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钦口述杨云龙撰写
我的1982
1982年，我三福临门：落了户，入了党，分了房。这一年，家属终于落了城市户口，我也入了党，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也是82年分的。
自从我们家从城苑村搬来后，一直住在单位的平房。当时单位一共盖了十套这样大面积的房子，给领导预备的。其中有两位领导不愿意上楼，愿意住平房。后来分房的时候，我们的老书记张德宽说，分房委员会研究了，这个大房子，只能给主任工程师级别的，给别人有意见。我当时是主任工程师，还没当所长，他们想把这房子分给我一套。分房委员会的邓大同，还有工会主席王云飞，找到我，说给我房子这件事。我说，我在平房住的挺好，不想搬了，我现在住一间半，干脆再给我一间半，变成三间，宽敞点就行了。他俩先后找了我两次，说，你就住了吧，只能给你，给别人都有意见。这样，我才搬进了这个房子。
我这一辈子，操心最大的事就是家属落户，除此之外，家里其他事，我没怎么操过心，都是我老婆一个人在操持。我工作期间，什么也没争过，像评职称呀，当领导呀，什么都没争过，一切顺其自然。我59年参加工作，60年出野外，60年年底，上级给了我们队三个提级的指标。当时刘庆兴是书记，周锡文是科长，部队转业来的，他俩合计，这三个指标给我一个。后来有人提出，当年一共来了11个大学生，给我一个人提级，其他人有意见。后来就没提。那时候我还在野外，根本不知道这事。等我回来，刘庆兴和周锡文先后跟我说了这事，我说，我现在刚参加工作，提级的事情，想都没想过，先干好工作，以后再说吧。
我当所长后，也曾经主动放弃了两次比较大的荣誉。一次是部里调查咱们单位谁最先进入黄淮海地区工作。那时候找水，我是最早进去的。但是大家争的特别厉害，都说自己是最早的。就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水勘院来了一个电话，催问到底是谁，要最后报名了。我果断的说：连克。我话一说出口，谁也不争了。因为连克发明了音频大地电场仪，功劳比较大，所以就报了他。其实大家都差不多时间进入，相差不过个把月。大家一看我这个所长都放弃了，别人也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还有一次是上报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按说我也够资格，但是最后一次上报的时候，因为指标有限，我也主动放弃了，不去争这些东西。
人要是争，也能改变一些事情，但是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所以，我都是顺其自然。该是你的，很自然就得到了。不是你的，不要争，争也没用。单位有人说，老孙没争这个，没争那个，到时候什么都有了。想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有惊无险的一次“病危”
1987年4月，水勘院组织所有的下属单位，在咱们单位开现场会。我在后面坐着听会。会议中间，我突然感到肚子难受，就自己要了个车到二医院。到了医院一检查，马上来了个病危通知书，直接送到单位传达室了。大家都非常惊讶：刚才还在这里开会呢，怎么突然来了病危通知书呢？
我这病大概也有十来天了，胃里一直不好。到医院后，初步检查是胃溃疡，因为大便是黑色的。由于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单位就轰动了，跟医院方面说，这是地质部的专家，这个单位是找水的，作用很大。院长一听这话，觉得自己做不了主，向保定市卫生局局长作了汇报，卫生局把其他医院的大夫也叫来，还请了北京的专家一起会诊。医院方面也纳闷，怎么突然住进来这么重要的一个人。
会诊的结果是，决定剖腹探查，看看到底是什么病。在肚子上开个口子，两边用钩子勾着，发现胃有一点出血，于是做手术，把胃切了三分之二。要是现在，用胃镜就行了。治疗胃溃疡，需要白蛋白，当时医院没有，程坤生到石家庄托熟人买来。
当时还在开会，领导不断的去看望。所有的研究室都送了东西，全部是水果罐头：苹果、桃。等我出院的时候，把这些罐头装了两提包，送给了大夫。
那时候，二医院的院长是抗美援朝的医生，聊天时跟我们讲，抗美援朝那会，缺医少药，没有条件，好多伤员要是棉花稍微好点，也不至于死掉。往前方运的一些医药，让奸商换了不好的，铁锹也是用破油桶做的，一整就崴了。所以，这也是国内当年搞“三反五反”的一部分原因。一方面，号召人们捐献飞机大炮，一方面，三反五反。
我住院期间，很多同事轮流到医院值班。当时厉新民是部队转业，刚来单位不久，来医院值班，每时每刻都在观察我的行为，什么时间咳嗽、大便，写的可详细了。我说，你记录这么详细干啥？他说，我们部队对首长都是这样。我说，我算什么首长。
我当所长期间，单位只有一辆伏尔加车。我规定，这辆车，除了我到北京出差办事，其他时间，让咱们的老书记、老专家坐，像方鸿慈他们。如果遇上到外面办事，比方说看电影什么的，我就跟大家坐大卡车。厉新民看不惯，说，你不能坐大卡车，你得坐小汽车。我说，就一辆车，给老专家坐吧。
出差与休假
当年，出差和休假的规定特别严格。一般情况下，出差不让坐卧铺，除非是晚上，领导批准，才能坐卧铺。如果批准了坐卧铺，但是你买了硬座，回来报销，还是按照卧铺票价报。为什么批准了卧铺还要买硬座呢？目的就是省下钱来，在火车上买只烧鸡吃。那时候的烧鸡，不如现在的嫩，咬都咬不动。王景愚演的那个哑剧《吃鸡》，把鸡用钉子钉在桌子上，用手抻着，还抻不断。这个剧演的很生动。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也来源于现实。那时候的烧鸡，确实硬的咬不动。
单位搬到保定后，规定晚上八点钟以后出差，可以坐三轮车。之前我们到车站，都是走着去。
我参加工作后，在内蒙的时候，基本上两年回一次家。因为回一次家不容易，光路费就花不少钱，我把路费邮到家里，还能解决点实际困难。单位搬到保定后，我基本上也是两年回一次，每年21天假，来回路上就要走三四天，很不方便。
那时候探亲假很严格。有的人家住北京，平时去北京出差两天，如果回家住，探亲假就要扣掉两天。所以去北京出差的时候，人家就在招待所挂个号，回家住，回来再报销，这样就不用扣假期了。
我们单位有个职工叫张凤山，北京人，他应该休假21天，去请假的时候，人事部门调查他：你去北京出差好几次，就没回家住过？当时我俩经常在一起出差，我给他作证明。我那时写日记，就把日记给人事看，证明他确实没回家，我俩一直在一起，就这样糊弄过去了，人事把假条批了。他拿了假条，心里还是不踏实，睡觉到半夜，寻思着，还是赶紧走吧，免得夜长梦多，天亮了领导再反悔，又走不了了。于是半夜就跑到车站去了，在车站冻了半宿，天亮才上车走了。
我的爱人和孩子
“爱人”是当代新名词，属于对老婆的爱称，我们老家就叫“媳妇”。要想找个对象叫“说媳妇”，结婚叫“娶媳妇”。当年在农村，家家包办婚姻，男女双方要想成婚，首先由双方大人相看，认为合适就定下来，而男女主角只能到“娶媳妇”那天才能见面。前面已经谈过，我的媳妇就是这样娶过来的。这样的婚姻形式，当然谈不上爱情。但是我的爱人为了支持我的工作，为了我们这个家庭，委曲求全，劳苦劳累了一辈子。我们结婚70年，在一起的时间只有35年。
我结婚时还在念书，家里的一切活计，做饭、下地、照顾老人，她都承担起来。每年秋天收割时，捡点粮食卖点钱，还要供我读书。我俩一共养育了三个孩子，两女一男，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老小也是个女儿。因为我回家少，所以三个孩子年龄相差都比较大，老大跟老二相差十年，老二跟老三相差七年。这三个孩子，只有生老三的时候，我在身边，其他两个出生的时候，我都没在。
生老大的时候，大出血，差点要了她的命。我在长春念高中，回不去，家里有嫂子们帮忙照顾。生下来后，亲戚们送了一筐鸡蛋，但是家里也不给她做。身体稍微恢复点就开始为全家做饭、下地干农活，累得勉强坚持下来。一次干农活时不小心手背受伤出血，自己也不吱声，手肿了，后来又连上腋窝淋巴发炎，肿个大包，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出了不少脓水，才引起家人的注意，找来大夫看。农村治病大部分都是土方法，当时有一位叫“刘大膏药”的医生，配了膏药贴上，十余天后算是好了，但手背和腋窝处都留下了疤痕，手背更是留下后遗症，岁数大了以后，冷天、阴天都会痛。
媳妇在家里的地位本来就低，我又不在家，她的地位更低，只能傻干活。孩子也不能跟其他孩子一样，有了吃的，都让孩子离得远一点。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年我回家，那时候我爹还在，住在外屋，家里来了客人，我大女儿往外走的时候，头要扭到一边去，不能看桌子上有什么吃的，就这样教育孩子。
生老二时我刚参加工作，没机会回家，我爱人的妹妹来伺候了几天。赶上国家困难时期，没什么吃的，每天给孩子熬高粱米粥喝，连糖都没有。偏偏这时她又得了一场大病，胃痛的厉害，东西也不敢吃，喝水都扎心痛。孩子饿了要吃奶，就往她身上扑，孩子扑在身上痛得她直叫，孩子饿得直哭。她生病后不能吃东西，瘦得皮包骨，哪里来的奶水呀！大女儿只好在中间拦着，可怜一家三口就这样被病痛和饥饿折磨着……
后来听说7里外的大王屯有一位能治这病的大夫，大女儿就去请医买药，一次只能买三天的药，药名叫“胃友”。老天保佑，十余天后慢慢好了，能吃东西了，真是大快人心。当时她病成这个样子，村里人让她写信叫我回来，她说不用回来，我能好，不能影响他的工作。
一切危机过后，她还得想方设法过日子，当时大家一起过，但嫂子们都不满意，于是分了家，只分得一升小米、两只碗、两双筷子，还有点别的东西。自此开始过着流浪的生活，她妹妹家、哥哥家都伸出手来，东补西贴，就这样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处处节俭。好在这时生产队分的粮、柴基本够用，甚至还略有节余。
当时我虽然已经参加工作了，但是也没多少钱，要是回去的话，这点工资都花在路上了，还不如把钱邮到家里。所以我把钱寄回去，人没有回去。我大女儿特别懂事。她在秀水上中学时住校，一个礼拜吃一顿白面，每次每人分两个馒头，她舍不得吃，等星期六回家，把那俩馒头带回来，给她妈和弟弟吃。
生老三的时候，赶上文革，单位没事，我就回家了。没有文革，还不能回家。那时候条件稍微好点了，我回家带了饼干。我是提前一个月回去的，生了以后，又伺候了两个月，一共在家待了三个月。孩子生的时候，也是捡了一条命。那时候都是在家生，有接生婆。接生的时候，不是顺产，而是腿朝下，好久生不出来，羊水都破了，流完了，孩子还没有生出来，很危险。离我们村很远的一个村，有个接生婆，有经验。我赶紧借了辆自行车去接，到了之后，大早上的，人家正在地里干活呢，一听说难产，挺热情，坐上自行车就来了。到家一看，不行，得赶紧生，羊水都没了。这个接生婆有经验，给接生出来了，但生出来没气，她拽着孩子的腿，头冲下，在屁股上打了两下，这才“噶”一声。接生婆说，这下有救了，没事了。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要是没有那辆自行车，就来不及了，要是我没回去，这孩子的命也难保……
我家的三个孩子，全靠我爱人一个人照顾，我常年跑野外，基本上顾不着家。她一个妇人家，也没多大能耐，吃了很多苦。家在东北的时候，一年养一口猪，养这口猪也不容易，费老大劲儿。过年的时候杀掉。结果，这只猪的一半多，都得给村里的干部送去。为什么呢？因为一年到头我不在家，人家帮了不少忙，什么事都离不开人家。比方说分粮，谷子一扬，饱满的落在这边，瘪的落在那边。该你分了，如果给你装瘪的，那就差不少。你家里没人，给你啥是啥。所以，杀了猪先给村干部吃，人家照顾你了。剩下的，还要想办法给我留点，我过年回去吃。
那些年回去，也带不上什么好东西。文革的时候我回家，在车站偷偷买点花生。也不敢多买，买的多了带不上火车。文革时上火车，所有的行李只能一只手扛着，另一只手要拿着“语录”，边上火车边喊语录：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样才能上车。过年回家，买几把花生，到家也舍不得吃。亲戚朋友来了，给这个一把，给那个一把，自己也吃不到多少。那时候的花生真香呀，剥开壳闻着都香。我现在吃花生，感觉都没有花生味了，没有那时候好吃。
72年搬来保定，刚开始住在郊区，也遭了不少罪。我从单位的集体宿舍搬出来，一家人虽然住在了一起，但是当时正是山区找水的时候，我天天在山里跑，很少回家，也顾不上照顾他们。刚搬来不久，有一天夜里睡觉，墙上掉下一只壁虎，把我爱人吓病了，起不了床。我当时在山里找水，回来照顾她。也没有条件治，慢慢养好了。
后来，房子主人回来了，不让住了，把我们赶了出来，不得已，才搬到了单位的平房。在平房住，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年过年，我买了点肉，买了只鸡，还有其他一些年货。因为只有一间房，冬天屋里生个炉子，住五口人，所以就把东西放在了屋子外面的屋檐下，上面用一张破席子盖着，两个砖头压着。当时不是我一家这样，家家户户冬天储藏东西都是这样，放在外面冻着，屋里不能放东西。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出去一看，东西被人偷了，肉也没了，鸡也没了，过年的那点东西，都没了。当时没有看大门的，我还住在第一排。那天不是三十，就是初一。我一看老婆还没起，在床上躺着呢，我就回屋里，坐在床边，脑子里反复想，要不要说，怎么说，说了会怎样，不说又怎样，说了人肯定不行了，不说又瞒不住。心里那个纠结矛盾呀，我犹豫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最后决定还是得说，就一点一点的透露了。
我老婆听了之后，果然没起来床，年也没过好，为这事还生了一场病。这就是那个时候的生活，一个人的支撑能力多么脆弱，就那么一块肉，就能生一场病。后来，过完年了，好长时间才缓过来，总得过日子吧。
一直到82年落了户，有了票证了，日子才慢慢好起来，最起码吃的不像以前那样紧巴巴的了。有了肉票，可以买肉了，每次买肉都是我去，我老婆总嫌买的不好，不是皮，就是肥肉，怎么不挑块好肉呢？总说我。有一次又要去买肉，我说，这次你去吧，地方你也知道，这样买回来你就不说啥了。她拿着肉票去了，去了就排队，还赶上下雨，挨了浇。轮到她，买回来的肉还不如我的，更糟，她不说话了。
人家卖肉的，要是见到一块瘦肉、五花肉，给自己人留着呢。他当着你的面，把好肉割下来，往柜台底下一扔，你也没法。大家心里都明白，买上啥是啥。我老婆在家，不知道这个情况，怪我不挑一挑。挑也没有好的，再说也不给你机会挑。所以我们就说，以后孩子别上大学了，卖肉去吧，念了大学，还买不到肉呢。那个年代，站柜台的吃香。
那时候食堂有个炊事员，盛饭的时候，眼看着勺里有块肉，他抖一抖，把肉抖下去。我就在大会上批评他，我说，你这一勺没肉罢了，有肉你还抖下去！我俩关系好，说他也没事。
我当所长后，生活还是比较困难，因为我老婆没有工作。当时单位有两个家属工名额，就安排她在单位打扫厕所，一个月也能有点收入。打扫厕所，还有人告状，告到水勘院。因为当时需要解决户口的人很多，不止我一个人的家属是农村来的，地质上挺多的，人家也要解决，没有解决，就告状。政治处来人调查，在大会上说，孙所长老婆打扫厕所，还有人告状！人家有的人当了队长，把老婆安排到办公室、收发室，有的是。
我老婆在单位扫厕所，连个手套都没有，冬天手上裂的都是口子。那时候的小红楼已经成了单身宿舍，大家把剩饭菜往水池子里倒，这儿也堵，那儿也堵，天天收拾清理。
1992年腊月二十七，马上就要过年了，我老婆突然身体不舒服，发烧，吃了药也不管用。第二天，她坐在沙发上，突然肚子疼的难受，表情非常痛苦。我赶紧去找单位卫生所的小王大夫。他来了一看，让送医院，也巧了，正好他认识一位第一医院的大夫。那位大夫刚刚退休，但是因为要过年了，年轻的大夫都走了，他代值班。我们去了之后一检查，胆结石，必须马上手术。那时候大夫少，年轻的大夫放假走了，退休的有名望的老大夫反而在值班。于是开始动手术，切开之后，果然看见挺大的一块石头，用炉钩子敲，当当响，当时如果破裂，就特别危险。有一位麻醉师，也是老大夫，麻醉的特别好，整个手术过程一点都不疼。他信佛，手术的时候念经，让菩萨保佑。大夫们都是有经验的，手术很成功。过年住院的也少，没有干扰，住了十四天，我基本天天守着，恢复的很好。要是没有小王大夫认识第一医院的那位大夫，我老婆也就不行了。这就巧了，该有这个命，又多活了二十几年。
后来我一直想，如果我参加工作之后，早早的把家属的户口落上，我老婆也不会吃这么多苦。59年大学毕业来到这个单位，一直到现在，没有离开过。我人比较老实，听话，凡是上面布置个任务，我就很认真的去做，完成的比较好。所以，几次工作调动和家属落户的机会，都没有赶上。如果不老实，调皮捣蛋的，领导早让你走了。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事情太多了。自从55年我上大学起，一直到文革结束，运动一个连一个，从没断过。上班后，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常年在外跑，跟家人也是聚少离多。六七十年代，中央提倡“先治坡，后置窝”，广州大江坪有个矿场，那里是“先治坡，后置窝”的典型。七十年代我去参观，山坡上搭个工棚，人就住在里面。党委书记的办公室也在半山腰上，我们进去参观，外面下着雨，脚下流着水，上面有张床，书记坐在床上，就这么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
后来，我开始反思，人老了，最终还是要回归家庭。工作当然要干好，但不能当工作狂，家里事事不管。家里事事不管的话，孩子没有教育好，老婆身体也不好，家里弄得一团糟，当你老了，有病的时候，还是得靠家里。所以，该照顾家就要照顾家，该照顾孩子就要照顾孩子，不能因为工作而不顾家庭。道理很简单，比如说，你当了一个单位的领导，你死了，新领导第二天就上任，但是家里怎么办？所以，家庭和工作要平衡，甚至有机会的话，要多照顾照顾家庭，多陪孩子玩一玩，多陪老婆聊一聊，这都是很好的。年轻的时候事业心强，不注意这些。只有把家庭照顾好，才能支撑你工作搞好。当年我们没有家庭的概念，没有考虑家庭的问题，现在我和一些同志们聊起来，就劝他们，家庭要搞好。
1972年夏天在自家门前合影（拍照：吴俊雄）
2005年8月2日于家中合影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