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明剑
长乐街熊仲池老人传奇的一生
我们家是嗲嗲的手里从荣家塅搬到长乐街来的。我嗲嗲故世早，是我娭毑守寡把我伯伯和爸爸养大的。我伯伯叫熊玉昆，是打白铁的。我爸爸叫熊金友，是做铜匠的。伯伯膝下无儿女。我父亲跟我母亲生了我两个姐姐、我大哥熊伯勋和我，其中二姐夭折。母亲生了我不久就去世了，父亲又讨了个堂客，是平江岑川的。继母又给我添了一个弟弟熊文波、两个妹妹淑华和丽华。现在兄弟姐妹里面只有我和淑华丽华还在，其他都故世了。
一、求学
我从小就跟我大哥熊伯勋到朱港跟李森林先生读私塾，读了三年。后来街上有些小伙伴相约一起去平江东山寺去读新式小学，其中有上街头的周鸿勋、周少夫、鲁炳炎，德生铺里的周映南、周芳岚，大屋周的周显余、周致曲，还有罗化仁、丁励泉等。当年一起在东山寺读书的同学现在还只剩下我、周芳岚和在台湾的丁励泉了。我去是从四年二期开始的。第一次日本粮子即将打过来的时候，周鸿勋和周少夫他们晓得了消息，向学校请假回家；学校不准，主要是不能确认是不是日本兵要打过来，怕放假引起人心恐慌，也怕上面责怪乱传谣言。周鸿勋和周少夫他们就私自回家了。结果日本粮子真的打过来了，长乐和新市的同学就回不去了。校长易粟卿和几个老师就带着我们这几十个回不了家的学生出去逃难。我们徒步走了几十里地，躲到了一个不知道什么名字的庙里。起先有工友担来的米，没几天就呷完了。老师就带着我们晚上偷偷摸摸回校背点米出来，搞了一两回，日本粮子已经开到学校附近了，我们也不敢回去背米了。这个时候，易校长就说：这个地方不安全，我再去找一个安全地方，趁机溜之乎也。剩下两三个老师建议大家把身上的钱拿出来到外面去籴米呷。老师并没有强迫，有的同学忠厚，把身上所有钱都拿出来了；有的同学奸猾，明明身上不少钱却一个铜毫子也不拿出来。搞了几天又搞不下去了，老师就说我给你们开路条你们去找校长吧。我们都年幼无知，就拿着路条下山去找校长，也不晓得去哪里找。结果下山被山下的国军拦住不让出去，等我们回到山上庙里，老师们已经偷偷从山后走了。同学们只好各自逃生，别人不晓得，我们兄弟俩讨了一个多月的饭，好不容易等日本兵退了才回到长乐街。家里都不晓得我们是死是活，到处求神拜佛，天天哭哭啼啼，看到我们回来了，自然是满天欢喜。
从此再也不敢去东山寺读书了，在家里停了好几学期。心里还是想读书啊，就跑到长沙去上学。因为在东山寺实际上只读了四年二期一个学期，语文勉强跟得上班，数学以前连阿拉伯数字都不认得，更是不行；但因为在家里歇了几个学期，如果接着上五年一期的话，年龄太大不太像样，只好冒冒失失硬起个脑壳去考六年二期，结果还考起了。冤不逢生又赶上了第四次日本沦陷，又回不了长乐街，只好跟着长沙难民一起逃难，逃到了赣南上犹县。蒋经国在赣南做行署专员，对难民有一个教育优惠政策，叫“战区优惠生”，可以免费上学。就这样，我在上犹又上学了，读了一个学期将要结束日本投降了，我又回到了家乡长乐街。
回到了长乐街以后，爸爸已经卧病八年，家庭非常困难，肯定是不可能继续上学了，又没有一个职业；内心非常迷惘。1947年国民党青年军在武汉招收青年学生当兵，要求非常严格，要通过考试才能录取的。我好不容易考上了，但因为个子矮小不能录取；我不断地软磨硬泡，最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同意了，分在204师，首先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严格训练。
那个时候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变，白崇禧把它镇压下去了。台湾为什么会发生二二八事变呢？主要是台湾沦陷后被日本统治五十年，二战结束后才交还中国。客观地说，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对老百姓不错，军队也不错，建设也搞得好。一般台湾老百姓就想：日本这么强大，都被我们祖国打败了，我们祖国肯定更为强大。一听说祖国派军队来接收台湾，就扶老携幼，带着水果食物，敲锣打鼓来迎接自己的军队。结果军舰一靠岸，台湾老百姓就大失所望，投降的日本军队是呢子军服，脚上穿的是皮鞋，军纪整肃；而接受投降的国军是棉布军服，脚上穿的是草鞋，一个个衣冠不整、萎靡不振（大部分晕船）。国军给台湾人的第一印象就不好。上岸以后，国军士兵上街买东西喜欢讲价，而台湾人做生意一般不开虚价，不喜欢别人讨价还价。当兵的一看还价还不成，三句话不对头，开口就他妈的，动手就打人。就这样引发二二八事变了。
国民党吸取二二八事变的教训，派我们青年军204师集中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主要是学习台湾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并明确告诉我们：即将派我们去台湾，去改变国军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形象，我们要尊重台湾人民的民风民俗，买东西要给钱，不要讲价等等。我们到了台湾以后，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全副美式装备，卡其布军服，崭齐的后生伢子。衣着整齐，买卖公平；经常跟学校、企业、机关单位搞联欢、打球赛；还办墙报、搞演出等等。台湾人民素质也很高，大部分都识字，语言不通（台湾主要讲闽南话），我们就在地上写字沟通。有的台湾居民要到军营里来倒泔水，走到哨兵跟前立正站好，彬彬有礼地询问是否可以进入军营，得到允许之后才从从容容进去。老百姓在路上遇见国军队伍，立正站好行注目礼，等队伍过完才离开。因为青年军表现不错，老百姓都说：祖国有这么好的军队为什么早不调到台湾来。这个也跟孙立人担任陆军训练总监有关。他是抗战时期远征印缅的远征军总司令，训练非常严格。青年军得到了英美外军的称赞，也被国民党中央誉为“铁军”。
1949年，山东济南被解放军围困了。国民党为解济南之围，把青年军从台湾派过去。我们还在半路上，济南就被解放军打下来了。怎么办呢？我们也没有道理回去，只好留在青岛，没过多久，就跟解放军打了一仗。这一仗我们打赢了。捉到的俘虏说：跟你们一开火，我们领导就说这支军队是不简单的军队，因为别的国民党军队的机枪总是“哒哒哒哒”一下子把一梭子子弹打光，而这支部队机枪开火时是“哒哒”“哒哒”两发两发子弹地打。打了胜仗回青岛的时候老百姓夹道欢迎，喊口号送食品什么的。不多久，南京又被解放军包围了，又调我们去解南京之围。我们还在往南京开拔的火车上就听说南京已经被解放了。最后，把我们调到上海参加所谓“保卫大上海”的战斗，由白崇禧坐镇指挥。最后，在这次战斗中，青年军204师被消灭，我做了解放军的俘虏。为什么青年军战斗力这么强还是吃了败仗呢？主要是青年军和国民党的普通部队不协调。青年军穿的是卡其布军服，用的是美式武器，每天吃26两米；普通国军穿的是棉布军服、用的是杂牌武器，每天吃24两米。因此，普通国军普遍眼红青年军。协同作战共同防守一段防线的时候，如果我们在中间他们在两边，他们就袖手旁观看着我们打：你们不是青年军吗，不是很傲吗，你们不是吃26两米吗，你们自己打啊。就这样，我们在上海失败了。
做了俘虏以后关在俘虏营里，每天吃三餐饭，由解放军的指导员来上课。指导员讲共产党如何好，解放军如何好。这些俘虏都是一些兵油子，没人打算他。你讲共产党好，他就站起来说国民党好；你讲解放军好，他就讲国军好，完全是唱对台戏的架势。指导员也无可如何，最后只好无精打采地走了。在俘虏营里搞了十几天，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看上了我，让我参加南下。可能是因为我最年轻，再又是青年军的，肯定有文化。他们说我年轻，加入国民党军队不久，容易转变。但我当时一门心思想回家，他们动员我几次，我都没有答应，最后把我放回家了。如果我当时答应了，几好啊，现在就是南下干部了，这都是八字命啊。
三、从人民教师到右派
回来之后，没路搞。屋里是地-主成分，人家年轻人参加农-会，女的参加妇女会，我这号人就冇人要，成分历史不好啊。好在当时湘阴县招考小学教师，要有文化不论其他。我一把考上了，是1950年下半年参加教育工作。首先是在三江-落马桥十八完小，然后调到东塘第七完小，东塘之后，调到河市二十五完小，河市之后，是汨滨完小，由汨滨完小又回到河市二十五完小。在学校搞了这些年，都是在完小，没有在小学搞过，而且工作还干得非常不错。为什么呢？一个家庭是地-主成分，二个自己是台-湾回来的伪人员，所以要努力工作好好表现争取领导的信任。我这么一个身份，不仅入了tuan，还当上了tuan支部书记。
1957年散寒假之后，集中到湘阴县城去整风学习，年都不允许回家过。1958年开春，又继续整-风，号召大家向dang提意见帮助dang整风。当时大会小会左动员右动员，我说我没什么好讲的。当时湘阴县tuan委又召集所有小学的tuan支部书记开会动员，说：你们这些tuan支部书记在这次帮dang整风的运动中要带头鸣-放，没什么鸣放的要艰苦回忆；你们这些人与人民群众最接近，人民群众对你们无话不讲，农民有些什么话不敢对干部讲但愿意跟你们讲。你们要趁这次机会把人民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七想八想，想起了一件事。还是在河市完小工作的时候，呷完夜饭，站在学校门口（学校就在河市街上）听见旁边铁匠铺里的铁匠跟一个农民在聊天。他们在讨论基层干部执行dang的政策有偏差，讲得非常艺术：“老和尚那本经是好经，只怪得底下的细和尚念白了字”。我觉得这个铁匠师傅讲得很艺术，就原封不动地把这个话转述给领导。最后定了我一个右派！说：看你这个家伙好坏啊，把maozhuxi说成是老和尚，把全中国所有干部说成是小和尚！有什么办法呢。当时号召我们帮dang整风，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保证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我不服啊，我想一个国家主席，相当于过去的一个皇帝，金口银牙，说话要算数。最后那些干部向我解释：这是maozhuxi说的，这叫做引蛇出洞。划了右-派之后，领导找我谈话：熊仲池，你参加工作以来，任何一段时间工作的工作成绩是不可否定的；但是你这次帮dang整风，鸣放了毒箭，攻击了dang，你应该好好反省。
谈话之后，把我放到一个房子里。他转背走了，我一看又没有关门又没有把我锁起来，我就溜之大吉，跑了。这一哈事情大了，湘阴县所有公安人员、所有基干民兵、所有教师中的积极分子全部出动，我长乐老家被抄家，所有工作过的地方都派人去搜索，所有过河渡水的地方都派人严加盘查，驾船驾划子的老板全部换上公安或武装民兵，找上两三天还是没有找到我。我毕竟还是有头脑受过军事训练的人，所有他们认为我可能去的地方我都没有去。漂在外面，心里还是七上八下不得安宁，虽说身上有钱，但粮油棉都是由政府控制的，跑了今天跑不了明天，再说长乐还有一个家，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想来想去还是回去投案自首。回去以后，把我斗上几天，说：难怪是台湾回来的，抓上几天都抓不到，神通如此广大，不是特-务也是特-务了。
因此把我定为一个特右分子。别的右-派都在湘阴县劳动改-造，唯独把我交到省公安厅去改造。留在湘阴县改-造的由教师中的积极分子带领他们去劳动，我交到省公-安厅劳动改造，那是有枪杆子押着的。一看到枪杆子，眼泪就下来了。没想到，因祸得福。到公安厅去改-造，情况好得很。一个，同改造的人都是大右派，湖南省人民广播电台台长陈明、志愿军写罗盛教的作者（据查，写罗盛教的作者戴煌确实被打成右派，但是是在北大荒劳动改造，可能熊仲池老人记忆有误——周明剑注），还有一个剧作家黄非丹等等。其实越往上越按政策办事，一点也不虐待我们。我们那个叫新生工程队，主要是修京广复线。呷饭虽然是在地上呷的，但每餐都是三菜一汤，病了还有营养餐。没想到我的遭遇更要好些。不知道他们是从档案里还是原单位了解到我会刻钢板，派我去刻《新生快报》，要求还蛮高，不能刻随体字，要刻方块字正体字美术字，还要画插图。这样，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刻钢板，很少去参加实际劳动。这个新生工程队确实好，来探望的亲属可以住一宿，呷两餐。是夫妻可以同居。很多来探望的亲属呷了晚饭住一晚再呷了早饭，然后找到领导去问：你们这里还要不要人？那个时候正是刮五风的时候，外面的人们都呷不上饭，饿起来的时候连草都呷。这里的生活这么好，自然都想来啊。我们经常端起一碗碗的白米饭到周围群众家里兑茴坨呷。除了大家这些好，我还有一个特殊的好。我们住的地方是株洲田心，是株洲火车机车厂所在地。田心火车站那里要建一座百货大楼，叫三八妇女百货公司。房子建起来了，要开张，要请人画商品画作为装饰。不知道为什么找到了新生工程队，新生工程队就把这个任务派给了我和湖南-日-报摄影记者组组长两个人，当然钱归新生工程队赚，我们只是出力。从那个时候起，我们俩每天的进进出出哨兵不再过问。我们清早出门，在那里做事吃三餐，晚上再回来。在那里，生活也好。吃的是公共食堂，但对我们不定量，饭票菜票一沓沓地给我们，随便吃。我们不吃饭，专门点炒菜吃。如果外地来了剧团到那里演出，他们会买好前三排的票给我们：你们两位今晚不要回去了，在这里看演出。他们也知道我们是改造的身份，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呢？主要是希望我们帮他们把事情做好，所以不好轻慢我们。所以，我在那里是因祸得福，那些留在湘阴县改造的人好作孽，拖死好多呢。听讲是全国右派改造最悲惨的地方之一，好像北方还有什么地方也很悲惨。
在那里除了吃得好之外，每个星期至少看一场电影，自己还有一个业余剧团，唱京戏的，都是所谓犯了错误的专业京剧演员，都是名角，文化生活有这么好。剧团知道我会玩魔术，就叫我参加演出表演魔术。为什么呢？因为在我表演魔术的时候他们好去化妆，不会冷场。表演魔术的时候，那些公安人员非常好奇，甚至跑到舞台上来看。从那以后，他们对我非常之好。总之比在外面改造好得多。到了1960年，终于给我平反，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解除劳-动教养，释放回家。
（熊仲池老人口述，周明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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