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内容简介
我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别人，别人在他们的文章中写我。华裔英籍女作家——欣然在她的《见证中国》一书中用了整整一个章节，写下了对我的印象。很真实。而同乡好友毕玺的文章，读起来甚感亲切，只有些过奖了。
是非功过，别人评说吧。
见证中国－－欣然（英国）著
林家两代人－－传奇般的奉献所带来的灾难和悬案
在中国有一位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传奇女性“双枪老太婆”。很多年来，她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是手持双枪，百发百中，杀敌从不手抖，除叛决不心软，就是失去亲人儿女，也绝无泪水可见。很象中国古代传说中那些神出鬼没的绿林女侠，或者是揭杆而起的贫家女子。
在北京图书馆（该馆奇迹般地在文化大革命中保留了下来）的档案馆里，我们可以追踪到双枪老太婆陈联诗的上溯几代的家族史，她母亲那边可追溯的祖先是一位皇族大学士，来自四川，叫康以铭，为清朝嘉靖皇帝（1796-1820）效力。
她的父亲的祖先也同样著名，多数为有学问的文官或高级军事将领。在1912民国政府成立后，家族中数位成员离开四川去别处求学，有的带头去了日本，有些加入了孙逸先的同盟会，在清朝末年，她的父亲因正义和仁慈，以及他对穷人和贫民的帮助，而被选为那个地区的议会成员。
少女时代的“双枪老太婆”很聪慧，从初小到高小七年的课程她只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之后，她进入了当地的女子师范学校，后来又抱着教育救国的梦想考入了当时中国一流的南京东南大学，她擅长高雅细腻的水彩工笔画。
由此可见，“双枪老太婆”既不是贫家女子，也不是无知绿林。
在共产主义的中国，“英雄”是特定的，尤其是在毛的领导下，只有无产阶级的一分子 －－工人或农民，才能做英雄。中国有史以来，这个国家最爱国的英雄几乎主要都是男性，意志坚定的人，只允许在两种可怕的情形下流泪：一是为失去母亲，二是为失去祖国。随着共产主义力量的壮大以及“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观念的形成，妇女也被允许成为民族英雄，但仅仅指那种有超人意志的，爱国的，男性性格的人。当我小的时候，看过《红岩》，一部60年代的典型的革命影片，“双枪老太婆”是其中的主角（1995年关于她的书才在中国正式出版了），电影中不允许她象一个正常的妇女那样，为她的丈夫被处决、或为她的亲人去世而流泪。她只能是一位“铜像女人”，因为她是中国的英雄。
几年前，在寻求到海外出版有关“双枪老太婆”的书的可能性时，我极其幸运地见到了她的女婿林向北老先生，以及她的外孙和她的五个外孙女。在听他们讲述了岳母和外祖母的故事之后，她的形象开始在我的头脑中清晰起来。特别是有三件事情更进一步地加深了我对这位民族女英雄、以及对她的子孙们生活过的那段历史时期的理解。
第一件事是一幅1926年她画的画，“姜太公钓鱼”。那个时候她的丈夫已在一次与当地军阀对决的武装暴动中严重受伤。在那场战斗中，她的大部分亲如兄弟的同志都丧失了生命，还有许多投向了敌人。在这种血腥的，局势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双枪老太婆”所属的组织本身都处于一种要被彻底消灭的境况中。让人无法相信的是，在那样可怕的一种环境中，她却在研究水中涟漪的优雅笔法，以及老渔翁身体的写意线条。同样让人无法想象的是能够画出如此精致优雅作品的双手，可以在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后，毫不留情地向敌人开火。一个人怎么能拥有如此矛盾，如此对立的两种情调？
二十世纪的中国迫使它的人民－－包括画家－－长时间地生活在连绵不断的武装暴力之中。然而战争是无法消灭中国的现代文化的，它在绘画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第二件事，”双枪老太婆“曾有两个爱人：一个是她那被国民党杀害了的丈夫，那是一个曾经当过放牛娃且没有“功名”的年轻人，“才貌双全”拥有众多追随者的陈联诗“下嫁”予他，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男人的才气和相貌，还有他的胆量，是要唤醒在战争中因受苦受难而麻木了的人民的胆量，是要唤起一种新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尊严的胆量。第二个爱人就是林老先生的父亲，一位虽然“双枪老太婆”绝不会与之结婚但却在她的余生中始终陪伴着她的反陈腐的理想主义者。那是一个志同道合，但没有“缘份”的男人。最后他们安排各自的孩子－－林老先生和陈的女儿君－－订了婚，来圆了彼此相爱的梦。这两个男人对于“双枪老太婆”陈联诗的意义，是不同的：丈夫是她的精神支柱，是她的心灵伙伴，她一直拒绝再婚而坚守对丈夫的忠诚直到她去世。而林的父亲给了她感情上的保护，乐意埋没自己而几乎给了她完整的反传统的爱和对她的需要的支持。
这二位存在于她的生活中不同的人－－一位给了她伟大的爱情，她也奉献了她自己，另一位给了她情感上的支持，而她又从他那里汲取了她需要的忠诚和信仰，二位相互完整地填补了她的生活。绝大多数人都感到需要这样相互的又亲密，又能互相补充的关系。但是数千年过去了，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那些想在婚姻关系之外寻求这种情感支持的妇女要被认为是不忠的“坏女人”而遭到谴责的，会因为他们之间所形成的这样一种依附关系而受到处罚，甚至会被她的父亲或丈夫处死。和旧中国如此众多的守贞洁的寡妇一样，“双枪老太婆”35岁开始守寡，在他的丈夫去世后数十年来一直独守空房，就是为了保护她的名声，我不知道她怎样忍受了这一切。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观点指出：坚守对死亡丈夫的道德忠诚是一种暴虐或自残。甚至“双枪老太婆”－－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解放、受过了教育的中国妇女－－也发现自己不能摆脱传统的束缚，这证实了文明的转变和前进的步子迈得多慢啊。
第三件事是关于”双枪老太婆’的死，她于1960年去世。
有人说她是在恨和遗憾中死去的，因为没有人理解为什么智勇双全的她参与组织的华蓥山数千人的起义失败了。在1950年开始的政治运动的浪潮中，华蓥山游击队的领导人被中国共产主义原则谴责为“土匪”，“叛徒”和反革命，他们的失败被谴责为背叛。作为这种无根据的指责的结果，在1949年后不久“双枪老太婆”和她情同手足的同志们就被迫离开了党。这位为了自己的政党牺牲了自己一切的女人－－包括她的丈夫和外孙女儿－－被痛斥为叛徒。有人说她是在悲和怨中死去的，因为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没给她恢复党籍，那不仅是她一生归属的凭证，而且也是她对为党而献身的丈夫的承诺：她将沿着丈夫的遗志跟着党走到人生的终点，可党不要她了！有人说她是在绝望中死去的，因为她托付终身的党拒绝聆听被华蓥山失败起义所牵连的成千上万的冤魂和妻离子散的人们的心声，党不是为人民的吗？为什么弃他们而不顾呢？为什么党要抛弃他们呢？这种指责起义人员有罪的定论将所谓的“游击队的叛徒”的孩子们变成了孤儿和乞丐。
“双枪老太婆”没有对加在她身上的定论作任何的申述，不置一词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曾经在所谓的“入党申请书”里作了很多申诉，可是没人理会。）
1960年7月，陈联诗独自躺在医院里，因患癌症快要去世，她的亲戚们－－由于她的政治问题而受到了牵连－－都分散在远远的各处。一位曾经告发过她的女人来看她来了－－可能这位女人是因为受不了那些受政治迫害而去世的人的灵魂夜夜哭泣的折磨，或是这位女人看到因为她的缘故，那些在政治运动中失去父母的孩子们在垃圾箱里捡食物，或者是“双枪老太婆”的悲伤和愤怒唤醒了这位女人的良知。没有人真正了解为什么这位女人会偷偷地到“双枪老太婆”床前去乞求她的谅解。她握着“双枪老太婆”骨瘦如材的手，那手腕上是一个墨绿色的玉手镯，那是多年前她的丈夫送给她的。对着这位她曾告发过的革命女英雄，这位女人哭了。自从这位女人让陈联诗遭受了政治创伤十年以来－－她组织了一些人收集了很多反对陈联诗的个人材料，并且特地安排了一系列疯狂的揭发会－－又发生了更多的其它的运动。不久，这位妇女本人也受到了政治暴力的伤害，并长时间地对她以前所发生的一切感到后悔；但世上没有药可以医治后悔的伤痛。
这时陈联诗已虚弱的说不出话来，她将那位女人的手放在自己的手镯上，表示她可以取走它，然后用发抖的手将手镯放在那女人的手腕上。她笑了，一滴眼泪从她的臉颊上流了下来，接着又闭上了眼睛，这位女人感到这个姿势是一种谅解，后来得知“双枪老太婆”的家人在寻找手镯，她甚至更感到了“双枪老太婆”的宽宏大量。
当陈联诗的孙儿女们知道真相时大为震惊，他们原以为他们最终理解了外祖母的心思，他们认为她是死于愤怒和怨恨，恰恰相反她死时已原谅了她的死对头。通过将手镯戴到她的死对头手腕上这个行动，陈联诗已经接纳她为自己的“亲人”。
我为这个故事流过很多次泪，几乎是每提及一次，我都会情不自禁。在二十多年的走访中，我不止一次地这样为中国老人们的豁达、宽容而感动。有人说那是来自于中国人的麻木和愚昧，不！不是的，当你看到他们讲故事时那深澈的潮润的目光，脸在意志控制中抽动的痛苦，和那不停搓动的手指，你能感受到他们疼痛的神经和不堪回首的记忆。人们原谅了历史给予他们的灾难，原谅了国家给予他们的冷酷，甚至原谅了党给予他们的冤狱惩罚，就像他们原谅了孩子们的错误！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心胸，我们没有把历史的悲剧当作一种仇恨去留给后人，但是我们必须要记住老人们的疼痛。
2006年8月3号我们到达成都，我们将在这个城市采访”双枪老太婆’的后人，她的女婿林老先生和她的孙儿女们。
这是我一生中大概第五次来到成都，我记得第一次70年代末来到成都的时候，成都那种破旧，那种原始和落后，以及生活在这里的那种简单和朴实，当时给我很深的印象。80年代成都的收入水平似乎还有时比其它城市低。但是现在我看到的却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对比：干净，有序，当然已没有多少1970年代我所看到的草堂边的“打边炉”和路边的“龙抄手”小摊儿特色了－－整个一欣欣向荣的地方。
对“双枪老太婆”家的重访也让我更进一步感受到了这些来自城市的变化，特别是在翻阅他们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家庭照片时。在那些记载着这个家庭沧桑史的照片上，他们很多人，即便是天真活泼的孩子，表情中都隐约显露着一种沉重。这些照片让我沉思，特别是89岁高龄的林老先生，每次我见到他时都会有个感觉，那就是他怀里揣着一个很沉重的东西。他看上去同所有的人嘻嘻哈哈，谈起中国，谈起生活，他也有无限的大道理，那和你以往在中国所见到的千千万万的人似乎雷同：他们不会讲自己个性化的事情，他们不会告诉你他们有什么不同的政治见解。林”个性的展示，就是他那些打油诗。
因为在年轻时帮助过“华蓥山起义队伍”，又因为他与“叛徒”陈联诗的女儿结了婚，政府给他冠上了一顶代表持不同政见者的帽子“右派”－－就在他刚刚30岁的时候。这个十岁生日时就被父亲称做“革命同志”，不到二十岁就加入共产党的革命功臣，而三十岁时却说不清自己不是“反革命”的男人，曾把自己蒙进被子里哭喊：“毛主席啊，我是忠于您的啊，您怎么不来救我啊！！”接踵而至的“反右”、 “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又把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监控－－而这正是他人生中最精华的三十多年。其间，他失去了他的引路人、岳母“双枪老太婆”；他失去了他的爱人－－“双枪老太婆”的女儿；失散了他们的六个孩子，孩子们像乞丐一样挣扎在大街小巷和人们的歧视辱骂中。然而，这一切没有磨灭他做“人”的信念，反而提炼了他那“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意志和“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嬉笑怒骂的打油诗。
文化大革命后，在女儿林雪的帮助下，他开始写他的自传。读着这本书，我又一次想到了中国人的宽宏大量和顽强的生命力。在书中我看到了一个天真的，固执的孩子坚定不移地拒绝被打败，哪怕是和父亲做游戏，也要成为胜利者；一个叛逆的少年，对于父亲的第二个妻子感到很不满意；一个坠入爱河的年轻人，与父亲同时爱上了具有传奇色彩的“双枪老太婆”－－不过这不是盲目、而是年轻人对英雄的崇拜；一个稳重的成年人，坚定地行进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反思着拯救中国最好的方式。林老先生爱自己美丽的妻子，也为自己的孩子们所受的苦难而流泪。也许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经过数十年的政治迫害之后，他仍然是一个不受拘束，思想完全独立而随意的人－－就像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岳母－－他在这一生的痛苦经历中保留了一个人的尊严。
当我问他能否接受采访时，他要求我们不要在他家里见面。我同意了，是因为有时过分熟悉的环境和事物会干扰他的回忆。
我在宾馆的客房里与林老先生见面了。我同时也要求他的亲属们让我和他单独见面。因为我知道人往往会把连对自己的孩子们都隐匿的事向陌生人公开。我私下里想到至少应该有两个林老先生。一方面，因他的尊严和自律，他在家里是一位受到家人尊重的父亲和祖父；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不受拘束的，激昂的革命者。后来他给我看了一张他的新妻子的照片。我称赞说尽管照片上的她60多岁了，仍然相当漂亮。避开他的女儿们，他向我眨了眨眼睛，悄悄地说：“如果她很丑，我不会娶她。”这些话表明他所受的苦难没能抑制他那充沛的感情。
我想探索出哪个才是真正的林老先生。
下面这段对话是我从我们在成都饭店的交谈中摘录的。
欣：林伯伯，有人说性格决定了人生,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林：我同意。因为你的性格让你作出不同选择嘛。
欣：那您的性格是什么呢？
林：我一直是一个竞争型的人，总是讨厌服输－－哪怕对手是我的父亲。我们从前爱到河边去扔石块，那条河流经我们的房子。石块每在河面上跳跃一次就得一分。开始时都是我父亲赢得多，因为我还没掌握要点，但是很快我就打败了他。他的石块走到河的一半时就沉下去了，而我的石块都要前行50-60米，到达河的对岸。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做到这点时他是多么地惊讶。我练习又练习就是因为我不想被任何人打败。
说到这儿，林老先生突然像个孩子一样，飞快地向我表演了他的扔石块的技巧。我不知道经过这么30多年监禁般的生活的他，是如何在他的生活中保留了这样的乐趣。一个人怎么能如他那样在忍受了这么多年的公开耻辱后还那么有竞争力。暂时地我不敢向他提出那么敏感的问题了。
欣：林伯伯，那您认为您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呢？
林：我一直认为，我的一生中有三个人影响了我的性格。我的父亲，我的七姑妈，和我的岳母－－“双枪老太婆”。第一个影响我人生的是我的七姑妈，她给了我“永远不服输”的信念。因为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父亲就把我寄养在他的姐姐家。七姑妈待我像她的亲生的儿子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我，还经常教导她家的孩子们，说我是无娘儿，不要欺负我。她是个爱面子的人，不愿意让丈夫家的人说我在她家吃白饭，每到月初的时候，就悄悄的给我五块十块钱，要我在吃饭的时候，当面交给她，说是父亲给的伙食费。记得有一年夏天，表兄弟们都穿上了白麻夏布作的新背心，七姑妈暗暗拿了两元钱给我，叫我当着七姑爹的面交给她，说是祖母带来的，请她替我买件夏天穿的背心，第二天她就把早已买好的背心给我穿上。她常常暗地里对我说，只有你自己争气，努力读书，将来才有出息。不然，你会永远让人家瞧不起，看笑话，我也没有面子。从此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争气”就成为人生奋斗的座右铭。
第二个影响我的是我的父亲，是他给了我对共产党的信仰。记得有一次，我还很小，看到父亲望着滔滔江水，显得心事重重。我走到他面前，仰头问他：“爸爸，你在想什么？”
父亲说：“我想得多呢，等你长大了再告诉你。”
我摇摇父亲的手说：“爸爸你别伤心，等我长大了，我挣钱来孝顺你，还有奶奶。”
父亲摇摇头，看着我很认真地说：“孩子，好像现在你就长大了，懂道理了，应该知道我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我还要把你培养成我的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
在我上学的这期间里，学校里的老师也常常给我们讲国家的危亡和国家的苦难，讲那些舍小家救国家的民族英雄。可是我对这些都似懂非懂，确实不知道什么叫同志，尤其不懂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赞扬父亲是个孝子，可是他自己却非要我当他的“同志”。
父亲看着我，努力地说服我，好像我不是一个孩子：“同志就是志同道合，忠实的同志就是始终按照共同的革命目标奋斗到底。同志要比孝子要高，因为孝子只忠于家庭，而同志却是忠于国家……”
“爸爸，你不是说要我做你的同志吗？那你现在到底在想什么，就应该对我这个同志说啊。”
父亲笑了，想了想问我：“那你说说看：我是不是‘疯儿’？”
“嗨，你想的是这个啊？我看只有那些当官的才说你是‘疯儿’，老百姓都说你是好人呢，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说我有一个好爸爸。”
父亲笑了，说：“我又多了一个知己的儿子，这就有点像同志了。”
第三个影响我人生就是陈联诗，她几乎是我一生的良师慈母，可以说，我成为今天的我，很多原因是因为她的引导和关怀。我第一次知道了陈联诗这个名字，那是因为一件人字呢的大衣。
一天晚上，我正在吃饭，一个邮差来告诉我，说我到了一个大包裹，我忙同他一起去车邮局库房里取出了包裹，一看是从重庆寄来的。我知道父亲在重庆，可是邮包上不是他的字迹，打开来一看，是一件崭新的呢大衣，里面却没有信。我离开父亲的时候，正是大热天，带的全都是单衣，现在天气冷了，虽然父亲的朋友给了我一件军棉大衣，可是太大了，大得把我的脚面都遮住了，我怕别人笑话，只在晚上当被子用。朋友的太太也给了我一件旧棉衣，虽然能够勉强抵御寒冷，可是我毕竟已经到了谈恋爱的年龄，多么希望能够有一件体面的冬装！
现在好了，我有了这么一件漂亮的人字呢大衣，穿着它走在小县城的街巷中是多么阔气，可是给我寄来这件大衣的神秘的恩人，到底是谁呢？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母亲来到了我的床前，眼泪汪汪地说：“儿啊，天气这样冷，你还穿得这样单薄。唉，小时候，还有你祖母照顾你，可是现在，你就这样一个人孤孤单单在外面，你爸爸呢？他怎么就一点也不管你？你看我亲手给你做了一件大衣，快起来试试看，暖和不暖和？合适不合适？”
梦中的母亲，年轻、漂亮而且慈祥，我钻到她的怀里，真是暖和极了。我看着她只是笑，一边笑一边流着眼泪，到后来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原来有这么一个年轻漂亮、而且这样爱我的妈妈啊。我被自己的笑声惊醒了，原来是一个梦，一切都是子虚乌有，只有那件大衣真真实实地盖在我的身上。
这一夜，我失眠了，在心里又做下了几句诗：
苦难中遇到救星
黑暗中见到光明
一件大衣带来了温暖
我仿佛又见到了母亲
第二天，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询问是谁给我寄来的这件大衣，父亲接到信以后同样非常惊奇。很久以后才来信告诉我，这是一位名叫陈联诗的女英雄给我寄来的。从此我动用一个少年所有的美好想象，来塑造这位被父亲称之为女英雄的陈联诗。要是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位母亲，那该有多好！
我第一次跟父亲去见“双枪老太婆”时，我已听到过很多关于她的传说，有的传得很神的，什么抬手不看就能“百步穿杨”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她心中充满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这也使得“双枪老太婆”与那些仅仅为了“老婆孩子热炕头”而参加革命的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她能水一般地渗透到各种人的需要里，她从绿林中学豪爽仗义，从工农民众中学质朴勇敢，从宗教中学天地大道，从商海中学灵巧应对……这些都使得她能够突破一般人的禁忌，得以在复杂的环境中如鱼得水游走自如。她的心胸很宽广的，你听说了那个玉手镯的故事了吧？那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宽宏大量嘛！
欣：昨晚我一口气读完了你的四本诗集，一本是《忆君》那是纪念你亡妻的；一本是《怀念家人》，在这本书里您提到华，她是您的大女儿吗？
林：是的，华是我和君的第一个女儿。在怀她的时候，一天有人报信给我们，有人要来抓我们。三更半夜的，又赶上瓢泼大雨，我们打起一把伞就逃了。当时交通没现在这么方便，我们走啊走啊，可是往哪里去呢？我们想到了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可到了他那里，他敢不敢接待？我们不知道。倾盆大雨中，我们两个紧紧地抱着一把伞，找了一个鸡公车，你懂不懂，成都的鸡公车？（鸡公车又名叽咕车。交通运输工具。据说是诸葛亮所创的“木牛流马”。结构简单，形似鸡头，一般长4尺，前装木制单轮，轮缘裹以铁皮或硬质橡胶圈。轮上部装有凸形护轮板，可坐人载物，车身后部有支架，便于停放。有燕尾形手柄，车夫以两手持之前推。分宽架、窄架两种。）我妻子坐着鸡公车，我在旁边跑着，到了我父亲的朋友那里，他对我们很好，把我们藏到了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刚住下，君就要生了，那里没有床，只能在身子下面多铺点稻草。接生要消毒啊，要酒精啊，什么都没有！孩子是生下来了，但是我们还要打仗啊，我们要离开啊，不能把小华带着走，就把孩子留给了当地的一家人。后来，华得了肺炎，现在来说，吃个消炎片或是看个医生就能解决问题。可那个时候乡里的人很愚昧，都比较迷信，他们全体都崇拜一个死去的木匠，坚信从他坟上取来的泥土可以治百病。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而是被迫吃泥土，女儿就死了－－才刚刚2岁。无可指责任何人，真的，就是无知。因为那些当地人都认为吃了取之于一个好人坟上的泥土就是能治百病。现在我一想起这件事还是很难过。
说到这他的声音消失了，我想那是消失在对孩子的思念中了。
欣：对不起，林伯伯，让您伤感了。
林：没什么，都习惯了。
我想，习惯痛苦，恐怕是近一百年来中国人的“现代化”经历之一。可痛苦应该是被习惯的吗？我决定问他那个我不敢问的问题。
欣：林伯伯，我昨天拜读的您的诗集《红和尚》和《老来乐》的时候掉眼泪了，您的诗中，您的书中，写了很多怀念，写了很多受磨难的内心，字里行间虽然平淡，但是人们能读出来您心中的那种汹涌澎湃。那么，正如你自己所说的，你的个性就是要强，您从小就很要强，有志气，自信，可是到了您的中年时却没有人理解您，认可您；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向别人解释、等待着整个社会对您的认可；您坚信自己热爱祖国，你不能不相信党，您知道您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好人。当别人没有理解您的时候，当你被当作“右派”而受到迫害，当你的孩子们因为他们的父亲而遭受了苦难的时候，您是否想过您的一生值得吗？如果您有一个来生，您会不会还选择同样的人生之路呢？
好几分钟过去了，林老先生坐在我面前，眼睛凝视着天花板，他的脸因痛苦而扭曲着。我没有要求他的回答。我知道无数的中国老人们都带着这个问题，企图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寻找一个明确的答案。
两个小时访谈后，我感到我走进了一个真正的林老先生。尽管我希望这个过程不会让他遭受太多的痛苦。我希望把一切都讲出来的行为能减轻他记忆中的重负。由于担心我们的对话会对他的血压和心脏有影响，我给他最小的女儿林平打了电话。那天晚上，林平给他作了检查。她对我的担心感到有些吃惊，因为自从接受采访以来，她父亲的血压一直保持少有的稳定。
林和君共生了7个孩子：除了死去的华，还有一个儿子和5个女儿。我见过他儿子三次，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腼腆，内向的人，而那几个女儿个个都是人才，真不愧是“双枪老太婆”的外孙女。豪气直爽的大女儿雪，热情文雅的二女儿波，艺术情愫的三女儿鹤，吃苦耐劳喜交际的四女儿芝，和才气横溢的五女儿平；当我问她们，由于她们的父母和外婆的激进行为带给她们那失去父母庇护的童年，她们有些什么想法，她们都没有抱怨。大姐姐林雪说，那时她和她的妹妹们都还太小，以至于根本没有什么是幸福的概念。当我问及他们如何评价外祖母和父母的革命事业时，“值”与“不值”把他们划出了差异；但是当我问她们，让她们过这种生活，受这种苦的一种最重要的实质是什么时，五姐妹一致答道：“历史”。
我们应该怎么把这种实质定义为“历史”呢？谁应当对此负责呢？
在林雪的一篇关于她外婆的文章中，我看到了以下的段落：
让我们来做一些假设：假设她没有爱上那个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激进青年；假如他们婚后没有去南京东南大学读书，或者是读书期间没有爆发“五卅”运动；假设她的丈夫在那场运动中没有成为学生领袖被特务追捕，最后不得不返回家乡；假设夫妻俩没有参与那场全川北的地方势力驱赶军阀的武装起义，或者是起义失败后他们从此远走高飞，而不是在华蓥山上与军阀打了整整十年……那陈联诗还会成为后来的“双枪老太婆”吗？显然不会。她也许会成为一个教师，一个学者，最有可能的，是成为一个画家－－这些都是她终身没有忘怀的初衷。
我知道林家五姊妹可惜的是这一切假设都不存在，而我也知道正因为这些假设的不存在，中国的二十世纪诞生了一个举世无双的“双枪老太婆”和造就了一位永不服输的林。
几个月后，我回到了伦敦，得到了一个从四川来的好消息：10月24日，四川省华蓥山游击队纪念馆正式开馆并对游人开放过的描写华蓥山斗争历程的文学艺术作品、华蓥山游击队英烈们的题词留言和革命诗抄等。
我欣慰地看到这部悲剧已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部分。我还得知林老先生现在已经完成了他的自传并正在西方寻找出版商。我祝愿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健康并取得成功。
感人故事 革命风雷－－读林向北同志传记有感
已经是91岁高龄的革命老人林向北同志，目前身体健康，精神矍铄。他成天伏案写作，正在整理一部即将出版的传记《往事难忘忆沧桑》。这本厚厚的著作，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了他从十多岁参加革命直到今天的整个人生历程，其中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直至改革开放以来的种种经历。书中人物众多，充满着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地方特色浓郁，语言生动流畅，真实地反映了地下党的斗争生活。
由于在长篇小说《红岩》中有着传奇色彩的“双枪老太婆”陈联诗是作者的岳母，而他们两个革命家庭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双枪老太婆”是这部书里的重要人物，这就大大增强了这部书的吸引力。
这部书，我读起来饶有兴趣，感到朴实真挚，一股炽热的革命气息迎面扑来。读过之后，使我于不知不觉之中，受到了一次难得的革命传统教育。
下面谈三点读后感。
第一，我感到这是一部非常珍贵的革命史籍。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所写的一些人，都是真人，而且不少是著名人物，例如“双枪老太婆”、江姐等，谁人不知？所写的一些事，都是真事，而且不少是重大事件，例如华蓥山武装斗争、渣滓洞白公馆的营救活动等，哪个不晓？许多感人的情节和新内容，别处看不到的，这里可以看到。所以，作为当时、当地的那一段历史来说，这部书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和地位。
通过这部著作，我们不难看出，向北同志算得上是川东地下党的一本活字典，一份活档案。
岁月匆匆，地下党的人和事，已经过去了六七十年，甚至七八十年。当时的许多人已经不在世了；当时的许多事已经被人淡忘了。在这种情况下，向北同志的著作，不是更加难能可贵、更加值得珍惜了吗？
在解放前，地下党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必须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掩护自己，帮助自己，才能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因此，在解放后，对那些为革命作过事尽过力的人，似乎也应该帮助他们一下，才说得过去吧？哪知，在“左祸”横行的年代，就不是这样，人家会给你加上“阶级立场不稳”、“社会关系复杂”、“觉悟低，跟不上形势”、“不像共产党像民主人士”等等罪名，将你“劝退”出党。作者的岳母“双枪老太婆”陈联诗；万县地区党组织领导人之一，著名书法家、曾任四川省文史馆馆长的刘孟伉等，都受到了这种处理。刘孟伉还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而作者本人和解放后曾任万县地区副专员的地下党人赵唯等，则早在反右时被打成了右派，其处境可想而知。
当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都得到了平反昭雪。可惜的是，这一天来得太晚了，许多人没有等到这一天，就已经不在人世。这不也是一段历史吗？不也有许多故事吗？不过这一段历史，已经很少有人去写了。可是在向北同志的著作中，却得到了如实的描绘，这也许是这部著作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和又一可贵之处吧？！
第二，这部著作有不可低估的艺术感染力，颇能令人读得津津有味。作者为什么有这个本领呢？原来，作者自幼就喜欢写作，不仅写文章，还写诗，随时随地都会露一手。早在《万州日报》搞地下工作时，他就用“光头”等笔名写了些文笔犀利的文章，以致引起当局的注意和追查。
60年代初，向北同志和他的爱人廖宁君被借调到四川省文联，专门整理他的岳母“双枪老太婆”的遗稿，并由向北同志执笔来写。他们花了整整两年时间，访问了许多人，完成了数十万字的整理稿，定名为《华蓥风暴》，被认为是四川党史、特别是武装斗争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这部书稿直到90年代才被整理成50万字的《“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2000年，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又出了另一个版本的《真实的“双枪老太婆”陈联诗》。
2008年，向北同志又以90高龄完成了他的另一部回忆《往事难忘－－一位参与营救渣滓洞战友的老人的回忆》。
从1982年退休以来，向北同志已经撰写了100多万字的革命回忆录，有20多万字已经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并获得好评。
经过长期的写作锻炼，如今向北同志已经是一位硕果累累的老作家了。所以，他的著作有较高的文学品位，是来之不易的。
在向北同志那一批地下党人中，能有这样一位思维敏捷、视野开阔、勤于笔耕、可以写书的人才，不顾年迈体衰，不辞千辛万苦，把自己的所经所历一一写成作品，使那些可歌可泣可敬可爱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得以永载史册，永驻人心，这难道不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么？！那些英勇牺牲的烈士，含冤逝去的亲人，不是可以含笑九泉了么？！向北同志艰苦革命一辈子埋头写作数十年，为后人留下了这样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为党为人民立了一功，是值得充分肯定和赞扬的。
第三，对于我个人来说，这部书还有它的特殊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作者和我同是川东云阳县人，而且我们所读的小学、初中，竟然是同一个学校，因此，书中所写的一些人和事，以及地名等，我也比较熟悉。只不过作者比我大七岁，我们只能算是先后同学罢了。
1938年，我在云阳县立东城小学读书（地址在书中所说的“文庙”），我校的余晓东（余国材）、韦溪成、沈道崇、湛廷举等老师，都是地下党员或进步人士，竟然都是作者十分熟悉的朋友。
1939年，作者已是中共云阳县委委员，我还在读小学。
后来，作者到万县随革命前辈、著名书法家刘孟伉在万县筹办一所抗大式的学校国华中学，而我则考入万县县立中学读高中，万中校长杨吉甫是著名民主人士，解放后曾任四川省文化局局长，而杨吉甫正是刘孟伉的学生。
解放前夕，作者在重庆为营救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志士而出生入死，煞费苦心，而我则在重庆大学读书，积极参加争生存争温饱的学生运动。
建国初期，作为西南和重庆市文联的领导人，沙汀、艾芜、邵子南大力支持把“双枪老太婆”的革命传奇故事写出来，正式出版，以教育广大青少年。邵子南还曾准备亲自来写，并出面将已被“劝退”出党的“双枪老太婆”调入文联美协工作，因而使她的处境有所改善。在这里，艾芜正是我的老师，邵子南则是我所在的西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台长。
可以说，我与向北同志一路同行，很有机缘。只不过，他一直在干革命，我一直在读书，我们一直未曾见面而已。但是我们殊途同归，最后都汇入了新中国建设的滚滚革命洪流。2008年底，当我与向北同志在成都第一次见面时，忽然发现我们之间竟然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总是说不尽道不完呢！
最后，让我们通过向北同志的几句短诗，来听听他的心愿吧－－
谁说中国人寿命短
我有幸活了九十一年
在漫长的征程里
我走过鲜花遍地的阳光大道
也爬过荆棘丛生的坡坡坎坎
我曾当过英雄好汉
也曾戴过右派桂冠
如今，春回大地，风和日暖
我过着幸福的晚年
让晚节保持不变
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后记
我爱好文学，年轻时在报社工作，除新闻报道外，也常常写一些散文和诗歌在报上发表。在地下时期的特殊环境里，作为党的驯服工具，党叫干啥就干啥，再没有机会握笔杆了。解放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与写作无缘；打入冷宫后除写交代检查与外调材料，无心也无可能再搞写作，几十年的爱好被迫中断。
谁知枯木逢春，柳暗花明，机会来了。
60岁了，船到码头车到站，成了剩人和闲人，原以为从此可以苟延残喘，颐养天年，谁知又不甘寂寞，被邀到一个党史部门去做义务工，发挥余热。应刊物约稿，写了几篇过去的战斗经历发表，反应还可以，有朋友劝我继续写一本完整的回忆录，我没有心动，认为自己不过是普通一兵，不值得写。
后来，小女儿林平从英国带回来一个见多识广的出版商，名叫托笔，他认为通过我的经历和周围的人和事，可作为了解旧中国的一个窗口，他非常诚恳而热情的鼓励我写出来，亲朋好友和子女们也一再为我加油打气，经过反复的思考，我的思想有些变化。
虽然自己的一生很平凡，但我经历的这个时代，我周围的很多人和事是不平凡的。他们有很多可歌可泣而且值得大写特写的故事。再说在黑白颠倒，人妖混淆的荒唐年月，很多人被弄得面目全非，我和我周围的人真面目到底怎样，也有责任向子女和后人说清楚，否则将遗恨终生。再说，现时也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那种祸从天降的恐怖年代过去了。社会安定，生活不愁，加上退下来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自己利用，我心动了。要写，决心要写下去。
按常理，我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但我不安分，不服老，也不甘寂寞。仍象地下时期养成的老习惯，说干就干。首先拟好提纲，关起门来，对着录音机，自己对自己讲故事，花了三个月时间，录了60多盘磁带，把几十年的往事在脑子里过滤了一遍。随后就开始写作。
八十年前的往事，那些人物性格，经历情节，时代背景，社会风俗习惯，以及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等等，要想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我的脑子尚清楚，记忆力尚好，加上一些历史资料的补充，总算没有半途而废。
解放初在重庆市文联，诗伯讲述她当年的故事，她晚上想，白天讲，连续不断，时哭时笑地谈了三个多月，累得吐血，最后病倒住院，不久去世。我在回忆往事时，每想到那些恐怖危险，胜利失败，生离死别，艰难环境，也是热泪盈眶，整夜难眠。我接受了诗伯惨痛的教训，总是尽量控制自己的情感，写写停停，停停写写，并用轻松愉快的事物，来冲淡和调剂那种紧张激动的心情。就这样，我比较顺利和幸运的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完成了解放前40多万字的回忆录。从我的幼年写到新中国的建立，其中以我们父子俩和诗伯母子俩的革命理想和情感纠葛为主线，写了我们两家两代人的成长过程和战斗情谊，以及周围的人和事，时代背景，社会现象的方方面面。
完成初稿，心情轻松愉快，认为是完成了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至于建国后的事情，我确实不想写了，因为那些叫人揪心的伤心事，一想起心里就很难过。写出来，既要刺伤自己，又要得罪别人，说不定又要带来一场灾难。最好安分守己，不去惹是生非，陪着儿女老伴，安度晚年，这是最佳选择。
就这样，停了数月，我一个字也未写。然而积压在心头的冤和仇，怨和恨，始终令我耿耿于怀，日夜不安。正是当我苦闷徘徊的时节，我读了季羡林的《牛棚杂记》，韦君宜的《痛思录》，马识途的《沧桑十年》，以及一些老同志写的回忆录，使我兴奋、震动，我将熄灭的心灵之火，又燃烧起来了。他们说：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不懂得也不理解五七年“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不知道这一系列糊涂事件是怎么产生的，更不知道由此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多么惨痛的灾难。他们说，在那荒唐的岁月里，出现了许多荒唐的怪事，滋长了许多坏人，也害死了无数好人。他们认为，这些血淋淋的怪事，理所当然的应当纪录下来，流传后世，避免悲剧重演，遗害子孙后代，他们这样想，也这样做了，反响很强烈，博得了世人的普遍赞扬。
可是，现实的情况又使人担忧，愤慨。
君不见：有些当权者顾虑重重，美其名是怕影响安定团结，强调既往不咎，实际上是怕家丑外扬，引火焚身，因而制造各种借口，设置种种障碍，不准写。
有些冤案的制造者，他们心中有鬼，怕暴露他们阴暗丑恶的灵魂，因而千方百计地阻挠，既不敢坦白，也不让别人揭发。
一些体弱多病的老人，有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写，写不出，也有的心存余悸，不愿自找苦吃，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想写，也不敢写。
因此，他们大声疾呼，寄希望那些活下来，健康条件许可、能说又能写的亲身经历者、受害者、旁观者，赶快行动起来，打消一切顾虑，把那些荒唐的怪事，说出来，写出来。否则将成为终身的恨事，并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人民的罪人，后代的罪人。
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怎不叫人感动啊。
人非草木，怎能无动于衷？在这些可敬可佩的老人鼓舞下，我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扉。心灵的伤疤，还时时阵痛，对照自己的灵魂，我感到羞愧：当年在地下斗争时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奋勇精神哪里去了？为什么到了晚年，却前怕狼后怕虎，顾虑重重，成了被人耻笑的胆小鬼？于是我决心拿起笔来，继续写下去。
就这样，像长江奔腾的怒涛，一泻千里，解放后的点点滴滴就像昨天发生的事那样，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几乎是一口气不停顿的把那些悲愤的往事倾泻在稿子上，第一篇写的就是《欲罢不能》，诉说我为什么要继续写下去的激动心情。在短短三个月中，从解放的第一天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写了近十万字。当我写完了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心情舒畅了，真正的我又复活了，高兴得彻夜未眠。
我写了自己的一生，也写了亲人和战友的战斗情谊，我歌颂了那些值得歌颂的人和事，也对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做了真实的描绘。我自信写的是真人真事，没有添盐加醋，没有主观臆断。至于其中的一些名字以代号为之，一是有意为之，二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本集子能够出版，我要感谢一切关心鼓励和帮助我的亲朋好友。女儿林雪、林鹤、林平，外孙女钟琳、刘江忆在为我编辑、校对、摄影、核对、查阅资料、打印稿件等方面，做了很多繁杂细致工作。黄振海、黄振国、曾大毛三位知名书画家精心为我作画题字、联系印刷，毕玺好友为我校阅书稿，重庆市文化界著名人士杨中岫同志为我题写书名。在此一并感谢。
林向北
2010年新年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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