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利
1966年5月25日北大贴出文革第一张大字报。那时我不在学校,而在石景山公社模式口大队当四清工作队员，校园里炸了锅,我毫不知情。六月一日晚,上中央电台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加上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接到紧急通知,收拾行装,火速启程,当晚赶回北大。
我们化学系63级（编号0363）学生在65年11月2号下乡,到北京郊区参加四清,预计一年,各自为战,大半年彼此不通音讯。回到阔别的校园,已是火山爆发,覆地翻天,大家顾不上畅叙别情,放下行装,拿起笔作刀枪,投入新的战斗。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当时没有作为国家级文物保管好,只好在一周年时又抄了一遍,山寨板,金边包装,原处张贴,搞个个纪念。我忙于派战,没去捧场。大字报读过,毛赞赏有加,“何等好啊”,“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不可不学。读后挺纳闷,除了口号,没什么理论啊。还是毛语录“造反有理”让我茅塞顿开,马列主义并不高深,就是造反,毛深入浅出,画龙点睛。文革中造反的大字报,也都是马列主义的,聂等只是沾了个“第一”。但是我到底没拎清,它怎么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八杆子打不着嘛。毛有点石为金的本事,不是那张大字报本身,而是他对大字报的批语,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大饭厅前的小树林地是全校运动的中心,建起了一排排苇蓆做的大字报栏。我一天三顿饭,必过此处。大字报铺天盖地,目不接暇,一直扩展到附近宿舍的墙面,各个教学楼,眼花缭乱,五颜六色,标题醒目,常换常新。饭厅东部南部的几个墙面更是宝地,最重头的才往上贴。白天,万头攒动,摩肩接踵,人声鼎沸,晚上,灯火通明,挑灯夜战,人气不减。每个人都是如饥似渴,似醉如痴,看,贴,抄,批语,留言。据统计,仅6.1－6.6六天,就贴出五万份。大字报是文革特色,北大是发源地。靠着它,运动才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有声有色,如果在今天,大家都抱着电脑手机,短信,微博,上网,足不出户,绝对没那个气氛。
北大成了革命圣地,外校外地的,人潮,蜂拥纷至沓来,像赶庙会,如逛卖场,看大字报,看聂元梓,看北大学生,每天有十万人之多。先是本市骑自行车的,后来也有外地自掏腰包买车票的。校园的角角落落,房前树下,自行车的海洋,横七竖八。聂元梓成了万人仰慕的明星,走到哪都是众人簇拥,长龙跟随,据说一天能接见几万人。聂给北大带来了极大的荣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们也跟着沾光,露脸。
我也接待过不少外校的老同学。有一次,我母亲还带着她们小学老师,二十几个人,从天津赶来,我给他们讲北大运动来龙去脉,领他们到七人大字报旧址接受革命洗礼。那里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第一枪,现在搞了个讲台,外单位的人排长队,上去发言,表决心,学北大,发扬聂元梓精神。他们还瞻仰了聂工作的哲学楼,那门前挤着眼巴巴等着的人群,见人出来就喊：“支持你们！支持你们！”.很可惜,我没能满足这些粉丝的愿望,一睹文革第一位“毛女郎”风采,能做的只是晚上找个大教室,他们席地而睡。我处在了世界革命中心,心里这个自豪啊。
围绕着聂等人的大字报的激烈争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整个学校在揭发,批判,控诉陆平反革命黑帮,上挂下联。比如,当时在物理系就读的林立果写过一张大字报,“强烈控诉陆平黑帮迫害林立衡同志”引起很大轰动,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他们的身份。林立衡就是林豆豆,当时在中文系。
陆平我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在办公楼迎新讲话,一次是在大饭厅校领导春节团拜,慈祥又威严,让人高山仰止。而现在的北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反党集团,罪行累累,十恶不赦,真是惊心动魄！风云突变,我学过一点鲁迅,晓得痛打落水狗,只是为自己不知道任何内情干着急,搜索枯肠,想起他在迎新时讲不要早恋时说过一句：“女同学可要注意了,高年级同学正在眼光向下,年轻老师也在伺机而动啊。”当时觉得挺有意思,印象深刻,就揭发这一条,上纲上线,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青年,云云。
六月四日,工作组进校,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为首,代替党委。我在办公楼礼堂听过他讲话,一口山东腔,有当官的派头,从此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运动还是层层领导,有序进行,各班的团支部换了一个名称：文革小组。我以前是0363一班团支部书记,现在摇身一变,当上班文革小组组长,顶头上司还是年级政治辅导员关烁娣。
运动很快涌现新人,一些工农出身的同学最为抢眼,特别是农村来的。二班的蒋XX,根红苗正,N代贫农,文革前是平头百姓,挺老实纯朴,在四清队入了党,当然成骨干,要呼风唤雨。这些人文革前学习大都比较吃力,吃偏饭没他们的分,心中压抑,自然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有深仇大恨,控诉起来义愤填膺,火药味足,一个“阶级迫害”“阶级报复”,就点到了要害。有一次批判系党总支书记王效挺,蒋嫌王腰弯得不够深,脚站得不够正,怒不可遏,冲上台去按脑袋,踢大腿，领头高喊口号,慷慨激昂。再现一场苦大仇深的贫雇农斗土豪劣绅朴素自发的阶级感情。我出身在一个教员家庭,这种阶级仇恨阶级觉悟先天不足,很是自惭形秽。
过去的“落后分子”也活跃了。他们大都没入团,也不申请,对传统的政治教育有抵触。对政治活动不积极,蕴藏着逆反的潜力和能量,文革给了他们表现机会,个性张扬,能冲敢闯,这又让我自愧不如。后来成为井冈山的头头之一的陈醒迈就是个代表。他原名陈守忠,来自大连,工人出身,在宋彬彬引起的“革名”潮中改用新称,从名不经传而叱姹风云。其实文革前他的叛逆性格已经显山露水,有一次党支部开大会,批准我们年级第一个党员,也是他们二班团支部书记尹XX。自由发言都是事先安排,申请入党积极分子表决心向尹学习,我都没排上号。他一个团员不是,却不请自到,上去大放厥词,数落尹的不是,洋洋洒洒,一发不可收拾,最后被礼貌地请下台。
我可以算是第三类,文革前是班团干部,要求进步,靠拢组织,“驯服工具”,旧体制的“红人”。虽然我从没想吃政治这碗饭,人生目标是“搞业务”,当学者,但是希望“又红又专”,全面发展,思想属于保守范畴,循规蹈矩,听话好使,上一级党组织就是党的化身。如果聂元梓贴大字报时我在校,一定不会支持。文革骤然而降,层层领导已经倒台,我们加劲紧跟,不需要磨合期,关键是,又来了工作组我们可以依靠,而我们还是依靠对象。
“受气”的要复仇,“另类”的要表现,“听话”的要跟风,几路人马,走到一起来了,暂时结成了一个阵营。统一我们的,是对领袖的由衷崇拜,无限信赖,以及有领袖作后盾的安全感。人们说,陷入恋爱的人会头脑发昏,我们那时对毛的痴迷崇拜,超过恋爱的百倍,神魂颠倒,不将理智。对立的那个阵营,过去是庞然大物,高高在上,现在却轰然倒塌,束手就擒,随我们摆布,被动无助。原来革命竟是这么简单,轻而易举,没有风险,力量对比完全的不对称,我们享受着快感,新鲜,刺激,过瘾,亢奋,狂热。
我们初出茅庐,却自视甚高,自我感觉良好,真拿自己当根葱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红色接班人,舍我其谁。那时接触一些老师,觉得他们私心太重,顾虑太多,革命性差。其实我们身在文革,完全不懂。现在我们知道,毛多年对党内状况不满,归结于别人不听他的话,大权旁落,自己有名无实。他要搞一场全新的革命,自下而上,造共产党内部的反,造中央和各级领导的反,他知道地富反坏不许干,知识分子不敢干,工人农民不愿干,各级干部顶着干,于是,惊世骇俗,铤而走险,把依靠力量定在了大中学生。我们这些初生牛犊才被拉到了斗争的最前沿,当开路先锋,招之即来,能战能胜,挥之即去,无怨无悔。这是一场不宣而战,突然袭击,手到天翻,没有一个人看透葫芦里是什么药。我们被忽悠了起来,横冲直闯,开始不知道老鼠拉木箱,大头在后头,一味矛头向下。校一级垮了,我们赶紧收拾系一级的,他们肯定都是黑班底,保皇派,急先锋,披着羊皮的狼,化装成美女的白骨精。大鱼捞不着,也要捞点虾。张承先已经号召我们,“唱主角的要扫,跑龙套的要扫,打旗的也要扫”。
其实我们对系一级的也一无所知,两眼一马黑,有劲没处使,瞎嚷嚷没真货实料。书记王效挺,副书记文重,黄文一,三年里基本没见过。只好看教师的揭发,吃别人嚼过的馍,跟着起哄,加点大帽子大口号。教研室一级也未能幸免,我只认识有机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花文廷,搞四清时,他在公社,我离他很近,常去聊天,他年龄不到三十,思想水平不是一般的高,我五体投地。现在他也受批判,我迷茫不解,不是滋味。也有同学主张写政治辅导员关老师的大字报,其实也不是对她有多大不满,主要是对别人太不熟悉。关一向亲民温和,我对她钦佩有加,按兵不动,也就没搞起来。
入大学前,我们都是天之骄子。周恩来1964年给大学生作报告,说全国100个同龄人只有一个上大学。进了北大,课业压顶,考试频频,竞争激烈,我们喘不过气。许多人有了不及格,还有人留了级,第一年的寒假就有人不能回家,复习功课准备补考。当头棒喝,落差很大,早年的锐气狂气一扫而光。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最让人胆战心惊的是一年级华彤文老师的无机化学,第一堂课第一句话,她就说：“学习像大海游泳,有力气的游到对岸,没力气的就会淹死。”她拿手好戏是下课前十分钟来个小考试,突然袭击,就一道题，刁钻古怪,脑子稍转不过来弯,就得吃鸭蛋。
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们有体会。批反动学术权威,我们有话说。“智育第一”,“教授治校”,“分数挂帅”,“业务至上”,“师道尊严”……我们开开门来三件事,学报纸文章,写大字报,参加批判会。
批判要联系自己。我文革前写过两副对联,贴在宿舍门框：“周期表里看世界,实验室中学本领”,“杜马球里乾坤大,玻璃瓶中乐趣多”,主动抖出来,白专倾向,脱离政治,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惹的祸。有一个同学甚至自爆考试作过弊,痛哭流涕,这也是旧教育路线逼迫的结果。大批判的武器真好使,只许批判者说话,管它是不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脏水一个劲地泼,被批判的只能听着,看着,受着。
这一段时间,我们不厌其烦地开会,几天一次,内容一样的批判,聚聚散散。蒯大富说聂元梓是“奉命造反”,我们还不如聂,只能算跟着起哄,火上浇油,投井落石。在“造反”之前那些对象已经倒下了,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我们只是“再踏上一只脚”而已,享受着毛给的胜利果实,心情舒畅。但日子也不轻松,要搜索枯肠,绞尽脑汁。挨批判的“挤牙膏”写检查,我们“挤牙膏”搞揭发,很快就要弹尽粮绝。当时说搞运动要停课半年,来日方长,我们天天吃饱了饭,能量要有地方发泄,于是暗流涌动,激进的情绪酝酿着,发展着,有人要“升级”,搞点新花样,整点新名堂。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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