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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车间尚未投产 先作批陈战场
1971年1月份，我们黑龙潭试制组迁回白龙潭。此时厂房已基本建好。一幢幢顺着山沟拔地而起的厂房，每天源源不断进厂的设备和原材料，以及饭堂前总是挤挤嚷嚷且还互不认识的职工，种种热闹迹象，看上去真像个工厂的样子了。机修车间的正面墙上，用石灰水刷有一幅分外醒目的大标语：“头可断，血可流，誓保71.12.25以前建成工厂！”当我们向省建筑工人请教何以写这标语时，两位省建师傅苦笑着说：这是鲁副司令（即鲁屠夫）讲了话的，如果1970年底之前建厂工程还不能完工，就要在省建公司抓反革命！谁敢撞这枪口去当反革命！
唉，有这样搞工业建设的么？名义上厂房是建成了，可是建筑质量低劣，遗留问题一大堆。省建“完成任务”后拍拍屁股走人，受害的却是厂方。今后在这样的厂房里怎么搞生产？
此时厂里已有400多名职工。其中有一半左右是从曲靖县和云南军区大院招来的青工，全厂有近70名大学生。何以一个小厂要分给这么多大学生呢？因为按计划以后要将寻甸办成一个电子工业城，此时不将大学生安插在这里，今后往哪儿要人去？大学生虽然是臭老九，（以排列顺序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臭知识分子而得名）可也有如吃臭豆腐一般，闻着臭，吃起来香；臭老九名声虽臭，可用起来挺能办事。这些大学生，大多分配在厂部机关政工、生产、后勤等三大组，自然也就有人填补了我去黑龙潭之后留下的空位。此外还有从省工办系统抽调来的几十名老工人、从成都715厂抽调来的几十名老工人，以及从保山、祥云、楚雄等地招来的几十名复员干部和战士。其中尤以这些复员干部的遭遇甚为悲惨。他们入伍都已十几年了，有的近廿年，只因文革中同情过炮派，即被踢回农村老家，生活很是困难，能被跃进厂招进来，也算是跃进厂做了一桩好事。这批人大多为老任所重用，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事。
此时的老任，可不是胡代表执政时期的那个老任了。他已经把家从楚雄燃料二厂迁来，整天精神焕发，风风火火地干个不停，颇有点军人风度。
而老宋呢，按说他的革命资历最老，早在50年代初期就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财务处长，这几十年却毫无长进。我们曾经问过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只是淡淡地说：工作调动过几次，从上海调到成都，又从成都调到昆明，离开了熟悉自己的组织和领导，不被人整下去就不错喽，哪还敢指望长进呢？仔细想想，也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前段时间和胡代表共事时，老宋劲头蛮足，时常忘了吃饭，忘了休息，络腮胡子也总是刮得干干净净。自打胡代表调走后，老宋就蔫了下来，蓄起了胡子，让人看上去苍老了许多。工作也不大过问了，不时串到这里那里与大学生们聊天、下棋。
此时，我和同农场的友君、省公安厅来的浦君、云大物理系的铭君、斌君、北工大的高君、北大的许眼镜、昆明医学院的王医生等，结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们之间虽然性格各异，但毕竟年龄相仿，志趣相近，都有些哥们义气。我们有酒同喝、有肉同吃。虽然山沟里生活清苦，但友谊给我们以几多的安慰。经过几年的文革，人与人之间互相戒备、防范是常事，台上握手、台下踢脚者屡见不鲜。在这种风气包围中，我们能如此肝胆相照，这种友谊比什么都可贵！
这段时间，全厂所用的电由一台柴油发电机供给，仅能供晚上照明用。夜晚11点停止发电后，全厂即陷入一片黑暗中。生产还无法进行，只有半天组织职工学毛著，半天修桥补路，把当初羊街公社民工修筑的土路修补好，以便汽车能顺利通过。这种修路劳动，各车间负责一段，没有明确的定额可以考核，大家说说笑笑，日子倒也好混。
1971年2月初，省工办系统召开厂级党员干部开会后，又召集科级党员干部开会传达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召开的中共9届2中全会文件精神，布置各厂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由赵代表和老任向全厂职工传达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其中指出“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用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得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听了传达，对我们震动很大。在我们心目中，陈伯达向来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是中央文革组长，文革刚开始的几年里最为毛泽东所倚重。1958年3月，陈伯达在国家科委第5次会议上作《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报告，被毛泽东热情赞扬为“有破竹之势。”在196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讲话称：“……陈伯达同志是毛主席、林彪同志领导下我们党最好的理论家。在林彪同志号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提倡下，陈伯达同志最善于发挥，善于阐明毛主席思想。”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一下子从政治上宣判陈伯达的死刑，陈伯达由中共五大秘书之首倾刻间就沦为一贯反对毛泽东的十恶不赦的“政治骗子”。
前几年有一句响亮的口号是“谁反对陈伯达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而“天才”的提法，开始不也是由林彪提出来的么，小红语录本的前言中林彪不是颂扬毛泽东是“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么。联系1970年12月18日当天中央和地方各种报纸上同时发表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当时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总要有点个人崇拜”，还反诘道：你发表了著作总希望有更多的人看，这也就是你希望得到一些崇拜。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认为：“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四个伟大”不也是经过林彪题词和高呼而为全国人民所接受的么，真是不可思议！
在批陈整风期间，厂里把电位器车间厂房(即顺山沟一字儿建成的五幢厂房中靠厂部办公楼最近的一幢厂房)开辟为大字报室，让大家书写大字报批陈。不过几天功夫，上百份大字报就贴满电位器车间的四壁。少数大字报还上挂下联，联系工厂实际展开大批判。主要被联系批判的对象是宋老当和厂政工组长老张，（他先前是陆良机器二厂的保卫科长）。有的甚至在大字报中也称他们是“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的政治骗子”，让人看了啼笑皆非。而大字报的落款大多是“一群革命职工”之类，究竟是谁写的也说不清。这段时间大字报的一大特点是几乎没有涉及军代表的，大约“划线站队”时期大揪所谓“反军乱军分子”把大家吓怕了。
在这次全厂书写大字报的活动中，我们黑龙潭试制组的人谁也没有参与。我们对写大字报的做法，早已失去兴趣，只是还保留有看大字报的兴趣。因为通过阅读大字报，可以了解厂里的阶级斗争动向，可以掌握某些人的隐私，可以窥测一部分人的灵魂，可以猜测某份大字报出自谁的主意和手笔，何乐而不为！
厂房建成却不能搞生产，生产车间首先成为大批判的战场，这就是当时一批新建国防工厂的实际情况。
二、山穷水复疑无路
我渐渐发觉，在批陈整风和深挖5.16分子的运动中，许多人在背后对我窃窃私议。而当我走近他们跟前时，这种议论就会嘎然而止，或者将话题极不自然地转移到其它方面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朋友们终于告诉我，有人传说从档案中发现，我在大学读书期间曾有反动言论。谁传出的呢？据说是厂政工组内搞宣传的广州华南工学院学生张某，我这一惊非同小可。当时厂里已经开始整党，成立了整党办公室，我虽然不是党员，却已被抽调到整党办公室工作。如若有此问题，为不使领导被动，本人应主动退出才是。可是，我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呢？难道我还不了解自己么？莫非有人在我的档案中做了手脚，那可怎么好？
终于有一天，这种背后议论被摊到会议桌上。事情发生在选举厂团委的全厂团员大会上。当有人提名我为团委委员候选人时，另有人马上说道：据说有的人政治上有严重问题，跃进厂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互相不大了解，希望组织上把好政治关。我当即在大会上表示，我无意进入厂团委，但所谓有“严重政治问题”者，希望组织上尽快澄清事实，以正视听。
在这次会议上，我的被选举一事自然告吹。这还不算，我的朋友们也不敢接近我了。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如果继续和一个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人交往，会受到同流合污的指责。然而，突然被抛出友谊的圈子外，毕竟是一件最令人痛苦的事。回首往事，在剑湖农场时身心也曾受遭受过极大摧残，但至少有一点可以得到安慰的是，我们云大同班的同学占有农场学生数的4分之1左右。当时彼此可以互相同情和鼓励，而此时的我是如此地孤独无助！
最令我难受的是友君的态度，他与我的交往已非一日。在剑湖农场时我俩就分在一个班，在同一宿舍里滚了一年又三个多月的地铺以后我们一道来跃进厂报到，现在又同住一间宿舍，如此缘份人生能有几朝。划线站队期间我们的历史已被审查过若干遍，我究竟有没有这种问题他应该是清楚的。当时他曾先后被树为团部、师部和军部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哪一次不是由我替他整理“先进材料”。当时每一次要材料都特别急，一夜功夫就得写出来并复写为4份。根本就没有可以事先打草稿的时间，必须一气呵成直接复写下来。也算我毕竟是中文系出身，有点写作功底，加上平时朝夕相处的互相了解和友谊，尽可以笔下生花、放手写去。他放心地睡过囫囵觉而我熬个通宵写成之后，第二天一早，能让他带上满意的材料外出讲用。在团里讲得好，进而被选到师部讲，在师部讲后又被推选到军部讲。这里讲，那里讲，待他几次讲用下来，农场的农忙季节早已过去，于是他被大家称为一员福将。而我每次替他熬夜写材料之后，第二天照常得象牛马般苦力的干活。但我心里很痛快，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他能成为全军学毛著积极分子，我再苦也值啊！友君长得高大帅气，他的慈眉善目和厚厚的嘴唇时时挂着浅浅的、略显憨厚的微笑总能给人以极好的印象，与这样的人相处在随时讲阶级斗争年代可以给人以安全感。当时我心中还暗地里存有一个念头：只要今后他能有所发展了，我可能会得到他的关照哩！这个社会不就需要我扶你一下、你拉我一把么。可现在在我处于最困难的时候，他却像躲瘟疫一样地躲开我，生怕如果我有什么政治问题，沾上我以后连带他也会有问题似的。当时我还没有达到儒家“施恩不念、受惠不忘”的思想境界，于是老为过去曾鼎力支持过他而现在他却如此无情的态度而憋气。
如今的友君总揽全厂人事大权，成都715厂的几十名干部和工人，都是经他一手调来的。在全厂近70名大学生中，他可谓红极一时。此时我俩还住同一间宿舍，我多么希望能得到他的一分关心和理解。可是，友君像是躲避瘟疫般地躲开我，只是还没有最后横下心来搬到别的宿舍去住，算是还最后留给我一小点面子而已。从我们所住宿舍到食堂要走1公里多路，每到开饭时间，以往我们都是同去同来的。而现在呢，他要么提前就走，要么挨到后边才走，总是不肯与我同路。有时不得不与我同路，路上也从不与我讲话，犹如不认识我一般，好几次弄得我很是难堪。此后，我只有知趣地远离他。当时看到许多有家室的干部和工人经常邀他到家里喝酒吃肉，把他巴结的了不得。我心里不免生出几分妒嫉来：我对他是比较了解的，论思想水平、工作能力、吃苦精神、待人的诚恳……平心而论，我并不比他差，在许多方面还要比他略胜一筹。可是我们两人无论在大学时的经历、农场时的遭遇、还是此时的处境，何以他能步步比我优越许多？莫非冥冥之中确实有命运在安排着各人的一切？莫非我前世作孽太多，今生今世就得不断地下地狱受煎熬！
有时我也耽心，难道真的有人在背后陷害我，在我的档案里塞进莫须有的罪名？50年代以来这类事听的见的都够多了。可究竟是谁要这么置我于死地呢？为人处世我可处处凭良心讲道德的呀，也没有和谁结有冤仇啊！我真是苦恼极了。我也曾找过赵代表、魏代表和老任他们，可当时胡代表正在后面暗算他们，他们哪有心思管我的事。只是要我莫急，以后总会水落石出的。我怎能不急呢，这种事摊到谁的头上也不可能不急呀。
当时还敢于和我接近的，只有浦君和高君。浦君成天带着汽车到师宗县林区拉木材，往返一次要几天时间，有时当天中午把木材卸到仓库后下午又跟车出发。每次见到他，他总是亲切地和我在一块说笑话引我开心，虽然只是几天没见面，我会有一种像是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般的感情。有一次他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的夫人在一个省管监狱当管教干部，她买来一口铁锅后需要做一个锅盖。她就安排一个原先当过木匠的劳改犯按照她提供的尺寸加工。因为做成的锅盖盖不严铁锅，她把这名罪犯臭骂了一通。于是这名罪犯更加认真地重新做了一个锅盖。然而新做成的锅盖仍然盖不严铁锅，这下子可把她生气得不行，只是从鼻孔里冷笑了一声，反而不再骂人了。能为管教干部做点事是罪犯们求之不得的事，因为管教干部只要稍稍灵活一点，就可以让这名罪犯少吃许多苦头。居然让做个锅盖都马虎了事，这不是给脸不要脸么。平时可是要巴接管教干部还来不及呢！
这可吓坏了这名罪犯，一阵战栗后，终于大着胆子说：报告队长（在这个监狱里罪犯都习惯于把管教干部称为队长）能让我到你家里看看你新买的铁锅吗？于是浦君的夫人耐着性子把这名罪犯带回家里看新买的铁锅。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就明白。原来是队长买的铁锅不是正园而是椭圆型的，于是他做的锅盖越园越标准，反而不可能把铁锅盖严实。找到原因就好办了，给椭圆的铁锅配上一个椭圆的锅盖就恰好：正如当地俗话说的“歪锅配歪灶”！虽说是笑话，但听了这件发生在浦君家中的真人真事，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心里总有一丝酸涩，也许与我当时的处境和心情有关吧。
高君是湖南常德人，他也能经常和我谈心，为我消愁解闷。正是疾风知劲草，患难识知己。从此以后，我把他们两位视为兄长一般，我们始终保持着兄弟般的友谊。每当回忆起这段逆境，内心就十分感激他们。
这是我记事以来最为痛苦的一段时间，难堪的孤独和压抑几乎要使我精神失常。我渴望理解，渴望友谊，甚至是渴望得到一些同情。此时只要有谁愿接近我，我甚至可以为之赴汤蹈火也再所不惜。
想起孔老夫子说过“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的古训，此时的理解是：君子并非没有遇到困境，但能坦然面对而已；小人也应有可乐之事，却总是忧心忡忡。莫非我不是君子而是小人吗？我可不是小人啊！如此一想，心里才有些释然。
在这段度日如年的时间里，终于有汽车修理班的晋宁人李师傅主动接近我了。他是一位复转军人，当兵时干的就是汽车修理。修理汽车总没有驾驶汽车来得痛快，他和我搬到一间宿舍住后不久，由于厂供销科长和他来自同一个老厂的关系，为他提供了机会，使他争取到驾驶汽车的岗位。在当时，这可是一个肥缺！李师傅开汽车具有不同于一般人的气质。许多驾驶员行车途中专门爱搭大姑娘，见到男性公民和老太婆要求搭车，他们却视而不见，其品行极其卑鄙！李师傅却反其道而行之，行车途中专门搭男性公民或老太婆，对大姑娘们的搭车要求往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把在厂里出车时不得不带上的女青工也要设法中途甩掉。有几次害得几个跟车到嵩明县城玩的女青工硬是从嵩明城步行近20公里返厂，回到厂里已是午夜以后。几位大姑娘每提起此事就会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李师傅却满不在乎，照常我行我素。
李师傅了解我的处境后，对我很是同情，时常开导我要往宽处想。我们之间虽然文化水平、生活经历颇不相同，却也引为知己。就在这时，有人给李师傅介绍一个对象。所谓介绍，其实仅为之提供出女方的通讯地址：蒙自县印刷厂江某。至于女方的年龄、文化、工作、家庭状况等，却只字不作介绍，只是让李师傅按地址通信联系。李师傅只上过3年小学，扁担大的字加起来还不认识两筐，这不是给他出难题么！可李师傅年纪已是27岁多，是该谈恋爱结婚的时候了。李师傅请我以他的名义向江某写信试试看。
高中毕业前夕，我曾经有过一段美好的初恋，此后再也没有谈过恋爱。如今我本人尚未有女朋友，却要代笔为别人写情书，这不是太荒唐了么！要在平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然而，此时此地的我，整天毫无工作可干，处于百无聊赖之时。既然如今李师傅有求于我，古语有道：君子成人之美，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我不忍拒绝他的要求，只好答应替他写上一封信试试。
这种试探性质的信不必写得太长，但必须把介绍人的大名点上，才不致使对方感到突兀。于是我杜撰道：听介绍人某某讲起，江是一位面容娇好、心地善良的好女孩，很想能结交认识。然后将自己的情况也介绍一二。这封信本应由李师傅自己重抄一遍方可寄出，偏是他偷懒，就这样寄了出去。10多天后，收到了小江的来信，表示愿意结交。还说，从去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李师傅为人诚恳朴实云云。既已开了好头，下边的戏本该由李师傅自己去唱。可是他说，上次去的信是我的笔迹，如果此次笔迹变化，岂不要砸锅么！干脆送佛送上西天，做好事就做到底。于是这第二封信也只有由我来回。事到如今，无法推脱，我只有以李师傅的身份和口气又写出第二封信。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必然有第三次、第四次……这样书来信往，每次都由我直接写好，读给李师傅听上一遍之后，即由他去投邮。这样过了几个月，小江对李师傅已是十分爱慕，要邀请他到蒙自会面以确定关系。李师傅为此十分高兴，弄来酒菜与我庆贺。只是我不由地替他有几分担心。李师傅该带点什么见面礼去呢？我建议他带上几本书去。因为小江是一位爱学习的姑娘，送她几本书，可以起到鼓励她学习的作用，以进一步赢得她的好感。李师傅却认为，当时社会上最紧缺的物资是猪油，每人每月只定量供应半市斤猪肉，还往往有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而李师傅是开车的，有时为食品公司拉生猪和饲料什么的，食品公司的人对他特别客气，容易搞到猪油，捎上一罐猪油去岂不更好。
临行前我告诫李师傅，到时一定要举止文雅，脚勤手快，要尽量按通信中形成的形象去说话办事。李师傅点头称好，很高兴地启程了。
10天之后，李师傅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据他说，初到江家曾受到极热情的招待，可他言语粗俗惯了，一时哪能改得过来。和江家的人没有多少可谈的，只有每天到县城中的南湖公园的长椅上睡大觉，有时还禁不住和孩子们到南湖岸边捉黄鳝，把衣服也弄得挺脏。至于所带去的猪油，江家并不稀罕。因为江的父亲是县商业局长，当时社会上紧缺的物资，江家全都应有尽有，缺少的只是一位中意的女婿。由于李师傅的言行与信中给人的印象相去甚远，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有到此止步。
听完叙说，少不得要安慰他一番。我的内心且忧且喜。忧的是李师傅到头来是水中捞月一场空，今后还得重敲锣鼓另开张。喜的是江家毕竟有眼力，终于没有铸成可能的大错，让我也得以从这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中解脱出来。
蒙自的小江没有谈成，有人又给李师傅介绍了一位在嵩明工作的女工小杨，以后终于和小杨结婚，解决了他的老大难问题，这是后话。
三、柳暗花明又一村
真象迟迟得不到澄清，每天无事可干，想看点书也静不下心来，许多人像躲瘟疫般地避开我。此时的处境，不是亲自经历过的人是难以理解的。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好在此时厂里买来一台打字机，先是摆在宋老当的宿舍里，一些需要打印的表格，就由宋老当亲自打印。我在看过两次后，觉得没有多大困难。征得老宋同意后，我把打字机搬到李师傅和我住的宿舍，我就每天练习打字。打字的关键是要记熟字盘。这段时间，我给亲友们的信件，我的日记和杂感等，全部可以借助于这台打字机。不用多长时间，我就成为一名熟练的打字员了。
厂政工组长老张，在建厂初期和我尚有一定交情，我私下请他把我的档案好好看看，究竟有什么问题，以便我心中有底。许久之后，他才悄悄告诉我：档案上没有大问题，无非是部队农场党支部书记党德庆签字的那份鉴定写得不好，但军政治部的鉴定写得挺好，足可压住连队的那份。老张向我解释说，之所以拖了许久才告诉我：原因有二，一是分管档案的女党员徐某与张某关系很好，徐某在时，老张不便查看，徐某外出几天，老张也不便查看。只有安排徐某外出一段时间，方可以工作需要为由，让徐某暂时交出档案柜的钥匙，是以拖了许多时日。二是老张办事认真，不看则已，既然查看就要看个一清二楚。他花一段时间把所有大学生的档案全部看了一遍。看完之后他才弄明白，确实有一个大学生的档案中写着“在大学期间曾有反动言论”的条目。老张向我分析道：华南工学院的张某，担心因我从黑龙潭归来后会挤走他在政工组的岗位，于是与徐某一同偷看档案，想从中找到攻击我的炮弹。由于做贼心虚，难免看得慌张，以至张冠李戴，把罪名安到我的头上。我再三问老张可曾看清，别让我空欢喜一场。老张保证说没有看错后，我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既然我心里已经有了底，而领导迟迟不肯澄清是非，我将不得不有所行动了。
一天中饭后，我在路上遇到张某，我问他为何要造谣中伤我。他先是不认账，抵赖不过时，竟然横蛮地说像我这类有问题的人只能规规举举，不得乱说乱动，大有要对我施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气。我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出手就狠狠揍他一拳，可惜只打在他的手臂上，我应当打在他惹事生非的嘴巴上！为此我曾后悔不已！张某见势不好，转身就溜，我亦不去追他。
在大陆有许多事情真是怪，你好生反映情况，要求组织上出面解决问题，可能会旷日持久地拖下去，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而当你被逼上梁山，一拳出手，让领导们当回事，就啥都可能解决了。
这一拳使厂党委下午就举行党委会，第二天上午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刚来厂不久的筹建组新任组长张代表当众宣布我是一位好同志，没有什么问题。有的人不负责胡说八道，再不收敛就要犯错误。
这次会为我洗清了不白之冤，但我穷追不舍，会后我要求追究徐某、张某的责任。在和张代表的交谈中我才知道，政工组长老张看档案时，并非只是他一个人看，而是张代表、冯代表和老任等几位领导共同看。徐某、张某以往甚得胡代表和宋老当的信任，以是有恃无恐。但如何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呢，他们要我耐心等一段时间再说。既然如此，我只有不再多言。
领导们一时还未决定如何安排我的工作，我只有继续耐心等待。好在事实既已澄清，友君、铭君、斌君、许眼镜等都和我又如以往一般亲密相处，使我得以重新回到朋友圈中来，自己的心情也就日见舒畅。我终究没有为朋友们惹来麻烦和牵连，这是足可自慰的。当然，我和浦君、高君的友谊是要更深一层了。至于李师傅，因他整日出车在外，加上忙于谈婚姻大事，我与他的交往显得少了些。但只要有机会坐到一块，相互间还是挺亲热的。
不多时日后，管理档案的女党员徐某即以要求照顾夫妻关系为由，调到昭通工作去了。而张某也以支持新建的旭东厂为由被调了出去。同时被调出的还有高君等一些大学生。
要不是因为遇到一件事，对我的启用还可能要拖些日子。事情是这样的，我厂有一位年轻驾驶员，凭着开车的方便，经常和女青工乱搞，有时在一间房里同时与两名女青工胡来，以后又把另外一名女青工的肚子搞大了，在厂内外影响很不好。厂党委决定给予他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处理意见交由政工组的两名部队复员干部先行拟稿。这位驾驶员除了有生活不检点的毛病外，平时对人热情大方，颇得大家的好感。这两名干部所拟的处分意见，将这位驾驶员的工作表现夸奖得过火，末尾才将其问题轻轻带上两句。张代表看后很不满意：工作如此之好，问题仅是轻轻一笔，那岂不是处分重了么。于是让他们重新拟稿。第二次的草稿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把这个驾驶员说成是十恶不赦之徒，那留党察看的处分不又太轻了么。张代表无奈，只有自己动手去写。经历此事之后，由张代表提名，决定让我担任厂部秘书。
过去我和张代表没有打过交道，只听说他因为同情炮派曾被整得很惨。其担任小学教员的夫人也被吓成精神病患者，至今在家闲着，其病情时轻时重，给张代表以很大的思想负担。要不是张代表与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少将是老乡，那还不知道张代表会落得什么下场哩。如今一家6口，全靠张代表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遇到夫人病情重时，还会将家里的衣物撕毁、炊具砸坏，让其全家的生活苦上加苦。
当时的厂部办公室名义上由宋老当领导，其实所有的厂党委成员都可插手。厂里没有党委办公室，所以行政、党务的日常工作都得由厂部办公室负责。办公室成员除我任秘书外，还有管理机要文件的干事，有负责报纸信件收发的知青小孔，有电话接线员小李以及打字员老知青小陈，日常工作由我安排和处理。
此时的人事科，已经配备了一名负责人，友君只是科里的干事。相比之下，友君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也大不如我了，真乃世事多变啊！
四、“9.13”事件的震撼
1971年9月中旬，小道消息传说林彪外逃摔死在蒙古。当我们刚听到这一消息时，简直吃惊的作声不得，无法相信这会是真的。文革以来各种文件和各种报刊都一直宣传林彪是毛泽东最好的学生和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深谙刘少奇的成功之道：可以根据需要反对各种人，唯独不能反对毛泽东，而且应当尽可能崇拜毛泽东。林彪在这方面果然做得更为高明。他可以与其共事的罗荣桓等人搞不好关系，甚至可以附合高岗、饶漱石倒刘少奇，但因为他能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所以1955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关于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与之有牵连的人大多挨整，唯独与高、饶关系密切的林彪非但没有挨整，反而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共7届5中全会上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在1958年5月中共8届5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1959年庐山会议后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林彪刚主持军委工作就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说：“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以主要力量学习毛著，“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快捷方式”，而且“学了马上可以用。”
1962年中共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当刘少奇提出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大跃进是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结果使人民“饿了两年饭”等等，委婉地批评毛泽东时，林彪的发言针锋相对，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任何工作中永远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灵魂，是命根子。有了它就一通百通，旗帜鲜明，方向正确”。“过去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这些话与延安时期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赞扬何其相似也！
到1966年，林彪提出谁反对毛泽东，则“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毛泽东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的过程中加深理解”。林彪深知只要忠于毛泽东，即使有天大的问题也不要紧。而如果不崇拜毛泽东，即使没有问题也不能得到重用的道理。在1966年8月10日听取军队工作汇报时林彪讲得很清楚：“有两种干部政策，一种是注意小节，不注意大节；一种是也注意小节，主要是注意大节。有的干部小节不那么好，但是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还有一种干部，小节毛病不多，没有什么男女关系问题，人缘也好，是和事佬，他也不偷鸡摸狗的，但是他反对毛主席，反对突出政治。如果用这样的干部，我们的军队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军队。我们的干部政策，要注意大节。”毛泽东一贯实行的就是这种“小节无害论”的干部政策，不过口头上他不这么讲，而由他最好的学生林彪来讲罢了。也因为如此，给人以“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形象的林彪，终于取代刘少奇而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林的上升都与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有关。刘、林的区别在于：当刘成为毛的接班人后，就不够谨慎了：1959年刘成为国家主席，与毛并肩上天安门、并肩进入大会堂，毛泽东虽然还面带微笑，内心已存芥蒂，以后终于被置于死地。林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后，吸取了刘的教训，每次在公开场合，林都要让毛泽东先行，与毛泽东拉开一定距离，以表示对毛泽东的尊崇。不仅如此，林还就这一问题多次表明自己的态度：一次是以中共中央（67）202号文件转发的林彪致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的信中，林彪写道：“近一个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中，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句话并提的情况。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但“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及其它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另一次是1967年12月13日以中央军委文件转发的《林彪给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的一封信》中再次指出“……不要呼喊‘祝林彪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应大力突出宣传毛主席和党中央、最好完全不要提到我，在万一需要提到我时，也无论如何不可超出十分之一的比例。”
再有一次是中共召开9大期间的1969年4月14日，周恩来在大会发言中大肆吹捧毛泽东和林彪之后，林彪紧接着发言说：“我没有准备讲话，但是我要插一下话，听总理刚才的讲话，我事先没有知道他要这么讲，总理对主席的评价是正确的，是非常切合实际的，是恰如其分的……至于我个人很惭愧，我在年轻的时候到井岗山，与毛主席会合，我不知道很多事情，只知道跟毛主席干革命……这是很朴实的，很不自觉的，很自然的，不是说我有什么高瞻远瞩，全面看问题，我整个的思想水平是很低很低的，后来跟毛主席做了一些事，略有点成绩，是在主席教导下做的，要如果我在贺龙的底下，在张国涛底下，我的脑袋没有了，早就没有了……我之所以能存在，是全靠毛主席……，我个人的作用，是很微小的。”5月14日周恩来在党和国家机关、驻京部队传达中共9大会议情况时曾就林彪的这一讲话说：“大家就看出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是怎么样地谦逊，这更值得我们热爱、支持和拥护……南昌起义的军队在广东失败了，可是有一部分军队没有参加那次潮汕战斗，结果呢，就能够脱离了敌人包围圈，经过许多艰难曲折，上了井岗山，跟毛主席的队伍会合了。林彪同志就在那里头。从那时起，林彪同志就一直紧跟毛主席。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在国共重庆谈判时，“叛徒刘少奇呢？在延安讲‘和平民主新阶段’。可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东北就抵制了他的这个‘指示’……这就说明，我们副帅的英明的判断。”
关于林彪，周恩来、叶剑英以及许多领导人都曾多次给予高度的颂扬，毛泽东本人亦不例外。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给林彪、聂荣臻、肖华等人的信中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在中共8届11中全会上，毛泽东力主林彪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周恩来也在大会发言中说：“最高司令、最高统帅是毛主席，林彪同志是副帅，党是这样，国家是这样，军队也是这样。” 中共9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不是曾明确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么？由上可见，林彪靠搞个人崇拜在文革中取得显赫的地位，而周恩来等许多人为保住自己，则不仅对毛泽东崇拜，对林彪也得崇拜。
可是，文革中的小道消息往往就是官方消息的前身！不几天，全国宣布不搞国庆节游行活动，领导们也正式传达了林彪仓惶出逃摔死的消息。此后，中共中央文件多次称林彪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是个“政治骗子”，毛泽东称林彪为“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直到1974年，中共中央还两次转发军事科学院批判林彪的大块文章，称辽沈战役的胜利是在毛泽东“先后给林彪77份电报指示应如何作战，纠正林彪的错误思想后取得的。”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是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云云。这是后话）。
如此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好的学生说垮就垮了，真是不可思议啊。我们平时相处得好的一些大学生们私下对时政的议论就比较出格了，其中尤以云大物理系的斌君的观点最为新颖。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也可算是一种宗教，不妨简称为马教。而各种宗教的宗旨也都大同小异，都是要规劝人弃恶扬善。比如说，佛教称“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马克思讲，“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不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么，关键是能否身体力行的问题，但纵观天下，不见有人能身体力行啊。仔细想来斌君的话也不无道理。
五、批判“571”工程纪要
进入年底，中共中央接二连三地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其中要求重点批判的是“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纪要》形成于1971年3月下旬，分为9个部分：
（一）可能性。认为中共9届2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二）必然性。“B－52”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予的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条件。“有利条件：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军队受压，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一小撮秀才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缺吃少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象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四）时机。（略）
（五）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略）。
（六）口号和纲领。……“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七）实施要点。（略）
（八）政策和策略。“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解放大多数，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裁者。……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批，各个击破。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对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座上宾，明天就成了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有哪一个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关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一个怀疑狂、虐持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出于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有的出于不了解他的内情。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九）保密和纪律。
“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B－52（原本是越战中美军的一种杀伤力很大的重型轰炸机）此纪要中被作为毛泽东的代号，指开会讨论时毛泽东走到哪个组，就让哪个组的人不敢再发言的意思。上面之所以用较多文字引用《纪要》的内容，是想说明林彪一伙对毛泽东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对当时中国存在的问题看得不可谓不准。问题的要害是他们要发动反革命政变，要与毛泽东斗法，而他们哪里是毛泽东的对手，最终又怎能不身败名裂呢！
开会发言时，大家都异口同声地批判林彪一伙是丧心病狂地污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乃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大家都会联系林彪于文革初期讲过的谁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则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话。都说现在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时候了。可是，大家在内心里却又嘀咕，在私下和知心朋友的交谈中都认为《纪要》讲的许多情况都是实情。林彪事件的发生，对我们的思想所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在我和朋友们的头脑中，毛泽东的偶像地位开始动摇：毛泽东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未必都正确吧？开展文革又是否必要？
为驳斥《纪要》的“无耻烂言”，许多政策开始进行调整：工龄长、工资低的干部和职工都得到晋级机会，知识青年一批批被招工回城，“解放干部”的工作步子也明显加快……总之，各阶层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一点实惠。可是，应当承认，若不是批判《纪要》，这点早应得到的实惠还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呢！
由以上可以看出，对《纪要》的批判根本不可能达到毛泽东预想的结果。相对地说，在城市，在机关、部队、学校和企业，毕竟从形式上对林彪作了一些批判。而在农村，这种批判简直笑话百出。在有的农村、大队党支书向社员传达“林彪带着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逃往北方，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时，农民们听为“林彪带着老婆一（叶）群、儿子一伙（立果）、吃（乘）三支鸡（乘三叉戟），热出一身（温都尔）汗”云云。于是批判林彪不该有一群老婆，应该实行一夫一妻制，让人啼笑皆非。更有谣传道，林彪的飞机不是自己坠毁的，而是被导弹击落的，又有说是被战斗机击落的等等，讲得绘声绘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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