间觉得心里空空，心靠心的人没有了。他奇怪这个落魄之人何以有如此大的心灵冲击力。在活人甚难的今天，他是属于不会算计的人。他坚守着游牧文化的那种乳汁般的善良，害人之心他没有，防人之心也没有，是个不设防的人。这种人是双重意义上的宝贝：投机苟且的生存哲学面前他是瞎宝贝；在善良和尊严极度匮乏的时候他的精神应是稀世珍宝。但是在处处戒备森严的城市生活环境里，他还幻想坦荡“游牧”，行得通吗！
他醉得多，因为苦闷吧，因为单纯得无以复加吧。醉了高叫：实实在在活人，牛车也会赶过跑兔。人们却哂笑说，忠厚是无用的代名词。
他有时赌气：新社会不能饿死人吧。人们讥笑，社会就这么个社会，主意自己拿去，大雁南飞咯儿咕咯儿（个顾个）。
在沉重的压力下他时常自解道，车到山前必有路吧，不会溜不会涮，我们蒙古人就这么直性子么，娘生就的嘛。人们说，僵把头寸步难行，社会上盛行的是世路难行钱作马，愁城难破酒为军。
无奈中他向传统文化求助：我们从来都是靠舅舅的，这么多厉害舅舅会管我的娃娃的。的确倒是没少帮忙，安排了他两个小孩了。但是附带不满：为什么非要你靠人，别人不能靠你？贫困户逻辑！他于是见了富亲绕着走开了。
他的两个姑娘嫁给了汉族，说嫁给蒙古人象父亲那样这辈子算完了。
社会变得尔虞我诈，人们走走步步怕掉入难测的陷阱，活得好累。家族中没了这个累赘，却也失去了纯情和轻松。大家暗中较劲，直怕落后垫底叫人笑话。这个家族的正月团拜越来越衣冠楚楚正襟危坐，都说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却没有了歌声，磐石那般酣唱的《黑缎子坎肩》再也听不见了。丛林规则淘汰了善良，活该聪明人抑郁。
家族里的聪明人好心劝说把他埋到故乡的坟地算了，那儿有几十元就能买到坟地。但是他的几个孩子们硬是花五六千元钱在东胜公墓买了墓位。他活着的时候在众人发财的炫耀中也偶尔呵呵笑一两声，那是说起自己孩子的时候。他说除夕夜孩子们都来到他那小房子里守岁，又唱歌又敬酒，可红火好了，孙子们放炮…….呵呵呵，娃娃长大了，老人不孤，他难得地显露出当年给人看表扬稿旧报纸时的那种粲然笑脸。他的资本也就这个了。他没有白疼，孩子们在租房住而且没有固定收入的条件下还是让他跻身于城市有身份的逝去者之中。他的善良没有断脉。亲戚们也在久久怀念他，没想到他竟能享有这么大的哀荣。村谚云：人善而善不死。善良的确没有全死掉。
那张旧报纸他生前一直收藏着，偶尔展开来看看，扫一眼便匆匆收起，大约怕被妻子奚落，怕被人笑话。后来这个宝物不见了，可能是在频繁搬家时丢掉了。
三、 跪着抗议：硬汉寻到的活路
升格老汉，上世纪的同期人，身材高大劲健，筋骨嶙峋，棱角分明的黑脸膛，旺盛的苍须，裤子经常吊得尺许高，露出黑紫色二郎长腿，可能是个子太高而布匹紧缺的缘故。那可是1970年代呵，布票粮票多稀贵。硕大的头上罩一块旧毛巾，肩膀上搭一条褡裢或脏兮兮的长布袋，缓缓地大步走，挺拔着走，难掩一股傲岸之气。据说他在1940年代初跟上日伪蒙古军跑了，被打散后跑到包头城，投靠了旗王爷，因为办事利索，胆识过人，受到赏识，做到梅林，相当于现在的乡长级别。1960年代，他和另外两个人结伴进了一趟北京，买回一些碗筷等小物件给邻居悄悄卖了，被大队发现，以投机倒把论处，做了没收处理。他非常不满，认为其他两个人也投机倒把了，为什么不处理，单单处理他一个？这不是明显看人下菜欺负人？恰好四清运动，接着是文化大革命，他独自去后套地区（巴彦淖尔市），查访大队支书的家庭历史，被支书反戈一击为阶级异己分子报复，给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压在那儿了。大队本想收到敲一牛角，震觫牛群的效果，他却一点没有老实收敛的意思，也不象那些贫下中农那样，双手统在袖筒里，弯腰低头走路。更严重的是他竟在开外出证明不得的情况下，步行百里，跑到地区工委，站在书记办公室门口喊冤。其时，文革狼烟初起，机关里乱糟糟的，他又没有公社、大队的外出办事证明，属于无组织行为，自然没有人受理他的事情，他只好怏怏而回，却又不甘心，于是在群众中散布舆论说:清清白白做人，牛车会赶上野兔的，走着看吧，这顶帽子谁给我戴的，我叫谁给我摘掉，还要说好话！他这种硬顶的劲头，文化大革命中自然会饱受皮肉之苦。在劳动改造和皮肉批斗后歇息，别的“坏人”都躺下噤若寒蝉，只有他还兀坐在炕头就着油灯豆光翻毛主席语录，指着语录上的某一页，突发呐喊：这儿明明写着要文斗不要武斗么。左右的同类不耐烦地 求道：算了吧，你皮咬了，我们可不咬。1970年代初，有次在社员会上，先学习批判文件，之后照例批判眼前的阶级敌人。社员们都坐在地上，升格却弓着长腿坐在炕沿上，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其时，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劲稍有收敛，积极分子革命疲劳，一般社员更不愿意说话。为压制坏分子的猖狂气焰，也为了和坏人划清界限，一位因成分问题下放农村的原公社干部，义不容辞，当先出阵，朗声声讨，责令升格老老实实，不要和革命群众对立，任何与历史车轮相抗衡的牛鬼蛇神必定会被碾得粉碎，等等。升格总结了以前的经验，改硬顶为软来，空空的应一声：扎，知道了，就那么个，认识了，有罪了。批斗匆匆结束。队长安排生产，叫升格守护河头（黄河改道留下的河滩，缺水期可以耕种）上的黑豆地，时刻警戒河水淹没，更要防备生产建设兵团的牲口祸害庄稼。河头地上种着四百多亩黑豆，长势茂盛，再有两个月就能吃了。河患好说，盯住涨势，有情况叫人就是。但是离生产队不远的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连麻烦就大了。偷鸡摸狗不说，常把骡马赶进老乡的庄稼地里，蛮不讲理，一说二打。老乡们都怕，躲得远远的。以升格的坏分子身份和这些“爷爷”们抗衡，更谈何容易。但是再找不出合适人呀。人们暗自想着看一场好戏。
谁成想，升格竟然把黑豆地看护得严严实实，兵团的马群再没有祸害，反而规规矩矩了。经有人暗中了解，事情竟然是这样发展的：升格接手黑豆地看护任务的那天夜里，果然来了一群高头大马，在黑豆地里横行无忌。赶走这个，那个来了，根本吆喝不出去。升格一夜劳累，筋疲力竭。日出时分，一个困顿不堪的老人出现在兵团的营区，浑身露水打湿，胡须散乱，衣服鞋子上全是泥巴和黑豆蔓子，他打听到连长的家，就在那个家门口跪下了。连长大为惊讶，扶老人起身，老人嘴里呜呜发声，只能听清连长救命几个字。连长安抚了半天，终于问清缘由，保证把马群管好，再不扰民，并叫来马班的班长训斥了一通，严令不可再犯错。班长唯唯从命。这个老头子就是升格。他临走，专门绕到马班那儿，又要下跪，被班长和战士们扶持住了，说了好多好话。这一招太灵了，从此升格看田高枕无忧。这是地方上对兵团“土匪”的唯一一次胜绩，更是饱受外来蚕食之苦的牧业队守土保地的难得的胜利。
笔者记得整治“内人党”（全称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受共产国际领导，解放战争时期解散，停止活动。文化大革命中内蒙古地区兴起挖内人党运动，造成整死数万人的冤案）时，邻近地区有一个蒙古牧民，被整得实在活不出去了，就偷跑到北京申冤，一路通行无阻，见到了高层管事的。他的办法是胸脯肉上别着毛主席像章，见大官模样的人就下跪。他说有个谱气很大的女官，见他下跪，就皱眉说，新社会了怎么还跪呀？这个人反应快，把上衣揭掉，露出斑斑伤痕说：新社会了咋就把人打成这样！女官大惊，语塞，立即叫手下人写公文盖了红章大印交给他。他凭借跪术和自残的办法申了冤，还骑着骆驼周游几百里讲他的故事，把胸脯上的疥痕指给人们看，受到人们英雄般的欢迎，去哪家也误不住好好吃一顿白面烙饼炒山药丝，喝一顿酽茶。升格的跪术是从那儿传的？也难说。隐约听说在区工委告状时升格没有下跪，所以那次也有可能是为此而无功回返的。
拳头终于叫人学乖了，再硬的骨头也有酥的时候。男人膝下有黄金，但是非常时期得有非常之举动，毕竟自尊没有活命值钱。文化大革命中的硬汉，宁曲不弯的大都被整死了。还有一种是莫须有的罪名全承认，所交代的同伙却是死了的人，基本能够全身又保名节，也不失为好汉。升格悟透时世，也算是那个时期的另类硬汉。所以他虽贱为“坏人”，反而掩不住凌然之气，无知的小孩子也不敢象对待其他“坏人”那样对他掷坷拉石头。
跪着反抗，这一招成了蒙古硬汉精神的余绪。蒙古人的倔强性格是出了名的，但是经过类似文化大革命动乱之秋的锤炼，以及现实社会千头万绪的潜规则的搓磨，不得不改进，也算是文明化吧。即以应付“文革”类的人祸来说，农民念叨的是 “好汉不吃眼前亏”，其要旨是顺势而为，笑着跟从，机巧为先。升格学纳了这个活命哲学，终于学精了，跪开了，却不改好汉的反抗本性，所以更胜一筹。那个时候跪服的人多，不平而鸣的人绝少。跪而取胜的战例，有时在异常悲壮而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不该跪的人使用。如看门的老太婆被贵夫人冤枉了，她为表白清白，跪下朝扬长飘去的裙子叩头，嘴里念念有词地诉冤情；待那裙子飘远了她起来把膝盖搭一把，都囊一声，你以为谁挣了？闹不好还敢折你寿了。这样看来她也能把下跪做为反攻手段使用着。升格那时侯是不是这样理解磕头行为的，不得而知。他最终没有等上给地富反坏右摘帽就去世了，如能看到他平反的样子也应该是个戏剧性的期待。
跪是表示服气和害怕，是对铁拳的膜拜。办事情先要端正态度，毕敬毕恭，表示忠诚老实，心无二意，这才有可能进入下面谈事的程序；申冤喊屈那更得有个好态度了。这种态度学由那时的下跪现在已经演化为上供了，似乎是平等的买卖，但其中肯定也有对红章和签字的顶礼膜拜态度。笔者时发臆想，如果升格老汉活到现在，求人办事是下跪呢，还是码钱？或是还有既保持人格尊严又还能办事的第三种通途？以升格的硬骨头和创造性思维，这或许又是个谜一样的期待。
四、怨恨人生 ：渴望风波的“海燕”
塞迪，1970年代中期是三十六七岁的样子，中等个子，灰黑的坠脸颊，俗称褡裢脸蛋，三角眼。他平常戴帽子把前沿捏得如同军人的大盖帽，高高耸起，里边可能衬了报纸卷，似乎要借此建立一种威慑力，显得可怕。他心顺的时候两手捅在袖筒子里慢慢趔趄；心不顺则头也摇，肩膀也晃，眼睛更呈等边三角形，走一路咻咻有声。而且不顺心的时候居多，所以咻咻就成了常事。他的不平很多。他住在低矮的土房里，紧挨着公社财粮干部巴图的四明角（四角用砖砌，主体为土坯）三间大房，比他的小土房高出一半。西北风刮来，他的烟囱被巴图的房挡住了，风旋得烟吸不上去，屋子里经常倒烟，把他熏得眼泪泼洒，见他经常在屋外狠狠地望着老巴的大房顶上的高烟囱痛快淋漓的冒着烟雾，自己的小烟洞却乱烟周旋。他无奈地咻咻着，时不时和老巴家磨搽舌战。他对比他过得好的人有着很深的反感甚至是仇恨，认为他们处处压迫他，即使是烟洞不上烟也是这种性质的问题。他一直光棍一人，不知是人缘不好还是眼高。村里流行的判断是他籽囊漏了，也就是有男性病。这种说法通过玩笑和骂詈很快传达到他那儿，自然也成了他的压力和不平的因素。肾囊漏的有力证据还有一个，那就是他好看医书，一本三寸厚的蒙古文破烂医书经常看着，成年如此。你又不是大夫，看那东西做什么？男人而没有男性的能力，活人有什么意思，但是又不好公开求医治病，只好偷偷想从那里边找到补漏的办法——人们这样判断。他家族聚居的自然村也被人嘲笑，谓之三类村子（意为末等），因为那几家的羊放牧很差，死得多，个头小，膘情不好。在1950年代合作化时期牲畜入社，上面有政策，对小羔子不折价。塞迪弟兄几个对此很有意见，但因为是上面的政策，也只能独自气咻咻，不敢明提，一直郁积于心。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们才找到机会质问支书，支书说是内蒙古政府文件那样定的，谁敢?反问下，塞迪弟兄无话可说，只是咻咻。这些都可能是造成他不平的压力源。他除了气咻咻，也和这种压迫较量了几次。
“文革”是天赐良机。他根正苗红，异常兴奋，成天挖阶级敌人，划阶级成分，绑人捆人。但是可能还是吃了性格乖戾的亏，那么积极也没有捞到什么稻草，没能够担任什么要职，只是瞎跑了一顿，瞎惹了一通人。村子里有名的两朝首富皮日吉自然是塞迪的天敌，因为他在旧社会是富人，新社会也过得那么滋润，那些公社和大小队干部都愿意去他家。无非就是吃喝得好呗。“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划阶级成分，塞迪弟兄在社员会上发难：皮的舅舅在解放前穿绸缎、骑走马、放牛犋（出租耕牛，两条牛为一牛犋）、吃租子，管够划牧主了；皮继承了全部遗产，利得了，害也是他的，理应划为牧主，这样的人不划牧主，革命群众坚决不答应！。本来以为能够一招致命，把他扳倒的，不想皮这个家伙棋高一招，早有回箭在握，下手狠毒，哼哼两声回击道：某某巴音（蒙古语，富人的意思）有儿马（公种马）配群的马匹，富得差不多象秋天的肥膘就差绽裂了，那人是你们几个的舅舅吧？他富得流油，你们作为亲外甥没有沾一点油星？那又咋办？塞迪弟兄吭都不敢吭一声了，皮翁安然度过一难。后来又有一泼辣姑娘为父亲被塞迪捆绑的事找后帐，在村子里的土街上把塞迪骂得狗血喷头，还要扑打挖抓，闹得塞颜面尽失。
随着“文革”洪流在农村牧区的急速褪去 ，走资派纷纷出笼，重掌权柄，塞迪陷入深深的失望中，变得更加玩世不恭了。眼看大雨来临，生产队的场面上堆着粮食，众人赶紧忙乱入库，他却慢慢悠悠磨磨蹭蹭，满不在乎，说，淋就淋哇，轮在我头上有几分钱了。1976年，路线教育工作队进村，他起初还兴奋了一会儿，威胁那些成分高的人们说，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又要斗了。但是工作队只抓学习和生产，不抓阶级斗争，他很快消极了。一个扬沙漫天的下午，人们没有出工，在队部塞迪和工作队的吴队长说什么着，较上劲了。塞迪说，路线教育搞了又搞，顶了什么事？路线？放着地富反坏咋就没斗一次？发展生产，社员连玉米面也混不饱肚子么。吴队长说这是政治任务，意义深远，你不懂不要乱说。塞只是呵呵冷笑，三角眼吊得一会变成等边的一会变成等腰的。话赶话，塞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现在也就这么点区别，旧社会也没有听见饿死人么。吴队长脸急红了，紧追不舍道，老塞，你能这样说么？这可不是一般问题......塞道，呵呵呵……我也没说共产党不好，只不过说点实际么，呵呵呵......吴队长厉声喊道，别呵呵呵了，流里流气什么样子！在旁的人们以为工作队要捆他一绳，最起码批斗一回，幸而没有，有些令人失望了。事后塞迪不屑地晃晃脑袋，嘴一撇：我犯胃的不吃犯法的不做，你能把我咋，还要开除在城里头呀！
在政治上证明了自己是好汉，生理上也要挽回些面子。他好吹牛说同村的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在大姑娘时候，可多叫他收拾了。有次竟然给女人的哥哥吹牛，还指着脸盆形容他妹妹的屁股比脸盆还大。那哥哥的虽是半吊子人，但这些话是听得开的，气愤得脸色惨白，一把抄起队房锅台上的烂切刀，要砍。塞迪自然不是等闲之辈，一跃而起，奋力夺刀。二人滚战了差不多半个小时，都累了，才气咻咻收手罢兵。还有一次俊俏的媳妇黄女子照例喊他的外号骚丢子，塞楞起三角眼威胁道：看爷收拾你的哇。黄女子道，给给你也没那个本事。这话从俏媳妇的嘴里说出来，杀伤力可能很大，正吃饭的塞迪把饭碗一丢，扑上去把黄女子压在队房的锅头上，揉过来揉过去，把她的两条腿按捺在头跟前，用手猛搓其私处，并作出解裤带的动作。黄女子哀哀求救求饶，说再也不敢了，直到塞气喘吁吁了才放她走。黄女子怨在场的小青年不施救，临出门又说了一声“骚丢子”就蹦出去了。在单调的乡村生活中，这类恶作剧习以为常，观者乐意，塞迪估计也试图证明自己行，同时也得到了某种的满足。他虽然这样炒作自己的男性能力，毕竟没有令人信服的业绩，无形的帽子还是摘不掉。
塞迪对政治彻底歇心而转向求实惠，走实业振兴的路子了。他买了一头草驴，精心饲养，务育骡子。一头骡子那时侯队里打价800到1000元，顶一个整劳力劳动5年。皮日吉就是凭借务育几头大骡子保持了新朝的富裕地位的。塞迪要在这个方面展开竞赛。功夫不负有心人，1976年，他的毛驴果然给他养下一匹骡驹。他视若宝贝，劳动时牵着上工，回来的路上还割草，夜里饲喂，梳理毛皮，把小骡子伺弄得光光溜溜，精精神神。为了给骡子打好成材的底子，他省下口粮喂料。眼看骡子长到三尺高了，不幸发生了，有天早晨发现骡子尸体倒卧在在村里的土路上，肚膛被利器划破一尺多长的口子，肚肠青青的露出来。遭此意外，塞迪嚎啕大哭，就哭就骂一个上午。骡子横尸三四天，他坚决不让动，可是公安人员也没能破案。塞迪怀疑是村里半傻的玉石下的手，因为二人为骡子吃掉玉石家的猪食口角过，玉石还放过狠话，要倒你骡子的下水。但是没有证据，干恨不咬牙，没办法。不少人暗地里高兴，认为是塞迪心不好遭此报应。那骡尸后来臭开了，塞迪只好给玉石以十块钱处理了。玉石把骡皮子卖了5元，骡子肉晾成干肉，好好吃了一春天。
说到个人利益，塞迪是仗剑而起的。1974年冬天，生产队给每家每户分了十步宽的蒲草林，叫割了卖，可以换五六十元钱。为蒲草的界限纠纷，塞迪的侄儿和另一个社员通噶打架，塞迪提上镰刀助阵，对方且战且退，塞恋战直追，追至大桥附近不及而返。通噶事后说本想以大桥为阵地展开反攻，打倒他们俩个，有了赚，就从桥上纵身跳冰自尽的。塞迪听了骂了一声“砍球货，真敢了么”，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人们议论，对付塞迪这种人就得那种死汉。民间所谓好汉怕赖汉，赖汉怕死汉，总结得的确不错。这次战斗产生了另一个意外的结果：通噶深感孤身无助的缺憾（他是独生子），认识到弟兄多，打架也有个帮手。所以后来他和妻子一股劲生了六个小子，生第七个孩子时妻子死于难产。从塞迪方面说，政治上的挫折，使他比别人早一步把精力转移到了私字上，但是在那个年代因为种种舛错，他终究没能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1970年代末平凡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他作为“文革”积极分子在大队的平反会上向受害者道歉，蹲在大队会议室的墙根下，低着头红着脸说做得不对了，以后改正。1980年代初，牲畜土地包开不久，他入赘到六十里外的梁上，终于离开了这个难以翻身的地方。那以后的消息都是间接的。听说他有了小孩，两个，前几年为毕业了的孩子的工作安排奔忙，有人在旗里见到了他。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不行的男人。他的亲戚说，他家很富，竟然把地毯当作羊羔的卧垫用着。还听说，他卖了绒毛，不往信用社存，而是卷了小卷插入酒瓶，埋在周围的柠条林里。有一次找不见埋钱处，他边刨边哭边磕头。他终于证明了自己是行的，同时又一次验证了那句民谚：人挪活，树挪死。
近几年沙漠草场禁牧后，听说他搬到距离阿斯哈村百十里的黄河上游 了。这次挪动，不知他能证明什么？
有个心理学家说，自卑心理会产生巨大的希图证明自己不一般的冲动，导致人做出超凡的举动。据说希特勒就是一个例证。这种反击自卑的冲动在塞迪身上的确有些影子。举目四顾，阿斯哈村及其周围地方好几个贫协主席都是有人生缺陷的人。阿斯哈村的贫协主席偏巧也是个癞秃头，平时象老鼠一样无声无息，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突然爆发露峥嵘，亲自跳上阶级敌人小腿上压的木杠子，似乎不满自己长得太瘦小，为了加大重量，颠起身子，又压下，和平时的窝囊样子判若两人。邻村的贫协主席也是个癞痢头，背着快枪在沙漠里转悠，似乎是在观察敌情，又有炫耀的意思。人们背地里惊奇万分，只能以蒙古人的俗语来解释：癞痢头，男人中的好汉。他们因为生理等缺陷，自然受到人们的惊奇和厌恶，好姑娘不愿意嫁给他们，当然使他们窝火。为此抓紧机会证明自己不一般，显示自己超人的一面，便有了好汉的美誉。他们的自卑和种种不平，就是他们在“文革”中的积极性的原动力。幸亏阳差阴错，塞迪在“文革”中没有能够发迹，不然阿斯哈村的风暴等级也许会升高几许。也幸亏他在迷惘和不平中急转船头，比别人更早瞄上经济方向，从而在政策松绑后如鱼得水，证明了自己，弥补了自卑。从这点来说，他也是个聪明人。社会风暴是为有心理障碍的人准备的甜蜜的毒药，是脑子简单、行为突兀的“二八人”（阿斯哈人对头脑简单行为鲁莽者的称呼）的盛大节日。如果他们再得不到出人头地的机会，积怨积久，那敢成了赖汉，甚至是死汉。再如果有一种思想学说的反面煽动，他们的怨恨被赋予了神圣的光环，什么事情不敢做？他们是阴谋家的敢死队预备军。恐怖主义是不是就这样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增加了人们的出路，稀释了怨恨者的不少积怨。
阿斯哈村支书前二年终于说了一句公道话：现在看来塞迪弟兄当年关于入社的羊羔应该折价的历史性质询也有些道理。如果塞迪听到这个具有平反意味的沉重话题是摇头呢还是咻咻有声？
五、最后的老喇嘛：倒在新的轮回起点
马西喇嘛1970年代那时六十几岁，和生产队的饲养员李八老汉同岁。瘦小，佝偻，须眉洁白。头缠一块灰不溜秋的脏毛巾，每天早晨把污垢的皱纹脸象征性地用水刷拉两下，把头巾解下来，胡乱搽摸一把，然后缠回头上，洗溯就算完毕。他一辈子没有成家,有庙的时候以庙为家;庙被毁坏了,就以社为家,是生产队的五保户老汉，和同是光棍的李八老汉同住一屋。队房的土炕上，铺一条毡子，那是队里的；那上面卷着一个旧棉被子，多少年没洗，那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嗷，还有一个旧褡裢，一个搪瓷碗，瓷落得斑斑驳驳。队房有人起伙，他就入伙同吃，记帐；没人起伙，他就和李八搭伙。李八做饭，马西打杂。李八打开锁子，从旧木箱的某一布袋里舀出一小碗玉米面，用手掌做刮尺刮平了，倒进面盆；马西的面袋里也做同样的功课。舀面这个程序是关键环节，两人神情严肃，目不转睛，阳光操作，监督严密，但是，马西经久仍观察出有猫腻，气愤地说李八从自己的袋子里舀面是松松散散的，而从他的袋子里舀面，在袋子里暗暗摁一下，刮的时候也做如此手脚，不细心的话看不出来。马西总结出这个问题，先是晃动身体，以示察觉；无效则提出抗议，引来对方的噱骂。马西继续烧水，水开了，李八把两小碗面倒进开水锅里，用红柳铡成的筷子，搅匀了，再焖一会儿，成了黄糊糊，就分着舀开来吃。李八老汉从木箱子里小心翼翼端出小油罐子，用筷子挑出一点油蘸在碗里吃；如果有别人或老头子心情好，就把筷子往油罐内壁上很响地点一下，往马西的碗里一戳，道：哆，操心噎着。这算是让饭，裹面子。汉族农民有端碗在手遍让在场者的习惯，实际是走礼，不可当真，其潜台词是：让人是个礼，锅里没下你的米。在饥饿时期以空礼虚套传承悠久的礼仪文化，的确也难为了人家了。有时两人在舀面环节上谈不拢，干不到一起，于是分锅而做。李八是饲养员，劳动光荣又当紧，自然先做，先吃，拌油拌辣子，吃得有滋有味。马西后做后吃，连李老汉象征性的一戳也没有了。如此冷战十天半月，二人气消了，觉得合则两利，和平到来，又合炊而食。1976年冬，生产队一条俗名大黄的牛瘸了十来天，兽医判定从此不能役使了，队长决议趁还有膘杀了。那天是队房几个光棍汉的盛大节日，人人出力奔忙。李老汉洗牛下水，马西烧火。肉锅开了，李八提议把肉锅里的沫子撇了，大家同意，李自然成了掌勺师傅。不一会马李又不和了，马揭露李借机往自己的油罐子里撇油，他也有这个权利，要喝肉腥汤。二人争勺把子，见高低。知青们赶紧促和，把二人的碗平放到锅台上，一人舀一碗滚烫的肉汁，才解决了争端。马西的不平是多方面的：李占着锅头，让他睡冰冷的炕梢；生产队每吃点好的，李把浮油撇进那破罐子里，一人慢慢享受，排斥他。他认为李的农民式算计、狡黠，不象牧民的质朴、挚诚，这是可恶的；李的善于经营小生活，马又不可及，可能也叫他嫉恨。
1977年6月30号，是牧业年度的统计时点，照例在大队开牧工代表大会，红火两天。正应了那句：顿顿吃不饱，杀牛才能吃饱，天天吃不饱，过大年才能吃好。这样关键的时刻，马西却拉肚子不止。大队保管把他的那份炖肉打在他的搪瓷碗里，让他守着睡。那时侯正是炎炎夏日，中午的剩饭，晚上就酸了。第二天中午大队炊事员大惊失色的说马西的炖肉生蛆了，他还吃。保管跑过去一看，惊呆了，只见马西的肉碗里细蛆攒动，马竟若无其事地往嘴里送肉。保管大忿，要夺碗，马西也大忿，对抗起来。保管从马的手里拧下碗，把肉倒在外面的灰堆里，踢灰埋住。马老汉余怒未消，小眼睛里闪着阴光，都囊着：我肚子好了就不能吃?肉里的蛆，又不是屎里的，天要怪罪的！在饥谨的年代，吃喝的故事极其生动丰富，尊严、文明退到角落去了。
“文革”中按说他是应该受到些冲击的，因为他是保有喇嘛身份的。但是他安然度过。只有在一次学习会上，轮他发言，他逼不过，说：我们要向张四蛋学习，好好割草，喂好集体的羊…….人们哗的笑了，知道他把张思德说成队里的张四蛋老汉了。但是积极分子竟然没有上纲上线，他安然度过狼烟阶段。那种与世无争的烂皮袄式生活状态，使那些积极分子再也找不到可供剥夺的东西了，所以对他索然无味了。
几个知青小光棍，无聊了就和马李两个老汉逗混。李老汉不屑于现在的年轻人象骟了蛋的羊羔子，一点火气也没有。他指着斜担在库房上的一根檩子说，他年轻时候有次在磨房里斜担的檩子上收拾了一个媳妇子。“你们尽象骟蛋羔子”，他又说。几个小光棍一拥而上，脱了老汉的裤子。马中老汉也难得的呵呵笑了，小光棍们催逼他交代“流氓”问题。他羞涩地笑着，见抗不过，说：有是有过，少，嘿嘿……谁？你们不知道，不在这儿……叫我背柴禾，背回来，不兑现，嗨……怎么骗？用大腿凑合了一次么。有人故意沉脸问：你一个喇嘛人，咋还这么没有规矩？马西略一顿，笑道：喇嘛也是人吧，人世间的规律……都那样了么……嘿嘿……性的故事、传说甚至瞎话给灰色的饥饿生活带来些许色调，不管是信唯心论的还是信唯物论的，说起性故事，都也尽情说笑着，饕餮虚幻的艳遇大餐。以马李二老汉的可怜的地位和境遇，还要奚落这几个年轻人，几个小光棍感到不小的挫折感。
1977年元旦除夕夜，几个老小光棍喝了些劣质薯干酒，马西来了兴致，说起喇嘛教义，说喇嘛教的“四大部洲”就是“五湖四海”，说佛预言有朝一日灯头会朝下，躺柜会说话，现在都应验了......公社那儿的电灯头朝下了，收音机放在柜子上唱，咱们队房有了。他的学说具有以喇嘛教阐释现实生活的企图，希图证明和主流理论殊途同归，谋求和平共处。这是笔者所接触到的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的最初试图。但在当时听起来，似乎阴气拂面，听得人脊背发凉，赶紧叫停，让他唱歌。他用底气不足而沧桑的音调唱道：初升的太阳......这是他唯一一次宣教，唱歌。
在队房住上十天半月，他就游走了，肩上搭着褡裢，揣着搪瓷碗。但是他不会念经，不会看日子，更不会做法事，估计当年也不是个合格喇嘛。他只会烧个火，年轻时捣捣炒米，老了捣不动了。他唯一的能耐是熬茶，熬得特别香，地道，队干部吩咐一声嘛木（对喇嘛的尊称）熬茶，他就欣然而起，双手搓搓上衣，抱柴禾去了。他可怜，不会害人，小蜥蜴般游走在沙漠、河滩、干梁上，成为村子的一景。
他大约死于1980年。听说那以前队里为照顾方便，试图让他和另一个五保老太婆住一块，可是住了两天，马就坚决不住了，说那老太婆骂得不行。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家庭经历。他一生的游走，在达楞家结束，有次走到那儿再也走不动了，就在那儿呆下了，躺倒了。达楞一家伺候了他几个月，他就在那儿去世。
图：当年的小光棍们重新聚在一起，可惜那两个老光棍不在了！
上世纪50年代以前的蒙古男子，追求安乐舒适，当兵、当喇嘛是首选职业目标，十有六七当喇嘛。新社会一来，大部分还俗娶妻，参加劳动，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马西是唯一始终没有娶妻的喇嘛，不精于教务也不善俗务。他没有完成人生的转型，说跟不上社会变化了。人们说他大概是没有信心，或没有能力。他的食伴李八老汉，后来得了半身不遂，由儿子照料，活到1990年代。那几个当年的小光棍时常说起两个老光棍的故事。
人们经常以马西喇嘛为例，佐证喇嘛教的诸多害处：男人都当了喇嘛，没有人劳动，影响了蒙古社会的经济发展；不能正常娶妻生子，影响了人口繁衍；失却了蒙古人的英武气概，变的蝇营狗苟，毫无进取精神，等等。马西们的身上背负了沉重的精神负荷。其中有些话说得有门，有的则有搭车之嫌。和他一样喇嘛出身者在队里生活冒尖的也有，说明个人的差异也不可忽略，马西老汉不过是放大了蒙古喇嘛男子的一些负面特质罢了。1980年代后喇嘛教再度兴起，有不少人甚至远涉青海塔尔寺礼佛。笔者的一个学生要把自己的弟弟送到庙上当喇嘛，求笔者帮忙，遭到笔者的异议，认为前车之鉴岂可轻忘，但是最终他还是送过去了，为的是学规矩，还能吃一口饭。喇嘛教现在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势头。马西喇嘛没有熬到他信仰生活的再度辉煌时候，算是倒在了距离曙光一步之遥的地方。他一辈子坚守自己的信仰，也是一种幸福和定力，可谓是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无怨无悔。自他以后，阿斯哈村真正信仰的守望者寥若晨星了，多的只是实用主义的求助者和贿赂神祇的投机者。牧民常说的俗语：时乎不恒常，草木不常绿，的确有道理。
（上部完，请看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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