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元川
人们说，黎明前有一段时间特别黑暗。要不是华国锋抓纲治国，抓着我治着我，也许我还不会体会得那么深切。按学习班负责人徐麻子的说法，抓的是坑蒙拐骗偷，治的是吃喝嫖赌抽，抓谁不抓谁是由他确定的，只有我是另类，是县局打电话叫他管。也不竟然，我在炼洞教过的学生王继明，跟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就不沾边嘛！当他扛着席子被窝跨进这道门槛时，我全然记不起他了，那时他还是七、八岁的娃娃。当他叫我老师，告诉我他是王继明时，眼前顿时浮现一个睿智的炼洞河边少年的形象，在我教的这个班上，他总是把着第一名考。说起王继明，很容易在本书中找到干系。他是宾川四大财主之一的王月三的嫡孙，与我大哥结拜弟兄的王家楷是他的族祖父，他的父亲王度与我大哥同学，他的姑姑与万福寿（见第九章地主万福寿）结过亲，他的爷爷伏击征粮队打死大军七人，制造了著名的烟花寺血案，他的一个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叔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居然成功逃亡泰缅边境。够了，这样的家庭背景，能有什么好果子吃，王继明念完小学就被踢出校门。他走了和我一样的路，来到一个叫官通的小村庄上门。这个村庄太小，为了落实华国锋抓纲治国的战略任务，硬要摊派一个人到学习班，搜肠刮肚，找了王继明做替罪羊。理由是盘点小菜挑到市场出售，被列为投机倒把，你说荒唐不荒唐？
师生见面分外亲切。华国锋的势头来得挺凶猛，要求遍墙遍壁刷上大标语，有点像文革初期毛搞的红海洋，但不同的是白海洋，用石灰刷在土墙上，这叫因地制宜。徐麻子是中国大陆最后一批天花的受害者，因为比他年纪小的麻脸，量你找不出来。他本来是一个农民，文革中造反，得到公检法一位老干部的赏识，被吸收参加工作，随着所谓“四人帮”帮派势力清理在云南地区的深入，伴随公检法那位老干部的出局，他也被剥去那身黄狗皮，重新回去捏锄头把，这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他早就听说我擅长写写画画，为赶这个时髦，安排我去乱画墙壁，要我找一个助手，我选择了王继明。于是，老师和学生，每天提着石灰桶，遍墙遍壁去写“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揭批四人帮”、“狠抓阶级斗争”标语。写着写着，还写出一点小名气，宾居公社的派出所也居然要调我去他们那里写。那天是洲城街天，一绳子捆去西门外示众，这已经习以为常，不足为奇。回到学习班还未坐定，一个被学习班囚徒取名为“短嘴猪”的民兵，奉命押解我去宾居公社派出所，是徐麻子没有交代清楚，还是故意这样干，“短嘴猪”把我捆得紧紧的，押上了去宾居公社的路。十几里的路够漫长了，开头一段要经过我居住的村庄，正是春耕生产时节，引来全村男女老少驻足观望，人们议论纷纷，以为我的法犯大了。妻子和正在上学的孩子，虽然不在现场，但消息不胫而走，他们听到会多难过啊！本来同窗的难友已经把去写字的消息透露给我，我恳求“短嘴猪”不要捆我，但“短嘴猪”非如此不能体现他的存在价值，事情过去了多少年，人们还不时提起这件事，连去写字也被捆着去，一方面说明我受迫害之深，一方面说明群众专政之残暴毒辣。随着我知名度的提高，在“短嘴猪”的一生中也算是干了一件伟大的事。本来，家里就处在饥饿线上，靠我做点手艺来维持，现在把我抓起来，那就更困难了。由于学习班还达不到监狱的层次，要家里送饭。孩子背着书包给我送来的不是大米饭，是蚕豆，可以想见妻子和孩子受着怎样的煎熬。有一天，孩子摔了一跤，一粒一粒的蚕豆摔得遍地，孩子哭了，我强忍住泪水，安慰着孩子。孩子是在毛死了之后开蒙读书的，我在他的书包上用白色颜料印上“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引来同学们的羡慕，如今他背着这个书包给关在学习班的父亲送吃的。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什么，留下了永远不能修复的记忆。每当我们想到这些痛苦的往事，我们会从迷惘中醒悟，是不是骄傲了？是不是放纵了？作为一个警钟，不能只是自己在内心里敲敲了事，要天下人一起敲，通过敲，来确定产生痛苦的土壤，究竟有没有清除的必要。
当“短嘴猪”把捆着的我，交给宾居公社派出所所长陈体能时，不但没有得到表扬，反而挨了一顿臭骂：“叫他上来写字，你把他捆起搞什么，谁叫你捆的！” “短嘴猪”自知理屈，灰溜溜的走了，陈体能也没有挽留他。倒不是陈体能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上村下营的，出于良知，说了两句公道话。这一说不打紧，过了两年，我二哥回到法院，我也当了医生，陈体能已调回县公安局，他来找我二哥玩，恰巧碰上我，他说：“你们弟兄现在好了，当面或背地，在过去的年代，我们也没有整过你们。”旁观者弄不清他说些什么，但我知道，这是他代表经历过浩劫的有良知的中国人发出的心声。这不应了“今天留一线，明天好相见”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么？
说实在话，在为陈体能写字的那几天，到是吃了几天饱饭。在学习班的日子里，除了跟罗桢祥作过认真的交谈，对于其他人我是知之甚少，都是道听途说。即便是道听途说，也能够看出下层民众生活在怎样的水深火热之中。一个家庭有三个人关进学习班，那是弟兄仨，他们的父亲叫李渊，洲城北门人，贫农。李渊膝下有七八个儿子姑娘，这三个只是其中一部分。一种看法认为，李渊太穷了，整天如黄狗骂青天，把一家大大小小骂过来，儿子们听不下去，只好走上偷窃的道路。但我不这样认为，李渊子女多，生活困难，但是个个气大饱力，却弄不够糊口，责任不在李渊，责任在于扼杀人类本性的分配制度，说简单点就是我说的把全国农民拴得死死的工分制度。饥寒起盗心，只不过李渊的几个儿子胆子比别人大一点。在我的记忆里，李渊参加过造反派，不是蛮不讲理的人，他主要是出于对公社、大队干部欺压百姓、鱼肉乡民的不满。到了他参加过的这一派倒霉的时候，他的三个儿子拿出来做祭品，也就不足为奇了。
学习班里被关押的基本上都是男公民，但有一个女公民，洲城南门的小玲，这个人远在二十年前我就认得，我们每天从校本部去分院食堂吃饭，都要经过钟鼓楼两次，小玲和他的母亲在钟鼓楼下摆一个小摊子，卖一点瓜子花生。母女俩是城镇居民，母亲患眼疾，被小市民蔑称为“痄眼巴”，小玲的称谓自然成为“痄眼巴囡”，所以，小玲死了多少年了，我从来不知道她姓甚名谁，也没有人去考证她姓甚名谁。然而，小玲却长得出奇的俊俏，高挑的个儿，勾魂的大眼睛，也许是长得太漂亮了，三十老几还没有婚配，但和她姘居的却大有人在。她又为什么被弄进学习班来呢？说是放高利贷，听到这个词我太陌生，她一个小摊小贩，能有几个钱，无非是借钱给人家收了几文利钱。罗桢祥给她写过交代，经罗桢祥一说，我才明白个中道理。交代的重点是与张三、李四、王五私通的详细情节，放高利贷已退居其次。明眼的读者可以看出，操生杀掠夺之权的徐麻子在打甚么鬼主意。你想，一个奇丑无比的麻脸，恐怕难得有机会玩上小玲这样漂亮的风流娘儿，以小玲的处境与谁睡不就那么回事，毛赞颂得无以复加的学习班，为徐麻子们打开绿灯，即便他们剥去黄狗皮，手捏锄头把，也永远不会忘记毛的大恩大德。
随便举几个小例子，按法制和人权的观点看问题，在被囚禁的学习班成员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应该享受那样的待遇。没有经历过毛时代的人，太难理解那个时代。公民触犯世界公认的法典太难太难，因为你本身已经生活在一个大监狱中。
经过学习班的捆绑批斗，然后是结案，结案前有被没收的东西要核对一下。我的东西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水笔零件，监督核对的公安特派员看着就烦，我却发现了闪光点，县印刷厂杨厂长给我开的证明也折叠着放在里面，趁特派员不注意，纸条已经从我的手里成功地转移到我的口袋里。这是我的核心罪证，此时我庆幸在交代中没有白纸落黑字，提到这件事情。也许办案人员在转来转去中早忘了，我也不会光光头再去找刺篱笆钻。如果说生活中有奇遇，这恐怕要算一桩。
按徐麻子的说法，我们这些人是被斗倒斗臭了，于是被释放回生产队，这下总算得安生了吧。哪晓得，接踵而来的是没完没了的批斗，白天斗，晚上斗，白天在田间地脑斗，晚上到各个生产队轮番斗。把我打成全大队“四人帮”的爪牙，说我是毛最轻信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依靠对象。村庄里长辈们弄不清到底是咋回事，只听人说我同这四个人在一起开过会，问起我，我无以对答，只是苦笑。白专村一个被村民命名为“屎包肚”的民兵，把我勒得好紧呵，幸好我叫他表叔的另一个民兵又把我解松。马官营的杨正云，一忽儿站在炮派，一忽儿靠拢八派，为了给他的两面派嘴脸找台阶下，几乎把我的眼睛打瞎。这一打，我找到治疗的理由，喘息了几天。也有乱套的时候，在我们生产队批斗时，精神病患者朱世昌抢着发言，一发而不可收，发的是离题万里的东西，没有人敢制止他，还是生产队长杨永福聪明，插话说：“朱世昌同志的发言非常好，我们要向他学习，今天晚上的批斗大会就开到这里，散会！”谁要是不明智，骂朱世昌是疯子，不准他讲下去，那肯定要打起来，要大乱。
无休止的批斗，我有些受不了了，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我向老造反派于之江述说，他坚定而又果断地制止了我这种愚蠢的想法，他说：“我六十岁了，还要‘但将冷眼观螃蟹，看它横行到几时’，你还年轻，好日子还在后边呢！” 老造反派于之江一句话把我点醒了，我不能干傻事呵！
运动搞得多了，从中也可以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四清”运动后期，那时我在溪河村，工作队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三个生产队合并为一个队，二流懒汉，流氓无产者，勇敢份子大显身手，把一个村庄搅得稀烂。如今的大罗城村，为了华国锋抓纲治国的需要，工作队又把三个生产队合并为一个队，结果把几十头牛并死了，把几百亩好田并坏了，牛并死了好理解，田并坏了需要细说。华国锋抓纲治国在农村的具体表现，是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极至。云南坝子的土地哪跟大寨七沟八梁一面坡相同，生搬硬套，好端端的几丘田硬要搞成一丘大寨田，结果，经过几百年辛勤耕耘的肥沃的表层土壤被破坏，翻上来的生土怎么能够盘出好庄稼。
华国锋抓纲治国就是把我这样的地主子女，作为“四人帮”来批，其实我跟“四人帮”风马牛不相及。不管它怎样批，凭我的政治悟性，我已经深深地感觉到，毛的死亡和他的四个忠实信徒的迅速落网，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我认为批我，是对我的误伤。从这一概念出发，我应该坦然对之，我完全有理由生活在希望和等待中。1978年的春节那一天，我和一个地主份子被捆绑到大队上，开批斗大会，说是为了给全大队的革命群众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参会的群众对这样的安排厌恶到了极点，只是没有人敢站出来说罢了。参会的群众恐怕没有人会想到，这样的批斗会对我是最后一次了。那天下午开完批斗会，回到家里继续舂墙，要把庭院的围墙围起来，被批斗者那种灰溜溜的精神状态，左邻右舍的人感觉不出来，一个熟人开玩笑说：“老周，先阵还在批斗你，现在你又笑眯眯的舂墙。”
我能够有笑眯眯的心情，不全是对政局的展望，也不是大年初一开批斗会，开斗争会史纪录，登峰造极之后必然走向反面。主要是杨丕昌代表大队党支部的发言，预示了把我当作“四人帮”批，已是理屈词穷，已是强弩之末。杨丕昌批我破坏生产，他说，生产队安排我粉碎草煤作肥料，下料多了造成机子阻塞。这是一个笑话，大罗城村原本上、中、下三个生产队，我在上队，杨丕昌在中队，互不相干。抓纲治国学大寨，三个队合并为一个队，杨丕昌担任保管员，一个队的保管员他还勉强可以胜任，三个队就力不从心了，几十把钥匙一大捧，因他没有编号，开一道门，这把试了试那把，要一早晨。他背了一箩谷子去碾米，一下子把碾米机卡住了，原来他的小孩把锤子扔进了谷子里，只好重新换筛子，又卡住了，原来，拣出了锤子又混进了碾米机破碎了的筛子。第三次依然，折腾了一早晨。杨丕昌代表大队党支部的发言，正是以上述事实为蓝本，编了一段神话来批判我，我的心里更不虚了。 这个地区的揭批查开头是这样，看看我这样的人捞不到什么油水，弃之如蔽履。
那天以后，清理对象正二八经转入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异己份子。平心而论，我生活的这个地区，压根儿就没有执行中央关于“两派都是错误的”的政策，其中一派的“三种人”是被清除了，另外一派的“三种人”却占据了领导职位，尽管我写这本书时，这个地区其中一派的“三种人”和另外一派的“三种人”都死绝了，但他们对国计民生的破坏，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更恼火的是一家人的吃饭问题，不准我外出做手艺，我又干点什么呢？我二哥的连襟杨洪瑜来到溪河村家里，他的妻子就是我在第二十一章《家世》中提到的我二嫂的姐姐。当他听到母亲和大哥诉说了我的悲惨遭遇后，表示豪侠的同情，主动要求把提制黄连素的技术交给我。是啊，几年前我的一个小孩腹泻久治不愈，我亲家苏应忠带我去圭山，挖刺黄柏（准确讲是十大功劳）提制黄连素自用，虽说没有救活小孩，也算学得一门技术，但并未想到用其谋生。经过杨洪瑜老表的提醒，我完全可以在家里干这个副业啊。与杨洪瑜进一步交谈，才知道苏应忠教的的高热提取方法，达不到药材公司的收购标准，要用稀硫酸冷提取。硫酸的来路也解决了，二哥在的那个山区粮管所是核桃之乡，为供出口人们用稀硫酸洗核桃。我去到杨洪瑜家里，观察了他提取的全过程，在演练中虽然有一些故弄玄虚的成分，但我的化学知识足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我到书店买了一本中草药有效成分提取的书来看了以后，确认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于是带上老婆孩子直奔圭山。那时老大才八岁，考虑到他可以帮忙看守工具和药材，只好委曲他了，套用那时的样板戏“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以自嘲。那时我们家已经揭不开锅了，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都要悲天悯人的叫喊：“上天啊！快给我力量。”第一批产品送到药材公司，被定为甲级品，1公斤36元，用22元买了100斤包谷，乘上客车凯旋回家，终于奇迹般的解决了全家救命粮。杨洪瑜老表是救命恩人呀。
那时节，整个地区的农民都在饥饿线上挣扎，因为华国锋的抓纲治国学大寨刮起的并队风，全县有267个生产队灭产，虽然有大寨的高粱、墨西哥的玉米救济，也是杯水车薪。有人说，那是百年未遇的干旱，放你妈的狗屁，1980年包产到户，同样的干旱，男女老少上阵用脸盆夥水，有了好收成，咋个一家伙就解决了吃饱肚子的大问题，你狗日的瞎了眼！
在这些苦难的日子里，陈尔忠始终如一地关注着我，他给我回信说：“中秋节我回家，见到你6月份寄来的信(六、七、八月份我在凤仪、下关一带画像)，反倒感到一种安慰，因为在我的估计中，你的遭遇要远比信中所述的那样恶劣。当时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人们对你的误会，不要比信中所述的那样再加深。渔潭会期间，我在客栈中碰到几个来做买卖的宾川人，一问，是北专大队的。我侧面探问了一下你的近况，知道对你的误会果然并没有更加深，你已由学习班回家，没有什么多余的麻烦了。这样，我便觉得非常好了。现在，我希望你努力自己排解烦恼，安心地做一段时间农务，等待误会渐次消除。即使生活上有些困难，也应尽量缓后解决。不要旁生枝节是为主要，望能三思。”
我家围墙外高高的桉树上挂着一个大喇叭，它隐约传递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帽子的11号文件的信息，在与11号中央文件有切身关系的人中，陈尔忠可以算是反应最消极的一个。该文件的具体内容，他不甚了了。他从来没有向人打听过。其抄本近在咫尺，他也懒得去找看。他所知道的一点囫囵内容都是别人主动向他谈及的。这种比局外人还要淡漠的态度，绝不是矫作。栽秧时节，他从乔后回家途经下关遇见几个人，他们都非常心情振奋的告诉他这事，以后在各地间或遇到熟人，也都谈及此事。再以后没有遇到到熟人了，于是也就没有再经心此事了。知道十一号文件的消息后，他曾经很为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和那些过去担任过较重要职务的人高兴了一下。至于他本人则是反而被勾起了隐痛来，只觉得最宝贵的年华已经虚掷，此生已经定型，自己又没有什么才华，不可能再向国家或人类贡献什么力量了。 当他知道我在提取黄连素方面所作的努力后，他的思想的那种冰冻状态便陆续发生了变化，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听到了55号文件的传说，但怀疑它究竟能以多大程度见诸行动（特别是关于改正问题）。十月下旬，他移了一个地点与主人家的老头子同住一个房，老头子有一架收音机，时时开放，从其中他陆续听到了公安部等中央层的“错划改正”情况的报道，这些报道说明了上层对“改正”问题的明朗态度，同时诙谐而巧妙地用事实来映证了（文件）中所谓：对其中少数的确错划了的……这个调子。说明了错划了的究竟是（少数）还是它的反面，这一下，他觉得有辩清自己的问题的必要了。1979年1月初他回到家里，接着便到下关、凤仪找几个朋友交谈了一下，又到州党委去询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在麻地村用了三个昼夜写成了一份要求改正的报告。这个报告说明了三个事实：（一）他的被指摘的发言本身没有错误，仅有引喻不够贴切的缺点，由于发难者（一位可爱的农民干部）无知而又想逞能妄加歪曲，又由于领导者鼓助以讹传讹的风气并据以强加罪名，因而断送了他的升学。他详细地复叙了当时的情况、原话以及批驳者的高论，以便洞见它的可笑和可嗤。（二）整风期间，批驳者挖掘出他的一些陈年老账（过去的某些支言片语）任意压缩或引申。他的原语根本不是他们所批判的材料，其间有质的差别。此类因根本不是（右派进攻）时的材料，故仅例举二条，以显示那种批驳之荒唐。（三）整个整风和右派进攻期间，他没有写过大字报，没有做过座谈发言，没有任何不利言论。
他那时还没有找到“六条标准”，他的反驳立论于两点：（一）揭发材料不符合事实；（二）也不能说1953年或1954年的某一句话，会可能利用1957年整风的时代向什么什么发起进攻，整风中没有材料而乱拉未整风前的东西来充抵，是违背划右准则……措辞力显理直气壮，但避免粗野。报告寄出后，他便没有再出去做副业。一月多后，他看到州上已经在行动起来，他觉得应该把他过去隐掩着的一切向他的妻子李凤仙先行说明，以免一旦事情牵动会造成她们的不必要的惊慌。他的解释非常适时，他说明了此事后的第三天，大队支书便来邀约他一起去公社“开会”。他过去曾经猜测，认为他过去的（行状）可能喜洲当局并不知晓，此次证实了这个猜测是对的，直到此时，各层“领导人”（包括队干部、大队书记、公社组织干事）都才晃然大悟。真是谢天谢地！正是在这种稀奇的情况下，他在十几年才得以满天飞，得以平平地维持了老老小小的衣食。“天无绝人之路”的说法是不竟然的，然而他以往这十几年的奇事，的确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当他的“行状”有点儿像污迹的时候，它未为人们所知晓；而当人们都看见了它的时候，它却甚至能使某些人产生羡慕之情，我们要虔诚地感谢上帝。
谈及安置问题时，他向当局表示最好能让他搞画画的工作，同时最好是待“改正”问题落实之后再谈工作。最初大理县的安置办公室动员他仍回银行系统工作，他再次表示若让他搞绘画方面的工作，他可能会做得稍好一点，后来他们便决定把他拨归文教系统安排，此时，他觉得自己也应尽一分努力，于是便多方找州文化馆和县文化馆方面的关系，但是大理、下关二地的文化馆都是人员超编，终究没有成功。2月末，他收到了一张安置通知：安排他去当小学教师，叫于3月20日前到文教局报到，对于这个高尚职业，他历来是敬而远之，此时不得不想个对策。结果，他决定不去报到，而于3月6日，向有关各部门分别覆去几份内容相同的短函，略谓自己保持原来看法，须待“改正”问题落实后才能据以决定是不是还工作的问题。这个掐而不断的对策，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决定的。在这个时候他不能不想到他那递出去的报告究竟得到什么样的遭遇，他疑惑也许它写得过于笼统或不够有力，于是他去友人处找来了（六划六不划）的标准条文，又草拟了一份报告，详细的述说按六标准逐条反驳，然后带了此文，于3月下旬亲赴巍山。他是带着那种所谓的“战备”心理到巍山的，他到达巍山支行门口，几个认识的人便热情的来打招呼，稍叙之后，一个熟人从半边悄声告诉他，说他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论，单位认为是错划，应改正，单位结论已初步写出。告诫他，倘有关负责人问及他那些细节的话，叫他一定要坚持“申诉”中的那些观点。当天下午，负责人将改正结论初稿给他看，征求他的意见。他看到这个复查结论，比较合乎实情，而且颇有一些爱护他的言词，使他的心情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第二天早上，他对结论中的某些漏洞写了一份书面意见，单位便把它上报县委去了。他原曾打算大动干戈的事，就这样轻轻松松地结束了。
第二天，他去访问了几个故人，下午去找县落办的人询问几个问题，却不料他们已下班了，这样就迫使他次日早上要到车站把车票退掉。次晨在等待让票的无聊时间里他把车站的报纸拿来翻阅，一条消息映入他的眼帘：四川美术学院到云南省招收研究生，他的心跳起来了。四川美术学院的前身就是他过去考上过的西南美院，这个消息偏偏在此时碰拢他，他觉得也是一种奇缘，过去这一二十年，深造的希望早已泯灭无踪，你想即便学院的大门开着随他进去，谁来供他呢，他尚且要苦喂一群老小，谁能来供他读书呢？但是，现在，只要“改正”一批准，供他的人就有了。他的条件有些不合要求，首先是年龄大了。规定的研究生标准年龄是三十五岁以下，对业务特别优秀，的确具有一定科研能力的，可放宽到三十八岁，他是不合格的，只不过他过去曾考上这个学校而没有读成，这个根蒂，不知是否能另蒙青睐，不过，无论如何机不可失，他决定尽力争取一下。回到凤仪，与老父母和亲友商议了一下，决定去报考，并决定甘脆瞒一瞒年龄。而要想报考，只有同意回巍山银行工作。于是他去大理县落办说明愿听巍山安排，掐断了大理方面的关系，然而直到报考期的最后一天巍山的改正通知还没有下来，在此之前，他颇费了一点气力才得到喜洲公社的报考介绍。4月12日，他把报考材料寄向重庆去了。直到此时，他都感到他一直是处在左右逢源的境况中，一切需要的书籍都非常顺利的借到了，从巍山回家后，他除了吃饭外便把全部时间用于学业，这期间交织着两件忙事，一是庄稼正在收种之际，李凤仙身有重孕，照料不了自留地的收种，二是李凤仙在四月生了个女孩要接着做绝育手术。对于前者他只能说明他此刻的时间至为宝贵，自留地只能就两个老人的力量，能做多少算多少，若做不赢，就荒废半年也算了。关于李凤仙的生娩和手术也尽量由孩子他奶去照料。难能可贵的是全家老小都全力支持他，没有半句怨言，并且尽量避免扰乱他，使他最大限度的利用了每一分钟时间。报考材料寄出后的第三、四天夜间，他做了一个梦，在这个梦中一辆去考试的汽车与他擦肩而错过了，他在焦急地追赶中醒来了。他向李凤仙谈了这个梦，有时候，迷信的阴影罩住了他，有时候，自己又觉得可笑，但他仍然努力攻读。四月尾稍，巍山县委批准的改正结论寄来了，希望他于五月十日前回巍山银行报到，这样，他办了一下迁移等手续，于五月十五日来到巍山。到巍山后，他一面利用工余继续攻读，一面翘待着学院的准考证赶快寄来。按照招生专业目录的条文，学院初审了报考者的各种证件和作品，于五月十日以前签发准考证，并从邮政直接寄交考生本人，考生若到五月二十日还未接到准考证，即说明未获准考，学院不另行通知。他等待着准考证，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他心中又想到了种种的问题，想到他的年纪大了，在报考登记表上，他昼量缩小年龄至三十八岁却与他入银行时的年龄冲突起来，而且三十八岁的宽度，是为特别优秀者而设的，这是一个多么高的标准，另外对“右”的偏见，也许事实上不能消除。再其次，他是报考国画专业，在招生专业目录上，四川美院国画专业只有两个指导教师，研究生也只招收两个。据此猜想，其要求也许是高不可攀的。他一直等，准考证终于没有来。
关于他此次是否宜于回机关来的问题，亲友间曾有各种看法，有的认为，值不得来，这是从家庭经济状况着眼的。有的认为应该来，这据说是从“前途”着眼的。有的如我一样，也以为应该来，这又是为后代着想的，凡此种种，各各以成论，但究竟哪种更高，实在也很难说，然而据他当时的情况是必须来，还必须来巍山（附说，巍山县认为将来完全有可能调他到文化馆）。经过了许多年的奔波生活之后，又回到机关来，使他不免有“享福”的感觉。他在的那里，工作非常轻松，每天以带闲带做的五小时用于公务，其余的时间基本是自己的，几乎没有会议，几乎不搞“学习”。从他个人讲，当然是安逸的，但是随之而来的便是家庭经济状况必然恶化，大约不出一年半载，这一点就要摆明出来了。但他只能是“既来之则安之”。至少总得先在一两年看看。
我的近况，使他很难过。他觉得我们在生活面前都是如此的无能为力，只好听凭生活摆布，结果使我们不能不走向宿命的结论。他认为，对于逆境，我们当然要努力战胜它，但在有些时间却不能不忍耐和顺应它。“柔能克刚”等语，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希望我在艰苦的境遇中，不要太烦燥，还是只有耐一点儿，放宽心一点儿。柳暗花明的境界往往总是在山穷水尽的时刻后出现，任何情况都是会有转化的。
他特别向我提到了一点，他此次回机关来，了解了近二十年来银行里的情况，觉得他当时被划为右派，结果竟是一种幸运。二十余年来银行中的人几乎无一不受到蹂躏，并且比他的遭遇还坏的多，其最甚者，甚至被活活打死。所以，他认为我暂逢逆境，并不一定就是坏事。特别引用了庄子：“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来安慰我。
当然也有在黎明前死去的人。杨洪瑜听到右派改正的消息后，他把我大哥手头的文件抄了一份，要带回去给他的朋友。这个人叫张文早，早年参加地下党，中共建政后担任过县委领导。这样的右派，应该属于陈尔忠说的“担任过较重要职务的人”。不久传来张文早投水自尽的消息，消息说，他的情况与我大同小异，被华国锋的抓纲治国抓去学习班批斗，地富反坏右，“四人帮”天然的社会基础嘛，一个经过枪林弹雨的右派，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前途，挺不过这一关。这又怎么说呢？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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