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坤秀
序言
母亲，在我们的印象里只是一个机关干部，是一个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上班下乡的人；也是个一肩扛养两个女儿，腰背总也挺不直，就算自己忍饥挨饿也要让子女吃饱、并让老父老母得到照应的人。以前在母亲单位，经常听有人说母亲与历史反革命父亲划不清界限，个别泼妇只要哪股气不顺，就可以大骂反革命家属都有的待遇为什么她没有，我从来就没听见过母亲与人对骂，她总是默默的忍受，默默地坚持。哪怕成为各种运动攻击的目标，成为大字报不停捕风捉影的对象之时。
现在想来，比起现阶段满脑子偏激观点的愤青一族，母亲何不是顾全大局，何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纵观母亲的一生，她不止一次的奋斗过辉煌过，但她从不居功自傲，她不止一次的艰难困苦过，但她从不气垒，辉煌的时候，谦虚扎实是他的作风，艰难的时候，责任与信仰是她的支柱，言辞或信念从不偏激。这就是他留给子女的榜样。母亲作为她那一代唯一的彝族女知识分子，从爷爷奶奶那里，继承了诸多优良的品格，成为她人生的一股底气，赢得了周围各民族、各阶层人的尊称：大姐。母亲柔弱而又坚强，执着而又善良，使她得以长寿，并拥有友情，尊严，快乐和幸福，上天待她不薄。
二女儿：李平于2014/8/31
一、我的彝簇家庭
我出生于蒙自县草坝大罗鹫村的一个彝簇家庭。我的奶奶爷爷育有七兄妹，三男四女，父亲是老大。
父亲：我的父亲为人公正、有魄力。他童年时上过七年私塾，在哪个年代算是乡村知识分子。家中爷爷奶奶过世的早，在他们过世时，家中父亲和二叔已娶妻成家，大姑、二姑、三姑都已出嫁，仅年幼的三叔和小姑和父亲、二叔二婶在家过日子，此时父亲二十岁，也就当家作户主了。家中几兄妹的分家和矛盾都能多方征求意见，他自己再协调拿总做决定。几个兄妹都很服他，使得他们长期相处和睦。家中的二叔懦弱，是个典型的妻管严，但不管二婶再怎么厉害、常抱怨公公婆婆不公平，但在父亲面前她有不敢不服。
在父亲和二叔都成家以后不久，为了躲避当时国民党政府三丁抽一的兵役政策，经由外婆外公牵线，奶奶爷爷出钱，买下了大罗鹫村的房地产，父亲带着母亲从老家仁厚村搬到大罗鹫村，并且作为大哥大嫂分得大罗鹫村的财产，爷爷奶奶的老宅由已经成家生子的二叔、和年幼的三叔、小姑一起居住。在财产分配的问题上几兄妹都纷纷表示：大哥说了算，多点少点大家都无意见。实际上父亲为每一个人都考虑的较为周全。据亲戚邻居说，二婶较为自私，他们的儿女吃香喝辣、穿金带银，而三叔和小姑穿得漏着屁股、光着脚丫，过不多久，三叔和小姑穿的破破烂烂的跑到父亲家来，母亲见状，心疼万分，泪流满面，此后在家中将他两好生相待养育，直到给三叔成家，小姑出嫁。
有一次，三叔被一只路过的国名党军队抓壮丁拉走，我们全家十多个人个个痛哭流涕，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呢，结果三叔推说到麦田解手，逃脱跑回来了，全家人喜出望外，真是万幸。
父亲是个硬汉子，当时我们大罗鹫村的家，奶奶和爷爷买给父亲的土地较多，光经济作物（甘蔗、花生、干豆等）就有十多亩，收成较为可观，使得本村的车家土匪眼红盯上。有一次，车匪一行几十个人的武装，开到地里抢我家的经济作物，被连日守夜的父亲和一个表哥、一个舅舅，三人一起一人一把枪把车匪打跑了。
车匪不甘心，后来又有一次，趁父亲他们三人在地里守庄家时，包围了我家的房屋，目标就是绑走三叔，向父亲索要赎金。当时家中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正在坐月子的母亲，另一个就是还未满月的我，再一个就是才十二岁的三叔。我家的堂屋门非常牢固，实木加铁栓，车匪用枪托砸，又对着门栓打了若干枪都没有把门打开。随后土匪开始爬墙了，母亲非常沉着，把三叔推到屋顶的瓦沟上，叮嘱他任何情况下不要做声不要动，直到父亲他们三人各拎一把枪从外面赶回来救援。枪战正打得激烈时，对面大阁西村子的护乡团闻声赶过来增援，才把车匪打跑了。收拾房子时，还发现了爬墙土匪被打伤时洒落的一滩鲜血，真是好大的一次有惊无险呵！
父亲是个多面手，打灶、盖烤棚、使牛犁地、医牛医马，医治人的常见病、打枪样样都出色，经常有乡亲近邻来找他帮忙，他从不骄傲拿俏，总是是有求必应，所以和邻居乡亲们的关系好有口皆碑。父亲也是个慈父，对儿女也关爱有加。
母亲：我的母亲非常勤劳、善良，能挑花绣朵，裁剪衣服、做鞋缝衣、洗衣做饭带小孩，样样在行。父亲当家的七兄妹大家庭全部家务都由她操持，出外下地干活的事都轮不到她，引得二婶暗地报怨，说奶奶爷爷对她偏心和不公，但只要说到家里的这些事，她就不敢吱声了。常言道：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父亲母亲在这个大家庭中就一直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就是下一辈人中我的两个女儿和三妹的五个儿女都是他一手带大的。
母亲不识字，但她又是草坝十万亩平原地区公认的女强人。我的外公是个秀才，很有风度，家境较为富裕，但只生了五个女儿没有男丁，几姊妹顶着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压力，和外婆外公一起操持着整个家庭的劳作运转，使得家境富裕昌盛。但在外婆外公双双过世之时，家中就大起大落。按当时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规则，女子是不能继承家庭财产的。附近的一个恶霸，是外婆家的一个远房侄子，他挑唆着较近房的一个孙子，在外婆于外公之后过世时，采取封丧的手段，闹着要继承外婆外公的财产。这个恶霸对大姨妈和母亲两姊妹拍桌子大吼，大姐，你们那么想要财产，为什么不变个男儿身？大姨妈也拍着桌子回骂：“变男身变女身由不得我们，我们给父母养老送终错在哪里！？”。封丧就是当外婆外公两位当中，当外婆最后一个过世时，其尸体由一笼蚊帐撑罩着停放在堂屋里不得发丧。当时五姐妹中只有母亲和大姨妈会说汉话，我母亲是三妹，其他三姊妹都不会说汉话，在这种情况下，大姨妈和母亲四处奔波，出庭辩论打官司，这个官司从村打到乡，从乡打到蒙自县衙门，经历了很多波折，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终于把官司打赢，保住了家产。最后大姨妈和母亲还做出了一个惊天决定，把家产除留下一部分给招婿居家的四姨妈过日子外，全部卖光，用来给父母发大丧，使得女子与封建势力的斗争轰轰烈烈，扬眉吐气，坏人也没占到什么便宜。通过这个经历，父母亲深深体会到，虽然膝下只有三个女儿，一定要培养出一个有知识文化、有本领的女儿，就有希望家道新旺。所以，后来的日子，尽管我们三姐妹都读过一点书，二妹三昧的学习成绩也不差，只可能是我的成绩更好一点，父母就和二妹和三妹说，父母两个供三姊妹读书供不起，所以决定二妹三妹辍学跟着父母一起种地，全家人集中供养我读书，这是后话。
原先我大罗就村的家是较为富裕的，但到后来，由于草坝地区一个叫垦殖局的官僚资本集团，成立了开蒙垦殖局，开发水利工程，大建新农村（19个村子）用于出租，并强行买断了当地许多农户的土地，我家绝大部分土地也被他们买了，父母因为不同意卖，更不认同他扪所给的价格，就一直没去领钱。不久以后资本家说，买地的钱是一直搁在那里的，所损失的银行利息利滚利，从卖地款里面扣除，后来卖地款后已经所剩无几了，其实等于变相的没收。就这样父母亲家几代人辛勤劳作的成果付之东流，我的家境一落千丈。国民党黑暗统治下没处说理，我家又世世代代从没出过一个做官的人。从此父母亲带着我们三姐妹，过起了穷困潦倒的日子。
母亲天性好强，从不怨天尤人，富日子能过的风生水起，穷日子也能过得踏踏实实。在我家大部分地产被侵吞的那些日子里，在他的双手操持下，全家人的衣服补丁摞补丁，白天当衣穿，晚上当被盖，这样的日子延续了十多年。后来是大姨妈于心不忍叫我们全家五口搬过去古城寨他家。父母同意了，就把大罗鹫村圈地剩下的土地连同住房卖给隔壁邻居，全家就搬去古城寨，在大姨妈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给亲姐姐家帮工），住则住在隔壁三姑父家，这样度过了大约10年，后来父母带领我们用卖房卖地所得的钱买了几亩土地，另外盖了住房，搬出三姑父家，才把家在古城寨安顿了下来。想起我们在大罗鹫村富裕的时候，经常把成车的庄稼粮食拉去支援广种薄收的古城村大姨妈家，我们在大罗鹫村落魄的时候，大姨妈家又搭救了我们，父母兄弟姐妹间在那些艰难的时刻就这样互帮互救走过来了。
我的母亲在家是贤妻良母，在整个古城寨乃至雨过铺乡也都是受人尊敬的长者。她老人家去世哪天前来送葬的族人和乡亲差不多排了大半个村子长，人们都难忘这位慈祥的阿奶、阿婆、阿婶、阿姐呵。我们姊妹的孩子们至今都还记得奶奶的恩泽和慈辉。
三叔：当年，我家大罗鹫村的土地较为可观，约种有十多亩的经济作物，有一次家中将卖经济作物所得的钱装满了一小柜子，当时已经成家的三叔将这些钱偷出去赌输光了，被父亲拿着扁担追着打，一直把三叔一家夫妻二人和子女撵回仁厚村老宅。三叔回老宅后按当时的村规还分得了奶奶爷爷留下的土木结构楼房正屋，二叔分得耳房，父亲又另抽了一部分土地补助他大女儿。尽管如此，后来的三叔对我父母的养育之恩仍然铭记在心，在我父母病危临终时，两口子带着儿子和媳妇前来至始至终守候服侍，直至办完丧事。
关于三叔，还有一件有趣的事，他家生有五个儿子，看到父母亲只留得三个女儿，他就对我父母亲进言，常念有儿穷不久，无儿久久穷。三叔提出他的五个儿子任父母亲挑一个作后，考虑到收养一个儿子，自己的女儿无法处置安排，此事最终以母亲反对作罢。
小姑：关于小姑，可能是幺儿幺女都脾气怪，有一次在土房顶上，只因我的二妹放了一个响屁，她就一脚把二妹踢得从房顶上楼梯口滚到楼梯脚，母亲赶忙奔来查看，见二妹身体无大碍，也就没有过多责罚她。小姑出嫁后因与夫家难处，后又回到我家，而后又远嫁他乡。
二、我的学生时代
幼年的我因为体弱口细吃得很少，三岁还不会走路，为保证我每天都能吃上一碗凉卷粉以提高食欲，家里每月给卖卷粉的店家送粮食在他家搭伙吃饭。上学后，因为我学习好，店家很乐意让他家的两个女儿和我作伴读书。当时别家的学生由于各种原因全部缀学离校，仅我们三人一直读到初小毕业。由于家无男孩，父亲把我当儿子培养，让两个妹妹帮家中做活计供我读书。为了增长我的见识，高小送到到碧色寨、大庄中心小学就读（当时父母亲选大庄就是因为那里有云南四大家族经营的公司，还有美国人和法国人，可增长我的见识，这个观点是由于父母凭他们的亲身经历决定一定要全家努力把我培养成有文化、有本领的人，以保家族新旺，免受欺凌），初中是以全县第15名的成绩考取蒙自省立中学（当时在蒙自考初中总共有五、六百人报考），直到把我培养成一个当时彝族人中唯一的中学毕业的女“秀才”。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时逢当局大力提倡新生活运动，有个名叫杜定安的国民党的区团长，也是个彝族，在开群众大会的时候，他给大家讲三民主义，讲三从四德，讲新生活运动。至今还记得，三民主义就是民族、民权、民生；三从四德就是从夫、从父、从子；四德就是礼、义、廉、耻。杜定安还硬性规定，今后只准讲汉话不准讲彝话，全方位开展新生活运动。当时我还是个娃娃，怕我们说彝话被他发现抓走罚款，所以解小便都不敢出房门，解在屋里的脚盆内。
父亲也是个严父。大约是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母两位去地里做活，我领着两个妹妹在家，等父母走后，我就把家门锁起，带着两个妹妹去河沟边爬桑树摘马桑，等父亲回来后就拿鞭子打我一个人，不打两个妹妹。我这辈子就只被他打过那么一次。
我还被老师打过一次。我读小学的时候不爱做作业，老师一教就会，但老师就是要求必须交作业，查到我没有交作业，老师就拿教鞭把我的右手心打了三下，过后我就赌气不去上学，他又来家里做工作把我喊了去上学。在小学阶段，我真的不做作业，听老师讲完课后，再把书本一翻就一目了然，叫我上黑板上做作业我也做得出来。父亲在家根究我做作业，母亲护我说：你根究那么多整那样，你读了七年的书，又认得几个瞎字？
关于我的学费。主要是初中阶段的费用。因为我考试成绩好（蒙自县有五六百人报考初中，录取六十多名，我是第十五名，全班女生只有五六个，其中彝族只有我一个，），所以要缴的费用也不多，主要是父母亲卖粮食去交，伙食费和零用钱是大姨妈每个街子来蒙自卖鱼时，给我的。有一次父母凑了500元纸币给我做为一个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我把它装在口袋里，可能是拉手帕不小心丢掉了，我自己吓得不轻，母亲就使劲的劝父亲说，她已经几天没有吃饭了，不要骂他了，结果父亲真的就没有骂我打我。
刚到蒙自读初中的时候，周围人还是很歧视少数名族的，一般称为憨裸裸。开始自己也很迷惘应该怎么对待，后来就想不管别人怎么看，先抓住这个机遇刻苦学习，把学习搞上去再说。通过努力学习，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不下十五名，加之当时整个红河州我是独一无二的彝簇女初中生，后来班里的有些汉族女同学，因为生病影响学业，还主动约我去他们家住，带他们一起学习，有时还招待我吃饭。
在蒙自读三年初中的当中，蒙自县的教育局长对我印象很好，经常表扬我是彝簇当中农村来的学习刻苦、成绩好的第一个女学生。
也就是在蒙自读书的时候，我还亲身经历了十多次日本人对蒙自县的飞机轰炸。那三年中，我们躲警报时间相当多，有时是成天的在外面防空洞中躲避，直到解除警报才回学校上课。有一次空袭相当惨烈，整个蒙自县城总共死伤五、六百人，其中死亡人数就达一百多人。在这一次空袭中，由于飞机来得快，多数人都来不及跑不到防空洞。东门那边没有防空洞，许多人跑到农民高粱丛堆里躲起来，结果被日本人的燃烧弹点着了许多高粱丛，人都完全烧焦成考糊的干尸，有个人还带着几只金镯头被烧焦。我们中学生是被政府安排跑西门的防空洞，在这一次空袭中，因为飞机来得快，我来不及跑到防空洞，就顺着学校的围墙跑，飞机的机枪子弹就从头顶上扫射下来。空袭后才看见围墙上留下了很多机枪眼的痕迹，不幸之中万幸，我没有被射中，我们的同学中也没有被射中的人，被射中的多半是些老弱病残和小脚女人。等空袭过后我们回到学校，才看见我们校内被炸出了一个三米多宽的深坑，还看见80公分长30公分宽20公分厚的大石条被炸飞到二楼教室的走廊上。总的说来完整安静读书的时间很少，有时还是带着书带着吃的在防空洞里看书。我的初中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来的。
在蒙中依稀还记得一件事情的发生，就是我们的国文老师李乔和另一位老师突然失踪，好象发生了什么蹊跷的事情，因为当时年龄还小，我们都不懂，后来才知道两位老师原来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因为躲避当局追捕而逃亡（前些年同学聚会请来了李乔老师，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著名彝族作家李乔，老师来看望我们时已经90多岁了，但是童颜鹤发，慈祥依旧，别提大家有多么激动了。李乔老师发自肺腑地说了很多心里话，已经白发苍苍的学生们都热泪盈眶）。
三、我的第一次婚姻
父母生育有多胎，由于各种疾患，只存活下我们三姐妹。我是老大，听老人常念叨，有儿穷不久，无儿久久穷，家无男丁将来等于绝后，无顶梁柱撑门立户。所以在我年仅十岁还上小学的时候，父母就给我招进了一个大我十岁的童养姑爷上门来家。此人目不识丁，除劳动力强外，吃喝嫖赌、偷盗样样俱全。另一方面他又能说会道，很会讨父母亲友的欢心。此人进家后我一直非常反感和难受，在我16岁的时候父母强迫给我们圆了房，自此我的人生失去欢乐，在挣扎和痛苦中度日如年。我曾经拜托过一个表姐给父亲过话，这样的婚姻我过不下去，但父亲非常强硬：坚决不许！还说不能败坏门风，毫不松口。我曾先后两次服毒。有一次服毒（吞大烟灰和土瓜子）后又关上门准备上吊，这使得一向慈祥的父亲大光其火，他认为自古以来子女的婚配皆是媒酌之言，父母之命，否则就是败坏门风。盛怒之下，父亲砸开门，说成全我，打算要把我连人带房一起烧掉，幸得一个比父亲身强力大，经常来家帮忙的舅舅把父亲抱住拉出，我才幸免一死。
十八岁的时候，我怀孕了，我视之为逃生无望，还吞过大烟土想和胎儿同归于尽，十九岁生下大女儿后，交由母亲带领而自己则离家出走，母亲虽把大女儿当宝贝带大，但无法自己亲自扶养孩子是我对大女儿的终生愧疚。
当时我已是初中毕业，总是千方百计的往外跑，只为躲开那个人。先是在外面任教当小学老师，两年半后，听说当时离家不远的草坝蚕种厂招生培养技术人员，我家都没回就义无反顾的跑到蒙自报名参加考试。当时中学班几十号人都知道草坝蚕种厂生活、工作、学习都非常艰苦，只有六人愿意报名，结果我们六人都考上上班了。这才避开了魔鬼一样的丈夫，那个年代就没有听说过离婚这样的事情。也不敢设想离婚这件事，只想尽量躲开。
因为当年的草坝蚕种厂是同行业中全世界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大厂，蚕忙时职工近万人，蚕闲时也有五六千人，大门口二十四小时都有人日夜站岗，无证不得出入，此时父亲和前夫再也没法把我逮回去，这时我才安全了，并且再也没有回过家。
由于我一直抵抗父母强加给我的包办婚姻，并逃出了家门，父亲无奈，只好给那个男人另娶了一个女人在老屋过日子，父母亲自己在距老屋门口十几米处，另建一屋搬出来居住。父亲就是这样，下辈人的婚姻事体拗不过女儿，也要对他找上门来的女婿负责，随后我不在家的日子里，他们两家一直以父子相称到终老。
顺便说说我小妹子的第一次婚姻，她也是父母包办的，在十三岁的时候，父母就把她嫁给了大屯海对面的大台子村的一个智障人，小妹子不愿意，每次回娘家都被父亲打回去，直到有一次被打回大台子村后她跳了井，此后父亲才没再打她，夫家也不敢再来接。我们三姊妹的婚姻，都是父母包办的，只有二妹有幸嫁了个好姑爷，一家相处甚好幸福到老，我和三妹都是充满了反抗和波折。
从二妹的婚姻中，我感悟到一点，不论是高端人士还是一介草民，男女夫妻的和谐幸福与否，对子女的人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二妹夫虽然是一辈子种田的彝族草根农民，却在当地彝民中，享有明理仗义有魄力的声望，二妹则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勤劳、善良，一心为家为子女，村里好多家人都不兴供子女读书，而他们家小儿子和二女儿读到高中毕业，大儿子读到初中毕业，大女儿和小女儿读到小学毕业。他们的子女们为有这样的父母感到骄傲。他们的子女个个的人生都较为完整有特色，大女儿和小女儿她们两家都是全家种田的草根彝民，但也是家庭和谐，快快乐乐的；二女儿勤劳活跃，手快嘴快，说出来的都是乡邻四舍、老老少少的心里话，家里家外都享有很高的威信，高中毕业没考起大学回乡种地，出嫁后，一直在夫家当地村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在夫家乡镇一二十年，年年届届都被选为乡妇联主任，村主任管辖着好几个村三四千人直至退休；大儿子参军后，提了干，吊儿郎当的兵转给他带都能解决问题理顺，转业后到了监狱，又提了主任，据说他拥有一双令犯人视之胆寒的猫眼；小儿子按说应该是持娇似宠的，但小儿子担任他们五千多人的彝族村子村党支部书记二十多年，据说是他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技巧比做军官的哥哥更胜一筹；总之在二妹的家庭和后人中，很少有坎坷、可怜、这些字眼。
进蚕种厂后，我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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