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景明
八十年代，殃及几乎每个家庭的文革刚过去，邓小平复出，大众松了一口气，以为否极泰来，中国从此走向正路。而今，这个时期及后来出生的中国人，大多数对文革认识模糊，以为是一场走资派和造反派之间的斗争。轻飘飘一字“前三十年”雾霾一般，遮蔽了一段整个民族误入歧途的惨痛历史。一代人的历史健忘症并非始于此时。五十年代，近代中国历史上伤害最大，时间最久的一场战争才过去几年，“从此站起来了”的中国人锣鼓喧天声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奔跑，社会翻开崭新的篇章。对日寇的仇恨，对“蒋匪帮”的斥责，代替了对历史的探究，对战争的反省。待到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许多幸运地躲过战火的一代人，才惊觉自己对抗战的了解肤浅且偏离事实。我们受到的教育中，缺失的不仅是真实的历史，而是历史展现的是非曲直，是挫折与痛苦唤起的对人性与制度反思。
王鼎钧这本书“记述由一九四二我前往抗战后方期，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位置，我对中国社会所做的见证”。他称之为“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之后与生命对话”，不仅给我们留下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真实记录，更是启迪思想，开启智慧的读本。
流亡中学
山东1938年沦陷，在家仇国恨的驱赶下，年轻人留下还是离去，对大多数人而言，选择很明显。千叮咛万嘱咐后，告别，上路，《昨日的云》在这里合上最后一页。少年这一去好像断线的风筝，父母的牵挂、游子的思念无处寄托。和王鼎钧同时从山东逃到安徽阜阳的学生以千计。1937年，日军大举侵华，国军节节败退，民众开始大规模逃亡。几百万难民向西南，西北撤退，其中有数十万青年学生。“流亡是一种潮流，流亡青年千万百万，流亡很苦，很孤独，有事业壮烈，危险”。
成立流亡中学是国民政府是政策，国民政府教育部自1937年12）月起，筹建收留沦陷区和战区学生的学校。由政府负担学生的教育费用及生活费。书中引用陈立夫的回忆录《成败之鉴》说他不顾行政官员反对，批准了救济战区青年的方案。由国库支给贷金支持青年人上学，五万多名中等学校的学术赖以完成学业。流亡学生后来多达20多万。“这一笔庞大的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真有点难以置信，需要查证。捉襟见肘的国民政府将年轻人的教育看得很重，则是事实。抗战期间，“弦歌不缀”成为官民共识。
流亡学校不仅为逃出敌占区的青年生提供教育，也给了一条生路。于是成为远方的一盏明灯，不愿做亡国奴的年轻人，收拾行装，冒着被拦截的危险，投奔过去。
流亡中学一共22所，按成立的先后秩序排名。王鼎钧进入的第二十二中是最后被政府接纳的一所。学校的创立者乃二十八集团军司令李仙洲，山东汉子，一位抗战期间出生入死，战功煊赫的将军。战争打起来，中日军事力量悬殊，西方国家态度暧昧，政府中不乏与日本讲和的呼吁。李仙洲这样的军人则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誓不投降。建立流亡中学，表现出长期抗战的恒心，中华必胜的信心。“青年是麦苗谷种，春种一粒粟，秋收万担谷”，他以自己的信念和行动在驻地安徽阜阳说服当地士绅，得到他们的支持，成立流亡中学，收容山东逃出的流亡青年。
学校收容了二千二百人，校门口一副对联：“培养国家元气，拯救陷区青年”，横幅为：“众志成城”那是抗战时期最响亮的一句口号。高昂的斗志填不饱肚子，抵挡不住寒风。“那时我们生虱子，长疥疮，喂蚊子，冬天穿着单衣挨冻，蹲在风沙中吃‘抗战八宝饭’”。这种参杂了稗子，沙子，虫子的“八宝饭”，也不够吃。艰苦的生活比起长途跋涉，已经算好日子。
读抗战时期民众的回忆录，感觉一部抗战史，好似一部逃亡史。书中提到同学的家长经历录抗战史上最悲惨的一次撤退，黔桂大撤退。“百万难民沿铁路线逃走，一路上多少人冻死，被土匪打死，从火车上掉下来摔死”。“人流从名将张发奎眼底经过时，这位铁汉潸然泪下”。两年的流亡中学生涯，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路上。作者称之为“跟着摩西渡红海”。从黎明到昏夜，没命地奔，走着走着睡着了，眼睛闭着，脚在走。
战争与人
冬天到，寒衣未到，学生穿着单衣，咬着牙。“冷和饿，是离家的年轻人在战争中学到的最深刻的哲学”。两年中，王鼎钧得到的教育更多来自战争的环境。
他对战争的见闻，有别于我们从电影小说那里看到的是非，爱憎分明，好人坏人清楚的故事。“战争是什么？是离别，是劳碌，是疾病，是饥饿，是欺骗，是殴打，甚至是死亡。但是，战争有是什么”是忍耐，是锻炼，是担当，是觉悟，是热情，是理想。”战争中，成功抑或失败排除了怜悯之心。
“日军对焚毁村庄有极大兴趣，似乎像孩子过年放烟火一样着迷，他们所到之处必须留下焦土废墟才算不虚此行。那些木头建的百年祖居，转眼烧光”。这些日本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同样受到爱与尊重的教育。战场上，敌人的土地上，心中曾经有的天使不见了，魔鬼被释放出来。
训练他们的教官伸出五个指头，说四个，你必须说四，他说六个你非得说六，“这就是救国秘方。绝对服从！无理服从！黑暗服从！”服从的代价，除了敌人的残忍，还有我们自己的残忍。人人应当吃苦，不必管人他人疾苦。战争轻视人命，不仅是敌人的人命。抗战是血写历史，不仅仅是同志的血，也不仅仅是敌人的血。“抗战！抗战！你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隐痛”。
1944年，蒋介石发表从军文告：“凡是立志革命，决心报国，来与我共同患难共荣辱，来做我部下的青年，我必与之同生死，共甘苦，视之入子弟，爱之如手足”…王鼎钧读到这里大哭起来，决定投笔从戎。历史这样记载：抗战后期，情势艰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倡导“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一部分应征入伍的青年学生加入中国远征军，参与滇西缅北战役诸役，荣立战功。另一部分青年学生被编入青年军的十个师。1945年8）月日本宣布遵照《开罗宣言》无条件投降，青年军继而转入国共内战的战场，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中失利，许多知识青年战死沙场。
王鼎钧幸而活下来了，随国军逃亡台湾，再远走异邦……
战争中的农民
抗日歌曲《游击队歌》绘制人口，传唱至今。中学时歌咏比赛，每个班级唱一首自选歌，一首指定歌，就是它，至今还记得这首歌将我带入的高昂情绪。“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70多年来亿万人这么唱，大概极少人会去想：可能吗？王鼎钧在《昨天的云》里，已经描述过给游击队送给补养，还得受凌辱的农民。就连他自己也直到七十年代，才觉悟到农民在战争中的付出。沦陷区遍地游击队，分别有共产党，国民党，土匪“立地成佛”，五花八门。这些人吃的和穿的，都是老百姓送上去，称之为摊派。游击队员每天要吃饭，不只一餐，故摊派天天有，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作者看到一份资料，说抗战后期，河南有两百四十多种摊派，名目稀奇古怪。正规军队给及，也主要来自农民。军队扩建，军费不足，“大兵的待遇很低，政府只能养他们一半，他靠不法手段来取得另外一半，坏习惯被纵容，贪念就止不住了”。汤恩伯在河南成立的挺进纵队，属于地方武装，政府不发军饷，“就地取财”。这样的挺进纵队有五十个之多，老百姓认为他们比日本人还坏。当时有夸张的说法：“宁愿日军烧杀，不愿汤军驻扎”。可以想象，加入这些纵队是人，应当有许许多多是为了拿起武器，和日本人去拼命。所有的雄心壮志，都抵挡不了饥肠辘辘的无奈。
替危难中的国家尽义务，天经地义。本来就不事生产的学生没什么可贡献的，农民不同，全国人要靠他们种出的粮食生存，他们必须无私奉献。而战争中树立的绝对威权向没有权力、只有义务的农民夺取时，往往没有约束：“人民的忠诚度越高，执政的人在下达命令的时候越容易掉以轻心，草率从事，统治者的权力越大，他的左右亲信越容易透过服从的方式窃取自肥”。作者提到共产党善于与群众结合。他们一方面也必须由百姓供养，但队伍深入民众之中，平等待人，这一点，打动了百姓，成全了他们。
战后，一位美国军事顾问到沦陷区和战区视察，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几乎忘记了农村。农民贡献最大，战后对他们照顾最少；学生则备受瞩目，实则没有多少贡献。战争胜利后，一直到共和国成立，到中国崛起，农民一样是垫脚石。政府和社会的眼光，一贯地向上。
抗战、内战
热血青年参军报国，父母难以舍割，忍泪送上征尘。加入国军、共军，完全是机缘。“人人以为殊途同归，谁能预料到这一步跨出去，后来竟是刀山血海，你死我活”。“可怜的老百姓，可爱的青年，他们怎能预料，他们以后用很多很多时间互相厮杀”。过年前读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我第一次理解这个简单，荒谬而残忍的事实，好像开了脑洞。两位作者打开了历史的这一页，再翻到下一页，将看到那些投笔从戒的爱国青年，因为加入的是国军，如果他们去到台湾，在那里终老，不问活得如何，即便终于活到可以重返故乡，多半只能去爹娘的坟前去跪拜，去哭诉几十年的思念。要是留在大陆，参加过蒋匪军的历史是一口黑锅，他们自己背上，子女也得背着。对普通士兵而言，战胜战败，殊途同归。
我们这一代人头脑中的抗战历史关键词频率最高的大概是：“日本鬼子”，“杀光、烧光、抢光”，“卖国贼蒋介石”，“八路军”，“地道战”，“地雷战”。2000年后，社会上出现“关爱老兵”的民间组织。今已老迈，因为“历史问题”而受屈辱，生活在贫困中的国民党老兵，一下子受到关注，虽然没有人向这些过去的功臣道歉，迟来的尊重已经令他们受宠若惊了。
“正面战场”这个字在不知不觉之间令人明白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不仅仅是八路军和游击队。抗战中牺牲的将军，国军超过200
位，共军有一位。抗战时的国民政府所在地陪都人尤其敏感，拍下纪录片，国民党军队首次以正面形象出现。更有六十多位民间人士集合起来，花了两年多时间，画出80米长的长卷“浩”，用历史图像颠覆了教科书。
改革开放以前，大陆中国人接触到的资讯和文字及影视作品中，国民党军官一向以反面角色出现（想来台湾人看到的共军也一样令人厌恨），到2000年后，电视屏幕上渐渐地出现了国军中的正派人物。王鼎军为我们描述的，是真实的个体，他用了不少笔墨记叙细节，告诉读者李仙洲“不烟不赌，一向追求秩序，服从权威，处事开明公正，是我们心目中的标准军人”。他引述蒋纬国主编《国民革命战史》，写到常德会战。国民党“守军弹药用尽，以木柄铁矛守城拒敌，把阵亡官兵的衣服脱下来穿在稻草人上，迷惑敌人的空中侦察。十二月十三日，国军吧日军完全击败，城内只剩下余程万和三百残兵，满脸血痕。余部的三个师长都阵亡了”。
另一个令我惊讶的情节是国军试图收复山东，遇到的抵抗除了日军，也来自在另一种旗帜下武装起来的中国人。一九四三年，山东沦陷已经第五年。“西望南师又一年”，终于盼来了国军入鲁。这其实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孙悟空进入铁扇公主腹中。事前张扬，日军和共军（可以说敌方与对方），早就有所准备。
“入鲁并不顺利，日军出动空军和装甲车截堵，共军也倾力伏击。日军共军本是敌手，但在防堵国军入鲁一事，理异心同，彼此各行其是，不谋而合”。“杨虎城大军又河北南部紧急投入鲁西战场，伏击成功，李仙洲终于无功而还”。
“那时在山东，不论国军共军，面对敌人的时候，背后已无朋友”，腹背受敌。
山东的战局是中日对抗加国共对抗。作者查阅国共双方出版的山东抗战历史，到后期，书中所记几乎就是国共战史。抗战胜利，山东境内亲国民党的势力几乎全
被消灭，通往东北的道路由共产党控制，于是战后到东北接收共军捷足先登，加上苏联违反国际协议，用接收的日军武器装备共军。一个山东沦陷区的输赢，关乎后来中国的命运。对沦陷区的百姓，乃至游击队，目标都是赶走侵略者的两大势力的互斗，什么主义，意识形态扯不上关系。
抗战胜利，兴奋是暂短的。多年煎熬之后，终于盼来了抗战胜利，终于可以再见久别的父母乡亲。他的家八年沦陷，现在沦为另一个惨烈的战场，这回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厮杀。流亡中学二十二中的两千多学生中，只有几十个人回到山东。王鼎钧的父亲托人捎信，让他一定不可以回去。流亡学校是国民党办的，他的家乡此刻是共产党的地盘。这是王鼎钧的叙述中最令人动容的情节。
许倬云在《历史大脉络》（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中，沉重慨叹道：“抗战期间，中国茹苦含辛，撑过了空前的灾难，后世的中国人为此哀恸，也永远不忘！“这八年苦战，中国已经精疲力竭”“伤者未起，死者未葬，军人不能解甲复员，又卷入国共内战，自相残杀，达五年之久”“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日本侵华巨灾，其后遗症远未有尽期！”“今日撰写本章，强压心中悲恸。少年时期所经历种种，不断重现眼前，唤回的血光泪痕，如锥心泣血，不能自已！盼望今日此书读者，八年巨灾长记在心，任何战争，都是灾难，愿我子孙，永远远离战祸”。
与生命的对话
作者尽可能用诚恳的态度对待过去是这本书的独特之处。追溯细节，不试图去讴歌什么批判什么，不放过并不光彩的真实。他告诉你到后方读书救国的年轻人，不到三年，怒火转移对象，搞学潮，尽职的师长成为打击的对象。书中描写应征入伍的青年学生“借着军服，好像伸手就可以够着国家，抬腿走得进历史”，尚未做出牺牲，便趾高气昂地对待百姓。
四十年后，作者才意识到，他们当时接受的教育，认为只有对国家的责任，没有对老百姓的责任。“目睹蝗灾，水灾，触目皆是灾民，师生并没有几天出动帮助灾民行动”。“我们只想到自己：我是爱国学生，应该得到尊重；我是流亡的孩子，应该得到同情；我是兵，应该得到供应”，“一九四九年以后，“外省人”逃到台湾，用同意的心态和当地人相处，受到教训，才有一系列的反省、修改”作者不断反思自己的思想行为，记录战乱中一所流亡中学坚苦卓绝，描写了人性可爱和不可爱的两面。
与生命对话，令作者思考生命的真谛，人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很多年后我才知道，人不是机器上的螺丝钉，人是交响乐队里的团员。团员一定要服从指挥，但他离开乐团仍然是音乐家。而螺丝钉，若是从机器上脱离，就成了垃圾。”人在群众之中容易迷失自己，产生幻觉。会有“既自卑又自负，既伟大又渺小”的情怀。
作者纵有天赋才情，苦心劳力，写作是时机不再，无法成全一部可以传世之作。两岸人民的交往通讯被人为阻隔30年后，终可互通鱼雁。一九八二年起，连续四年，作者对大陆“展开连续四年的通信搜索”。各地的“侨办”重视台湾同胞的请求，将二百多封无法投递的信件递到收件人手中。那时视为当然的工作，今天听起来就是奇迹。可以想见那些垂垂老者接到50年前同学少年来书的激动，他们的回信成为这本书重要的素材。
如有天助，王鼎钧幸在为时已晚之前，联络到他们。王鼎钧念念不忘父母养育之恩及其教诲，对自小教过他，影响过他的师长同学也一一记在心间。远走台湾、美国，却始终等待回报的机会。他寻访故人，并非只为写书。对那些失散四十载后，得到鼎公书信，收到他寄来的钱和录音的乡亲故友，这意外令他们何等动容，一字一句凝聚的情谊足以慰平生。
鼎公也翻查了大量书籍，包括地方志，名人回忆录，和藏有大量历史细节的《文史资料》汇编。“我从这些事件里走出来，现在又借着阅读走进去。我中找到日期、地点、某人的名字和数目字。如果这是一部“学术著作”，恐怕注释会比书的正文还长。
鼎公的四部曲具有学术研究的严谨可靠，文学作品的优美，回忆文字的真切动人，为国人留下一部生动的抗战史补充教材。
2016-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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