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正渝
12、沧桑之变
刚解放的上海，街道上的高音喇叭总是不停地唱着：
太阳一出呵满天红
东方出了一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奋斗了几十年
如今要把反动派完全来消灭
让咱们人民翻了身……
或者是－－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
或者唱－－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向着光明
向着新中国发出了万丈光芒
这些歌的歌词通俗易懂，连孩子们也在不断重复的歌声中明白了：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就是法西斯，必然被消灭；不民主的制度灭亡了，民主政府建立了，人民翻身当家作了主人！
解放初期的上海，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行活动是习以为常的。经常满街满巷都是打腰鼓、扭秧歌的群众队列，一天到晚锣鼓喧天，游行队伍挤得街头水泄不通－－人民群众沉浸在改朝换代的欢乐气氛中！
上海解放后没有多少天，我们住的刘维炽的花园洋房也进驻了解放军。解放军对我们一家很好。
进驻的解放军是从解放区来的文工团，－－著名的“新安旅行团”，男男女女有几十个人，多是年轻人，穿着同街上的解放军是一样的：土黄色的军装，头戴解放帽上缀着“八一”红五星金属帽徽，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白底黑字红边的布胸章。
他们男男女女几十个人在这栋豪宅饮食起居、学习、开会、排练节目，活动空间竟绰绰有余。
他们每天都在后面的花园里排练节目，排练秧歌剧《兄妹开荒》和一些自编的秧歌舞、打腰鼓等。
秧歌剧《兄妹开荒》是每天都要排练的：
男：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
女：太阳太阳当呀么当头照， 送饭送饭走呀走一遭……
他们有一个很像样的乐队。有锣鼓、腰鼓、二胡、板胡、笛子、小提琴、手风琴等各种乐器。由一位辫子盘在头上，总是卷着袖子的漂亮女兵担任指挥。他们在一楼大厅里练习演奏。
他们还在大厅的墙上办了一个“壁报”，分“批评”“表扬”等栏目，张贴着一些由解放军战士自己写的短文。我们弟兄们感到新奇，阅读之后，大哥回到楼上自己也办起壁报来。解放军看到，还夸奖他呢！
有一次，大哥在抽屉里翻出几本刘家的集邮册，非常精致，里面大多是外国邮票。爸爸看到了，吓了一跳，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急忙将邮票抽出来，塞到马桶里，用自来水冲走了！
在一个晚上，我们弟兄参加解放军在花园里的“黑夜侦察”活动，我爬到一棵树上，踩断了树枝摔了下来，左胳膊脱臼了，解放军把我搀到大厅里，由一个年纪大些的四川兵给我推拿接好了……
在我们就要离开那座花园洋房的晚上，“新安旅行团”的一位手风琴手在花园里反复拉着一首悱恻缠绵的乐曲，平添了几分离情别绪，长久萦绕在我的心头！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首乐曲就是王洛宾先生的《青春舞曲》：
太阳下山明朝还会爬上来
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
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别得拉哟哟
别得拉哟哟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不久，父亲把这座花园洋房交给了人民政府。后来据说新任上海市副市长辜悫搬进了这座豪宅；“新安旅行团”则并入华东人民艺术剧院了。
1949年6月，舅舅杨沧活随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将军返回上海。杨沧活协助解放军接管了国民党海军在上海的机关、舰艇、码头、仓库和官兵。在1950年杨沧活还奉派到香港工作了半年。
在镇反运动中，杨沧活的父亲是中学教员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在四川秀山老家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就被枪毙了！－－这对于在解放前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海军起义的杨沧活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1949年8月郭春涛先生和秦德君女士奉命从上海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接着，秦德君女士遭诬陷受到审查；郭春涛先生去世。－－我的父母和他们失去联系。
1949年9月，学校复课了，我读小学四年级了。班主任的名字叫庞维扑，四十岁左右，方脸上架一副黑边眼镜，穿一身黑呢中山服。庞老师说话总是轻言细语的，对人和蔼可亲。
那时候经常举行游行、集会，学校也组织了秧歌队、腰鼓队、笛子队和莲湘队等。我们班分笛子队和莲湘队。席臻贯、吴立人等参加了笛子队，我和张兆松等就分在莲湘队了。当然都是在课外活动时学的。
这莲湘是由一根一米长左右的竹竿，两头钻有孔，各用铁丝串着几个铜钱制成。表演的时候，右手捏在竹竿中间，手腕翻转将竹竿打在左胳膊上，再翻转又打在右臂上；或用脚踢竹竿两端，使铜钱发出“沙沙沙”的撞击声，按照合唱或伴唱的歌曲的节拍，做统一的动作。伴唱的歌曲常常是：
春季里来是新春
家家户户点呀点红灯
…………
赶上了猪羊出呀出了门
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
慰劳人民解放军……
我们都认认真真地学会了一些基本打法。许多年后我才听说，旧社会北方的穷人乞讨时常打莲湘。这说明它跟扭秧歌、打腰鼓、二人转等一样，是来自民间底层的艺术形式，在解放初期都特别受到青睐。
笛子队的教练就是庄云龙老师，席臻贯那时就吹得有板有眼的，怪不得他在破译敦煌古乐之前在兰州某文工团担任笛子演奏员呢！
1950新年到
家家户户齐呀欢笑
…………
嗨格隆咚锵
一定要解放台湾岛”
我们唱着这首用上海话唱的歌进入了1950年！而那时盘踞在台湾和沿海一些岛屿上的蒋军还经常搔扰上海：侦察机经常出现在高空，不时还撒下许多传单来，轰炸机也常来轰炸闹市区……
有一次拉过警报以后，听说来的是国民党的侦察机，我们都跑到院子里朝天上看，只见高空里有一架小小的飞机飞过，同时撒下传单来，传单在天空飘飘扬扬看来很多，但慢慢洒落下来到街上，却很难捡到。余慧清的丈夫李永年个头高，伸手捡了一张，拿在手里，慢慢念着。我们也凑上去看，只见传单上印着蒋介石身着军装对着麦克风讲话的照片，还印着“朱毛不死，大乱不止”以及“反攻大陆”之类的文字。
1950年2月6日中午时分，国民党的轰炸机群又对上海市区进行了狂轰滥炸。警报解除以后，我们几个同学跑到学校附近的被炸的卢家湾法商水、电公司现场，只见硝烟弥漫，房倒屋塌，人们惊魂甫定，救护车在接送伤员，消防队员拉着长长的水管正在灭火！－－这就是著名的“2.6轰炸”！
当时国民党空军出动了美制B-24、B-25等14架轰炸机分4批对上海的水、电设施和居民区进行了轰炸，炸死540人，伤836人，1000间民房被毁，对上海的水、电设施造成了严重的损坏。陈毅市长也亲临现场视察。
此后，我们住所附近的复兴公园和震旦大学的操场上都架设了高射炮。
当警报拉响，我们在家照例都躲在屋角。寂静了一会儿，忽听得接二连三的“轰隆隆”的巨响，这才真叫震耳欲聋、地动山摇呐！窗户的玻璃都用纸条贴了“米”字，仍被震得“哗啦啦”像要抖落下来似的！－－我没有想到高射炮发射的响声竟然如此巨大！完全不同于电影里的炮声，或是解放前夕听到的遥远的炮声！
1950年3月1日学校开学。俞老师照例在升旗仪式后讲话。他说，学校规定，当拉警报时，停止上课，大家按班级排好队，有次序地到一楼礼堂躲避轰炸。又说，我们的教学楼有4层高，可以承受住小型炸弹的轰炸。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师生们按这个规定，躲警报许多回，始终秩序井然，也幸亏炸弹没有落到附近，学校的一切活动照常进行，教学工作没有受到多少影响。
开学不久的一天，放学后，俞老师在礼堂召集各班报名参加少儿队的同学开会，总共只有十来个同学，我和大哥正海不约而同都参加了。这说明我们弟兄积极追求进步是深受家庭影响的。
我们的父母解放前就加入民革并积极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地下工作。
大姐早在1949年10月就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团支书。
父亲1949年12月当选华东贸易部工会委员。
祖父一中解放后当选湖南省人民代表、政协湖南省常委。
母亲解放后也积极参加居委会的里弄工作。
俞老师在会上说，全校就你们十多个人积极要求参加少儿队，说明你们追求进步，有明确的奋斗目标，非常可贵！你们要以身作则，带动其它同学共同进步……
我的心里当时非常激动：不久我就可以系上鲜艳的红领巾了，那是多少光荣呵！
我们也学会了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少年儿童队队歌》：
我们是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是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那时候还要求少儿队员们做到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
可是我们学校的少儿队迟迟没有成立，而邻近学校的少儿队却纷纷成立了，那些戴上了红领巾的少儿队队员们是多么令人羡慕呵！更不用说那些左臂上戴着红杠标志的少儿队队长们了！我还偷偷地练习系红领巾，焦急地盼望学校早日成立少儿队。
1950年5月11日，入夜不久，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接着全城实行灯火管制，全部熄灭了电灯；只听得高射炮和高射机枪“轰隆隆”“哒哒哒哒”响得非常热闹，像过节燃放鞭炮似的！我们都跑到院子里观看，只见许多探照灯的圆柱形灯光从不同的方向射向天空，连珠炮般闪亮的高射机枪枪弹和高射炮炮弹一颗接一颗地向天空飞去，映照得夜空异常壮观！大家都像过节看焰火似的兴奋不己，竟没有一点恐惧的感觉！
翌日，报纸上报道说，5月11日晚，在上海上空击落美制蒋机一架，据说那架B-24轰炸机是被12架探照灯盯住脱不了身而被击落的，飞行员跳伞被俘。
不久，在复兴公园举办的“庆祝上海解放一周年”的大型展览会上，那架B-24飞机的残骸，还被置于搭建在喷水池的平台上展出，还是“5个头”的呢！在这次展览会上，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枪炮和战车，真是目不暇接，大开眼界。我们还参观了“松沪战役经过要图”、“台湾岛主体模型”等，展览会规模宏大，占据了整个复兴公园，参观的人群川流不息。
自从1950年5月11日晚那架美制蒋机B-24轰炸机被击落后，蒋军对上海的空袭明显减少了；后来，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飞机上天了，是喷气式的，三架一组排成人字形，蒋军的空袭更少了；直到舟山群岛解放，上海再没受到蒋军的空袭。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三弟所在的二年级的班主任姜老师，一位略显瘦高的年轻人，每天早晨都在雨操场的进口，以激动的神情，奋笔书写黑板报，报道朝鲜战争的进展情况：
1950年6月25日，英勇的朝鲜人民军，打过三八线，给美国傀儡李承晚以沉重打击！……
1950年6月28日，英勇的朝鲜人民军解放汉城……
1950年7月20日，英勇的朝鲜人民军解放大田……
姜老师还在黑板报上画了漫画：
在朝鲜半岛的地图上，小小的李承晚退到了海边的釜山，高大的朝鲜人民军战士端着带刺刀的步枪，直指李承晚！……
1950年6月，父亲元宇被提拔为华东外贸部调研科科长，属处级干部，工资提高为176.8上海折实单位。父亲因为被提拔而喜形于色，带着我们弟兄到福州路书店买书……
13、革命的洗礼
1950年9月，我读五年级了。学校开学，我们班增加了十几个女同学，集中坐在第一排。她们中间有好几位少儿队队员，都是在外校入队的，其中杨墨秋左臂还戴着一根红杠的小队长标识呢！真让人羡慕。
班主任由吴介繁主任兼。他宣布了新的班干部名单，班长就是新来的女生杨墨秋，我是副班长。
杨墨秋的座位隔着走道跟我相邻，她跟一般女少儿队员一样，穿着白衬衫、兰裙子。杨墨秋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梳着两根过肩的粗辫子，眉毛细长，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嘴唇总是抿着，说起话来轻而快。她的头总是略略低垂，举止做派并不张扬，但是她一点也不扭捏，是个天生当头头的料！她当上了班长，毫不含糊，该主持会议就主持会议，该发号施令就发号施令，从不怯场。她也不把我这个副手放在眼里，很少跟我商量，也不跟我多说话，说起话来也只是轻而快的几句。
当周一轮到我们班升国旗的时候，按规定由杨墨秋拉绳，我护绳。由于是第一回，我心里还有些怯生生的，带着红领巾的杨墨秋却毫不含糊，大大方方地走到队列前，在国歌声中庄重地拉绳升旗；受她感染，我也很快地进入了角色。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神圣的飘飘然的感觉！我站得笔直，屏声敛气，灵魂却像脱离了躯壳，激动而高傲地在空中飘荡，注视着一个男孩和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女孩在队列前庄严地升起五星红旗……
－－这是我儿童时代的光荣，这是我纯真的儿童时代的纪念照！
升完国旗，按照学校的规定，杨墨秋和我要戴着值班的袖标，分别站在二楼和三楼的楼梯中间，同学们分别从两边的楼梯排队上楼进教室，当同学们排着队静悄悄地从我身边走过时，我站得笔直，心中依然是一种庄严而飘飘然的感觉！
杨墨秋的学习成绩很好，只是在班上作文受到老师表扬或当做范文朗读的，还是非我莫属。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偶然在《文汇报》上看到，杨墨秋早已是上海市的特级教师了！并且，她是60年代初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的。
美国侵略者就要打到我国东北来了！姜老师依然以激动的神情，每天奋笔书写黑板报（1）：，
1950年5月15日，美国侵略军在仁川登陆……
1950年10月7日，美国侵略军大举越过“三八线”……
1950年10月11日，美国侵略军占领元山……
英勇的志愿军打胜仗了！姜老师以更加激动的神情奋笔书写黑板报：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
1950年12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解放平壤……
1950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解放汉城……
父亲一直订着《解放日报》，从那时候起，我养成了每天看报、关心时事新闻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
大姐放学回来，常常重重地踏着楼梯打着拍子，唱着歌上楼，一直唱到亭子间，这时唱的是《当祖国需要的时候》：
当祖国需要的时候
我们马上拿起枪
冲过鸭绿江
卫国保家乡……
我们经常参加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的游行示威。同学们排着队，一人挥着一面写有口号的长三角形的小纸旗，一面高呼口号：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打败美国野心狼
向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
…………
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参加了抗美援朝的集会。同学们都穿着白衬衫、兰裤子，排着队，认认真真地做团体操表演：在雄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伴奏下，组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大字。我蓦的朝台上一看，体育馆又高又大，阶梯式的观众席上座无虚席！我的热血沸腾起来，仿佛正在做一件极为神圣的、直接关系到“抗美援朝”的工作！
当全国掀起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艺人常香玉还捐献了一架飞机）的时候，上海的儿童们也参加了“捐献一把米”运动，这其实就是号召孩子们捐献零用钱。那时候我家弟兄姊妹多，就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生活还是挺紧张的，我平时是没有零用钱的。有一次班级组织捐献零用钱的时候，我身上没有钱，杨墨秋轻声对我说，她替我交了50元。我中午回家时对母亲说，学校“捐献一把米”，我借了同学50元钱。母亲马上拿出50元钱给我，叫我下午一到学校就把钱还给同学，不准欠别人的帐！我下午一到学校就把钱还给杨墨秋了。－－母亲的这个教导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此后，我一生中基本上做到了不欠别人的帐。
学校组织我们观看了抗美援朝的记录片。我们看到在冰天雪地里，在战火纷飞中，英勇的志愿军战士跟侵略者作殊死搏斗……记录片的主题歌伴随着战火纷飞的画面低沉地唱起来，格外悲壮凝重，感人肺腑：
炮火震动我们的心
胜利鼓舞着我们
中朝人民亲如兄弟
并肩作战打击敌人
我们亲爱的的祖国，亲爱的人民
嘱咐我们坚决斗争……
报刊上登载的、广播里播送的志愿军战士罗盛教、邱少云、杨根思、黄继光等的英雄事迹和光辉形象也铭刻在每一个中国儿童的心里！
1951年新年，学校组织同学们慰问军属、烈属。杨墨秋给各小组组长分配任务后，自己带领一个小组串街走巷，到军、烈属家里进行慰问。在会上她从没征求过我的意见，把我编在她管辖的小组，也没对我多说话，根本就不把我这个副班长放在眼里！我只得憋着气，跟着她跑东走西，心里想，她太骄傲了，以后再也不理她了……
1951年2月，镇反运动在上海激烈展开。每天凌晨警车都会呼啸着从街上驰过，那气氛，真有些像解放前夕，国民党的“飞行堡垒”从街上驰过似的！
1951年3月，开学的时候，同学们得知，教导处副主任、学校负责筹组少儿队的俞老师已经被逮捕了！还有那位曾在全校大会上演讲：“种籽最有力量，就是坚硬的头盖骨，它也可以顶裂”的自然课李老师也被逮捕了！据说，他们是在凌晨，在各自的家里，被戴上手铐，带到警车上抓走的。据说他们都是国民党党员。
同学们议论纷纷。
我的心里震动很大：俞老师总是穿一身笔挺的黑呢中山服，总是一副庄重严肃的模样。在他的管理下，学校秩序井然。在筹组少儿队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鼓励我们追求进步……
以后直到我离开学校，再也没有人过问筹组少儿队的事。
1951年4月的一天，全校师生在雨操场集合，收听上海市各界人民扩大会议公审几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实况广播。
其中为首的叫陈小毛（2），是罪大恶极的流氓，强奸犯。扩音器里传来愤怒群众高呼“开脱伊！”“开脱伊！”意思是枪毙他！枪毙他！
……真是群情激愤达到了顶点！
1951年5月的一天，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正全神贯注地上着课。顺便说一下，我们这所在解放前由法国传教士办的学校，教学设施挺不错的。忽然教室门被撞开了，一群大学生涌进教室，打着“庆祝西藏和平解放”的横幅，敲着锣打着鼓震耳欲聋，接着他们振臂高呼口号：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然后他们又到别的教室去了。接下来自然是乱哄哄的，上不成课了，大家准备上街参加游行。
解放初期在上海，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每次游行不但规模很大，游行线路也很长，往往要持续一整天！那些高高地站（或坐）在汽车上搭的台子上面，拖着长裙，戴着金冠，扮作和平女神的女同志只得早起吃几个煮鸡蛋坚持一整天！
解放军的游行队伍也常常是全副武装，甚至坦克、大炮、骑兵一齐出动，从早一直游行到天黑！
群众队伍往往以门旗和锣鼓队为各单位的先导，仪仗队、红旗队、秧歌队、腰鼓队也比较普遍；高举领袖画像的队伍也不少，除了毛泽东、斯大林以外，还有胡志明、金日成、乔巴山、皮克、贝鲁特、哥德瓦尔特、拉科西、乔治乌—德治、契尔文科夫、霍查，以及福斯特、德田球一和伊巴露丽等的画像。
顺便说一句，我当时就知道，他们各是哪一国的共产党领导人。－－虽然我从小就关注国际局势，但直到苏东巨变后才有所顿悟。
此外，每人都手持一面写有标语口号的三角彩色纸旗，还时时挥臂高呼口号，或齐声高唱革命歌曲：
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
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
毛泽东－－斯大林
斯大林－－毛泽东
像太阳在天空照
…………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曾广泛流传着一段西方记者跟一名中国学生的对话，大意是：西方记者问中国学生，你们这样频繁地举行游行示威是否太浪费人力物力了？中国学生答，游行示威是我们中国人民表达心愿，表达诉求的一种手段，可惜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连游行示威的自由都没有！西方记者又问，如果苏联与你们为敌，你们会怎么办呢？该学生答曰，这个问题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也用不着考虑。
1951年9月，开学我就读六年级了。三弟读四年级，大哥则考上了比乐中学，这是一所由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办的学校。
大姐读初三已是“民立女中”团总支的宣传委员。她回家重重地踏着步子上楼时，唱的是新上映的苏联电影《幸福生活》的插曲：
古班河上风光好，
清清河水起浪潮……
她住的亭子间里的桌子上有许多书，有冰心的《寄小读者》和马克?吐温的《傻子旅行记》，也有朱自清、陶行知、丰子恺的书，李季的诗、裴多菲的诗，还有《新儿女英雄传》《洋铁桶的故事》《李有才板话》等。－－我们弟兄也囫囵吞枣地把这些书看了个遍。
书籍总是那样吸引人，甚至连书的封面都显得那样神秘！
也就在这时，父亲被派到设在苏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3）第4期去学习了。华东革大是全国解放前夕党中央鉴于新中国成立必须要有自已的干部队伍并接收旧政府人员而设立的。校长是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任。
六年级第一学期开学那天，我们盘石小学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上课。老师们都在一楼大办公室开会。我们从窗子朝里看到，身躯瘦小的校长张维屏站在办公室中间低着头，原先庄重冷静，总是面带微笑的脸上，现在是一副尴尬的神色！一些老师指指戳戳地在说着什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原本体面的人被揪斗的模样！顿时一种惶惶不安的情绪袭上心头……
后来我们被告知，张维屏是反动教会组织“圣母军”的成员。“圣母军”被取缔了，张维屏校长被揪出来批斗了。
接着学校召开大会，大会由教导主任吴介繁老师主持。由市教育局的负责人宣布“盘石小学”改名为“向群小学”，表示学校从此得到新生，跟过去决裂！同时宣布任命新校长，是新调来的，名叫汤履道，也是天主教徒。
我们班主任由一位年轻女老师担任，她叫于玉莉，是青年团员，白净清秀，身穿一件月白色的短袖衫，淡青色的紧身裤，露出一截小腿，显得朝气蓬勃。
我也不再当“副班长”了。不过，这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那个“副班长”其实只是挂了个名，没有干什么实际工作。
学校还是没有成立少儿队的组织，外校来的少儿队队员则集合在一起，照常活动。现在明白了，过去盘石小学没能建立少儿队的组织，那是因为是教会学校，是俞老师有历史问题；那么，现在呢？……
我们班的语文课仍由吴介繁主任兼任。他本讲道地的上海话，但是在上语文课时，却尽量用才学的普通话讲；他的粉笔字写得工整有力，非常漂亮！一次上课，我的作文也受到他的表扬，并当作范文朗读。我心里喜滋滋的，斜着眼睛朝杨墨秋瞥去，只见她头埋得很低……
解放初期的上海，不但游行集会多，大型展览会也举办得多。前面讲了，在复兴公园举办了“庆祝上海解放一周年”展览会，公园里摆满了坦克车、装甲车、水陆两栖坦克、多种大炮、枪枝……真是琳琅满目！之后又举办了“反特展览会”，里面介绍了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在解放前夕逃离上海时，亲自开枪打死了贴身警卫和司机，而他们竟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展厅里还陈列了许多种无声手枪，像钢笔手枪、拐杖手枪等……在人民广场举办的“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展览，展厅里挂满了太平天国时代的各种旗帜，李秀成打败洋枪队击毙华尔的腊像模型非常逼真……后来在人民广场还举办了“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如同迷宫一样……“从猿到人”展览会里有远古山洞里猿人生活情景的造型……
我们同学们排着队参观了这些展览会。这些展览会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增加了许多知识。
解放初期的上海，街头张贴的宣传画中最常见的是：兰天上翱翔着银灰色的喷气式战斗机机组。金色的大地上拖拉机康拜因在收割庄稼。宏伟的拦河大坝。林立的工厂烟囱。高压线伸向远方。－－祖国大地是一派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光辉灿烂的图景！
这就是我童年心目中的祖国！
国庆节到了，我们穿着白衬衫，兰裤子列队参加游行，齐声高唱：
礼炮响 国旗升
少年儿童真精神
白衬衫 红领巾
活泼勇敢向前进
我们是春天的鲜花
我们的心中多么高兴
抬头望 天安门
毛主席微笑着检阅我们
时时刻刻准备着
建设祖国，保卫和平
我们热泪盈眶心潮澎湃！这首歌表达了我们少年儿童纯真的心声，尽管我因没有戴上红领巾感到淡淡的伤感。
1968年，我遭到武斗暴徒的追杀，历尽千难万险，代表群众组织来到北京向中央文革上访告状，突然见到天安门时，这首儿时的歌蓦地在耳边回响，我不禁泫然泪下。
1952年伊始，“三反”“五反”运动就在全国激烈地展开了。
那时候流行一首儿歌：
一二三四五
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饭
专吃大坏蛋
大坏蛋 贪污犯……
老师还教我们唱一首后来流传很广的歌：
贪污分子你睁开眼
两条道路由你选
一条活路 一条死路
一条光明 一条黑暗
想想吧，看你走向哪一条
彻底坦白，从宽处理
拒绝坦白要严办
一定要严办
1952年2月28日，在上海枪毙了奸商王康年。王康年丧心病狂，用烂棉花制作医药“急救包”，用自来水和颜料制造消毒水，直接伤害了在朝鲜前线负伤的志愿军将士，引起极大的民愤！学校还组织我们同学们到“大康药房”现场参观，进行政治教育（4）。
一天傍晚了，大哥说，听说弄堂里在“打老虎”，我们去看看。于是我们三兄弟下楼到弄堂里去观看。到了群贤小学，朝一楼礼堂里看去，只见一个身材矮胖的男子低着头站在台前，显然这位就是被“打”的“老虎”；几十个人情绪激动，挥拳喊着口号，喊着喊着就有人拳打脚踢把“老虎”打倒在地上！－－我顿时吓了一大跳，不敢再看下去，拉着三弟走了。我们一边走，一边还心跳得“咚咚”的－－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呵，原来“打老虎”就是这样打的。
接着大哥也低垂着头，悻悻地回来了。
注：
（1）1990年代我在报刊上看到苏联解密材料说朝鲜战争是金日成先动手的。
（2）后来我看到学者国良村写的文章，称，解放初镇反时，淮剧界的名伶陈小毛、沪剧界的名伶夏连良、杨剧界的名伶柏文龙都被枪毙了！不知这个名伶陈小毛，是不是就是那个被公判枪毙的流氓陈小毛？
（3）简称“华东革大”。
（4）直到21世纪，我才从一些资料中得知，王康年案是一起冤案，因为王康年经营的仅仅是一家普通的药房，只做零售，自身并不具备“制假”能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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