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元川
死了的人不会说话
活着的人要为他们说话。
内容介绍：身在农村的地富子女是黑五类子女中最不幸的一群。地富子女在老的地富死去后被“接班顶替”，沦为专政对象，不沦为专政对象，也是准专政对象。各种好事，如升学、招工、参军、提干，统统没有他们的份。他们和别的农民相比，同工而不同酬，犯同样的过错则罪加一等。在婚姻问题上更是备受歧视，尤其是男性，有多少地富家的小伙子，又结实又能干，却老是娶不着媳妇，只好长期打光棍。地富子女的人数是地富的十倍，是最大的受害群体。受迫害的时间太早，持续的时间太长，受迫害的程度太深，被压得无声无息，以至于被人们习以为常，见惯不经。一般人无形中已经把他们视为另类，因而对他们缺少设身处地和感同身受的同情能力。作者通过如此遭遇下的感受和心理，在《死者无言》一书中真实地记录了他们在漫长的苦难岁月中的痛苦与思考，希望与绝望，爱情与亲情，梦魇与幻想。
第一章 童年
母亲告诉我，她怀着我的时候，租一家人的房屋住，当时父亲已经置下田产，正在筹划建房之事。就在这个时候，父亲跟房屋的主人发生争吵，父亲受不了这个气，加快了自家房屋的建设，草草盖了几间茅屋，迅速搬进自己的窝棚。茅屋建成之日，就是我出生之时。一住就是十年，离开茅屋之日，就是我的童年结束之时。
我的童年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在我记得话时，我是被父亲抱到汽车驾驶舱里，让我感受第一次坐汽车是一种什么滋味。我感受到了，树木房屋飞快地往后面跑，若干年后我才学会坐汽车要往前看，不能往后看、往侧面看。由此形成的思维定式，影响了我的一生，一直到晚年，才觉得有些事情还得往后看，失忆对于国家、民族、家庭、个人的危害性是很大的。我的童年正好处在我的父母摆脱贫困之时，我之所以能够去坐汽车，那是父亲往返于昆明－－宾川经商包的汽车。此时的我，常常被父亲带到离我们居住的村庄一、二里的牛井街，出入于茶馆一类的社交圈。我天生前额较高，听到的大多是“聪明冠顶”一类的溢美之辞。又常常进入演戏、杂耍等场所，给我的感觉是，在场外收钱的对我父亲非常客气，不交钱就进去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常常宴请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他的儿子当时担任牛井镇的镇长，父亲常常带我去接这位王爷爷，王爷爷到我家里，我去王爷爷家里，都是我最快乐的日子。王爷爷拄着一根龙头拐棍，父亲牵着我，走在田间的小路上。王爷爷慈祥的笑容已经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事隔六十年，始终抹不去。这样一个善良的老人与大恶霸、大地主实在难以联系在一起。可以肯定，王爷爷是在解放前去世的，因为解放后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镇长儿子和一个孙子先后被新建的政权枪毙。王爷爷的家庭算得上一个乡绅政权的标本，儿子叫王思若，王思若有七个儿子、一个女儿。老大扩宇，镇压反革命时定的罪名是中统特务，继父亲之后被处决；老二扩宙，参加共产党，在云南地下党滇桂黔纵队八支队三十二团任营教导员，解放后到东北工作，再也没有回过宾川老家；老三扩俊，云南大学政治系毕业，我就读宾川一中时他任副校长，沉默寡言，守口如瓶，2000年我回宾川一中参加校庆，才知道他已经死了几年了；老四扩家，名副其实，从未离开过家门，一直经营他家创办的轧花厂，不能否认王思若父子对宾川棉花产业的发展是作出了贡献的，扩家死于精神分裂症；老五扩丰，上中学时参加过志愿军，后来做了小学教师；老六扩军，云南大学化学系毕业，在一家工厂工作；老七扩定，惟一的女儿，长得漂亮，有一副好歌喉，上中学时和我分在同一个班级，1958年升学考试，那么严格的政治审查，成分不好的学生几乎扫地出门，而她这样一个出身于关管杀家庭的人，居然入读大理师范学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的同学、画家王舜在弥渡遇到她，容颜衰退得令人吃惊；老八扩寰，上中学时比他姐姐和我高一个年级，有高超的篮球技术，未能升入高一级学校，在宾川一家建筑公司工作，与舅舅的女儿成婚，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还穷得叮当响的时候，他已经在黄家墩村鹤立鸡群盖起了混凝土砖房，因为女儿嫁到香港，后来到香港定居。读者也许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的篇幅来描述王爷爷一家，这是因为我从来认为，这样的家庭是完美的和谐的，它已经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雏形。土地改革以后，双寡的王思若妻子、王扩宇妻子自己耕作土地，最大的困难是家中无牛，无男人犁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昔日趋之若骛，今日惟恐避之而不及，找谁呢？还是我父亲周明高最可靠，同时代的牛井街人都知道我父亲是驶牛、犁地的好把式。那时我已经进入牛井街的高小学堂，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去找我父亲，这一幅耕作图是那么深刻地烙印在我的脑子里，我父亲的人格力量感染着我，我更加敬重我的父亲，同时我也看到失去男人的两位女人，在逐渐走出生活的阴影。
说起我的童年，我的顽劣实在令人憎恨。我家住的村庄叫溪河村，顾名思义，一条小河流过村庄，环境是这样的美好，柳林，沙滩，令人留恋。游泳，打闹，玩乐，把我的顽劣暴露得淋漓尽致。就说王家八哥扩寰从牛井街带着伙伴来河里捉鱼，我在河岸上往水里扔石头取乐，屡禁不止，他的伙伴要上岸来揍我，还是八哥发话才使我停止了恶作剧。和一群人玩一个把铜板、银币丢到窝里的游戏，赢了高兴，输了打人。有一次打了我家恩人（我家从山地窝棚迁移到溪河村第一个收留我家）的二姑娘，惹了祸，在家里挨抽，遇到二姑娘的母亲受到质问，无地自容，难堪极了。这件事，虽然幼年无知，老觉得对不起人。当然两家的亲密关系并没有受到影响，在我家脱贫致富以后，并未忘记对他家的报答。土地改革斗争我的父母时，为了划清敌我界限，只把这一条作为材料算在我父母的帐上，也没有无中生有找出一些所谓钢鞭材料，主人是用了一番心思的。我父亲讲，在他受到监禁的时日里，受到包括二姑娘哥哥的好心人的暗中保护。这当中也有我父母的为人的原因，我父亲讲，一个相对贫困的邻居到我家地里偷摘辣椒，被我父亲看见了，我父亲反而躲避到别的地方去了，等待这个邻居走了，才回到地里。这个邻居十分感动，把这件事作为家训告诫自己的子女，要知恩图报。在父亲受到监禁的时日里，正好邻居的儿子担任村里农会主席。
我常常到一个叫石头的家里去玩，他家养了一只老黄狗，双方友善，但是我穷极无聊的本性驱使我去打它的头，结果吃了大亏，被它一口咬得我膝盖血淋淋，我哭天喊地，把他家吓坏了，赶紧涂辣椒水，害怕染上狂犬病，医了好一阵子，结痂后又碰破，留下终身的疤痕。后来我二哥周凤川玩弹弓失手打着石头的眼角，闯了大祸，石头的妈妈是一个泼辣的女人，闹得一个村子沸沸扬扬，令我父亲暴跳如雷，打了中学毕业在家的二哥，从此再也没有看见二哥玩过弹弓。也许是家境好一点的关系，看见好看的、好吃的就闹着要买，有一天来了一个卖山鸡的，山鸡尾巴长长的，羽毛鲜艳，围观的多，能够出上价的人少，我一定要母亲买，母亲嫌贵，我就在地下打滚，母亲只好买下。有一年发洪水，洪水漫到村中小学门口，大人忙着防洪，我却老往外跑，一天换七、八次衣服，实在让家里人担心。
1948年秋天，我被送进溪河村小学。我的启蒙老师叫杨秉信，他和我大哥同学，面对我这个不够入学年龄的小孩，也只好勉强收下。杨秉信老师擅长音乐、美术，可惜我当时年纪太小，未能够在这两门功课上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我的记忆里，整日歌声飘荡，但我只依稀记得一首《百花洲》的歌曲。我的顽劣天性并没有因为入学而减少，与同学打闹依然如故，课间休息时围着一株大榕树爬上爬下，你打我，我打他，结果被一个最要好的同学打伤了眼睛，为此父亲到学校责备老师管教不严，杨老师怀着委屈，语重心长地对我俩说：“打闹的结果，给各方面带来这么多麻烦，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杨老师身体不怎么好，他说话的眼神，说话的声音，对我一个六岁的孩子，是那样的刻骨铭心。杨老师教了我一个学期就回家了，死了，说是患一种叫肺结核的病。我想起再也看不见杨老师的眼神，再也听不到杨老师说话的声音，我流下了眼泪。以后我再也没有在校园里和同学打过架。我的这位同学叫杨开华，从辈份上讲，我应该称呼他为叔叔，但我俩相处却如同兄弟。我俩改变了玩的方式，用一根光滑的杠子架在两株柳树上，在柳林里训练翻单杠。凭我俩的智商，凭我俩的志向和追求，我们两人应该双双进入中国的高等学府，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然而，土地改革一声炮响，他的母亲自杀，在这节骨眼上他患了麻疹，无力医治，而导致终身失明。大集体的时候被生产队“照顾”安排到小煤窑背煤炭，1979年政策宽舒一点，开始了他的漫漫阿炳（二胡曲《二泉映月》作者）路。1979年我也走出了沼泽，两个童年好友相遇，欲哭无泪，不愿意再提起伤心的往事。苍天啊，你为什么这样不公？第二个老师姓俞，大辛村人，上课时候少，睡觉时候多，没有留下什么印象。1949年我父亲任校长，请了一个地下党人来任教师，此人姓朱名茂生，云南凤庆人，他教的是一首刨马铃薯的歌曲，我还记得内中有这样的歌词：“这么大的果儿，你说妙不妙？”这首歌曲传唱后，村里的头面人物对他提出了警告。后来才知道这是一首在解放区唱的歌曲，过了不久，这位老师突然消失了，但是在夜深人静时却听到这位老师和父亲窃窃私语，偶尔还听到母亲给二哥讲这位老师的历险经过，同时也对我发出警告：“小孩子家，不准到外边乱说！”一个夜晚，听说一群盗贼有组织有计划的要来进行抢劫，聪明过人的母亲，干脆把灯笼点得通夜透亮，你要什么就拿去吧！只要人平安。然后就张罗着把我安置到安全的地方，先把我藏到堆放秸秆的地方，一会又把我送到一户房屋十分破烂的人家，母亲折腾了一夜，考虑的不是自身的安全，而是孩子的安全，天下做母亲的恐怕都是这样。正是母亲博大的胸怀，在土地改革中被扫地出门之后，引导我们全家，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熬到了1979年。就在躲“强盗”的第二天，赶集的人回来说，解放了。我还没有弄明白解放是个什么东西，村庄里就驻进了军队。军队又向北边开走了，军队又从北边开回来，一只军队押着另一只军队，听人家讲，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被彻底打垮了，解放了，解放了。
被国民党追捕的朱茂生老师也没有回来教我们，而是去担任共产党牛东区人民政府主席，没过多久就把二哥周凤川带到宾川县人民政府担任一名公职人员。我的大哥周锦川于1950年5月从昆明返家，做了一段时间征粮工作，1951年被新政权吸收为溪河村小学教师。我已经入学两年了，经过我大哥检查，并没有学到什么，于是大哥开始了对我的整肃。大哥毕业于宾川正惠高级中学，在昆明当过国民党中央宪兵，受到极其严格的军事训练，上课时十分强调遵守课堂纪律。任性惯了的我，正好成了典型教材，警告，再次警告，警告无效，大哥走下讲台，打得我鼻血长淌，并将我驱逐出学校。我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暴风雨式的打击。回到家中，母亲和大嫂责备大哥出手太重。然而，这一次的教训，对于我对于全校学生都太重要了，课堂纪律空前好转，树立了浓厚的学习风气。以往，我每天晚上跑到外面去玩，回来得太晚，母亲对我的惩罚是，跪在地上，头上还要顶一碗水，并未收到很好的效果。大哥则不然，每天晚上在昏黄的菜油灯下，用一块小黑板给我补课，我的学习成绩获得迅速提高。是大哥把我这样一个秉性顽劣的人带进了知识的殿堂，自此以后，可以说，我终身都未放弃过学习。我家里有许多书籍，都是大哥、二哥读过的小学、中学课本，阅读这些课本成了我的乐趣，我常常躲在楼上，独自阅读。一个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已经知道鲁迅、茅盾、巴金、蔡元培、徐志摩，识字的量超过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学校墙壁上不时贴出一张落款为“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陈赓”的布告，诵读之余，屡屡获得村民的赞赏。鲁迅的“门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把文学的描写注进了一个孩子童真的心。一篇题为《爝火》的文章，“看似那般近，又似那般远”，使我沉浸在幻想中。然而对文学爱好的起始，也就是忧患的起始。此后我对文学的爱好虽然没有减弱，但是终身没有跨进文学这道门槛。
在我大哥执教的两年中，溪河村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政权建立伊始，一对表兄弟登上了溪河村的政治舞台。他们是农民协会会长黄兴，和行政村村长杨义忠。黄兴是一个破落子弟，吃喝嫖赌，家道中落，在村子里混不下去，跑出去参加了几天抗产队（共产党组织的游击队，简称抗产队），回来后摇身一变当了农民协会会长。说起此人，和我家还有一段渊源。我大哥结婚早，当时他还上高中。他与学校里的同学结拜为八个弟兄，八个弟兄各有所长，杜荣、王家楷，学生自治会主席、副主席，王家楷的家庭是宾川四大豪富之一；罗祯祥，一个把着头、二名的高才生，据说有一次到大理参加知识竞赛，八所中学的精英汇集榆城（大理雅称榆城），他获得演讲冠军，还进行了一项现场比赛，谁读书最多？各自报上书名后，由担任裁判的老师随机抽样，询问人物、故事、情节，结果战胜了一外位来自鹤庆，夺标呼声甚高的同学。略举两例，其人的才华可见一斑。大哥结婚时，我大哥的七个弟兄都来参加婚礼。黄兴也来了，他是一个老牌酒鬼，一贯以酒发疯，逞能逞狠，在婚宴上就与大哥的弟兄发生了冲突。这个破落户哪里把几个学生娃娃看在眼里，言语口角，互不相让，还是我父亲的智慧远远高于酒鬼，把几个心高气傲的学生压了下去。八个弟兄顾全大局暂时忍了这口气，回到学校以后，却商量着设计了一个收拾黄兴的方案。方案总设计师是罗祯祥，罗祯祥家居宾川中学所在地－－洲城街，他经过一番调查，确认黄兴常常去洲城街一个杨姓亲戚家里，然后对途经路线和眼线都作了精心安排。一天，当黄兴骑着马进入文庙过道时，罗祯祥的哥哥迅速封锁了路口，不准许警察介入。几个人把黄兴拉下马一阵暴打，当警察赶到现场时，一个人影都不见了。为此黄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家里医治达半年之久。黄兴当了农民协会会长，变本加厉，作威作福，捆绑吊打群众，便饭家常，我亲眼看见一家人办丧事，他把外村来客的耳朵打掉，又吊在小学校的单杠上，然后关进橡木栅栏的牢里，恐怖极了。
行政村村长杨义忠，原来住在金甸，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与一个势力强大的家族发生冲突，逃亡他乡，落籍溪河村。年关在即，行政村长家的大红公鸡突然失踪了，这还了得，于是对全村进行了大搜捕，我的母亲又一次把灯笼点得通明透亮，最后，行政村长家的大红公鸡找到了，却是在一个常年吹鸦片烟的女人家里，这个女人可惨了，尿屎都被吊了出来。在这一对表兄弟主政期间，六十户人家的溪河村，被划为地主成分的有两、三户人家。黄兴有一幢祖上留下的瓦屋，有十多亩土地，被划为中农。杨义忠只有三分土地，自然是天经地义的贫农。我家的土地和黄兴家差不多，有几间破茅屋，在黄兴、杨义忠的主持下被划为中农。与黄兴家的瓦屋相比形成鲜明的反差，由于父母善于经营，生活是富足的，石料已经备好，建设好一点的房屋已列入议事日程。父亲在昆明做生意，买了许多美国帆布，请来缝纫师制作各式各样的服装，从昆明买回来的日用品也不少，对于从来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这些洋货，实在让人眼红。其实，这些洋货在昆明不过是一堆不值钱的东西，但是在溪河村这个特定的人文环境里，却给我的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1953年夏天，根据上级指示，对土地改革运动进行复查。土改工作队经过访贫问苦和串联，定了坏人掌权的调子，一夜之间就把黄兴、杨义忠抓起来，投入他们两人关别人的橡木栅栏的牢里。同时被抓的还有杨忠，杨忠没有担任什么具体职务，但与这两个人十分合得来。被称为主宰当时溪河村政局的三驾马车。这三个人被抓后，溪河村政局动荡不安，卷不及暮雨朝云，领导班子换了几茬。就在这样的人事更迭中，有两个人浮出了水面。一个叫李学孔，一个叫杨岱。两人都是从与宾川比邻的祥云县搬迁来的，两人都经营臭豆腐行业，前者是大老粗，后者有文化，这就注定了这两个人一个在前台，一个在后台的政治格局。就是这两个人，主宰了溪河村的政治生活近三十年，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都跟这两个人的好恶紧密联系在一起。
土地改革工作队依靠的对象是贫农、雇农，雇农是首选对象，所定的标准也明确，没有土地，没有房屋，这一类的人有好几个，但是能说会道的要数杨岱、李学孔，于是，杨岱、李学孔便取代了黄兴、杨义忠。只有三分土地的杨义忠被划为地主成分。有十多亩土地，有一院瓦屋的黄兴反倒维持中农成分不变，这要归功于他的女人，摆平了几个关键人物。我家各式各样的服装，从昆明买回来的日用品，早就纳入了杨岱、李学孔分浮财的盘子，被划为地主成分。一个六十户人家的溪河村，被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有二十八家，这么高的比例在全国恐怕也是罕见的。被划为地主成分的男人，几乎都进了劳改队，其中最惨的是没有担任什么具体职务的杨忠。2005年春节前夕，我拜见了这位八十八岁高龄的幸存者杨忠，据他自己讲，他被判的是死缓，据我二哥掌握的资料，杨鹏翥县长亲笔批的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知道什么原因幸免于难。杨忠对我说，他三十四岁入狱，在劳改队呆了三十多年。我父亲没有送去劳改，是因为当时享有较大发言权的一个女人，向工作队反映周明高为人不刻薄，使杨岱模棱两可的谗言未被采纳。黄兴被关了两年放了回来，戴一顶劳释分子的帽子，因为中农成分，比地主、富农分子轻多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给黄兴平了反，因为抓他的案由是“二流子”，二流子怎么能够办罪。我二哥在法院工作，给黄兴送来平反通知书，补偿了他一点钱。杨义忠劳改十多年，膝下无男丁，生产队靠劳动力吃饭，晚景极为凄凉。他的一个外孙在二十一世纪，终于坐上了大理市副市长的位置，验证了他的政治基因。副市长外孙也许终身不会知道，土地改革划成分是何等的荒唐，杨义忠们的悲剧和灾难还会重演吗？杨义忠这个只有三分土地的地主，划得冤枉，比他冤枉的还有。王绍理的父亲，租人家的田盘，勤巴苦做，一年到头打着光脚板，去做客时一双布鞋揣在怀里，快进村了洗了脚才穿上鞋，做完客出了村，鞋又揣回到怀里。就这样一个人，被划为富农。王绍理秉承了他父亲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成绩异常出色，但是成分问题，无缘跨入大学门槛，后来在云南省贵金属研究所工作，1998年我在昆明医学院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与云南省贵金属研究所离得很近，前去拜访他，谈话的议题还是土改划成分，好在他的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当了工程师，实现了他未能实现的梦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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