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龙
22、反右派的风暴（1）
1957年9月1日，高三上学期开学的第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无忧无虑地到学校上学，走进教学楼，突然看到楼道里挂满了用毛笔写的大字报：
“杨景峦封建残余的教学方法必须批判”
“挖去张鸿慈剥削阶级的思想根源”
“吴景新必须老实交待其出国留洋等历史问题”（1）
…………
我的心里立刻一阵收紧，忐忑不安起来，似乎乌云滚滚暴风雨骤然降临！我立刻联想到解放初在上海盘石小学张维屏校长被揪斗的尴尬模样；我立刻联想到三反五反时，在上海弄堂里看到被揪出来的“老虎”遭到拳打脚踢的惨状；我立刻联想到父亲元宇在“肃反”中被隔离审查时的无助的窘态……
这天是星期日 ，开了班会，打扫完教室和清洁区，我们就回家了。
翌日，正式上课，我们到校时，楼道里的大字报都不见了，原来都集中到一间专门腾出来的办公室里，不准学生看。我们还是推门看到了：不只是办公室四周墙壁贴满了大字报，在办公室当中用绳子挂了好几层大字报呢！
反右派运动开始了！遭到批斗的老师们不能再上课了！他们在接受批斗后分别在指定的地点写检讨，交待问题。我们看到平日威望很高，具有学者风度的张鸿慈老师进进出出后面还有人跟着呢！
我们时常可以听到从教职工会议室里传出来的开批斗会喊口号的暴风雨般的吼声！
不久我们就知道了，被当作“右派”批斗的老师，大多是在鸣放会上“向党进攻”，或者是出身和历史“有问题”的人。
杨景峦老师被隔离审查，见不到人了。但我们仍常常看见他那年轻的俄罗斯族妻子，一副忧戚的面容，低着头推着自行车，自行车上驮着两个上学的小孩子……
我们的文学课改由王以恒老师讲授。王以恒老师是语文教研组的组长。她年仅18岁的时候就在上海当中学模范班级“卓娅班”的班主任出名；1956年在乌鲁木齐文化电影院参加了话剧《雷雨》的导演和演出而轰动一时！
就在批判老师的同时，各个班级也分别找一些同学作为重点，批判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班的批判重点是梁樱芳。在批判会上说她只知道学习，不注意思想改造；说她一心想考大连海运学院，就是只专不红；还有人提出她有亲戚在香港，她给亲戚通过信等等……
一天，引起全校轰动的事件发生了：平日慈眉善目，老迈龙钟的吴景新老师跳楼了！他是被批斗得实在受不了了，乘看守他的人不备从二楼跳下去的，侥幸伤得不重。
大家心里很不是滋味，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位受人尊敬的老教师呀！
反右派的风暴越来越猛烈。我们高三年级也被揪出来几个同学在大会上批斗。
我们班的蒋凤仪也被揪了出来。他是从解散的己班分到我们班的。平常他不大听班干部的话，也不大合群。他给我的印象仅此而已。大家批斗起来却没完没了，他只得没完没了地作检查。
后来全校在友协电影院开大会批斗丙班的田兆丰同学。同学们在台下一阵阵地喊口号震耳目欲聋；他在台上作检查满头大汗脸色苍白……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没完没了的批斗会……
－－这就是反右派运动！这就是阶级斗争！
在反右派的风暴中，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批判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轮流执政”以及章伯钧和罗隆基的“反党联盟”、储安平的“党天下”等等，我们自然是以共产党教育的观点先入为主地认为，那些是右派议论，是大逆不道的！
我们那时没能看到北大从1957年5月19日开始的十多天民主运动的真实情况，但是我却在一本画报上看到批判林希翎的连环图画，——我当时自然也认为林希翎是大逆不道的右派！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看林希翎当年在北大演讲的主要内容：
胡风给中央递意见书，不能说就是反革命的钢领。
个人崇拜与社会制度有关。
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即三害）与政治制度有关。
肃反扩大化。不能按“反领导→反组织→反党→反人民”这个逻辑得出一个反革命的结论。
把苏联的东西乱搬就太教条主义。
斯大林可以完全破坏法制，我们没有法制。…………
我们再看看北大学生们当年的“5.19民主运动”，－－难道这不是继承了“五四”传统的一次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吗？当年怎么就成了洪水猛兽呢？当时的北大学生们只比我大三、四岁，思想认识上的差距是多么大呵！
我校这些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批斗的同学，因为还是中学生而没有被划为“右派”，只是定为“有右派言论”；同时不准他们参加高考，不给他们高考准考证。
对这些“有右派言论”的同学的批斗，当时对我心灵的震撼是很大的！我更加坚信：向组织靠拢争取进步，像当时流行的红皮小册子《共产主义人生观》里所说的，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才能在革命大道上阔步前进！
我把团支部推荐的红皮小册子《共产主义人生观》奉为圭皋，如获至宝，认真地读了好几遍。
当时教室的墙上也贴满了大字报，我自然也写了不少；当时没完没了的批判会，我肯定也发了不少的言……否则怎么叫向组织靠拢，争取进步呢！
我写的大字报也好，我的批判发言也好，总是采用当时通行的说法，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治病救人的名义，义正词严地批判某某同学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或小资产阶级的娇、骄二气，或只专不红错误等等，－－实际上是对被批判者的人身攻击和伤害！－－这个道理我是在八年后的文革中遭到狂轰滥炸的批斗后才明白的！
到了文革，这种践踏人权的批斗方式不断升级：在语言上形成“文革”式的暴力语言；在行为上五花八门，诸如戴高帽，挂黑牌、喷气式、罚跪、游街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到了二十一世纪，在中国践踏人权的政治运动渐渐从国人的生活中淡出，我方才悟出，这种对人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批斗或许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独创！它是以无视人权，否定个人尊严作为出发点的。在文革中践踏人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能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更为严重的是，在二十世纪，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批斗对象，大多落得个劳教或劳改和家破人亡的下场，其规模和悲惨程度也超过了古拉格群岛！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之后，尤其是“反右”和“文革”之后，并没有当事人出来为受害人道歉，践踏人权的谬种和流毒没有受到彻底的清算！权势者居心叵测地鼓吹“遗忘”，于是，践踏人权的谬种和流毒还将在中国大地上散布和流传下去，随时可能滋生和蔓延……
在反右期间，在同学们中也有少数像金世琦那样冷眼旁观的，她（他）几乎不在批判会上发言，也几乎不写大字报批判别人！从不像我等那般狂热，耸着个肩膀走路！
王以恒老师的丈夫、《新疆日报》的一名资深编辑，也是华东革大的学员，在反右风暴中被打成了右派！学生们崇敬的王以恒老师还是跟丈夫离婚了，文革以后才复婚。
杨景峦老师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交恶时期，被他年轻的俄罗斯族妻子，连同两个孩子一起带到苏联去定居了。
注：
（1）很久以后才知道，吴景新老师竟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参见吴迪：《我爷爷“余则成”50年潜伏生涯》。
23、反右派的风暴（2）
1957年9月，大哥因三门数理科不及格而从五七级留级，分在五八级甲班;三弟则从乌鲁木齐一中考入了乌鲁木齐高中，分在六O级丙班；这样，我们三弟兄都在乌鲁木齐高级中读书。因为家庭子女多，经济困难，我们都申请享受了丙等助学金，也就是说，每人每月的伙食费是18元，我们每人每月只需交12元。在乌鲁木齐九小上学的四弟和五弟平时则随父亲在外贸局食堂就餐。
母亲带小妹到北京看病已经半年了。
1957年10月的一个星期六，我们回到家里，父亲没有像往常那样夹着一摞书下班加家。我们到街对面的自治区外贸局打听，才知道他也隔离审查了！不准回家，还有人监视，生怕他跑了似的
我们弟兄五个都默默无言。
不过，我们心里挺纳闷：前些日子父亲还在《新疆日报》头版发表了大块文章，批判右派党天下的言论，怎么忽然间，他也受到了眼下只有“右派分子”才隔离审查的待遇呢？
同月，母亲带着小妹从北京回到乌鲁木齐。
1957年11月，一个星期六的傍晚，身高体胖、大园脸微笑着的李佩兰庄重地把一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志愿书》交给我填写。
我心情激动地接过《入团志愿书》，一边走回家一边想，按照惯例，只有当被培养的入团对象“条件成熟”了，团组织才会发给《入团志愿书》填写，这表明我也很快就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了！我想起儿时唱的《少年儿童队队歌》
…………我们要拥护青年团准备着参加青年团我们大家要努力学习和锻炼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少年时由于学校是教会学校等原因，我终于没能加入少儿队，没有戴过红领巾！那时多么羡慕戴红领巾孩子们呵！也因此心里总感到苦涩、惆怅和缺憾……现在自己将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了，心情也就格外地激动！
回到家里，我趴在桌子上认真地填写《入团志愿书》。
母亲得知我是在填写《入团志愿书》，也走过来，神色凝重地在一旁看着我填写。她明白，二儿子能够入团是家里的一个重大事件；在现实生活中，年轻人入了团，将来才能入党，而党员、团员与众不同的社会地位是令人羡慕的！
我的《入团志愿书》交上去不久，团支部就召开了支部大会讨论我的入团问题。团员们纷纷发言，对我平日的表现，无论是学习态度，学习成绩，遵守纪律，参加集体活动，还是向组织靠拢，以及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大家一致认为还是较好的。
但是，大会讨论在我的家庭问题上卡了壳。
尽管我在大会上努力交待了自己的家庭情况：祖父曾在国民党政府的实业部任高官；父亲也曾当过国民党的中校教官，受到组织的审查等等。并表示，自己虽然出身于“旧官僚”家庭（1），但我决心背叛自己的家庭，脱胎换骨，跟着共产党走……
当时我认为，把家庭问题说得越严重，就是认识得越好。父亲本人都不断地在接受审查，我虽然知道他在解放前就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但现在还值得说吗？
会议没有进行表决就散会了。
后来，团总支的组织委员、戊班的一位高个儿女生尹德芳特地找我谈话，认为我在家庭问题上还要提高认识……
我唯有点头诺诺。心里却想，在家庭问题上，自己已经站在革命的高度上谈过认识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的入团问题被搁置起来。
后来我在一篇作文里流露出，因为家庭问题影响了入团，从而对前途感到悲观的情绪。
王以恒老师在作文批语里，语重心长地鼓励我跟家庭划清界线，继续向团组织靠拢，甩掉思想包袱，重新振作起来。
王以恒老师的批语给了我关怀，给了我力量，给我指明了方向，使我深受感动！
赵铭善（团支部组织委员）和王嵘（团支部宣教委员）这两位好友也鼓励我要继续努力，要经得起组织的考验。
于是，我很快又振作起来，一如既往地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团支部和班级组织的各项活动。
就在这期间，父亲被划为“右派”。
其实，我父在解放前后即信奉并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在解放初家庭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买了大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等，不但自己认真学习，还以此来教育自己的子女。
1955年下半年，肃反运动在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席卷全国。我父也是整肃的对象，遭到隔离审查，吃住在外贸局，不准回家。好在工资还是按时发的，对全家的生活影响不大。我们弟兄们当时想，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总有些历史问题，审查审查也就没事了。
我母则认为这是畜产公司经理王子纪挟嫌报复。
我母当时也是新疆畜产公司业务科的科员。在平日曾流露出对王子纪只是陕北一介没有文化的农民的轻视；以及对我父虽是交大学子，却得不到重用的抱怨。再则，我父早在三十年代上交大时参加过复兴社等历史问题，早已在“华东革大”交待清楚了。何况我父在解放前就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因此，我母在畜产公司的会议上为受到隔离审查的我父鸣冤叫屈。
王子纪们一面对我父隔离审查，一面派员到内地外调。
姑姑当时在长沙湖南医学院任马列主义教研组书记，面对外调人员，她以革命的姿态大义灭亲，对其兄落井下石，不但不提其兄在解放前参加民革，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做了许多革命工作；反而对他在解放前因生活所迫曾做过食盐生意和开过书店等都予以检举，记入档案！
王子纪们的派员，就是不按我父交待解放前曾在上海参加过中共领导的地下工作的线索，去找秦德君、陈伟斯、杨沧活等调查……
1956年春，我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
1956年7月，我母以“同情反革命丈夫”被开除公职！
1955年至1956年的肃反运动对新中国历史的影响很大。
1956年，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黄炎培、李济深、马寅初、罗隆基等认为，“肃反”是“违法”和“违宪”的，是“惨无人道”的，要求政府结束“肃反”……结果他们之中的多数人，一年后都成了“右派”！
当时李济深曾就“肃反”问题质问公安部长罗瑞卿：“当初不是说都包下来的吗？”（2）罗瑞卿答：“从来没有说把反革命包下来！”
罗瑞卿部长回答得很机智，很有水平呵！、
毛泽东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应该保持社会生活的高度紧张，这是查明可能生长在我们大地上的毒草的可靠保证。”
于是，没过几年，罗瑞卿部长本人也落得同样的下场！
1956年9月，我母带着小妹到北京，向外贸部和中央监察部告状。
1956年11月，中央监察部通知新疆外贸局，撤销对我母的开除处分。
我母随即带小妹从北京回到乌鲁木齐。
但是，新疆外贸局并不执行中央监察部的通知。
1957年春天，我母再次带小妹进京告状。
中央监察部第二次通知新疆外贸局，撤销对我母的开除处分。
新疆外贸局再次拒不执行中央监察部的通知。
外贸部的工作人员同情我母的处境，为我母和小妹在北京落下了户口，并准备安排工作。
1957年9月，我父在《新疆日报》头版发表了大块文章，批判储安平的“党天下”。
同月，我父元宇应邀在新疆畜产公司的整风座谈会上发言。
1957年10月，我父元宇被划为“右派”！
同时，我母得知父亲又受到隔离审查后，带着中央监察部第三次通知撤销开除处分的抄件，带着小妹回到乌鲁木齐。
然而，新疆外贸局依然拒不执行中央监察部的通知。
不久，父亲解除隔离审查，回到家里，但照常上班，交待问题，没有扣发工资，似乎一切如常。
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家正面临灭顶之灾！
注：
（1）我后来才知道，解放初我家被定为“小土地出租者”。
（2）指不再追究起义人员和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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