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承业
第四章 苦难的大龄青年（三）
第二节 自谋生计（一）
本节记述从1963年7月（27岁）离开学校到1966年（30岁）冬天与她认识为止的一段开创自谋生计的日子。
一，如何离开重庆的
1963年7月初通知我回到学校，回去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叫我暂且住在图书室一个放旧书刊的搁楼上休息几天，到7月15日通知我到办公室，秘书殷智龄（就是前面曾提到过的后来又在私下对她姐说：当年真委屈了贺老师啊！的那个人）找我谈话说，为压缩大城市人口，动员我退职回原籍阆中，我当即表示，拥护压缩大城市人口的政策，无论调我到那去工作均可，我不同意回阆中，因为我家一直在县城为非农业人口，无土地也无住房，况我离家十年已无往来，并坚决不同意退职。我一直坚持这个表态，后又找支书王秀琪、副支书沈仲多次表示，他们一再说明这不是处分，是精干，我又向任白戈市长、邓肯（教育）局长写信表态，坚决不同意退职，反映了十多天后，42中当局便采用欺骗手法，多次对我说，已与阆中方面联系好了，回到阆中安排工作，并答应派党员干部谌绪贵与我一道回阆中，保证安排好，这样我先把已不多的衣物书籍等邮寄回阆中，便与谌绪贵一道经成都（住了一天，我还去看望了两个姐姐），绵阳（在此又住一夜，转汽车）南部才到阆中，到阆中是7月31日，次日（1963年8月1日）谌绪贵与我一道到阆中县安置办报到，当时我说：重庆方面说已与阆中联系好了，阆中同意安排我才回来的，现请于以安排，接待的人回答说：我们还不了解是怎样联系的，要等另一个姓菜的人从南充开会回来后，问了才能回答，我只好暂回家等待，谌绪贵对我说现在你休息几天，等待安排，并给我发了六个月的生活费（后来，这就是退职费了）159元，然后他便回重庆去了，等到8月6日县安置办通知我去对我说：没有工作安排，事前重庆方面根本没有与我们联系过，我们也并没有向重庆方面答应过安排你的工作。这时我只好紧急向重庆42中反映，并说如不解决我只好立即又返回重庆了。重庆42中又才派了专人来阆中处理此事，来人是时任该校党支委兼副教导主任的姜渭宾，口称代表市教育局征求我的意见、并落实我的工作安排，我讲了并书面写了六条意见，当时他又与我一道去了阆中县、城关镇、城东街道等三级政权部门，当面介绍说我，表现很好，早已摘帽，退职不是处分，可以而且应当安排工作等等，叫我等待，我们家还专门买了鱼来招待了他，他回重庆前又来告诉我说他还要去联系，一再三叫我耐心等待，我信以为真，老实等待下去，等了许久，不说安排连理也没人理了，我却万般着急，生活无着呀！经我多次反映，重庆市教育局不能正面回答这一切诘问竟毫无根据地复信说：据了解当地政府曾两次给你安排工作你均未接受，你将要犯大错误！我当然不能接受这毫无事实的指责，立即将原信退回，拒绝接受，并请指出事实来，同时又向重庆市委、四川省教厅写信反映，没有回答，又再三反映，写信，遍及中央、省市各级党、政、人大、教育、党报的领导与部门，最初是每周，后来是每半月，再后是每月或每数月写一次，十多年来，从未间断，共写信两百多次，一直到十五年后拨乱反正后的1978年，我现在手边可查到的记录还有：1978年3月19日、22日，5月7日，7月28日，8月8日，五次写给重庆市委，8月9日，9月16日两次写信给四川省委，（省委10月13日复信说转重庆市委处理），同时我5月5日写信给市委统部，4月30日，5月7日两次写信给市委组织部，5月2日、23日、8月12日，10月2日四次写信给光明日报（该报复信说转市委组织部），9月19日组织部复信说转市教育局，5月4日、7日给重庆日报写信（该报5月22日复信转市教育局），其实我于4月27日，5月7日，8月11日三次写信给市教育局均无回答，等到12月8日才以渝教摘（78）字第30号复信通知转重庆42中支部处理，对42中来说，我早于4月27日、28日、29日，5月7日、31日，6月23日，8月10日，10月4日、15日，11月23日多次写信给42中反映，万万没有想到42中又复信说要待请示教育局后再作回答，我抄出这么详细具体的当时记录下的片断，来说明共产党这个各级严密组织是如何配合起来处理群众来信的，注意这个记录的时期还是在打到四人邦后拨乱反正时期，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高潮的1978年。在这以前，在这以后，就更没人理了，后来改右时到处找不到我的挡案，几经周折才在阆中公安派出所找到，这时才明白还是当年（1963年）42中把我作为处理五类分子回原籍来办的，就是说表面上给你摘帽，暗中仍把你作右派，甚至（不明说地）开除公职，当然，这种卑鄙的见不得人的作法，揭穿后，他们自然是绝不会承认的，所以才一方面像上面那样推和拖，另一方面教导你要往前看，同时作好工作安置，让人们都失去记忆，让时光快点过去！1979年42中又派了一位姓杨的女副校长来阆中请我回去任教时，我的态度是，不说清楚当时的事，我不会回去的，他们永远也不会说清楚的，我当然也永远不会回去的。
二，当时的阆中与家庭自从1953年我中学毕业离开阆中后，家里也不断发生了巨大变化：父亲因政历问题关进了教育所，全家五口生活没有了任何来源，经母亲再三要求才得以作为从业人员进了合营商店（这商店就是上华街2号，我家原有的商店，这时我们还在后面住家呢），但给他的工资很低，只好又在门外摆个小摊卖落花生，去买一砣（四斤）生花生果，拿回炒熟后，一堆堆地摆好出售，由小妹淑群（不过才七、八岁）照看，每堆卖1－2分钱，对这样大的孩子来说，守着这馋嘴的花生，要一粒也不动，把卖来的钱一分一分地收藏好，到收摊时交给妈妈，可真不容易啊，后来父亲放回来后，母亲又去求工商联，以她回到家里再把父亲又换进商店，她回到家里后，还可以再接些手工针线活来做，后来又参加了工商联和街道服务组。另外一个经济来源就是靠在成都工作的大姐不定期接济，同时给在成都工作的二姐带个小孩（送到阆中来带，先是二娃黄望东，后是四妹黄亚林），二姐每月都寄钱来。二弟承祖56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四川大学化学系，60年毕业分配到东北工作。三弟承德高中毕业后考入大跃进中新办的南充高工校（大专），在三舅父的经济资助下读书，中途遇调整下马，学校停办，他们还没毕业便分回阆中教小学，他分到文成区双山小学。四弟承训小学毕业后就只进了个民办工农中学，然后安排到合作饮食店当学工。小妹，我53年离家时才进幼儿园，63年正在东风中学读初三。
1963年我回到扩别十年后的阆中，真大变了样，街道特别冷清，店铺多数都关着门，街上行人稀少，所有的工商业，经合营与合作后，全城都按行业归口，成了百货、粮食、糖酒（副食）、餐饮（服务）、食品（肉食）、医药、土产（日杂）、煤建等几大公司，在城东、南、西、北分设合营与合作两种商店，分别按1、2、3……编号命名，无人不有组织与单位，居民也有街道与段组，原来的各公用地（庙宇等）以及较大的居住院落全成了各局、公司、厂、社、会、所的所在，全城几乎没有建什么新住房，人口多了，住房反少了许多，一般居住则出奇地拥挤，稍有一、两间住房若租给了他人住，就要被以“私改”之名充公，“先治坡，后治窝”是当时的革命口号，县城是为农村服务的，有一点新楼房那就是东门内的县委、政府办公楼，及后面大礼堂和开会的广场，大礼堂又兼作电影院，另外新修了一个川剧院，天天上演革命剧“夺印”，那时实际上已没有了节日，连春节也是要“革命化”了的，城外的风景名胜地也破败不堪，林木被砍，山体滑坡，无人问津，刚经过了大办钢铁、大办食堂的动乱退了回来，百姓们回到了虽然破旧拥挤但总算是家的屋子里，收拾出一个个小炉灶，打扫着那曾经燃烧过家中一切可燃物（包括自己睡着的床上的架子与床脚，去掉床脚后就用石块垫着睡）的灰烬，排着长队去购买配售的燃煤（阆中是一个自然资源十分贫乏的县城，几万人烧煤要靠木船从广元运回，居民实行定量供应，一家三口每月90斤，四口120斤，每餐约一斤，过期不补），每日菜蔬要靠几个定点店定量配售，到63年秋也有了一个农民进城卖菜的市场了，生活又在艰难地慢慢好了起来，百姓对生活总是充满着希望。
我家因公私合营店扩大业务，再动员下同意让出店后住房，迁到母亲娘家李家院去住，后来街道组织起的万品厂（后叫日用品生产合作社，做木器、棉絮、蚊香等）扩大，便换了几处地方去住，63年我回去时正住在管星街李家小院里，从一个小街门进去，经一个小菜园，再一道小门就是一排向南三间房，房主谭家祥（当年在阆中中学的同学，在县新华书店工作，爱人邵群华丝厂工人）自住西头一间，中间一间租给别人（先是一个姓尹的老头，后是丝厂女工朱光芬住），东头一间卖给了宋文星（老泥瓦工，老伴在家每天早起给奶牛场打青草，有一个男孩十多岁时，下河游水不慎给淹死了），西边还有东向的两间小房，是属于万品厂的，就换给了母亲们住，后面接了个厨房，就这小小的接的偏屋我们做厨房还只用了一半呢，另一半隔出去还住着一家人呢（男的杜正朝泥瓦工，女的吴秀珍做临时工，还有三个小孩子），那时一般一家人只要有一间住房便可，至于厨房根本不用考虑，在屋前屋后安个炉子即成，当时父在副食品商店，曾下乡到思依去了几年，回城后又要守店，吃住都在店里，四弟在饮食店，吃饭在家里，但常在店里住宿，三弟在双山小学，假期才回来，只有母亲和小妹常在家，开始还有四妹（二姐的小女孩），我回阆中后，也只好暂住家中。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