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龙
26、灭顶之灾
1958年5月的一天，我的父亲也被捕了。
学校先得知这个消息。
团支部书记李佩兰和宣教委员王嵘找我谈话，告诉我父亲被捕了。他们代表团支部和班委会给我做思想工作，要我当晚不要回家，就在班级宿舍过夜。还说，你的父亲虽然被捕了，但是你们是党和人民培养长大的，应该跟你父亲，跟家庭划清界线，应该站在党和人民一边。
我得知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思绪万千，茫然不知所措，就在班级的集体宿舍里，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一晚。
同学们知道此事都对我挺同情的。
当时我们弟兄三个都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读书，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也没有想到互相见面商量一下；何况家离学校很近，家里还有弟弟妹妹们都只念小学，他们和母亲会怎么样呢？
学校和团支部安排我们不要回家，我们也就不回家了。
翌日，放学了，我们才不约而同地回到家里。
母亲见我们弟兄回来，悲愤地说：“昨晚你们为什么都不回来？难道不怕家里出事吗？难道不是你父亲养活你们吗？”平时我对父母的话是不敢回嘴的，当时我竟然用李佩兰和王嵘的口气回答说：“我们是党和人民培养的！”
母亲顿时大怒，破口骂道：“放你娘的屁！我们的饭碗都被人端掉了，谁还管你们呀！
由于党、团组织分别给我们弟兄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我们弟兄们不约而同地跟父亲断绝了来往，以示跟他划清界限。
若干年后，我看了苏联电影《第六纵队》，影片中那位法国青年，经过调教后变得六亲不认，毫无人性，甚至在特写镜头中，他的眼神也由清纯碧兰变得混浊麻木了！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又过了许多年，我反思自己当年对待父母、对待金世琦的言行，不也跟当年那位经过调教的法国青年差不太多了吗？——这是多么可怕呵，这正是我从小所受教育的结果呀！我终于能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一场从中国开始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变色的共产主义瓦解的狂飙中醒悟过来，是多么值得庆幸呵！
后来听母亲说，父亲被捕那天，几个带枪的警察先到畜产公司给他带上了手铐，然后押到家里来进行搜查。父亲带着手铐一直低着头站在房子当中，可怜兮兮的。几个警察在家里乱翻了一气之后就把他押走了。没过几天，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就以“历史反革命兼右派”，宣布对他判刑10年！判决前没有对他进行审讯，也没有找他落实所谓的“罪行”的事实！
我父并没有上诉。
解放了9年，我父认认真真学习了9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著作！同时认认真真地写了8年检查交待材料！还有什么可写的？还有什么可上诉的？
过去在家里闲谈时，我们弟兄曾对父母说，他们上大学时的专业没选对，父亲学了管理，母亲学了法律。如果学自然科学的话，就不会在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中挨整了！父亲回答说，那时只是为了饭碗哪里会考虑得哪么多！后来的事实表明，许多自然科学家，如钱伟长等还不是被打成右派了！夹边沟的“右派”中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还少吗？
我们又说，在三十年代后期，父母如果像他们的同学和朋友那样到延安去，现在已经是高干了，也不会在政治运动中受气了。对此，父母当时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后来的事实却表明：父亲的几个同学和朋友，虽然吃了延安的小米饭入了党后来当上了高干，像刘慈元（马彬），抗战时办《今天》杂志的同仁，后来当上了国家体委的领导干部，还是在运动中挨整了；像朱广愈（朱鸿），也是《今天》杂志的同仁，虽然当上了空军宣传部的高官，也在“文革”中坐了牢！甚至当年引导我父走上革命道路的中共地下党员陈伟斯也被打成了“右派”！
同是“华东革大”支边团的成员，同在区外贸局当科员的王钟炎的父母，在反右时躲过了一劫。因为王父在抗战胜利后当过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比起我父解放前只是一个小科员要风光得多！可是他们夫妻俩做人低调，夹着尾巴做人；对于王子纪经理等工农干部领导总是唯唯诺诺，恭恭敬敬的，从不摆知识分子的架子。结果是他们王家平安地度过了那几年，跟三弟、四弟同龄的钟宪、钟凯都顺利地考上了大学；而我的弟妹们则因父亲是“右派”，都被剥夺了升学接受教育的权利！
当然，他们王家弟兄还是因为家庭出身和父亲当过“接收大员”而受到了歧视。王钟炎虽然考入北大物理系，后来成了核物理专家，却只能当一般的教师，不能搞他所想做的研究工作……所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因为他们的叔叔在美国的关系，他们弟兄毫无例外地选择了移居美国。
也是“华东革大”的成员，也是从上海支边来疆的区外贸局的科员张勉之，其妻是家属从不抛头露面。他本人虽偶尔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感叹，但也听命随遇而安。还是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和右派”，判刑10年！幸亏他们的两个大女儿已留在上海工作，于是他的妻子只得带领跟我们弟兄同龄的亚龙、亚淦等回到上海去了。
张勉之原籍是福建人，中等身材，稍胖，常跟我父交往。他们有时在一起谈论过去的美好时光：三十年代在南京考大学 ，张勉之叫其妻乘车在中央大学门口等着；他考完中央大学，接着乘车去金陵大学赶考；结果两所大学都考取了！我父那时也住在南京，考取的却是上海交通大学。
他们在一起时也对一些工农干部的不学无术，私下里表示轻蔑……
他们现在又同时到劳改队去服刑了。
还有金世琦的父亲，我父的棋友金毅深也进了劳改队了。
他们这些“华东革大”的学友，有多少人进了劳改队呵！
我父虽然进了劳改队，却还保住了一条性命；而到夹边沟去劳教的右派们却大多悲惨地丢掉了性命！相比之下，我父又是幸运的了！
我父被捕没过几天《新疆日报》第三版头条刊登了我父被捕的消息，和他的所谓“罪行”。我父自随“华东革大”支边团来到新疆，一直只是一名科员，在《新疆日报》这样突出的报道他，未免有点太“抬举”他了！然而比起不久前在头版大块地刊登他的“反右”文章来，版面又有些逊色了！
最新的资料证实，全国打成的右派分子达三百壹拾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加上中右分子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共四百六十一万多人。还有一批编外右派已无从查考，照样送去劳改劳教，照样忍受二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非人待遇！在经历过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后，加上时间因素，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时，仅有十万余人了！我父有幸忝列其中。
1957年反右时，中国只有五百多万知识分子。毛泽东在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工人农民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基本上把大多数知识分子归类到资产阶级阵营去了。因此，反右时那么多知识分子挨整就不奇怪了！
我父被捕以后，诚如母亲所说：“我们的饭碗被王子纪们端掉了，不让我们吃饭了！”
“党和人民培养教育我们”真的成了一句空话！
党在哪里？人民在哪里？谁给我们一碗饭吃，谁给我们交伙食费？
为了全家不至于饿肚子，为了孩子们不至于中断学业，体弱多病的母亲很快就找到给某单位洗工作服和拆洗棉被的活儿，独自拚命干起来，挣钱买粮食……
那时我和大哥正忙于高中毕业和高考，没能帮上母亲的忙。三弟在高一，四弟在读初一，五弟在读四年级，小妹在读一年级。
在湖南长沙当政协副秘书长的祖父，得知儿子竟因“历史问题”被捕后，愤怒地说：“我们父子俩在解放前就参加了民革，在中共领导下做地下革命工作，哪一点对不起共产党了？”
祖父来信要孙子们回湖南长沙。心怀鬼胎的姑姑则竭力阻挠。母亲因过去的积怨也不愿意把孩子们送到湖南去。
于是祖父每个月给孙子们汇30元生活费。一直持续到1960年12月12日去世。
大姐得知父亲被捕的消息后，毅然中断了大学学业，参加工作，在西安市34中当上了高中的老师，同时她又开具证明将母亲及弟妹等五人的户口转至西安，并安排好出租屋准备母亲和弟妹们到来。
大姐还特地说服了姑姑，把三弟转学到长沙继续读高中，并办妥了有关手续。
1958年7月，母亲带四弟、五弟和小妹离开乌鲁木齐到西安，大姐看到母亲竟没带三弟回去，还同母亲发生了争执，但是却没给三弟去信，叫他去长沙祖父处读高中！
大姐因为大学本科还没有毕业，工资待遇按大专生的标准发放，每月只有41元，她除留7、8元伙食费外，其它30多元全部交给母亲供弟妹生活之需。
接着大姐又托人安排母亲到西安28中管理图书。此时全家居住在西安东郊韩森寨韩一村10号的一间简陋的出租屋里。
但是好景不长，当西安28中根据母亲填的履历表从新疆外贸局调档，王子纪们强调我母是被开除的，于是我母便被解雇了！
王子纪们真是比蛇蝎还要歹毒呀！他们公然不顾中央监察部三次撤销开除我母的通知，执意要把我们这一大家人赶尽杀绝，置于死地！
好在苍天有眼，人不报天报！没过10年，王子纪就在“文革”中被压抑已久的愤怒的群众批斗死了！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久，他的妻子马建萍，一位高挑白皙、相貌姣好的米脂女人，就改嫁他人了！王子纪也落得家败人亡的下场！这是后话。
又过了10年，1978年，我的父母得到平反，改正，又回乌鲁木齐二道桥新疆外贸局大院，二十年沧桑令人浩叹！
我母在西安的饭碗再一次被王子纪们端掉了！我母只得又想方设法打零工，如给旅社洗衣被，在街头卖冰棍等。
我母出身于四川的地主家庭，后到南京求学，结婚后一直在大城市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又体弱多病，在王子纪们的残酷打压下，为了子女，为了一家人的生存，她义无反顾地在社会底层挣扎奋斗，干一切力所能及的重活，脏活，像洗衣服、卖冰棍、干农活等等，一干就是二十年！尤其是她始终不向邪恶低头，勇于跟命运抗争，顶住了社会上的阵阵狂风恶浪，承受了家破人亡的惨痛，顽强拼搏，终于带领全家走出漫长的荆棘之地！
三弟在这次家庭灾难中，是我们弟兄中遭受打击最重的一个！他那时只有16岁，身体瘦弱，正在读高中一年级，失去了一切生活来源，每个月12元的伙食费只能靠他自己做小工，搬土块挣得，一直到高中毕业！
我父入狱后，因曾祖母已是85岁的高龄，尽管身体硬朗，大家怕她悲伤，决定不告诉她这个消息；谁知心术不正的姑姑故意向曾祖母透露了这个信息！曾祖母得知她唯一的最疼爱的孙子坐了牢，而且刑期很长，悒悒不乐，更加沉默寡言，不久就辞世了！
曾祖母在26岁时，32岁的曾祖父考贤得急病去世，那时祖父一中只有3岁！曾祖母凭着自己的双手，在农村劳动，把祖父抚养成人；后来又随着祖父到北京、南京、上海、长沙等地，娘儿俩相依为命60年！而今慈母仙逝，儿子又判重刑入狱，祖父一中黯然神伤，悲悲切切！
姑姑在“反右”接着“反右倾”运动中越来越感到祖父这个“历史人物”－－虽然解放后当选湖南省人民代表，任政协湖南省常委－－对她的前途是个绊脚石，经常对祖父恶语相逼（1），祖父一中终于在1960年12月郁郁而终，年64岁。
解放前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解放后在某学院当马列主义教研组书记的姑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越来越左，终至人格扭曲，人性泯灭，在“大义灭亲”的旗号下，对其兄栽赃构陷，落井下石；至死其祖母；逼死其亲父；逼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丈夫自杀未遂；抛撒掉其父的骨灰；在“文革”中又驱赶其年老体弱的母亲到偏僻的农村……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可以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狠抓阶级斗争”的标兵了！
注：
（1）这是继祖母、也就是姑姑的亲生母亲后来告诉大姐的。
尾声
我父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入狱，我母又在此前因替丈夫辩护被开除公职，我家遭灭顶之灾！覆巢之下，我却是其中最侥幸的一个！我在接踵而至的高考中，被录取到新疆八一农学院农机系！当时全国每年只有二十多万学子能考入大学，我成也了一名光荣的大学生！
“我们是党和人民培养教育”的在我的身上兑现了！
当时全校只有田兆丰、蒋凤仪等五六名被划作“有右派言论”的同学，不予发给高考准考证！
我虽然终于没有被批准入团，但还是被列为能向组织靠拢，能积极争取进步的学生之列。
当然，我能读大学也可以说是属于侥幸，因为两年后，1960年的暑假，据说彭真（1）在北京讲过一番话，意思是说，教育也要讲阶级路线，取消“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升学资格！于是，当年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六O级毕业、高考成绩在全疆名列前茅的三弟，和当年在西安参加中考成绩拔尖的四弟，均被取消了升学受教育的资格！15岁的四弟只好跟着母亲在西安卖冰棍谋生了！
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夫子尚且实行“有教无类”呢！
不知在“文革”中被单独囚禁了九年的彭真反思过自己当年的这番讲话没有？由于他的这番讲话，接连许多年，使中国大批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少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
金世琦和初中毕业的金世葚两姊妹自然不能升学了，她们参加了师资培训班的学习，学习结业后分配到乌鲁木齐第十二小学当教员。她们姊妹俩扛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
大哥在高中毕业后没有参加高考，也参加了“师资培训班”的学习，学习结业分配到K市某中当教员了。
母亲当年没有阻止我参加高考上大学，也是对我一生的恩德！因为当时只要她叫我参加工作，我是不会不听她的话的！
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领到工资后，立刻每月按时给家里汇去20元，作为弟、妹读中学的生活费，直到四年后，因“文革”中的武斗被迫逃亡！
在乌鲁木齐市只留下我和三弟了，但是我俩很少能会面。一个休息日，我从老满城跋涉到二道桥旧居，那时外贸局总务科还没有把房屋收回，临街的窗户百叶窗关闭着，屋里光线暗淡，空荡零乱，那只从上海带来的樟木箱在地上摆着，上面摞着一堆用白色旧航空地图包好的书籍，分明是三弟不久前的劳作。这些书正是我们弟兄们看得破损了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童年》、《人间》、《我的大学》等和父亲买得不久的全套鲁迅杂文单行本。还有一个三弟的日记本，画报纸包的封面是一只海燕正在暴风雨即将降临的海面上掠空飞翔，顶侧是三弟摘抄的高尔基的诗句：“白茫茫的海面上头，风儿在收集着阴云，在阴云和海的中间，得意洋洋地掠过了海燕……”日记里还有三弟写的整理这些书籍的随感，题引唐诗：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短文写得有些伤感，但是书法工整，文笔流畅。这次我虽没见到他的面，却猛地感到三弟已经长大了，已不再是那个易感伤流泪，好写错别字的瘦削少年！
三弟在高中阶段不仅依靠自己的劳动挣够伙食费，而且各科学习成绩都特别优异！在修建青年渠、大炼钢铁等劳动中都取得“突击手”的最高荣誉！同时，他还对音乐舞蹈琴棋书画都颇通晓，对各种球类都有相当的水平，这在同学中也是极少见的！
我上大学后常常收到祖父从长沙写来的信。这时他的儿子坐牢了，他的二孙子却读大学了！有时祖父还给我寄来照片；有时他随政协组织的参观团到全国各地游览，也寄些印有当地名胜古迹的名信片给我。
我也常给祖父写回信。
祖父留在我脑海里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穿着深灰色的中式长袍，坐在上海复兴公园的长椅上，久久沉思的模样！－－这位十九世纪末出生在湖南边远山村的穷苦农民的儿子，在寡母的扶养下，1917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武昌中华大学，并毅然到广东拜见孙中山先生 ，投身国民革命 ，跻身于现代中国的政坛，先后担任过湘潭、醴陵县长，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十二路军政治部主任 ，国民政府实业部主任秘书，农商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国民党中宣部主任秘书等要职；后来又成为为“民联”领导人之一，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及湖南和平起义的工作，－－在中国沧桑巨变的前夕，他在上海的公园里思索着什么呢？
1961年7月，我干小工挣得些钱，用70元购得从乌市到长沙的往返学生半价票，到内地探亲。沿涂看到各地都有乞讨和抢食的情况！后来才知道，在那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竟饿死了三千多万人。
在西安韩森寨一处简陋的屋子里，我看到了母亲和弟妹们。母亲和四弟每天早出晚归卖冰棍，五弟和小妹在读小学。弟妹们个个面色青黄，身体瘦弱；全家贫穷、饥饿、精神压抑－－如同贱民般的处境！
在长沙见到身体瘦弱的继祖母，她依然沉浸在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之中。
在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组当主任的姑父，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农场劳动，但仍不失知识分子的清高风度。
依然风姿卓约的姑姑带我到白马坡公墓拜谒了曾祖母和祖父的墓。姑姑先说：“1960年12月你爷爷去世的时候，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参加了追悼会。”接着又冷冷地补充了一句：“你爷爷的一生其实也没有什么光彩的！”
姑姑一系列“大义灭亲”的恶行，是我后来才从大姐那里得知的。
接着我到哈密看望三弟。三弟对我说，去年高考发通知书的时候，班主任特地找他谈话，说：“你这次高考成绩很好，列全疆的前茅。你平时表现也不错。但是，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没有被录取，你不要因此背什么思想包袱，无论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我那时只有十八岁呵！接着就被分配到哈密农村当教员了……现在我已经最喜欢这些纯朴天真的农村孩子了，他们都很老实，尊敬老师，听老师的话。我把全身心都放在教育事业上，也受到学生家长的欢迎……
1963年7月，我从八一农学院农机系毕业。在大学五年中，我完成了本科的二十多门课程和实习；同时，还在课余和假日，自学了师大中文系的有关课程，并按照文学史阅读了古今中外的一些文学名著！－－这是我一生享用不竭，取之不尽的财富！这是我上大学的特殊收获！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边城W县拖拉机站当技术员，跟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犁地垦荒，一起修车排故……到了“文革”我还是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残酷迫害，直到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13年！
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新疆有几十个劳改农场，而我们父子俩恰恰在同一个劳改农场服刑！1968年我入狱那年，我父又恰恰服刑十年期满！－－这就是我们父子两代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的宿命！
“文革”开始，三弟因“家庭出身问题”被打成“黑帮”；后遭铁路上的暴徒的毒打几乎丧命，九死一生逃到哈密；1968年10月在哈密一小排练节目时又遭暴徒的迫击炮吊炸药包的袭击而遇难！
在“文革”中，我们家再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哈密当教员的三弟遭到暴徒袭击遇难！我遭到横祸身陷囹圄。大哥遭到残酷批斗被迫四处流浪。大姐也被批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母亲和四弟、五弟、小妹在陕西农村的贫困和动乱中挣扎！
1975年元月，由于我坚持了五年上诉；加之母亲和五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多次到新疆、北京上访上告，我终于在身陷六年半的文革牢狱之灾后得到平反！
在粉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之后，随着中共中央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实行拨乱反正，我家才得以重见天日：
父母得到了平反、改正，回到乌鲁木齐原工作单位。
五弟在1977年12月参加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被陕西某师院数学系录取！他这位“老三届’的学子，在1966年高中毕业后被迫下乡在农村蹉跎了11年的岁月之后，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殿堂！毕业后成为中学老师。在九十年代初晋升为高级教师，并被评为自治区级先进教师。
四弟直到1980年35岁时，也就是从1962年下乡当了18年农民之后，才以下乡知青的身份回城到县建筑公司当学徒，凭着自己的努力，由瓦工进而当上施工员、技术员、队长、副经理、经理，并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陕西省建筑部门委派出国考察。
大哥1962因“同情反动家庭”被开除公职。1980年平反回到K市某中任教。随后取得电大中文系的文凭；在九十年代晋升为高级教师。因为他所执教的历届高三年级学生的语文课高考成绩优异，被K市评为特别有贡献的教师。
小妹1966年初中毕业后下乡当了十多年农民后，在七十年代末回城当了工人。在八十年代参加新疆自治区区级机关转干考试合格后当上了国家干部，后来自学取得了本科文凭，还当上了副处级干部。
大姐则早就在某师范学院当上了中文系教授了！
－－只可惜我们兄弟姊妹中最全面发展、最有天赋的三弟没能看到今天！
1985年5月，我的父母和五弟到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看望秦德君女士，她已是八十高龄，但依然气度非凡。说起话来轻言细语，言简意赅。她说：“……文革中我坐了八年牢，常常是独自一人，真是又聋、又瞎、又哑，出狱时都不会说话了。……在狱中我被看守从楼梯上掀下来，解放前被国民党拷打受伤的腿这次被摔断了，一直没有康复……，后来有人告诉我，原来是康生把我列入一长串‘特嫌’名单中了，在劫难逃，又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
我的父亲向秦德君女士诉说道：1951年镇反运动时，我在解放前加入民革，参加中共领导下的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等地下革命活动不被承认！当时我作为身份掩护担任的青年军202师中校教官及输出入管委会科员等职务，却被认定为国民党留用人员和历史反革命而被列为镇反的对象！并于9月调到“华东革大”交待历史问题，接着就被派到（其实就是发配到）新疆支边。1955年肃反运动时又受到隔离审查，领导派员到内地调查，就是不派员到上海找陈伟斯、杨沧活调查，也不派员到北京找您调查！——结果在1956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1957年又因“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主要是对领导提意见”（3）而被划作“右派”；1958年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判刑10年！直到1978年，我的“右派”问题才得到改正；1981年我的历史“反革命”问题得到平反；但我和张静在解放前参加民革，参加中共领导下的地下革命工作却依然没有得到承认！
张静1952年在新疆参加了工作；1956年因不满我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而被新疆外贸局开除公职！张静到北京上访，中央监察部三次通知新疆外贸局撤销对张静的开除处分都没有得到执行！直到1978年才得到改正！
我们的子女通通都受到了株连！
秦德君女士听了，说：“怎么会是这样！你们为什么不早来找我！……”
后来，新疆自治区外贸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在1985年底给我的父母办理了“老干部离休证”等手续……
1985年暑假，我享受知识分子度假疗养的待遇到杭州疗养，途经上海时，我带着妻儿匆匆到母校磐石小学观瞻了一番：原来觉得雄伟高大的教堂，显得不那么高大了，挂着“文化馆”的牌子；原来踢皮球、打兰球的操场盖上了房子；原来那幢白色四层教学楼被挤在许多大楼中间，我还是立刻就辩认了出来。
就在那幢白色四层教学楼的前面，是同学们列队集合的场地。在队列前，我因作文得奖接受过吴介繁老师颁发的奖品；在队列前，我曾和杨墨秋一起庄严地升起国旗！
在大门口，一位四十来岁的妇女在答复我的询问时，说，庄云龙老师早就退休了。庞维扑老师退休后回农村老家了。吴介繁老师威望很高，“文革”中也没怎么挨整，前不久还在给这里的“电大”、“夜大”上课呢！……
1997年底，83岁的母亲病重，弟兄姊妹齐聚乌鲁木齐，像1952年在上海外滩公园那样，按大小排成一列照了一张合影，只缺少应当排在中间的三弟！真是遍插茱萸少一人哪！
1998年8月，乌鲁木齐高级中学1958届的同学在燕儿窝聚会，多数同学四十年没见过面了，都老了，头发白了，大多发福了，猛一会面，仿佛对着哈哈镜相望似的！
“晓龙，你还认识我吧？”这是金世琦悦耳的北京话！她戴着一付浅色的眼镜，烫发，穿一袭棕色长裙，和一件碎花短袖衫，比原先稍瘦些。高中毕业后她分配在小学任教，后来到出版社工作，丈夫是新大的教授。育有二子一女，长子是自治区安全厅某处处长。只是她的父亲最终没能平反，她的四个妹妹也因家庭出身问题嫁到偏远的地方去了。
“晓龙！”一位女生叫着我的名字跟我握手，我已经不认识她了！原来她就是同桌梁樱芳！她戴着眼镜，面色白皙，不像过去那样红润！她为当年因受到批判没能上成大学而遗憾！她也是第一次来参加同学聚会，现在家在江苏金坛，育有二子一女，长子定居温哥华。
“晓龙，你还记得1968年我们在八农那次见面吧？”这是李纨中。她比原来要胖些，气色也好。她的十来岁的养女也跟着来了。
张守廉到上海看病去了，这次没来，在跟李纨中离婚后已另外结婚成家，职务也已从农六师师长的位置调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协办主任。
吴玉珍也同张守廉、李纨中等一起考入新疆八一农学院农学系，后来是兵团农科院的研究员。她没来参加聚会。
权生华也胖得多了，在这次老同学聚会上显得非常活跃。他记得我们是在乌鲁木齐做小工，在山梁上挖土的某一天分别的；我则记得分别时，他在留条上写着，那张纸上的算式是在青年渠工地上算方，超过了国家的定额！他后来当上了一家材料试验厂的厂长。
初中就是同班的任学谦记得我们一起打乒乓球的时光；林立宽则记得我们一起下象棋的日子。－－他俩高中毕业后都考上了新疆矿冶学院；早就是高级工程师和厂矿负责人了。
张均仁是我们班唯一考上新疆医学院的同学，早就是自治区医院的主任医生了。在这次聚会时，他看到我颈上甲状腺有肿块，叫我尽快做手术切除，在他的帮助下，我在9月份到自治区医院成功地做了切除手术。
张永泰高中毕业后同段秀芳等考入西安体育学院，后在西安工作，这次没来聚会。
王嵘白白胖胖的，像是发面吹起来了似的！他柱着根拐杖，我以为他身体哪里出问题了。他从小的邻居、后来也考入农学院的齐光普和左孝忠都说，王嵘其实身体很好，没有病，不久前，还到雅鲁藏布江去考察了呢！他是新疆作协副主席、《新疆艺术》的主编，著有《新疆艺术史》。他高中毕业后，直接到新疆青年出版社工作。2008年在北京因不明高烧突然去世，终年70岁。
据金世琦说，有一次她和童教师等到北京旅游时，跟在北师大任教的赵铭善通了电话，赵态度冷淡，没有会面。我后来在网上看到赵铭善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关于李白、苏轼的论文。
何淑芳身体发福了，行动看来也有些不便。她在乌市政协组织的一次学习班上，见在民革的小妹跟我的名字相近，问清了我的地址，于是给我来信，叫我参加这次同学聚会的。她在信中说，这些年大家都走过坎坷曲折的路……
其实高中五八级同学在1992年就举行过年级聚会，班级聚会更是举行过许多次了，金世琦一直都是联络人之一，又跟我父母的家住得很近，见过我父母的，她是知道我的出处的，她故意一直不通知我呵！
我问何淑芳，还写诗吗？她摇摇头。
高中毕业何淑芳同李佩兰都考入八一农学院林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南疆工作，后来又同到自治区林业学校任教。
李佩兰还是又高又胖！她在难得一聚的班级座谈会上，竟大谈其丈夫医疗事故去世的经过，悲痛得不能自已！
钱世祯也考入农机系跟我同班，后来是米泉县农机局的局长。
在班级座谈会上，得知王秀兰在“文革”中遭到迫害而自杀！我即席用俄语演唱了《早安》，表达对丽达的悼念之情！俄罗斯族姑娘王秀兰高中毕业就回T城家了，后在T城体委工作。“文革”中她的幼小的儿子写了“反标”；她又跟六十年代初回到苏联的父母保持着联系，成了“里通外国份子”，因而遭到批斗。
在年级聚会上，我们见到了黄珍之、王以恒，陆万滨、赖正惠、张大为和童克常等老师。
我特地向童老师打听了吴景新、杨景峦、王荫桐等老师的下落。童老师说，吴景新老师后来平反了，但是身体垮了，还是我送他回上海的；杨景峦老师在六十年代初，被俄罗斯妻子带回苏联了；王荫桐老师下放农村后，年纪轻轻就得病去世了……我说，《乌鲁木齐高级中学五八届同学通讯录》的前面有许多老师的信息，可是吴景新、杨景峦、王荫桐等老师却没有。童老师无奈地一笑算是答复。
这次五八级丁班的同学到了三十位，全年级到了一百三十多人。
聚会结束不久，金世琦同葛曼卿、童克常夫妇、赵连贵夫妇专程到B市我家拜访。
2000年11月2日，父亲元宇在乌鲁木齐去世，享年87岁。
2000年12月24日，母亲张静在乌鲁木齐去世，享年86岁。
二老去世后，民革自治区区委领导、自治区经贸厅的领导和乌鲁木齐23中的领导等，分别都来参加了乌鲁木齐燕儿窝殡仪馆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我们弟兄姊妹也全都齐集，仪式庄严隆重。
2007年4月，我和妻子从北京住所到上海看望在那里出差的尊现儿（他已是北京某IT公司软件开发高级工程师），实现了父祖辈返回上海愿望的侄儿尊华、尊平和尊静，在我们抵达的当晚就设宴款待我们。尊华在微软公司工作，尊静在大唐公司工作。同年10月，尊平受国家委派，出国攻读博士学位！
我们又到故居复兴中路496号，母校盘石小学和复兴公园旧地重游，往事又一幕幕出现在眼前。
接着我们到南京旅游观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祖父曾在国民政府当高官，父母都曾在这里求学。
后来我们又到西安，女儿冰莲在西安某中教高三的语文课，女婿建江在高新区某公司工作。五、六十年代西安曾是我家落难的地方。
2007年5月，我和桂英到哈密为在“文革”中遇难的三弟寻墓立碑并举行追思仪式。在他的生前好友和同事闫宗仁、易新纪、钱瑞卿、丁玉贵、姜存义、朱春生、姚士忠、史莲英、李开选等的帮助下，我得以顺利完成此事，我在一篇长文中另有记述。
愿三弟在天之灵安息。
“文革”的罪恶应当得到清算！
2010年4月，我和妻子到故乡湖南桂阳天塘村，为祖父一中立了一块纪念碑。因为安葬祖父、曾祖母、继祖母的长沙白马坡公墓不复存在了！在方伦、方羔、方仪等亲戚的帮助下，我顺利地完成了此事，并写了一篇《古稀故乡行》作了记述。
祖祖辈辈的天塘、世世代代的天塘村呵！
我曾在设在程氏祠堂的程氏族立国民学校读了三年小学！
在天塘村中央矗立了七十年的三层楼洋房子呵，你是历史的见证，你是我家的荣耀，你是我童年梦幻萦绕的所在呵！
注：
（1）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
（2）工农出身的贫寒学生可享受甲等助学金，每个月十元。
（3）摘自我父的《右派改正结论》。
1985年10月—1986年10月初稿995年10月—1997年 3 月二稿1997年4月—1999年5月 三稿1999年1月—2000年12月四稿2009年10月—2011月1月五稿2013年2月—2013年4月 定稿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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