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正渝
16、军区司令部大院
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了新疆省的省会迪化市。
华东革大赴疆团的部分成员就住在新疆军区司令部大院里（1）的西大楼第一层，这是一个很高大的房间，像个大会议厅，地上铺着地板，南面是一排窗子，都是双层玻璃的！华东革大学员们各家用行李中带的被褥铺在地板上，一家挨着一家，中间稍微隔一下，挤满了整个大房间！
到了开饭的时候，通通到军区司令部大灶食堂就餐。
华东革大学员们在这里等候分配工作，闲得无聊，无所事事。我父常跟金毅深下象棋，我父爱走头当炮，金则惯走驾马当头，都是轻车熟路，互有胜负。只是金毅深总是叼着烟，牙都熏黑了；我父则爱抠那鹰钩鼻子，很不雅观。我父也常跟张勉之闲谈。他是福建人，中等身材，稍胖。他有时谈论过去上中央大学的美好时光，偶尔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感叹，但也听命随遇而安。王家的父亲叫王成诚，个子高大，仪表堂堂，也是大学生，还当过接收大员呢！刘家的父母都是四川人。……
在这个大房间里，除了我们程家外，还有金家、张家、王家、和刘家等都是多子女家庭。张家两个大些的女儿留在上海了，只带了三个男孩和一个小女儿来新疆。王家的老大和老小也是姊妹，中间是三个男孩。刘家也是三个男孩，一个小女孩。很巧，张家、王家和刘家的大男孩都跟我同岁！以下弟兄基本上是两岁相隔。
我们一大帮男孩子在军区司令部的大院里荡秋千，爬树、打架，玩捉迷藏，快乐得忘乎所以。只有王家长兄王钟炎（器宇轩昂，略显瘦高）、刘家长兄刘元昭（显得少年老成，略胖）和大哥不跟我们一起玩；他们常跟军区司令部家属院里的大孩子们进进出出，有时也跟大人在一起下象棋。
军区司令部家属院里的一个叫阿金的高鼻子、大眼睛的维族小男孩也来跟我们一起玩，据说他是军区副参谋长的儿子，他领着我们到保密的东大楼地下室，地下室的各间屋子都锁着门，我们只在走道里转了一圈。东大楼是办公的地方。
军区司令部大院门口自然是有警卫持枪站岗的；在大院里另有一个小院，也有警卫持枪站岗，——那是新疆当时的头号人物王震司令员办公的地方。王震司令员乘坐的小车车号是“0001”。听刘斯文他们议论：华东革大第4期这批进疆的学员就是王震将军向华东局要来的；王震将军率领驻疆部队屯垦戍边，投入到生产建设中；王震将军创建了八一钢铁厂、七一纺织厂，最近还创建了八一农学院；王震将军采用铁腕政策肃清了新疆双泛（泛突厥泛伊斯兰）分子的武装叛乱，威名远扬！但是，听说他可能要调离新疆了……
十年后，在八一农学院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德高望重的凃治院长主持庆祝大会，我作为农机系大五的学生，有幸在现场目睹了学院创建人、传奇将军王震的风采，聆听了他语重心长的教诲。……
到了1980年代初，八一农学院的院长张学祖教授就是当年华东革大的学员。八一农学院农机系的元老和骨干汪荫德教授也是华东革大的学员。……
到了傍晚，在西大楼南面的空地上，有人会把宽大的银幕拉起来，同时高音喇叭里会播出广东音乐的乐曲，身着军便服的放映员会忙着安装电影放映机。一群孩子就会在院子里你追我逐，窜来窜去，特别活跃，特别兴奋，－－因为马上就要放映电影了！
我们在新疆军区司令部大院里居住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大院里每周都要放映好几次电影，放映的大多是苏联电影：《党证》《虎将》《夏伯阳》《保卫察里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
在初到新疆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在军区司令部院里看的许多部苏联电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每到周六的晚上，西大楼的第二层楼上都要举行舞会，参加的人很多，主要是军官和干部。每次舞会都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结束，尽管舞步和乐曲从头顶的天花板传下来并不算太响，但大家就睡不安稳了。
我们有时也随大哥他们上街去游玩。迪化市的街道狭窄，尘土飞扬，又宽又厚又高的土城墙随处可见。大十字是最繁华热闹的市中心，也不如上海的一条小街。
迪化市大十字西北角街口是湖南老板开的升恒茂茶庄，东北角则是上海老字号亨得利钟表眼镜店；东南边有陕甘帮的凝德堂中药店，西南面则有津门老八家的国盛和商号等等，可见内地各方都到新疆来开拓发展。
在南门矗立的大银行，规模宏大，造型壮观，颇有上海外滩银行大楼的风貌，只是楼层才有四层！
迪化市最繁华的地段楼房一般都只是砖砌的二层楼，有的二楼还只是砖砌的墙加窗户而已！许多楼房的墙都刷成土红色的，越发显得土气！
有一次我和三弟、四弟，王家、刘家和张家几弟兄等在军区司令部大院内玩耍，平日常常旁若无人地高声唱歌，眼睛有些鼓的刘汉昭爬到了树上，大家都竟相往树上爬，我也不甘落后，刚爬上树，就一脚踩断了树枝摔了下来，顿时脑袋“嗡”地一响失去知觉。醒来时听到嘁嘁喳喳的说话声，自己却胸闷气憋发不出声音来，也动弹不得……我被抬回西大楼，在地铺上躺了许多天。这回跟三年前在上海国富门路豪宅的花园里从树上摔下来一样，左肩关节又摔脱臼了。
大白天我孤独地躺在地铺上。大房间里的人大多到外面去了。三弟、四弟、五弟他们也都到大院去玩了。高大杂乱的大房间难得地清静下来。金世琦、金世葚两姊妹在一边切切私语，她们的侧影是那样妩媚，那样文静，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伤愈不久，听说新疆省一中就要举行招生考试了,我的课本都放在托运的行李里，而托运的行李又都没运到迪化市呢！金世琦、刘元昭也都报考初一，他们的课本倒是随身带着，可是他们也要复习呢。时间又紧迫，真是无法可想。临考时我只得硬着头皮进了考场，拿起卷子一看，考题竟然不难，我很轻松地就做完了卷子。－－发榜时，我自然是考上了。其实，从上海来的华东革大子弟都考上了：男生上省一中；女生上一女中；大姐正江等则上省一师。
巧合的是：三年后上高中（那时全疆只有乌鲁木齐高级中学一所高中学校），我和金世琦恰恰同在五八级丁班。
1952年8月中旬以后，华东革大的学员们陆陆续续分配了工作，相继离开了新疆军区司令部大院。华东革大赴疆团这个团体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自行解散了。
父亲分配到省商业厅工作，于是我家搬到了二道桥附近的商业厅大院内，一家九口分得一间十多平米的房子，终于结束了几个月色彩斑烂、五味杂陈的集体长途旅行生活。
父亲虽然分配了工作，却还没有发工资，全家在商业厅食堂就餐，伙食比军区司令部的大灶食堂要好得多，大馒头又白又香，还有我们从没吃过的西红柿蘸白砂糖！
华东革大的学员们，虽然分配到各单位工作了，可是几个月来一直都没发工资。尽管暂时还有大锅饭吃，但生活仍感窘迫。甚至连洗衣的固本肥皂也买不起，只能买廉价的、像窝头似的土制胰子。母亲带我同邻居到西河坝洗衣服。我们家离乌鲁木齐河不远，几股清澈的河水在宽阔空旷的、满是各色鹅卵石的河滩里，由南向北奔腾而去，－－这里也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
不知是那位华东革大学员发起的－－到马市摆地摊，变卖衣物，换几个零用钱。大家纷纷响应，我们家也不例外。
那时的马市南区经新市路延伸到财神楼子，北头延伸到南门维文会巷。马市巷道既不规则，也不笔直，但却四通八达！这片居民区土平房交错，人烟稠密，大多是小商小贩。早在二十年代这里是牲畜交易市场，由此得名“马市”。但到了五十年代初，已很少作牲畜交易了。那时马市里有数十家维族商贩经营的百货摊和汉族商贩经营的布摊；此外还有馕房、烤包子铺、抓饭铺、杂货摊、剃头小挑等，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当时有“不到马市一游，等于只逛了半个乌鲁木齐”的说法。
马市离我们家不远，出了商业厅大院的门朝北走一公里就到了。现在的宝亨花园正是当年华东革大的学员及家属集中摆地摊的处所。
华东革大的学员及家属把自己家的衣物摆在地摊上，一家挨着一家，东西两行，从南到北，摆满了一条街！大家用上海话交谈，你喊我答，非常热闹。仿佛是上海人特地到这里来聚会似的，变卖衣物到是次要的了。相比之下，本地的居民和顾客反而并不起眼，整条街竟成了华东革大上海人的世界。
每次摆地摊，母亲总是只叫我跟她一起去。开始父亲也去凑热闹，在马市街上跟华东革大的同学们口无遮拦地高谈阔论（2）……
那时在马市摆地摊，最容易脱手卖出去的是“西装背心”。因为维族妇女都喜欢在连衣裙外面穿上那么一件西装背心。我们家不知怎么会有那么多件！卖了一件，还有一件，像卖不完似的。其它如西装、旗袍、布料和一些家用小物品也很抢手。各家都是如此。
后来，华东革大的学员及家属到乌市来摆地摊的日渐减少，母亲也不常去了。我常常一个人守着地摊，心里很不是滋味，面对过往行人，也很不好意思，但又无法可想，只得硬着头皮守摊，常常是守了一天摊什么也没卖出去，回来还得挨母亲一顿臭骂。
1952年9月1日，新疆省一中开学了，我被分在初五五级丁班——成为一名中学生了。
注：
（1）现在的乌鲁木齐人民广场的北面。
（2）我父元宇当时说：“过去秦琼卖马，我是无马卖衣”被列为右派言论。当然，后来我父的“右派”得到改正。
尾声
（1）
1958年我父被当做“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判刑入狱，同从上海来的华东革大校友金毅深、张勉之等许多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同时，我母又因为丈夫鸣冤叫屈而被新疆外贸局开除公职，－－我家遭灭顶之灾。
1980年代初，我的父母到北京见到秦德君女士，她仍是全国政协委员，在文革中又经历了八年牢狱之灾，依然精神矍铄、温文儒雅。
我的父亲向秦女士诉说：1956年肃反运动时，我们在解放前加入民革，参加中共领导下的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等地下革命活动不被承认；而当时我作为身份掩护的青年军中校教官，却被认定为历史反革命！领导派员到内地调查，就是不派员到上海找陈伟斯、杨沧活调查，也不派员到北京找您调查。
秦德君女士听了，说：“怎么会是这样！你们为什么不早来找我！”……
后来，新疆自治区外贸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在1985年底给我的父母办理了“老干部离休证”等手续。
（2）
1958年我父入狱后，祖父每个月都给孙子们汇钱，也常和上大学的我通信。……
1961年大三暑假，我做小工挣得百十元钱，回内地探亲。
姑姑一家住在湖南医学院家属区。姑姑哲宣已经三十八岁了，依然身材挺拔、风度娴雅。她用老家天塘乡下话和我交谈，倍感亲切。解放后，姑姑哲宣担任湖南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书记，姑父黄建平为该教研室主任。他们育有五个孩子，都是嬢嬢杨允文一手带大的。嬢嬢当时还沉浸在祖父去世的悲痛中。姑姑带我到里间，在祖父的遗像和骨灰盒前，我久久伫立默哀。墙上还挂着一帧毛主席接见湖南各界人士的照片，在前排就坐的就有祖父。姑姑说，祖父去世时，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参加了葬礼。
姑父黄建平周末才从农场回来。他戴着眼镜，高高的个儿，风尘仆仆，但依然是一副知识分子超凡脱俗的模样。后来我才知道，姑父黄建平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严厉的批判，并责令下乡劳动改造。1962年他得到甄别。但在文革中他又三进牛棚，被当作“黑帮” “牛鬼蛇神”的活靶子在各种场合受到残酷的批斗。
多年后，嬢嬢晚年病重，大姐去看她，她讲述了姑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越来越左：在“肃反”运动中，用不实之词给其兄添加“莫须有”的罪名；1958年我父被判刑入狱，姑姑故意泄露了这个讯息，曾祖母已是85岁高龄，得知唯一的最疼爱的孙子坐了牢，1959年就撒手人寰；?姑姑因祖父的“历史问题”影响她的晋升而屡屡恶语相逼，再加之祖父与曾祖母娘儿俩相依为命六十年，而今慈母仙逝，爱子又无端判重刑入狱，祖父随即在1960年郁郁而终，年仅64岁；在“反右倾”运动中姑姑又逼迫姑夫自杀未遂；在“文革”中姑姑又把自己父亲的骨灰扔掉；把年老体弱的母亲赶到偏僻的农村。……
1985年暑假，我旅游到上海时，特地到母校磐石小学观瞻了一番：原来觉得雄伟高大的教堂，显得不那么高大了，挂着“文化馆”的牌子；原来踢皮球、打兰球的操场盖上了房子；原来那幢白色的四层教学楼被挤在许多大楼中间，－－我还是立刻就辩认了出来。
就在那幢白色四层教学楼的前面，是同学们列队集合的场地。在队列前，我因作文得奖接受过吴介繁老师颁发的奖品；在队列前，我曾和班长杨墨秋一起庄严地升起国旗。……
在大门口，一位四十来岁的妇女在答复我的询问时，说，庄云龙老师早就退休了。庞维扑老师退休后回农村老家了。吴介繁老师威望很高，“文革”中也没怎么挨整，前不久还在给这里的“电大”、“夜大”上课呢！……
（3）
几十年后旅游到上海，我总要到复兴中路496号旧居流连观瞻。复兴中路和重庆南路的交叉路口跟过去相比，显得安静了许多，交通流量也没有往日大。重庆南路的有轨电车和复兴中路的无轨电车都没有了，惟有复兴中路的法国梧桐依然郁郁葱葱。复兴中路的一幢幢法式小洋楼也依然如昨。
我推门走进复兴中路496号院里，两棵枇杷树也依然茂盛葱笼。我一直走到后面的亭子间，只见原来的大灶房现在装修得明亮整洁，不像过去烟熏火燎得满是尘垢，亭子间也装饰一新。
我在496号这栋法式小洋楼的大门口照了几张相，又来到相邻的弄堂“松筠别墅”观瞻了一番，弄堂里的一切都没变样，甚至小皮匠的铁皮屋、亭子间下的夹竹桃都如同往日一般。原来地下党员陈伟斯居住的汽车房门口，也依然有几个妇女坐着聊天，原来的“群贤小学”也如同过去停办了那样，人去楼空，悄无声迹。……
（4）
2010年4月，我和妻子到故乡湖南桂阳天塘村，为祖父程一中立了一块纪念碑。因为安葬祖父、曾祖母和嬢嬢的长沙白马坡公墓不复存在了。
依然清澈如镜的天塘、生生不息的天塘村呵！
我曾在设在程氏祠堂的程氏族立国民学校读了三年小学。
在天塘村中央矗立了七十年的三层楼洋房子呵，你是历史的见证，你是我家的荣耀，你是我童年梦幻萦绕的所在呵！
2020年6月。八十寿辰前修改订正。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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