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元川
在我从事农业劳动的二十年中，有一半的时光是在水利工地上度过的。我们县里的水利工程哪一个没有干过？海稍水库、杨公箐水库、花桥水库、大王庙水库、米甸大切方、沙沟哨水沟、宾海大沟，乃至井头营水电站，正是在这些水利工地上，更多地集中了地主子女群体，要了解这个群体，你就到水利工地上去吧。
海稍水库本来是在祥云县乔甸公社的地盘上，为了修这个水库，涉及到库区移民问题，只好把乔甸公社划归宾川管辖，于是在宾川县境内出现了几个冠以“海稍队”名称的新村庄。当时的移民安置工作是做得好的，房屋是盖好的，土地是好田好地，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与附近先前居住的村庄的村民，已经融为一体，过着平和的生活。
海稍水库位于县城东南24公里，乔甸坝子北端，公路从这里穿过，南来北往客都能看到它的全貌。这是宾川第一座中型水库，以蓄水灌溉为主，兼有防洪、养殖等功能，又是引洱入宾工程的调节水库之一。1957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要求抽掉40%-50%的劳动力投入兴修农田水利，于是，省委批转报告，地委提出意见，县委发出指示，1957年12月开工建设的海稍水库，开整个地区“大跃进”之先河。看看这文风，听听这语境，一百年不变的一贯制，再活五百年的人，也会为之颤栗。这项工程一直干了五年，1963年10月全面竣工。我就是水库全面竣工之前，被生产队安排来加固大坝的。
本书第八章《作家彭荆风》有这样一段话：“高云览的《小城春秋》却无觅处。农村里的地主子女，哪里艰苦就被派到哪里，哪里危险哪里就有地主子女。海稍水库的水坝需要加固，中队派我去，上队派陈正昌去，下队派杨克军去。无独有偶，三人都是地主子女。陈正昌和我同年，上过农业中学，1958年，把高小毕业生集中到白荡坪种地，开办所谓“青年农场”，实际上都是一大二公的共产主义的组成部分。青年农场解散后，一部分转入农业中学。所谓“农业中学”，顾名思义就是为农村培养农业技术人才。以我们三人而论，讲文化水平，在全村是第一流的人才，但是，出于阶级偏见，不但不用你，还要处心积虑打击你。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了解到来加固水坝的人，绝大部分是成分不好的。我认识了一个叫李端模的人，他是宾川一中初十班的学生，后来到昆明马街电线厂当工人，刚刚被精简下放回来。谈起文学，他有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本章要细说的就从这里开始。成分好的是不会去的，一方面是工作艰苦，另一方面，谁不愿意在家里呆着。至于说危险，危险期已经过去了，水库开工的初始阶段，开山炸石，住在工棚里的民工，一个石头飞来都会打在头上，我的一个本家的姐夫就是这样丧命的。你说荒唐不荒唐，怎么能够让民工住在飞石能够到达的有效射程内，唉，民工的命不值钱啊，地主子女的命更不值钱。我就是怀揣姐夫命丧黄泉的心情，一步一步踏上了海稍水库工地的。经过实地勘察施工现场，步姐夫后尘的恐惧心理才一天一天减弱。
把土运到大坝，然后夯实。当时虽说有了马车，但，上车下车的轻松活计轮不到我们地主子女的头上，至于打夯也轮不到我们地主子女的头上，我们只有硬硬的用肩膀挑。一个没有经过肩挑手拿的学生，这回要受到艰苦的磨练了，开头又红又肿，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终于适应了，终于能挑一百多斤了。在漫长的艰苦劳动中，我对肩挑体会特深，我还写过一篇文章，登在《云南农民报》上，歌颂党对知识青年进行思想改造的胜利。
也有地主子女干着悠差的，这是一个从河南流浪来的高中毕业生，他叫李道轩，他通过他的一个远亲介绍，来宾川一家贫农家庭上门，这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个子高高的，但他的女人长像差。我还以为择偶条件最低的，普天之下就是我也，想不到，还有比我更甚者。据他讲，他家庭是地主，父亲是右派，高考时考了清华大学录取的分数，却被打入另册。1960年，中原大地，饿殍千里，他逃亡了。在水利工地上，他的象棋下得好，恰好水利工地的负责人特别喜爱下棋，因为这样一层关系，阶级斗争的弦，稍微放松了一下，他被安排去上车下车，安排去称土，安排去发牌（马车运土称不了，用一张盖了章的纸牌代之），尽在轻松的岗位上。他能享受如此殊荣，在二十年的农民生涯中，我是连梦也没有梦过。他后来当了民办教师，民办考公办，他考了全县第一名。1979年中国大地解冻，连我这个贱民中之贱民，也在蠢蠢欲动，企图改变自己命运时，他参加了师范大学函授学习，此时，数学教师奇缺，他被调去一所高中教数学，我当时作为一个民间手艺人，凭着能刻一手漂亮的钢板字，到这所高中刻数学讲义，于是两个地主子女也算殊途同归吧。但我只是进入体制内的前奏和预演，而他，此地已是归程。像李道轩这样幸运的地主子女，毕竟是凤毛麟角，也许是，相对来说比我们这些人顺利了一点，发展的后劲就少了一些。他喜欢喝酒，后来竟然因酒精中毒而提前退休。我和他形成鲜明对照，我是小气晚成，因为起步得太晚了，所以至今仍秉烛夜游。
一个工棚住几十个人，去了一批，又来一批。杨克军走了，具体原因不明，他保密啊，到他结婚时才揭开了这个秘，他到贫下中农家庭上门后，做了一个泥瓦匠，从此再没有上过水利工地，我却长久逃不出这道网。一天，来了一个身材匀称，有一付漂亮脸庞的青年，他认识我，啊，我怎么不认识他。经他一说，唤起了我童年的回忆。土改前后两年间，我们村和大辛村、小辛村同属一个乡，我这部书中反复提到的一个人，李学孔，就是在这期间当上乡长的，也就当了两年，因行政区域调整，我们村划到牛井镇而使他失去了乡长职务，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人们都恭维地称他“李乡长”，他也曾经为这个从天而降的职务，在睡梦里笑醒了几回。在生产队，管事的是队长，他算什么？开头我们介绍了他的情况，他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天才，虽说经营臭豆腐行业，做牛做马也是他的女人。生产队靠工分吃饭，他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厌恶干农活，于是给他挂了个治保主任的头衔，成为管地主富农、地富子女的专业户。本来，生产队脱产人员只有队长、会计、保管员，由于他流浪汉的劣根性和一贯制，加之队里的地主富农、地富子女，几乎占全队人口的一半，在唱响阶级斗争主旋律的年代里，队长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让他走向管理地主富农、地富子女专业化，到月底和队长、会计、保管员记上同样的固定工分，即社员说的“妑工分”。
这个青年叫于化龙，大辛村的地主子弟，他对我说：“念小学时，我们在一起玩过，考上高小不准去，我没有你幸运。你的情况，我也有所闻。” 有所闻，恐怕指的就是1958年被村民批斗和在中学打成“小右派”吧。小辛村与我们村隔着一条河，村口有一个著名的风景区，叫“禇大人坟”，一位清朝末年官员的墓地。那里有几十个石兽，狮象鹿马，应有尽有，孩子们去那里，就是去骑在这些狮象鹿马的身上，去晚了，还争不着骑呢！于化龙说的我们在一起玩过，就是指的这个去处吧。这个叫“禇大人坟”的著名风景区，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而是早在1958年“大跃进”中，就被“塔里邦” 一类的无神论者拆毁了，可惜啊可惜。 说起小辛村，我倒真的有一位永远留在记忆中的幼年朋友。我上的小学，就是我父亲当过校长的小学，我大哥教过的小学。杨义忠、黄兴掌握政权期间，黄兴兼任校长，学校成了村公所和监狱。小辛村一位叫何其端的青年，不知道为什么被抓了进来，他利用放风的时候，把给他送东西来的弟弟介绍给我，要我和他弟弟打老庚，我欣然接受。几天后何其端放了回去，每去小辛村“禇大人坟”玩，都要去我的老庚小宣家里，他的妈妈给我们喝糖水，他家有一个枣园，红枣熟了，小朋友用竹竿打红枣吃，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可惜好景不长，土地改革，我们两家都划为地主，小宣的父亲被枪毙，母亲送劳改，小宣本人也就失学了。他的哥哥何其端后来去大理上门，凭着他的精明，混进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工厂赶马车，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成为造反派的风云人物，在震惊全国的下关“1.16”武斗事件中，为领导和组织反击十倍于己的对立面，魂断苍山。若干年后，我幼年的朋友小宣，做了一名厨师，开了一家饭馆，找了钱，盖了比土改时被没收更大的房。我时时记着小宣母亲的芳容，留着幼年美好的回忆，但他们母子俩早把我忘记了，因为他们经历了比我更多的苦难。
于化龙一表人才，工余时间常常去找漂亮的姑娘。我天生羞涩，不敢主动去追陌生的女子，独自到山林里读书。我弄了一盏煤油灯，晚上就在灯下读书或写作。于化龙和同去的伙伴回来，讲他们的奇遇，要我记下来，日后写成小说。一天晚上，他们讲了一个宾居公社的地主子弟，到水库附近一个叫磨石臼的村庄找对象，被村庄里的民兵捆绑吊打，然后送到水库指挥部，第二天被送回家。打了就打了，没有说理的地方，没有是非曲直。这个故事，使我不寒而栗。他们年纪虽然比我大，我还是千叮咛万嘱咐，小心，小心，再小心，切不可自投罗网。后来听说他找了一个标致的女子，家庭也是地主，于化龙是长子，是家里的顶梁柱，要娶到家里，不考虑上门，正好门当户对。哪知道，这门金童玉女的姻缘却没有成功。
第十一章《卖画者》，写到我准备去太和村上门，此时，于化龙已经结了婚，和我找的这一家同在一个生产队，他知道我的到来，十分高兴。我问他，在水利工地上找的那一位，怎么放弃了，他回答说：“人家嫁给贫下中农去了。”哎，我叹了一口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的姊妹们，她们也和我一样啊！我又问他，怎么没有娶到家里要出来上门。他悲愤地向我讲述了他的遭遇。
他父亲的弟弟，即他的叔叔，1949年以前就离开家庭，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夺取政权以后，在省内另一个地区任县委书记。“四清”开始，离家多年的叔叔因公出差，顺便回来看望。于化龙向叔叔讲述了土地改革以来的变迁，无非是我第二章《悠悠少年愁》的翻版。他向叔叔讲了，人心要多凶残就可以多凶残，要多卑劣就可以多卑劣。叔叔发现自己的侄子，已经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去了，为了挽救自己的侄子，为了对人民负责，立即找了当地党组织，请求他们把自己的侄子，改造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当地党组织非常负责，“四清”运动一开始，就把于化龙拉出来做典型，对他实施了暴风雨式的打击，棍子打断几十根，被抬了回去。据现场目击者说，于化龙是条汉子，没有屈服，没有讨饶。仇恨结得太深了，与父亲商量，退后一步自然宽，留得青山在，何愁无柴烧，只有走一步了，只有让比他小好几岁的弟弟来撑持门户。他满怀忧伤来到太和村，他的妻子很漂亮，艳福不浅呵。他以后的情况，因为我的婚姻夭折，便没有了下文。
像我这类常年在水利工地上厮混的人，被称为“常驻民工”。其组织形式叫中队。中队长姓张，五十开外年纪，整天抽旱烟。那时节，火柴奇缺，快到年关，每个民工配给两合火柴。张中队长发出一个怪论，不抽烟的人不分。这似是而非的理论，我们地主子女是不敢发言的。“放狗屁！各人面份是各人的，不准多吃多占。”一个叫洪兴文的骂了起来，打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张中队长的权威受到挑战，但是洪兴文成分好，他无可奈何，气愤地说：“你去分嘛！”换一个人，也许被难住了。“分就分，你吓呼得了谁？”这个洪兴文可不是吃素的，“元川，你来登记！”我是第一次参加维权运动，十分兴奋，两合火柴的维权运动取得了胜利，我以地主子女身份参加的维权运动也就这一次。
隔了一年，庞大的水利大军开赴祥云县米甸公社，我自然也在其中。这一年的冬天，大“四清”开始了，水利工地上直接派驻工作队员。前几年小“四清”，水利工地成为阶级斗争的避风港，成了空档。地主子女成堆的地方，这一次是躲不脱了。每听到搞运动的风声，我都预感到灾难的来临，像我这样全村文化最高的人，不整你还整哪个，何况别的地主子女不学习，我仍旧寸阴不放，孜孜不倦地学习，虽然没有找到什么证据，总认为我是共产党最危险的敌人。我们住在克昌大队一个叫大村的村庄里，带队的工作队员是昆明工学院的学生。人刚住下来，房东早知道我们是什么成分了，从房东的脸色，我也早感觉出来了。但我不偷不抢，由它去吧。我们一群地主子女，并不因此而愁眉苦脸，反而充分利用当时提倡大唱革命歌曲，学会了好多首歌曲。多少年过去了，他们还常常提起我教他们唱歌的好时光。工作队员毕竟是学生，还不时来到我在的工地上，与我交谈唱歌的事。我当时正在学唱《乌苏里船歌》，工作队员也是一个抒情男高音，他还向我介绍《乌苏里船歌》作者郭颂的另一首歌曲《夜走月亮滩》，因为成分问题，因为身份不同，双方都不便进行深入的交谈，否则，我们会成为朋友的。
工作队员就吃抓阶级斗争这碗饭，多少天了，他都是泛泛而谈，地主子女要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靠拢贫下中农云云。有一天，终于找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和我同一个大队的五里头生产队，队长老郭招的女婿是一个地主子弟，这个人心直口快，这位工作队员与他交谈，他吐了一肚子苦水，说了大实话，把他家冤冤枉枉划为地主，全抖了出来，说到最后，他还甩出一句：“不信你去我们村里调查。”老天爷，这是检验工作队员阶级立场的大是大非问题，他明明知道，不用说是冤枉，就是冤死，他也不能表示同情。如果旁边没有人听见，说说也就算了，偏偏又是当着许多人说的。那天晚上的群众大会上，这位工作队员把这个地主子弟不点名批了一通。要是换了一位工作队员，肯定要上纲上线，开斗争会，还要跑到米甸街指挥部去邀功请赏。但这位工作队员没有这样做。这位工作队员和这个地主子弟，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位工作队员后来回学校去了，这个地主子弟还是一个扭扁担（农民创造的业余竞技活动）的好手，在水利工地上和几百人较量过。也许他太外露了，过了十五、六年，农村里已经给地主改变成分了，我和他在一辆省城开往宾川的长途客车里，不期而遇，他因言获罪，是被释放回家。一个好端端的青年，他的青春就这样被葬送了。在和他交谈中，得知他的女儿都结婚了，他在监狱里学了砖工，回家以后，准备干建筑行业。十年牢狱，竟然没有损伤他的豪气，实在少见。此后，我远走他乡，断了家乡的信息，但我相信，他会成功的。
这么庞大的水利大军开来米甸干什么，要把长官司箐的泉水引到海稍水库。当时调集的人员上万，实行的是人海战术，大部分人是挖水沟，少部分人组织大爆破，要炸开一个山头，叫大切方。当我写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的妻子说，她也去过，去的时候工作队刚刚进村，是秋收以后，使我得以把时间准确地定位在1965年冬季。她说，那年不准回家过年，在工地上过的。我怎么没有印象，穷思苦想，呵，想起来了，打炮眼时，李学孔的儿子小田田，一锤砸在我的膝盖上，我以工伤告假。其实砸得不是很重，也不是阶级报复（开个玩笑！）我借此机会回家休息，春节过了才返回工地。我的妻子是贫农，连李学孔的宝贝儿子都上阵，可见工程之浩大。然而，这么浩大的工程，一开始就如同这道长官司箐的命名，完全是按长官意志进行的。在后来的实践中，没有发挥作用，只留下了劳民伤财的嗟叹。
说起李学孔的儿子小田田，和我同年，他对于父亲得罪人是持反对态度的。李学孔死了多少年了，但李学孔作孽的阴魂，仍旧不时缠在他的儿子身上。几十年过去了，他已经成为一个酒精中毒的病人，怀着强烈的恐惧感，害怕别人报复，总是重复这样的话语：“各人做事各人挡，把我鸡巴咬掉！把我鸡巴咬掉！” 作孽啊，作孽！
我们住的大村，距离米甸街不远，下午收工以后，常去游玩。在这条街上，看见一个认识的人，和一个米甸街女人摆了一个小摊子，经营百货。这不是杨秉钧吗？我和他都是吴老师的学生，我和他经吴老师推荐，一块去报考县花灯团，他就是没有公职的两人中的其中一个，由于大家已经知道了的原因，我落选了。他入选了，其实他的情况跟我差不多，也是地主。我考入中学之前，他已到大理二中上高中去了，没有一起同过校。1957年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假期间他在家劳动，生产队干部秘密商量准备批斗他，有人给他通风报信，连夜翻越他家乡的鸡足山，搭上洱海里的小船，回到学校，免除了我那样被斗争的悲惨遭遇。生产队干部并不善罢甘休，继续向学校打报告，剥夺了他上大学的权利。决定花灯团入选者命运的那位副县长，不了解杨秉钧的情况，杨秉钧得以入选。我却不同，我是黄鼠狼偷鸡－－恶名在外。后来花灯团解散，他又回到生产队。他怎么跑这么远来外县上门，据他们村里的人讲，一个离了婚的婆娘，占着成分好，诬陷他和她有染，死死活活要嫁给他，他是一个青头小伙子，怎么能够抓屎擦脸，坚决不从。这个婆娘，什么丑事都干得出来，搅得杨秉钧整天心神不灵。没有办法呆下去了，只好躲到这偏僻之地。要不是修水利这一偶然性，我们哪知道秉钧老兄蜗居在这里。够了，地主子女，连这等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都领教过了。又过了许多年，我到秉钧老兄他们家乡的公社医院工作。我教过的学生告诉我，杨秉钧在米甸文化站打零工，写一点小文章在报上或者广播上发表。也谈起我，杨秉钧对我怀着崇敬，他说，像我这样高的水平，像我这样高的知名度，他是望尘莫及。听到这样的赞誉，我感到吃惊，论学历，他是高中，我是初中。也许仍旧是是黄鼠狼偷鸡－－名声在外，我是按大学毕业命题考取的中药师，自然一俊遮百丑了。又过了几年，杨秉钧死了，患了癌症。生前默默无闻，死后亦默默无闻。
1966年春天，大部分民工都撤回生产队了，只有我们少部分人抵老庄，我们转移到大切方，从深深的槽子里，拾级而上，把石块一挑一挑地送上来。工地狭窄，人闲工地不闲，工作虽然艰苦，但休息的时间要多一些。黄家墩生产队的赵攀云先生，进入了我的视线，他的年纪跟我大哥差不多，他的妻子黄毓和我大哥一起教过书。因为赵攀云先生在大理造纸厂工作，黄毓被调了过去，后来黄毓患了精神分裂症，赵攀云先生为了照顾妻子，辞去公职，举家迁移回宾川老家。
黄毓家是地主，是黄家墩的望族，她的叔叔黄茂修任过镇长，共产党建政初期被处决。临刑前被关在我们学校的橡木牢房里，她的妻子带着刚刚满月的儿子来和他诀别。在我快走完的一生中，这样的场面我只经历过一次。由于年幼，由于心灵的震撼，我特别想关心这个刚刚满月的儿子，我想娶他的姐姐为妻，但没有人理解，没有成功。如果成功，我可以放弃去贫下中农家庭上门的打算。遗憾的是，我没有把这种想法和我父亲交流。据杨克军讲，黄茂修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对人很客气。黄毓的母亲却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赵攀云先生的成分是小商，为了妻儿老小，跟随妻子来宾川，不但没有受到岳母的褒奖，反而受到她的冷嘲热讽。赵攀云先生喜欢研读中医学著作，他的岳母却说：“与其学习这无用的东西，不如学习打草鞋。”每提起此事，赵攀云先生愤愤不平。对岳母短视的惩罚，很快就应验了，当农村里掀起合作医疗运动的时候，赵攀云先生就成了大队合作医疗站，名副其实的一名老中医。
说起学习中医，赵攀云先生也是我的一名老师，他对我的启发，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关于“不能救人，也能自救”的理念，在“唯成份论”盛行的年代，使我能够坚持下来。赵攀云先生在大队合作医疗站，当了十年医生后，把他的儿子赵大川也带了出来，这时，我受命负责培训全县乡村医生，他的儿子赵大川前来受训，带来他父亲赵攀云先生的一个条子。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弯。又过了几年，他死了。
1966年8月中旬，我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我带着这张报纸，到山坡上的松林里，看了两遍。我关心的，是不是会整到我的头上，左看右看，横看竖看，都整不到我头上嘛。但从那浓烈的火药味中，我已经预感到一场铺天盖地的运动会到来。又过了一个多月，一天早上，领导突然通知我，叫我不要出工了，叫我把行李和用具收拾好，生产队通知我回去。大家每天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有说有笑，一刹拉之间，一个也不说话了。我想，一个革命者，被捕前恐怕就是这个样子吧，被处决前恐怕也就是这个样子吧。事到头来不自由，怕有什么用，要杀要剐，就这一回。我的内心反而平静了，我主动跟大家打招呼，然而他们就是不说话，我特别跟赵攀云先生打招呼，我认为他是见过世面的人，总要跟我说话吧。令我失望，他用眼色暗示了一下，意思叫我不要说什么。原来，大家都早就知道了，只有我还睡在鼓里，在那遍地狱中的年月，谁不怕啊！吃了饭，一个民兵押着我，挑着行李，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这个民兵是位中年人，历次整人的运动也看得多了。经过长时间的跋涉，快要到家的时候，他才说：“听说一个反革命集团牵连到你，我就不送你回去了，你自己回去吧，我相信你。”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到海稍水利工地上。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