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真扬
（十三）搬到南昌路
1962年5月间，我们家从石库门的培福里搬到南昌路278弄的光明邨，告别了煤炉和马桶，告别了百雀羚的诞生地，最令我感到难过的是，要和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小朋友们告别了，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去生活，心里头有说不出来的难过。
新家虽说还不是上海的最豪华的地段，但它西面紧靠南昌大楼，东面紧邻思南路香山路的孙中山故居和科学会堂，南面紧靠着淮海路，应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地段。
图：我女儿在光明邨弄堂口图：弟弟在弄堂里打球
说起换房子，这里还有一段有意思的小故事；那时，换房子只有两个途径，一个在人民公园有个“换房角”，把自己的住房情况和希望的条件，写在一张纸上，大家互相了解对方的情况，场面十分红火。第二个办法，就是在电线杆上贴“换房启示”，晚上我父亲在家里，用一碗面粉，找一个钢精锅，然后放点水，调些浆糊，倒在一个小的油漆空桶里，上海人说“浆糊，浆糊，捣浆糊”，就是捣浆糊，然后带一把刷漆的漆刷，浆糊一刷“啪”一贴，电线杆上就留下了“换房启事”，贴了就赶紧走，还怕人家讲话，毕竟这也是制造“城市牛皮癣”啊！
不知是在“换房角”里关系，还是来自于电线杆上的“换房启事”的作用，有不少的人来我家看房子，有一个约三四十岁姓潘的女士，一连看了两次，原来她就是住在光明邨的，我父母也到她那里看了两回，双方都觉得情况可以，就一起到房管所办了换房手续，就等着搬家了。事后才知道，潘女士是个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年龄不大的男孩，不知是心境不好呢？还是两个孩子在外面经常惹祸的缘故，潘女士经常打骂孩子，弄得邻居意见很大，加上她一人工作，要养活三口人，经济上很是拘谨，光明邨的房租是培福里的2倍多，潘女士要换房也是无奈之举!同年十月，我母亲生下了一个“千金”，和我相差十二岁，为此，全家欢欣鼓舞，首先，我等于“官升一级”，虽然，我永远是老大，但以前手下只有弟弟一个“兵”，现在好了，手下有两个“兵”了，而且还有一个“女兵”，弟弟原来一直是弟弟，现在，他也“升官”了，他多一个头衔—小哥哥！我父母就更不用提了，本来就两个“光榔头”（上海话意思是：两个儿子）在身边，一点“温柔”感也没有，现在有了女儿，多了一件“贴身的小棉袄”，真是老天有眼哪！
上图：64年拍的全家福
图：我小时候是否很像母亲？
我妹妹两岁生日的时候，抱她去紧邻襄阳公园东面的照相馆--蓓萝照相馆（对面是天津馆）照相，没想到照相馆把她的照片，放大后，放在橱窗里，足足放了有半年之久！
图：是“光榔头”？是小千金！
图：小千金变成“靓女”了！
（十四）父亲的“心肝宝贝”
我们搬到了光明邨，这是一条只有13个门牌号，法式新式里弄房子的弄堂，弄堂相当干净，每个门牌号基本上只有三家人家，分住一，二，三层。底层的住户都有一个约20平方的小院子。11号,12号,13号全是一家人家独住一个门牌号，这里的环境不像培福里那样嘈杂，1号，整栋房子是人民坊幼儿园（隔壁那条通淮海路的弄堂就是人民坊），除了早晚有家长接送孩子外，平时白天很少有居民出来。
图：光明邨
白天在弄堂里可以经常听到，有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的声音，从人家的窗户里飘出。我们住在6号的三楼，前面朝南的大房间有24个平方，两边各一个大壁橱，高2.2米，每个约3个平方，后面朝北的小房间，只有10个平方，楼顶有个阁楼，约有30个平方，上去只能用梯子，可以放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楼梯口北面有一个阳台，已经搭成一个厨房连吃饭间，另外还有一个卫生间，所有的面积加起来，也不过40多一点的平方，还不到培福里的面积的一半，住惯了大的房子，现在来到小面积的房子，浑身有说不出的难受，哎，真有些不习惯！
搬家的时候，不得不扔掉一些东西，有的就送给培福里的邻居了，但是，有几样“宝贝”，父亲是绝不会扔掉的，
第一是书，各种化学书，化妆品的参考资料，各种外文资料，英，法，俄，德四种语言的大词典。
第二是一台马拉松牌的英文打字机，跟着我父亲好多年了，父亲的外文打字速度相当快，原来，他在念高中的时候，在教会学校里专门学过打字，难怪他，现在八十多岁了，电脑打字速度比我都快，据他讲，打字机的指法和电脑打字的指法几乎是一样的。键盘的排列也是一模一样的。
图：父亲的马拉松外文打字机
第三是许多做化学实验的器具，如托盘天平秤，计量的砝码，好多的玻璃试管，量杯，胶头滴管，放试管样品的架子，酒精灯，测量液体温度的温度计，有水银的，也有酒精的，各种化学试纸，一个电烘箱等。
第四是一个制图的大架子，好几把三角计算尺，在制图方面，我父亲是把好手，厂里的化工设备改造的制图，甚至厂房车间的改造图纸，都出自于他的设计，有些项目就是在家里完成的。
我原先以为制图并不难，直到我念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机械制图”，才知道，在这门功课要取得好成绩，谈何容易啊？三视图，只有一面可见，其他两面全靠自己想象。我发觉父亲有美术的天赋，他画东西，画什么像什么，而我画东西，画什么不像什么！实在是美术的蠢材！自叹不如！
搬家时，他的眼睛始终盯着那五六个装着他的“宝贝”的纸箱子，至于他的西装，皮鞋，领带，其他衣物，反正由我母亲在操心，他是‘死人不管’！（上海话意思是：毫不关心！）他经常说：“这些西装，皮鞋，领带，一年也穿不了几回，这些书，实验器具，打字机等，几乎三天两头要看，要用，这些东西才是我的心肝宝贝！”
这两只大壁橱，最后几乎全被父亲的“宝贝”所占领了，右边的壁橱里，剩下的地方，只能勉强放下母亲陪嫁来的两只樟木箱和三大套中式全银餐具（每套可供十人进餐用）。一套新式的红木家具（祖父为父亲结婚时买的）放在两间房间里，显得有些拥挤。
那只北京牌电视机只能放在左边的壁橱里，父亲到牛庄路淘来一辆可能是科研所里放仪器的小推车，底下有四只可万向转动的橡胶轮子，推起来又省力还静音，电视机就放在车子上面。晚上看电视时，就把推车从壁橱里拉出来，电视看完，推车推进壁橱就可以了！新家面积紧张，寸地如金，只能这样了！
（十五）文革开始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的脑海里，呈现出无数个“为什么”？起先是工宣队进驻了学校，学生也跟着停课了，学校里的教师和校长成了批斗的对象，厂里的工人成立了造反派，厂长和书记都靠边了，厂里的私方人员更不用谈了，新祖母被停职，到包装间做了包装工，父亲是“百雀羚”的“狗崽子”加“臭老九”，从技术科被下放到车间，做了“百雀羚”的配制工。
图：“红色的海洋”
就连我也受到株连，当年，我正念初二，是班级的中队宣传委员，每天提早到校，把6点的早新闻的要点，抄写在黑板右侧的长条框里，有一天，班长突然通知我，因为我是“百雀羚”老板的孙子，成分是“资本家”，“班级的宣传阵地不能掌握在狗崽子手中，必须夺回来！”这样，我被“解职”了，我至今不能弄清，这些“红卫兵”是怎样看到我的档案，岂不是违反档案的保密条例吗？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我是学校篮球队的，为了保证每天下课后，参加训练，我用攒了几年的压岁钱，买了一个篮球，上课时，带进学校，下课后，训练完，再带回家。现在，篮球也被那几个“红卫兵”没收了！我好心疼啊！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我一想起此事，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心中愤愤不平，凭我的身高和模子，我真想当时就“废了他们”！我不明白，平时好的像兄弟一般的同学，一夜之间，怎么翻脸就不认人了！
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已经是深夜10点了，一帮手臂佩戴者红袖套的“造反派”闯进了我家，一个所谓的“头头”对我父亲宣布了，厂里的造反派的决定：“对我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我家的“四旧”物品实行没收，一场没有人性的，毫不讲理的，践踏人权的抄家开始了，我妹妹当时只有四岁，起先，她还睡着，听到响声，看到那么多的陌生人站在面前，她哆嗦着从地上爬起来（那时，正值炎热的夏天），她蜷缩在母亲的怀中，幼小的身躯在瑟瑟发抖，“不要怕，不要怕”，母亲一个劲地安慰她。我和弟弟呆呆的站在一旁。大橱里的衣服都被翻乱了，我父母仅有的几套西装，旗袍，散落在一地，壁橱里的各种书籍被翻得乱七八糟，好多父亲做实验的玻璃器皿都被打碎了，厨房间那只盛米的木箱，被他们反复翻了好几遍，(他们大概是怀疑是否有“黄货”（金条）藏在里面)那只陪伴了父亲二十来年的外文打字机在混乱中，被踩坏了……！
存折，有价证券，母亲的各种金银首饰，北京牌电视机，那三大套（足以给30个人同时就餐的）铮铮发亮的全银中式餐具，（这三大套全银餐具，是我外公特地叫制造商在每件餐具上，都印有百雀羚图案的，作为我母亲的陪嫁品），几十张梅兰芳，马连良，李少春等京剧名流的黑胶木唱片，两只全新的欧米茄手表（父母准备给我们兄弟俩的），一辆父亲上班的自行车，连那只父亲最最喜欢的德国货-蔡司照相机也未能幸免，通通装箱，夯不浪当（上海话，意思是：一点不剩），全都给造反派带走了，叫人苦笑不得的是，这些“四旧”物品，他们还造了一份清单，让我父亲在清单上签字，并留下一份清单，我当时就在想：“这北京牌电视机，自行车也算“四旧”吗？既然是“没收”，为啥还要父亲签字？难道他们还会还给我们吗？”几乎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成了“四旧”，奇怪是唯独“百雀羚”没有变成“四旧”，厂里依旧在生产“百雀羚“！
图：“红色的行动”
几天后，弄堂里的许多人家也开始被造反派抄家了，首先是13号，对面13号的周家外公是一家工厂的老板，因为他的女儿周莉是我母亲的同班同学（周莉的爱人卢树人，当时是上海电视台的工程师），所以，我们家和她家很熟。周家外公和周家外婆被纺织厂的造反派拉到弄堂里，示众，脖子上挂上“吸血鬼，大资本家”的牌子，家里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狼藉满地，被造反派拉走“四旧”的东西足有一辆大卡车。10号的周来是我初中同班的同学，她的父亲是大学的教师，母亲是中学的教师，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居然也遭到了进驻学校的“工宣队”的大扫荡！那些天，她父亲的脖子上，脸上留有被“工宣队”队员毒打的血印，作孽啊！他们犯了什么罪啊！
这些天，整个南昌路上，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家受到冲击，有的人家的门口，不时燃起熊熊大火，各种书籍和资料，名贵的唱片，许多名画，字画，古董通通毁于一旦。
原锦江饭店的董事长任百尊的妹妹，任永恭和她的丈夫原来就住在南昌大楼，他们夫妻俩双双被关进“牛棚”后，她的8岁的女儿，成了无人看管的孤儿，我母亲就把她接来我家，共度难关。
那时，父亲的工资由每月两百多块，变成每月60块，这叫“生活费”，加上母亲的工资，每月一共才150块，一家“六个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图：南昌大楼
在南昌路茂名南路口，有个瑞金地段医院，医院的楼上就是南昌大楼，这是一幢八层楼高的公寓大楼。那天，我正好从学校回来，走过地段医院，走到大楼的汽车间门口，“膨”的一声巨响，好像有一样重物从高空坠落，“有人跳楼啦！”，随着人们的一句惊呼，大家向出事地点跑去，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穿着医院的白大褂，满脸是血，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这不是刘医生吗？”，一位老太一眼就认出这个前几天还在给人看病的医生。“他们说他是敌特分子，要他交代问题，真作孽！”，老太喃喃自语着……！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