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濟塘
图：沈昌瑞退休後擔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顧問二十年，2009年12月獲北美事務處主任高振群大使代表外交部頒發 「中華民國睦誼外交獎章」。 (網絡照片)
三、紀念一位老伯
這位老伯，姓沈名昌瑞，江蘇吳縣（蘇州）人，1920年生，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和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學院，抗戰期間任軍政部長陳誠將軍的英文秘書。國共和談時，他為美國特使馬歇爾當翻譯，46年隨陳誠出任參謀總長到南京，47年獲公派留學，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研究所攻讀碩士，陳誠讓這個親信同時擔任中國駐美大使館少將武官。1948年沈昌瑞考進聯合國秘書處當翻譯，直至81年退休。2010年12月23日，沈老伯病逝于紐約大學醫院，享壽九十。 沈老伯是我父親的執友，上一代風風雨雨半世紀，今日回首，內中的風波曲折，分分寸寸都和祖國的命運緊緊相連，絲絲入扣。
一 留美學生 青年氣盛
1947年6月，我父母從上海到紐約，父親進哥倫比亞大學讀工商管理碩士，在華盛頓大橋附近租了一套公寓，搬進去時發現對門也住了三個上海人：沈昌瑞、葉維洪、袁孟晉，三人都單身，很快就相熟了。 沈昌瑞在國民黨軍界官場多年，讀的又是政治，中英文俱佳，他雖任中國駐美使館武官，但思想左傾，認為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和時任國民黨外交部副部長的大哥沈昌煥政見對立，竟不去華盛頓上班。
葉維洪是清末上海富商葉澄衷（1840-1899）的孫子，上世紀四十年代上海著名的葉家花園就是他家的莊園。葉在紐約布魯克林工學院讀電機工程，完全是大少爺派頭，生活瀟灑隨意，穿過的襪子往床底下一丟，要穿時再從床底下揀出一雙，撣一下灰，不管是自己的還是別人的，穿上算數。襯衫也是穿一件丟一件，都是同住的袁孟晉替他洗，袁在中國駐紐約新聞處工作。
葉維洪燒得一手好菜，幾個中國留學生的晚飯都由他做，他口裡刁着一支雪茄，切菜切肉，蒸煮爆炒，在廚房幹得起勁。葉後來和上海蜜蜂牌絨線廠老闆鄧仲和的女兒結婚，在美國一家大公司當副總裁。
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碩士生劉祖慰常來串門，他一到就和沈昌瑞高談闊論。當時正值國共內戰，非國民黨的自由記者劉祖慰力挺國民黨，而國民黨軍駐美武官沈昌瑞則支持共產黨，兩人雄才大略，口若懸河，各執一詞，辯論不休，次次斗得面紅耳赤。沈昌瑞拍拍胸脯說：“老弟，我身為國民黨員，國軍少將，我不比你清楚？國民黨江湖日下，共產黨必胜！”
1948年底，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日顯重要，秘書處對翻譯人才需求增大，公開招聘，沈昌瑞干脆辭去了武官職務，考入聯合國當中英文翻譯，從此和國民黨一刀兩斷，沈昌煥、沈昌瑞兄弟倆分道揚鑣。
歷史真會作弄人，當年支持共產黨的沈昌瑞留在了美國，而支持國民黨的劉祖慰卻在48年底回到中國，文革中因莫須有的美國特務罪吃盡了苦頭。
二 新婚燕爾 夫妻橋牌
1948年12月，沈昌瑞的未婚妻楊小燕來到紐約。
楊小燕，湖南人，1923年出生在北京，父親楊開道，楊開慧的堂哥，當時是武漢大學校長。這幾個留學生，只有我父親有汽車，把她接回家來，就在我父母家地板上打地舖住了十多天，1949年初沈昌瑞和楊小燕在紐約河邊教堂，由幾個朋友見證，舉行了極簡單的婚禮。新婚燕爾，沈昌瑞教妻子打橋牌。
後來楊小燕的名氣可比沈昌瑞大，她是八十年代著名的“橋牌皇后”，五次贏得橋牌世界冠軍，膺獲世界橋聯特級大師稱號，是迄今為止唯一獲此殊榮的華人。她在回憶錄中記敘：
我來到了遙遠而陌生的美國，進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學護理專業，讀書期間，與第一任丈夫沈昌瑞結婚了。沈昌瑞很有學問，喜歡打橋牌，但非常“大男子主義”， 他嘲笑我說，女人天生不是打橋牌的料，腦子不夠理性。我很不服氣，決心半年內學會橋牌，結果我不但學會了橋牌，而且在紐約中國橋牌俱樂部比賽中獲得第一名。但沈昌瑞並沒把我帶上橋牌的路，1967年我和沈昌瑞分手了。……我第一次與鄧小平先生打牌是在1981年，那時我應邀到上海參加國際橋牌友好邀請賽，後來到北京時，我斗膽提出與鄧先生打牌的請求，殊不知鄧先生欣然同意，當晚就和我對局。中國領導人打牌作風大膽，敢在牌弱時叫高牌，在輸牌時不氣餒，堅持把最後一張牌打完。我跟鄧小平先生一共打過4次牌，鄧先生思路清晰，牌風穩健，顯示出充沛的精力和過人的智慧，而且他牌品極好，和他打牌，你一點也不會覺得他是個有權力的人，只覺得他像父親一樣。休息時，我請鄧先生簽名，他在我本子上用圓珠筆簽了「鄧小平」三個字，十分漂亮，直到現在，我依然珍藏著這個簽名。（引自楊小燕《我的中國往事》中文版 文化藝術出版社 2010年10月）
81年楊小燕第一次回國，告訴我父母，她1967年已和沈昌瑞離了婚，改嫁同樣是橋牌好手的紐約船王魏重慶。87年魏重慶去世，四年後楊小燕再嫁猶太建築師、世界保守猶太教委員會主席桑德。
三 暮年回首 家國情懷
家父章志鴻，1924年出生在家鄉浙江湖州，畢業于上海聖約翰大學，1947年和家母一起赴美留學，1950年獲 MBA學位後回國，文革後任上海市機電一局副局長，上海市政協委員。1986年由上海市府派駐香港任上海實業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
我父親的回憶錄寫道：
沈昌瑞有豐富的歷史文學修養，和出色的英語通譯水準，我50年回國後，天真地認為以他的才華，回國一定大有作為。當時我十分敬佩毛澤東的文章，《毛選》第一卷出版時，我一早去書店排了二個小時隊，買到兩本，一自留，一寄給沈昌瑞。1952年4月我在香港和沈見面，勸他回國。我說：“周總理說，愛國不分先後，可以來去自由。”沈笑而不答。八十年代我在擔任上實總經理時，幾次去紐約公幹，都去看望老友沈昌瑞，他多年前出車禍，死裡逃生，但脊椎重創，外出要用手杖，依然英姿豪爽。我談起回國後至文革的生活，雖沒說因他這個國民黨朋友而長期被視作特嫌，沈是世故老練之人，不用細說，他也明白，說：“老兄受我連累了。”
父親1992年退休後移居美國，2008年病逝于香港。
我在整理家父遗物時，從故纸堆中翻出一封寫於1950年的書信，正是沈昌瑞老伯所寫：
吾信仰三民主義，景仰中山先生，深信三民主義乃救國救民之正確道路，堅信中華民族若無自信與尊嚴，其他則談不上、做不到。民族地位確立，就須解決民生問題，此一問題基本解決，就應實施民權主義。西方民主政治只是實行「民權」的方式之一，並非放諸四海皆通。中國民權須以「民為貴，君為輕」之中華正統思想為實質，因中國文化歷史與西方國家迥然不同，生搬硬套自不能也。此思維即中華民國之正統政治理念，吾當努力推行之。今大陸易幟，共黨素以民主自由解放為號召，余心服之久矣，然身陷政治歧途，未能返國親歷，深感遺憾。
五十年代初，内地要我父動員他回來，终因反右運動開始而中斷了聯係，如果他真的回来了，恐怕是很難渡過文革這一劫難的。
沈昌瑞的大哥是被稱為國民黨“外交教父”的沈昌煥（1913-1998），美國密西根大學碩士，1945年起任蔣介石英文秘書，外交部副部長，1960-66年及1972-78年兩度出任台灣“外交部長”，蔣經國時期他依然深得器重，1978年底中美建交，沈昌煥黯然辭職。轉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1984年出任“總統府”秘書長。1988年李登輝上台，沈與李意見不合而離開，掛名“總統府資政”。沈昌煥與蔣家關係密切，是所謂“夫人派”，主導台灣外交系統30年。
2008年，沈昌煥逝世十週年時，沈昌瑞撰文纪念兄長，回憶到97年兩兄弟最後一次見面時對兩岸統一的期許：
作者和沈昌煥是同父同母的親兄弟，手足情深，一生走來，除國家機密外，無話不談，無題不及。雖年近九十，卻自不量力、情不自禁拿起禿筆，試撰本文。一九九七年七月，沈昌煥到紐約慶賀蔣夫人百歲壽誕。在此期間，他與作者長談多次，最後在機場送行時，他緊握作者的手，以堅強的語氣說：“三弟，我崇尚自由民主，但我更愛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正統的政治思維與制度，我深信一、二十年後，台灣與大陸一定統一，中國人的智慧一定會打造出一個中西合璧的民主政體和自由社會，我們自然看不見了，但這一天一定會來到，保重、保重，後會有期！”想不到這次機場擁別，竟成我們兄弟永別的情景。每念及此，不禁潸然淚下。（美国華僑協會《僑協雜誌》第112期）
今日我手捧這些書信文章，憶前輩理想追求，思世紀風雨交加，真切感覺到時代的脉搏，反思當今，展眼未來，百感交集。
2010年12月25日記于香港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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